米露翻译简写英文: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走向时代化大众化制度化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走向时代化大众化制度化

“解决人心的问题，已经到了人心所向的地步。”上海一名宣传干部说。

“经济越发达，越是需要信仰，燃亮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时候到了。”西安一名党政干部说。

“我希望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老板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而不是导火索。”安徽一名企业家说。

“价值观就是好风气，要扭转现在的不良风气，当官的要首先带头。”重庆一名出租司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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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部沿海到西部省区，无论在党政干部的办公室，在专家学者的书桌前，还是在企业家的工厂里，在大学生的宿舍里，在出租车行驶的短短时间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关于价值信仰的采访总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谈起价值信仰构建，人人都是“专家”，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受访者都对此有强烈的表达欲，既有很多思考，也有一些疑惑，但都普遍意识到核心价值的凝聚，共同理想的追求，崇高精神的培育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迫切性。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大众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存在“价值迷茫”现象，社会上暴露出一些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问题。但同时，与思想“多元化”、““价值迷茫”并存的是，基层也涌动一股构建价值体系的热潮，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望，对核心价值和共同理想的热切呼唤。尤其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为兴国之魂，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回应了时代呼唤，社会各界普遍希望加快推进价值体系建设，构建中国发展进步之“魂”。

基层涌动构建价值体系热潮

“十七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为兴国之魂，与时代脉搏高度契合”，多位受访基层干部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重大战略。实际上，近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信仰、价值观的关注度都越来越高，呈现出官方稳步推进、民间高度关注的良好势头。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各地各行业结合实际，都在积极地探索与实践。本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可大致概括为三种类型：

一是高扬革命传统，弘扬红色经典文化，把抽象的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群众生动活泼的文艺实践。例如，重庆近年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等系列活动，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流价值观念，一方面精心遴选经久不衰、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红色文化经典，“唱”《春天的故事》《和谐中国》等精品歌曲，“读”《共产党宣言》等名篇佳作，“讲”江姐、焦裕禄的感人故事，“传”“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等短信箴言；另一方面也博采众长，广纳国外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时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名篇佳作，不断创作富有时代精神的新作品，征集了《平安之歌》《山城之恋》等一批新歌，让内容提供常态化，增强活动的包容性和吸引力。在活动载体上，求新求变，紧跟时代。把主流价值观用彩铃、QQ、微博等新手段“解码”，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据统计，重庆累计举行一定规模的红歌会22.47万场，经典诵读11.36万场，故事会18.2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3亿多条次，市民参与面达到97%，做到了覆盖城乡、深入基层、热在平时。

二是从培育城市精神入手，增强凝聚力，塑造共同价值观。例如，通过292万市民的投票参与，北京确定“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体现了城市精神与核心价值的相互协调、城市共性与北京个性的相互兼容、历史底蕴与未来取向的相互统一、城市特色与市民气质的相互融合，反映了北京特有的文化品位和首善特质。

天津市评选“天津精神”中，在综合专家研究成果和市民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10条“天津精神”候选表述语，向广大市民征求意见。通过网络、短信、信函等多种方式接受市民的投票，使活动本身就成为一个凝聚共识、鼓舞人心的过程。

深圳近年来从“特区精神”到“大运精神”，到2011年票选出改革开放30年“深圳十大观念”，不断为城市精神注入新的内涵，成为市民的价值依归。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为口号的深圳义工队伍已经突破25万人，无所不在的志愿者服务树立了深圳“爱心之城”、“志愿者之城”的良好形象。

三是以提炼关键词为切入点，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上海市年前提出“公正、包容、责任、诚信”四大价值取向，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找到了一个有力抓手，既结合了上海历史文化的积淀，更符合现阶段上海的实际和未来方向。

此外，一些行业价值观关键词也不断涌现，比如“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忠诚、为民、公正、奉献、廉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等等。

大变局与大转型产生精神需求

“构建价值体系的热潮，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广泛的民意基础”，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国林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对内凝聚、对外塑造”的精神层面问题无法回避。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增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要求使价值观问题更加紧迫。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某些势力担忧中国崛起后的价值观取代他们的价值观。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增强了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民间也涌动一种渴望被世界尊重、接纳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精神。据重庆高校2011年调查，当面对“透过汶川大地震救灾、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亚丁湾护航、青藏铁路通车、载人航天的成功等重大事件，您的看法”的多选题时，分别有79.7%、79.1%的人选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渐上升”、“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从内部环境看，当前我国正经历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一些规范、秩序悄然变更，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伦理、秩序又未适时全面形成，出现了道德失范、信任缺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使社会成员感到了不安与焦虑，反过来形成了对信仰、价值观的强烈心理需求。

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发生后，网民在微博发起的“拒绝冷漠，温暖你我”行动，响应的微博达数十万条。在“老人摔倒扶不扶”争论中，北大教师提出“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口号，倡议北大校友勇于做好事，为善行“撑腰”。这种被称为“撑腰体”的文体风行网络，各种地方、各种职业的版本纷纷出现，网民评论“这说明社会大多数人并非冷漠无情的”。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周薇认为，公众对于某种社会冷漠行为的强烈批判与深刻反思，说明大家知道善恶美丑的边界，呼唤良知。

