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郎 主题曲:中国国民党军统(15)大案之1937年7月28日汉奸殷汝耕在北平通县被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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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军统(55)
  此时,忽然传来消息,尚小姐出事了。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不清楚,但尚小姐已被殷汝耕监禁。
  戴老板交代过来的人,居然在自己手里失陷于敌,毛万里急得不行,到处想办法,可又能有什么办法?
  正在没奈何处,尚小姐居然自行脱困,凭着一己之力逃离虎口。其中,颇有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曲折,但拿“有勇有谋”这四个字放在尚小姐身上,当是恰如其分。
  这位尚小姐究竟何许人也,正史不载,但经多数人判断,此人应该就是向友新。

  向友新,原名赵渝,原是胡逸民的姨太太。
  胡逸民,1890年生,浙江永康人。胡逸民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中山先生病逝后,胡逸民与李大钊、林伯渠等同为第一组守灵人。在北伐中,胡逸民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总司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由于专事审判、羁押,外号人称“北伐军中刽子手”。
  胡逸民的一生,先后督建过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等三座大牢;可笑的是,他自己又曾经四次坐牢,因此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而著称。
  1935年11月,胡逸民第二次坐牢出来,被派到西北做杨虎城的工作,当时红军已到陕北,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也驻扎在西北,因此这里成了特务处的情报工作重点。
  通过了解,戴笠的目光集中在了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身上,他通过自己的朋友、汉口市警察局长蔡孟坚结识了胡逸民两口子。
  按:蔡孟坚,生于1905年,江西萍乡人。1931年,年仅26岁的蔡孟坚在武汉抓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是顾顺章留了一手,中共的历史恐怕需要改写。”

  蔡孟坚的公开身份是汉口警察局局长,同时是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也就是说,蔡孟坚是中统分子。很奇怪的是,他和军统头子戴笠却是好朋友。
  通过一番工作,戴笠成功地把向友新拉了过来,并介绍她秘密加入了特务处,成为一名“直属情报员”,与其保持单线联系的,正是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的毛人凤。
  胡逸民哪里知道后院已经起火,通过他这个“中介”,十七路军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进入特务处囊中。
  杨虎城不是胡逸民,很快就发现内部出了问题,马上把所有渠道统统掐断,胡逸民还在莫名其妙,整天查身边的人,看是谁出了问题。

  为了保护向友新,戴笠将计就计,给胡逸民安上了一个擅自搜集情报、破坏“中央”与十七路军关系的罪名,把这个盖监狱的专家第三次送进了监狱。
  这时,适逢“殷汝耕案”,因向友新与殷汝耕相识,戴笠遂将其派到北平交给毛万里“运用”,没想到画虎不成。但向友新能在万般危险中逃出生天,也不是一般人。
  逃回重庆之后,向友新改名为向影心。1938年,向影心嫁给了她当年的联系人毛人凤。
  估计毛万里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的“尚小姐”,几年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他的“五嫂”(毛人凤在家中排行第五,毛万里是其六弟)。
  如果光是这点事,胡逸民和向友新这两个人,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但这两口子还做过一件事,足以使他们写进现代史。

  1935年01月29日,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同志,在江西怀玉山区被捕,关押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当时胡逸民也在这里坐牢,因他身份特殊,有相当的自由度,连带着经常来探监的向友新,都结识了方志敏,一来二去,彼此就很熟了。
慢慢地,胡逸民为方志敏的革命意志所打动,一个老国民党、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为了尽朋友之道,胡逸民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安排方志敏越狱,但可惜未能成功。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被秘密处决。临刑前,方志敏将自己在狱中全部16万字的文稿,包括致党中央的一封信交给胡逸民,请他带到上海,交宋庆龄、鲁迅等人转交党中央。并对胡逸民说:“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威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
  1935年11月,胡逸民出狱后,通过几条渠道送出了文稿。其中一批,经向友新之手辗转交给了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女士,胡子婴通过宋庆龄交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同志。在这批文稿中就有为我们所熟知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

