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变台词英语mp4:周恩来弥留之际叮嘱张春桥：到底说了什么？

        到1975年9月，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

　　但是打开他这大半年的工作安排日程，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每天的生活！

　1975年3月到9月间的半年里，周恩来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维尔德茨在抵达北京时，表示希望拜会周恩来总理。他说，只要周总理能腾出几分钟，他就去亲自转达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希望总理早日康复的良好祝愿。

　　9月7日中午，他们访问团正在参观首都的一家工厂时，接到通知：周恩来当天下午1点将在医院接见。在约定的时刻，周恩来从病房走了出来，他步履艰难但不要人搀扶，自己勉强从里间的病房走到外面的会客室，尽管只有短短的几步路，走得却非常艰难，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心里无比难过。

　　周恩来在会客室迎接了维尔德茨和代表团成员。

　　他用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支撑在沙发边沿，左肘抵在沙发扶手上，为尽可能缓解腹部伤口未愈合而带来的剧痛，上身艰难地向前微倾，凝神听着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谈话。他的浓眉拧着，目光依然明亮。

　　病魔侵蚀了周恩来这位东方美男子的儒雅阳刚的容貌，却没有改变他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从容不迫的笑容。

　　寒暄之后，维尔德茨关切地把话题转到总理的健康上来。周恩来淡淡一笑，好像开玩笑似的：“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回想起十年前，也就是1965年他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前任领导人格·乔治乌·德治葬礼的情景。他对客人说，那是在3月，他不穿大衣，一点也不怕冷。那次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时，他随送殡行列走了四个多小时，但现在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

　　临别，周恩来怀着对人间无比眷恋的心情说：“布加勒斯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为不能再次访问那个美丽的城市而感到遗憾啊！”

　这次会见，原来规定只有十五分钟。规定时间到了。但周恩来表示还要再说一些话，这些话请维尔德茨一定转告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同志不必为中国共产党担心，尽管它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这里是暗示“四人帮”在捣乱）。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言毕，周恩来在305医院留下了他生前的最后瞬间，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随之而落下了帷幕。

　　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后，不到半个月，9月20日，周恩来准备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

　　到此为止，两年多的时间，周恩来一共承受了大大小小十多次手术。这次手术前，医生为他注射了术前麻醉剂，推车都停放在他的床前。而他走进卫生间，将门反锁，把自己关在里面，竟然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出来。邓颖超非常着急，几次敲门，他也不回答。

　　知夫莫过妻，邓大姐自言自语：“唉！又在写东西。”

　　写东西？大家暗暗猜测，也很意外。难道总理真的挺不过这一关了？这是不祥之兆啊！

　　终于，他走了出来。原来他在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自己一人在卫生间，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了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周恩来所写的不是遗言。他要为自己五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作最后的申辩，为国民党制造的所谓“伍豪启示”澄清早已澄清的事实。

　　周恩来一生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他年轻时没有享受过人生，没有子女，没有家产，晚年又忍受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属于自己的唯剩这把随时都会化为灰烬的忠骨。他忍受了许多许多，唯独不能忍受对他政治生命的践踏。在生命最后一刻，他要做的竟然是为了一个不应该让他承受的冤案申辩，为保护清白的政治名誉而不惜耗尽最后一丝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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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主席：

       一九七五年六月间，在癌细胞的吞噬下，逝世前的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在病榻上强撑着起来，用颤抖的手提笔给毛写了一封信：

　　问候主席，您好！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75．6．16．22写罢这封信后，周恩来又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中国人民一直在怀念他。

　　当那个平凡而伟大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面前时，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布尔什维克仿佛又回到了我们中间寻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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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梁衡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革”：“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陈毅，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二是抓生产。周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统的。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著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著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小孟此时正在主席卧室里值班，主席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经验，她知道这是有人来送条子或送东西来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了大厅里长条桌子上的纸条。她心里有些紧张，她仿佛意识到会有不幸的消息传来，她一下拿起了那张32开的白纸，一行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看了又看，她凝视着，拿着那张纸，一动不动，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到了脸颊。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这之前的十几个小时内，周总理的病情报告便不断送到主席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这一份又一份的病危报告，治疗方案、抢救方案的报告。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张耀祠得知这一噩耗，马上来到主席的大厅，告诉了在毛泽东卧室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了平时常用的一支铅笔，一支很轻很轻的笔，此时变得很重很重，她用歪歪斜斜的笔迹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主席大厅里的条桌上。