从经济发展看，继续深化改革需要提振精气神，凝聚人心，达成共识。上海市多位受访干部说，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凝练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曾经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当前上海要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相比以往任何时候，尤为需要精神文化的提振、支撑和引领，这已成为上海人的共识。

“深圳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深圳市多位受访干部学者说，30余年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不再“特”，经济领域该突破的都突破了，下一步改革如何走，如何继续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大家都希望形成思想共识。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指出，当前社会某种程度上处在一种“价值迷茫”状态，大家既希望有明确的价值规范，但又不清楚价值规范在哪里，面对社会实践中大行其道的庸俗价值观或者说潜规则，却又有些不甘心，不接受，这是当前价值观以及信仰问题成为社会热点的重要原因。

走向时代化大众化制度化

“虽未入学，先进‘易班’”——这是上海海洋大学为2010级新生准备的入学“见面礼”。什么是“易班”？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委在全市高校中重点推进的网络文化建设项目，因为深得高校众多学子青睐，大学生们把“E-CLASS”昵称为“易班”。通过这家网站，高校辅导员、教师及学生可在线互动交流、交换各种信息及资源、上传照片、撰写博客。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易班”在沪试点高校达到27所，注册用户数38万，建立网上班级17000个，用户发帖数达到790万，平均每个用户每天点击2至3次。网络是接近学生的最好渠道，“易班”的优势就是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和基础管理工作搬上了网络。

与上海一样，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信息传播特点，不少地方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在方式上努力创新，在机制上既问过程又问效果，在制度设计中付诸实践，让价值观教育“润物无声”。

当前公众思想自主意识增强，网络、手机等新兴传播方式普及，出现了“信息来源多样化、信息获取互动化、信息接受自主化”的倾向。多位受访基层干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教育，应该适应这种变化，创新理念，创新方法，做到“润物无声”。

“现在搞价值观教育，不能用老办法‘刻舟求剑’。”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曹存玉说，“看电视、上网、用手机，成了人们接收信息的重要渠道，宣传教育要跟上形势。开大会、做报告、树典型这些老办法，也应该有创新，不然就可能成了形式。”

陕西移动公司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发的“集团手机报”2011年上半年开通。这一平台根据客户群的不同分为地方“政务在线”、厅局“政务通”和行业手机报。用户开展这一业务后，可以将本单位的重要信息、国内外重大新闻、行业资讯等通过手机第一时间传达给内部职工。目前这一“手机机关报”业务已发展到陕西地方电力集团、延长集团、果业局等党政系统和大型企业，通过“点对点”的传播，成为价值观教育的新渠道。

在受访的基层干部看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该注意避免“重传达学习轻效果评价、重宣传讲解轻载体建设、重工作安排轻物质保障”的倾向，将价值观的引导落到实处。西安市临潼区委书记任军号认为，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该借鉴经济工作规律，用系统化的思维抓好落实。首先应该策划定位，接着制定规划、确立项目、抓好落实。不这样层层推进，就容易“悬在半空难落地”。

“文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机制来推进，求过程更要问效果”，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晏朝说，“对此，陕西省作为‘一把手工程’来实施，要求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宣传部门协调指导、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落实、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战略化审视、全局性谋划、工程化实施、责任化落实”是陕西文化建设的方针。晏朝说，陕西最近启动实施了文化强省的“七大工程”，包括舆论引导、素质提升、文化繁荣、文化创新、文化共享、产业振兴、文化人才，以此推动文化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一些地区和行业正在提炼自身的“价值观”、“精神”、“价值取向”等。受访基层干部认为，各地、各行业提炼出价值观后，需要体现在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方能有效践行。应该通过广泛的制度建设，使正向行为得到鼓励，逆向行为受到制约，从而让价值引领付之于行、内化于心。

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内容的北京精神2011年11月初公布，成为首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载体。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傅华认为，价值引领、典型示范、文化推动、制度升华是价值体系建设的四个环节，价值引领是起点，通过制度践行是落脚点。为此，北京市将把“北京精神”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的各个层面，具象化到城市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地铁、公交的低票价就是城市服务方面的创新，安排30多万外来人口子女到公办学校就学便是包容精神的体现。

作为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引导干部重德、修德、行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点，为此西安市碑林区近两年探索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制度。2011年以来，碑林区出台了《关于加强官德建设的实施意见》，并在干部考察中着重体现。根据“公示预告”的要求，干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考察预告函，会在考察中张贴于干部所在单位和居住社区，通过群众评议加强约束。

让道德模范可亲可学

每个社会都需要模范，每个民族都渴望英雄。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谈到，当下部分道德模范遇到困境是社会转型期道德波动的一种反映，世界各国在经济与社会转型阶段均存在道德波动的共性问题，这一现象恰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加强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既要吸取各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也要积极完善顶层设计。在受访专家看来，道德建设仅靠宣传和表彰是不够的，还要有制度保障，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建立起公民道德建设的长效激励机制，使道德模范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地。