  胡逸民的义举,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闲话军统(56)
  回过头来再说戴笠的“好朋友”。
  陈恭澍亲自去车站接的,这回来的好朋友叫胡永荃,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反正都是化名,符号而已。
  胡永荃大高个,器宇轩昂,两口子来到天津。
  胡永荃的做派象极了王天木——也不见他上班、也不见他有什么正经的营生,花起钱来可是毫不含糊,大手大脚,一来就先租了一套大房子,没事就请陈恭澍过去坐坐,请吃饭。
  没过几天,胡永荃又买了一辆汽车,请陈恭澍去兜风,并且说,我这车没啥用,要用车尽管开走,把陈恭澍听得啧啧称奇——这戴老板交的朋友都什么路数!
  一来二去,陈恭澍与胡永荃已经很熟了。在聊天中,陈恭澍得知,胡永荃带来的其实是个姨太太,她的亲姐姐,居然就是殷汝耕的姨太太。
  ——原来如彼,这才是戴老板的用意!
  于是陈恭澍试探着问胡永荃,可不可以让“嫂夫人”跑一趟通县,去看看姐姐,包括那位素未谋面的汉奸“姐夫”殷汝耕。
  没想到胡永荃一口答应:“没问题,让她跑一趟,你们想让她看什么,你自己直接交代给她吧,省得我转述说不清楚。”
  哈,胡永荃“门儿清”。
  戴笠的朋友,都跟戴是一个类型的,脑子极为好用——你们想干什么事,我全明白,但决不会去点破。你让我办的事,能办的我全办。不该问的,我一句都不会多问。
  于是陈恭澍对胡夫人进行了一次“速成”式的情报侦察培训,包括从进了大门到离开,都需要观察哪些事物、谈话中旁敲侧击地,应该了解哪些内容,等等。
  胡夫人也是个脑子十分清楚的人,一趟通县跑下来,不但回答了陈恭澍的所有问题,而且对陈的打算也了然于心。
  陈恭澍的意思是——拉出来,或者打进去。
  所谓“拉出来”,就是从殷汝耕的身边发展一个工作对象,纵不能直接制裁汉奸,也可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
  对此,胡夫人直截了当地告诉陈恭澍——没戏,首先,她姐姐肯定不是这块料,别再把她给吓死了。其次,她身边的人,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连他姐姐,都不是想见殷汝耕就能见到的,遑论他人。你发展一个干粗活的,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万一泄了密、掉了底,岂非适得其反?
  再就是“打进去”,派一个人到殷汝耕身边卧底。
  这条路,胡夫人认为,要想往殷汝耕身边派人,那是想都别想,因为甄别很严,日本人都要插手,不是殷汝耕自己所能决定的。

  如果是往她姐姐身边派个人,胡夫人倒认为靠谱,因为进个女佣的事情,她姐姐是可以做主的,但不能让她知道真相。
  这个意外的线索让陈恭澍很兴奋,但问题跟着就来了。
  ——天津、北平两站,都没有女特工。到哪里去物色这个“女佣”?
  陈恭澍自然又想起了当年的杨玉珊。
  前面说了,杨玉珊已经嫁给郑恩普,并且离职回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按:在特务处的早期,规矩还没有那么大。一般的工作人员,结婚、离职,都不太管,即便是陈恭澍,结婚也没有打报告,后来戴老板知道了,不太高兴,但也没有太说他。

