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泽北京豪宅曝光:石岩：德国恐怖主义的原始情景——德国学者格尔德·柯能解读“红军旅”

石岩：德国恐怖主义的原始情景——德国学者格尔德·柯能解读“红军旅”

发布时间:2012-02-01 16:23 作者:石岩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72次　　和恩斯林相比，巴德尔就像小刑事犯？ 　　南方周末：一般的“红军旅”著作都以红军旅的创始人巴德尔、恩斯林、迈因霍夫为主角，为什么你以伯恩瓦特·维斯帕作为第一主角？ 　　柯能：维斯帕有一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旅途》，他死后几年出版，受到了很好的评论。大家把它当作1968一代的身后遗言来读。小说写得非常晦涩难懂，维斯帕完全以意识流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某年月日，服了什么毒品，见了什么人…… 　　维斯帕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德国青年。他始终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他父亲威尔·维斯帕又是纳粹的铁杆支持者——作为一个诗人，他写过大量热情赞美希特勒的诗歌。维斯帕终身无法摆脱父亲的阴影，他只能借助于毒品或者是滥交——他只有做这些事情时，他才可以自己做主。同时，维斯帕又是一个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总想研究出来一些理论，最后他濒临疯狂状态时，还想出一个世界公式。当他认为把所有事情都想透了的时候，他就自杀了。 　　维斯帕是恩斯林的第一个男人。提到“红军旅”的创始人，人们总是说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其实恩斯林才是红军旅最重要的创始人。跟她相比，巴德尔完全就像一个小刑事犯。 　　但很长一段时间，恩斯林在“红军旅”的历史上都面目模糊。通过维斯帕，我重新发现了恩斯林，因为她在因纵火案被收监的1968年到1969年，曾经跟维斯帕通信，后来德国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通信。从这些信件中，面目模糊的恩斯林突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此前，大家都以为，这个女人为了“革命”可以抛弃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但通过这些信件我们发现，恩斯林离开自己的孩子时特别痛苦。每次执行恐怖任务，知道又要伤害别人了，她的罪恶感严重到要自残。 　　这些信息，让恩斯林的形象复杂起来，她不是没有灵魂的暴力分子，恰恰相反，这个人在道德上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现在的格尔德·柯能的观点是红色十年“让德国变得更美好”。他也曾是1968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上图右一为他参与“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开会的场景。（格尔德·柯能/供图） 　　南方周末：据说“红军旅”存在的28年，一共暗杀了34人。不杀人放火的时候，“红军旅”干什么？ 　　柯能：当时德国有三个恐怖主义小组：一个是“红军旅”；一个是偏重无政府主义的“6月2日”；还有一个是与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有交往的极端恐怖组织“革命细胞”。在“红军旅”和其他恐怖分子活动的25年当中，被暗杀的人数要远远多于“34个”。“红军旅”号称自己的目标是世界革命，是为了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斗争。但他们的大多数暗杀行动，并不是为了解放被压迫的大多数，而是为了解放自己被收监的成员，为此他们不择手段。 　　二战后，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在1960年代爆发大规模青年运动。与其他国家不同，惟独这三个国家的青年运动出现恐怖主义。当时，意大利恐怖组织杀的人有德国的十倍，他们的组织成员也是德国的十倍，而且制造的事件要血腥得多。在1978年，甚至发展成为国家危机，因为他们当时连总理都暗杀了。1980年代，通过对这些组织的围剿，这些恐怖分子慢慢销声匿迹了。 　　在德国，大家对“红军旅”议论得特别多，因为“红军旅”成员很少，而且他们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恐怖分子反而因为人数众多，面目模糊。 　　南方周末：在行动之外，“红军旅”有没有什么哲学体系？他们对这个世界持什么样的主张？ 　　柯能：“红军旅”第一代头子之一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成为恐怖分子之前是一个左派记者，曾写过很多文章，为“红军旅”的行动做出一些辩护，比如“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至于你所谓的哲学思索“红军旅”是在监狱里完成的——对他们的审判持续了好几年。 　　迈因霍夫曾写过一篇200页的文章。她认为当时整个社会都被资本家控制住了，这些人控制、压迫底层大众，使大众完全失声。此外，她还认为，德国是美国的殖民地，就像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一样，她把“红军旅”的主张命名为“解放社会主义”——用暴力对抗大众被完全控制的局面。 　　1977年，一个作家写过一本书《希特勒的孩子们》，提出“红军旅”的行动完全是报复，“红军旅”的父辈参加世界大战，通过战争占领其他的国家，而现在他们的孩子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种意识形态——认为西方民主国家都是自己的敌人，其实他们还是想挑起世界战争。这位作家的观点我不是完全赞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 　　萨特：“那家伙是个十足的笨蛋” 　　南方周末：当时德国的左翼组织对东德和苏联有什么看法？ 　　柯能：当时我所在的组织叫“共产主义德国大学生联合会”，我们这个组织认为：我们与苏联和东德是死敌。我们受了中国当时理论的影响，认为苏修比美帝更可怕。“红军旅”在后期倒是跟东德有联系，他们通过前东德的秘密警察，在东德隐姓埋名地生活——西德已经不接受他们了。 　　南方周末：萨特曾经去看望过监狱里面的巴德尔，萨特对“红军旅”是什么样的看法？ 　　柯能：这也是“红军旅”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其实“红军旅”引起大家关注不只局限在他们在外面活动的时间，还有他们1972—1977年被关在监狱的那段时间。