为模范树起“防风墙”

“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困难的模范”，与七位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吉林代表一同在北京参加颁奖晚会时，修保律师发现其中两位模范生活困难。在修保的倡议下，吉林省文明办最近正在筹划成立全省道德模范协会。修保说，“有能力的模范帮助一下没有能力的模范，大家抱团取暖，然后共同为社会做点事情。”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认为，让道德模范在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仅有表彰和感动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保障，尤其是坚实的制度保障。比如，建立道德绩效与利益回报相统一的社会激励机制，让好人有好报，好人不吃亏。

2011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对32名生活困难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进行直接帮扶，帮扶资金304万元。这一举动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一些网友表示，“这些人就应该过得好一些。”据了解，从2008年至2010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直接帮扶42名全国道德模范。各地也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活动，各省、区、市共资助各级道德模范3.3万人次，帮扶资金1.19亿元。

奥运火炬手、“感动中国”人物金晶认为，资助无疑是对模范的关怀，可关键还是要创造机会和环境，让模范能够在本行业作出更大贡献、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我曾经向往参加残奥会，获得奖牌，后来没有如愿，其实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在本行业做出点成绩，这样的肯定是对我职业生涯的最高肯定。”

吉林省文明办副主任杨忆认为，当前的诸多举措，仍是对道德模范的临时性帮扶措施，尚需建立长效激励机制。特别是见义勇为行为，亟待在法律层面给予保障。

长春、西安等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建议，可出台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法或条例，从法律层面对见义勇为作出明确规定：明确表彰、奖励标准；明确医院对见义勇为者的受伤、抢救、垫资义务；明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障机制，明确见义勇为者的就业、住房、入学、晋级、落户等优先权等等。

西安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王黎说，现在各省份的有些规定，仍较为笼统，不够细致，缺乏可操作性。长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杨世明建议提高奖励标准。

此外，多位受访者认为，还需理顺见义勇为管理体制。目前各地管理机构不一，有的归口公安，有的在政法委，还有的在民政部门。杨世明建议，能否在政府部门中设立见义勇为常设机构，以协调教育、卫生、民政等相关部门，落实相关保障措施。王黎说，将“见义勇为”交民政部门统一管理或可更顺一些。

培育道德土壤

吉林省长春市已连续三年被媒体评为“最有人情味城市”。2011年以来，长春市涌现出“全城救助‘地瓜爷爷’”、“劳动模范聂永军退还捐款”、“高三男生寒夜救助老人”等感人新闻。湖南湘潭的网友“flies1”感慨道：“看了这些报道很温暖，长春不愧为最有人情味的城市！”

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表示，市里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公民道德建设。几年前，长春市就提出了“宽容大气，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并推出了一系列具体行动和保障措施，激励全市市民创文明城市、建幸福长春，打造全体市民共同的精神家园。近年来，长春市不仅涌现出了刘国江、纪长秋等全国道德模范个人，还涌现出抒写“欣月童话”、救助“地瓜爷爷”等道德模范群体。高广滨说，一个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这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财富，是城市的“软实力”。

像长春市一样，近年来不少地方党委政府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寻找身边好人”、创建“好人城市”，积聚全社会向善的力量。受访专家认为，道德不仅是个人的良知与修养，更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担当。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当下，重新树立道德榜样，发挥示范作用，首要的不是寻找榜样，而是重建道德。

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志愿者队伍到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义工组织，从中央级媒体的人物评选到乡镇村屯的“道德评议”，道德建设的载体和形式不断创新，并且更加贴近基层百姓的生活和实际。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蒋蕾说，模范之树常青必须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只有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人崇尚道德的良好氛围，才能形成道德高地。

探索模范新内涵

东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系研究生苏媛媛不久前被长春市授予长春市好市民荣誉称号。她在网上第一个号召大家帮助“地瓜爷爷”。长春市文明办相关人士表示，与传统道德模范不同，苏媛媛身上不仅体现了爱心、良知，更有智慧。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他们懂得利用网络、微博等方式最快捷、最有效地传递救助信息。

本刊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道德模范的标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表示，社会的道德楷模渐渐走向民间，从“树”走向“选”，楷模的形态也走向多样化。据统计，全国前三届道德模范评选，几亿人参与投票，90%以上的当选者是工人、农民、打工者等普通人。“道德模范”的五种类型：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也都和人们的社会、家庭生活有较大关系。吉林省文明办副主任杨忆认为，“这样评出来的模范可亲、可敬、可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通过互联网涌现了一批“草根英雄”，如“最美妈妈吴菊萍”、“馄饨哥刘大军”。这些“小人物”来自基层，其义行善举发于内心、成于自然，不过于追求高尚，与寻常百姓有一种天然的贴近性，受到网民大力追捧。

受访专家认为，媒体对模范的宣传要避免人为拔高，避免制造“极化”的道德模范。

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所长付诚认为，道德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注重价值观的引导和变化，挖掘传统美德的时代内涵，研究新时代新特征，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