  到抗战一开始,也就是军统成立以后就不行了。首先是抗战期间,一律不准结婚;第二,所有干部,无论有没有家,下班后一律住单身宿舍,不准回家;第三,任何人不准离职,“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不过,话是这么说,也不是绝对的,分人的——毛人凤不是结婚了?毛森不是结婚了?沈醉不是结婚了?都是在抗战期间的事。
  所以啊,所谓规定,都是规而不定,看你在单位混得怎么样了。
  陈恭澍约见杨玉珊,杨慨然应允,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义不容辞。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杨玉珊是近视眼,而且是不戴眼镜看不见路的那种,这可就有问题了,哪有戴眼镜的女佣?
  现在的保姆、阿姨,戴眼镜的都极少,何况是70年前,这太令人起疑了,不行。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他问胡夫人,有没有可能请殷汝耕到天津来做客,就便下手。
  对此,胡夫人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人家殷汝耕现在是一个“政府首脑”了,架子很大,不是随便能请得动的。即便是他自己万般想来,也得看日本人同意不同意,那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可遇而不可恃。如果干等着他来,那得把人急死。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可怎么办?
  闲话军统(57)
  这个时候,特务处的另一条线起了作用,这事说来话长,得从头说起。
  前面说了,特务处一直在策反“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部队冀东保安一大队,冀望把“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个“连锅端”!
  我们现在通称的“伪军”,在抗战期间是有个正式名称的,叫做“皇协军”。
什么含义,笔者没有考证过,从字面上看,因日本鬼子自称“皇军”,那么“皇协军”估计就是协助“皇军”的意思了。
  不过这个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全面入侵中国,“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当时属于“试验田”、“新事物”,一切都没有那么“规范”,所以,它所属的伪军部队,就是很简单的叫做“冀东保安队”。

  “冀东保安队”听着不起眼,但规模可不小,尤其是他的第一、第二两个大队。
  第一、二两个大队的老底子,是于学忠的部队。
  于学忠原是吴佩孚系的,后转投奉系,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后,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4月任华北军第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
  1933年5月《塘沽协议》签订之后,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密令于学忠另成立五个特种警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
  于是,于学忠抽调51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下级军官,从河北征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分任总队长,每人都统辖7000多人,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规模还是很大的。后来又成立了三个总队,就没这么大规模了。后来于学忠又跟着张学良去了西北,接替他的商震,将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冀东。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殷汝耕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成了汉奸武装。
  张庆余等人当然并不甘于当汉奸,曾经请示过商震,商认为暂时不宜“翻车”,可以先这么对付着。

  ——既然政府都认可了,那张庆余他们自然也就只能“对付”着了。
  问题是你张庆余肯“对付”,别人不这么想。
  首先是张庆余的儿子就不干,认为给这样一个汉奸爸爸当儿子实在是丢人,于是登报声明,与张庆余脱离父子关系。张百口莫辩,只好让他的太太转告儿子:将来总有见分晓的一天,你耐心等待,看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恰在此时,特务处找到了张庆余。
  这里先要叉开一笔,说说平、津两站的人事变动。
  因为——王天木又杀回来了。

  1936年底,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进入新的合作阶段,同时对日形势吃紧,正在用人之际,王天木是留日的,急需他这样的“日本通”。于是戴笠禀明蒋介石,放出了王天木,并派回北平,接替担任站长——等于是王天木和陈恭澍的岗位掉了个“个儿”。
  至于李果湛,则派到武汉,担任湖北站站长,临去之前,还特地从临澧特训班条了个女学员当“工作太太“。
  ——怎么样?当“头儿”的就是不一样吧。
  不久以后,由于北平已经成为对日作战的前沿阵地,戴笠将北平站升格为北平区,区长仍为王天木,书记为毛万里。北平区下辖三个站,北平范围内的两个,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另外还有一个察绥站,站长就是后来很著名的马汉三了,但此时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另外,站下边还有若干组,还有颇多的“直属情报员”,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机构了。
  但是,就一样——没有行动组。所以,行动工作,王天木依然要依赖他的小兄弟陈恭澍。
  天津方面变化不大,只是陈恭澍的爱将白世维被戴笠调回了南京,因已临近战时,准备加强蒋介石的随侍安保力量,戴笠当然不会放掉这么好的机会,准备向蒋推荐白世维。但后来此事没有办成,白世维本就不想再搞行动,趁机申请进陆大深造去了。

  抗战胜利以后,白世维被派回北平,当了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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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了,特务处还有另一条线在做殷汝耕的工作。
  最初,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副站长尚玉策反了冀东保安一大队督察长方诚泽,通过方又联系上了张庆余和张砚田,结果正在这个“掯节儿”上,方诚泽暴露了,只好逃走,线索就此中断。
  此时,陈恭澍已派回天津复职,并襄理“殷汝耕案”。通过了解,陈恭澍发现张庆余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事情就有这么巧,天津站军事组副组长傅丹墀跟他居然是同学。