因为他们仍然对外界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支持者经常会把监狱里几个人的话传出来。 　　监狱里被关着的那几位，宣称他们正在成为德国监狱的实验对象。监狱通过持续的噪音、特殊的强光折磨他们，使他们慢慢地不被外人察觉地死去……他们宣传出来的这些东西，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认为德国的监狱在进行人体实验，将其视为德国的丑闻。 　　事实上，所有被收监的“红军旅”成员被判罪行跟普通谋杀没什么两样，他们被关在单间里，房间很小，但有床、桌子、必要的生活用品。同时，监狱里有图书馆、健身房，罪犯在走廊里放风的时候，也可以会面。当然，监狱外部有很强的防范措施，因为怕恐怖分子暴力营救。但监狱内部的生活并没有怎样悲惨。 　　萨特去探监的时候，眼睛已经快失明了。他被带到监狱的一个房间，往里看了一眼就说：“天哪，人要一直被关在这里，太可怕了。” 　　不过他在别人的陪同下跟巴德有一个简短的谈话。当萨特走出监狱的时候，他说：“那家伙十足是一个笨蛋！”当然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说。 　　红军旅是彻底的疯子？ 　　南方周末：从1970年代到现在，研究者对“红军旅”的态度有无变化？ 　　柯能：人们对“红军旅”从来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态度，所以也谈不上阶段性变化。怎么说呢？“红军旅”这个事让人觉得好像挺有吸引力，但它又很难界定。 　　“红军旅”最后几次行动是在1990年代初。1991年，他们谋杀了当时德意志银行的经理；1992年谋杀了负责东德企业私有化的机构的老板；1993年谋杀了一个美军士兵：由“红军旅”的一个女性成员跟美国大兵一起跳迪斯科，跳完之后到森林里，她就把那个士兵给枪杀了，并且拿了这个士兵的身份证件，可能是想到美军驻扎军营里面放炸弹。这位成员1994年入狱，以谋杀罪被判20年。她后来对自己的罪行非常后悔。1994年前后，她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自我批评，重新检视“红军旅”，对红军旅1998年的彻底解散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她已经进入假释阶段，在朋友的报社里做志愿者。 　　南方周末：你写过《红色十年：我们的小的德国文化大革命1967—1977》，“德国文革”就其规模来说是全民运动还是仅仅是一种青年亚文化？ 　　柯能：德国的“红色十年”始于1967年6月2日的大学生班诺欧·诺所格之死，结束于1977年9月雇主协会主席施莱尔被谋杀。当时，在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SDS）和红军旅（RAF）之间，活跃着大批年轻的、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的极端主义分子。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是人们故事的主角，而且他们的故事总能让孩子们竖起耳朵、全神贯注。 　　我用“小文革”的概念，其实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德国从1967年到1977年的学生运动，跟中国的“文革”其实有非常巨大的差别。当时德国处于转型期，学生运动更多是文化转变，出版报纸、书籍、组织社会公众讨论…… 　　中国的“文革”，所有的喉咙喊的是一个声音，但德国不是，不同的团体之间有激烈的争论。 　　德国的“红色运动”走在最前沿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后来抗议活动扩展到几乎整个社会，也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参与进来，因为整个这场变革涉及到很多的领域，比如说两性关系、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雇员和雇主的关系——在德国传统企业的管理模式是军事化的。 　　红色十年让德国变得更美好？ 　　南方周末：红色十年“让德国变得更好”，为什么这么说，难道恐怖行动不会在社会中产生仇恨和裂痕吗？ 　　柯能：恐怖分子自称为了解放绝大多数，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为了解放自己，为了把收监的同伙救出来。在这些恐怖分子制造的血案中，整个西方社会开始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人？社会的哪根链条运转不灵？ 　　总的来看西德的历史，除了1960年代出现过极端运动之外，之后都非常平静，正因如此，当年的恐怖主义运动才如此强烈地保留在大家的记忆里：当时是社会高速发展期，突然走向暴力，很多人都迷惑不解。 　　当时大部分左翼青年参与活动的本身是非政治的，印了很多宣传品，组织全社会的讨论，虽然我们发动群众的努力基本都是失败的——虽然我们没有改变社会，我们却改变了个人。“红军旅”在当时就是极少数，他们是当时席卷全社会的左翼青年运动中的一支力量，但他们走得太远了，变成了“极左”。 　　当时德国有个口号“第二条教育道路”，出身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可以通过上夜校弥补自己的不足。当时教师这个职业类似公务员，要从事这种职业，按照基本法是要宣誓的，政府不希望思想激进的人进入这样的职业，但我所在的组织却成功地“潜入”夜校，组织年轻人读《资本论》。 　　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在上海当教授，他爸爸就是德国公寓大楼的门房，家境不好，只能做银行的学徒，加入我们这个小组之后，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后来上了大学，成了教授。从199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工作了。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例子，个人解放、个人命运改变的例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经历了“红色十年”，原来僵化的两性关系、代际关系、雇佣关系都得到了改善。 　　1977年的“德国之秋”是德国左派运动的转折点。从最为血腥、红色浓度最高的这一点开始，德国的左派运动开始从红变绿。不同的年轻人团体，借着1968一代的抗议口号，借助青年运动的能量，开始筹建德国的绿党。当时绿党被人视为“环保疯子”，但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执政党，德国16个州的州议会大部分都有他们的席位。当今德国政坛是1968一代当权，很多政要都曾参加过当年的左翼学生运动。 　　（感谢张晏女士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