　　小孟把纸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她擦了擦泪水，回到了主席的卧室，主席依旧在那里看书。他根本没有留意到小孟去大厅里的事，小孟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又坐在了主席床边的沙发椅上，也顺手拿起了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看着。

　中午吃过饭后，主席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主席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她决定找机会把总理逝世的消息告诉主席。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给主席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然后她觉得再也没法隐瞒了，便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她一向很高的嗓门，很快的速度，忽然变得低沉、缓慢：“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主席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小孟自己已哭出声来，泣不成句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此时的小孟，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无声的悲哀弥漫在主席的卧室里，卧室里此时显得格外沉寂，仿佛这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仿佛整个世界都睡去了。

　　主席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主席始终不说一句话。此时，能用什么话来表达感情于万一，几十年同舟共济，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同志先走一步，永远离去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长年多病，身心交瘁，力不从心，他不能不触景生情了。

　　总理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

　　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

　　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汪东兴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当时，“四人帮”一伙，对周总理有刻骨仇恨，他们对总理的悼念活动，进行了种种干涉。什么不许戴黑纱，不许开追悼会，不许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四人帮”一伙在一起谈笑风生，打扑克，看电影，听音乐，他们真比过节还高兴。江青还特意穿上了她平时根本不穿的红色毛衣。这些举动，人们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想不通，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总理的悼念活动一压而压?人们多么希望当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着最高权威的毛泽东，说一句话，有一个行动，表示对周总理的公正肯定啊!人们曾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总理在住院期间，主席去医院看望总理，还给总理送了营养品，只不过没有登报，发消息。但这只是人们希望，这是人们在渴望中编出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罢了。人们多么希望总理的追悼会毛主席会去参加啊，哪怕只露个面。

　　但人们失望了。又有谁知道毛泽东当时的处境，他当时早已力不从心，参加追悼会，于他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了。

　　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14日的下午，又是小孟给主席读报的时间。小孟给主席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

　　小孟读着，忍着眼泪。毛泽东不再是默默地听着，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他又能说些什么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他的痛哭，已诉说了他深厚的情感，这里有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哀伤，有对几十年来交往的回顾，有对自己暮年多病的悲凉，有对自己已无力回天的沮丧。周恩来的谢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

　　毛泽东大概也感到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伤。

　　听悼词时的嚎啕大哭，能不是一种真实感情的流露，这里面能没有对周总理的沉痛悼念?

　　在后来几天每次给毛泽东读有关悼念活动的文章，各国的唁电，他都会默默地流泪。每当小孟发现时，她自己也不忍再读下去。她会想起汪东兴的叮嘱：主席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多读这样的文章了。

　　周总理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未能摆脱悲伤的情绪。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主席，因为总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欢乐。那段日子里，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他常常沉默着。

　　就在这种气氛中，1976年的春节到来了。1975年12月26日，他度过了他最后的一个生日。1976年2月4日，他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他的最后一个生日，还有过一些快乐，而他的最后一个春节，却难得有一点欢愉。

　除夕夜，他的住所，依旧显得冷清而寂寞，没有亲人的团聚，也没有招待朋友的宴席，只有小张、小孟陪伴着他。

　　“放点鞭炮吧，你们也应该过过节。”

　　当午夜，中南海外边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时，他听得那么真切，他一下子意识到了这是除夕，这是春节。他看看小张，又看看小孟，用他那低沉而有些沙哑的声音说：

　　谁能相信，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春节。他的悲凉，他的寡言，难道没有对已故战友，对周总理的悼念?

　　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和小战士谈学文化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乡，来到农民家做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托起菲律宾马科斯夫人的手轻轻一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给小孟讲故事，话家常的时候?我们能不觉得，毛泽东是个极富于感情的人吗?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毛泽东是个富于感情的人，他虽然早已被称为“领袖”、“救星”，早已高高在上，但他同情弱者，看重友情，感情细腻而丰富，这不能不说是他一贯的性格特点。

　　从他留下的诗词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情感，既有缠绵，又有豪迈果敢，既有潺潺流水，又有气壮河山。诗言志，更言情，30多首诗词，更是他丰富感情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