  这就好办了,本来张庆余就不愿当汉奸,老同学一出面,那还有不成之理!接着,傅丹墀又通过张庆余很顺利地联系上了他的副手沈恩波和保安二大队大队长张砚田。
  由于陈恭澍、王天木的历史渊源、平、津两站基本等于一体,所以此项工作,一直是北平站站长李果湛在统一指挥,陈恭澍以“客卿”的身份从旁协助。接着傅丹墀与二张联系的,是北平站下边的“天津直属情报组”组长吴安之。
  吴安之,东北人,原是张学良的警卫旅团长吴泰勋的手下。
  按:吴泰勋的父亲就是奉系的元老吴俊升。张作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时,以吴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专车离京回东北,吴俊升到山海关接他。4日清晨行至皇姑屯,触发了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吴俊升被铁路道钉穿入脑部,当即丧命。张作霖亦受重伤,当晚死去。
  因此,张学良非常关照他这个世家小弟,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团长,自然也是受张的提携。
  1931年,戴笠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会见张学良,从旁引见的就是吴泰勋,当时吴年仅19岁。

  根据蒋的要求,戴一直在做东北军的工作,因此戴刻意地结交张学良,同时也很注意笼络张的亲信吴泰勋。为此,戴笠也跟张、吴二人拜了把子,戴为长、张居中、吴为小弟。
  在平、津两地,吴泰勋都有很多社会关系,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连带着戴笠也结交了很多朋友。王子襄的妹妹王玉梅,就是吴泰勋介绍给戴笠的认识的,不想这一介绍送掉了王子襄的一条命。
  吴泰勋是典型的贵介公子,连家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一切由他的太太朱九小姐(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钤的第九个女儿)打理。不幸朱九小姐于1948年飞机失事,结果一下家道中落,晚年的吴泰勋竟致一贫如洗的悲惨境地,1957年,吴泰勋在贫困潦倒中病逝于香港,享年45岁。
  当年,吴泰勋还介绍了一些手下给戴笠,都是他父亲吴俊升的亲信,除了吴安之以外,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后来当了汉奸的裴级三。
  吴安之也是东北讲武堂出身,又是东北人,做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他带着张庆余、张砚田、沈恩波秘密会见了李果湛,表达了反正的诚意。并派沈恩波为代表,由吴安之陪同,秘密到南京谒见了戴笠。戴笠非常满意,指示北平站全力配合行动,并要求二张创造条件,掩护一座秘密电台,以便与北平站保持联系。
  1936年底,王天木接替李果湛为升格后的北平区区长,继续做此项工作,由于前期的工作比较扎实,一切事情进展顺利,二张的反正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无妨说,王天木摘了个特大号的现成“桃子”。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
  7月27日凌晨,日军向驻扎在通县的中国守军29军某部发起攻击,事先要求保安队予以配合。结果,张庆余部不但没有配合,反而提供方便,放跑了突围的中国军队。
  为了报复,当天上午,日本鬼子就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炸死了十几个保安队队员。张庆余找来张砚田、沈恩波商量对策。张砚田有些顾虑,觉得日本人已经有所怀疑,主张慎重行事。沈恩波则表示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大不了跟日本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干脆就此扯旗造反算了!
  张庆余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观察一下形势再说。
  观诸历史,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源于某些很不起眼的小事情。
  7月28日,张庆余碰上了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日本特务头子细木繁,细木繁毫不客气地质问张庆余: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没有截住29军?
  张庆余也毫不示弱,说:我们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管不着你们这事!

  细木繁大概也是没想到居然有人敢顶撞他,冲口而出:“我撤了你信不信!”
  张庆余大怒,他取出手枪冲着细木繁说: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旁边人赶紧上来劝,俩人临走时都是愤愤不平。
  怒不可遏的张庆余,憋了好几年的窝囊气此时终于爆发,当即找到张砚田、沈恩波,决定1937年7月28日夜12时,以一、二两个大队为主,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