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永辉超市地址:程兆奇:谈“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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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伪军”尤其是集团性“伪军”和国共两军的冲突无论规模还是烈度都相对较小较低。“伪军”和国共两军不是没有冲突,比如日本投降后接受国军第五路军番号、1948年“起义”后更被编为解放军第三十五军的吴化文部,与山东的八路军即曾有频繁的“磨擦”。我所说的“相对较小较低”也不是和同时期苏德战场或美日太平洋战场相比,当时中国的本钱还打不起那样规模的战争。我说的“小”和“低”是和抗战前国军对红军那种赶尽杀绝式的围剿、特别是和抗战后国共之间动辄投人数十万上百万军队的会战相对照,那样的“你死我活”,那样的不惜一切代价,在“伪军”和国共两军的折冲中是完全看不到的。当时最重要的“伪军”集团,无论是黄淮平原的孙殿英、李岚峰、孙良臣、庞炳勋部,还是江苏地区的郝鹏举、李长江、任援道部,和国共两方都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如果“伪军”只有“帮凶”的一面,这种“相安无事”的状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伪军”实际起到了避免日军和国共两军同归于尽的“缓冲”作用。   将这种“缓冲”作为“伪军”的正面意义,并不是否认玉石俱焚的气节或气概,而是觉得我们的民族总要生息繁衍下去,这是比任何高调的“大义”更高的根本。因此如何以较小的代价保存民族的元气是当时中国人不能不面对的严峻课题。其实早在抗战之初,国共两党对如何因应日军的侵攻已有了相当清醒的认识。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毛泽东的“持久战”,不能说没有党益的考量,但在大而弱面对小而强的局面下避免孤注一掷的硬拼确实是惟一可行的抉择。   从保存民族元气的高度说,“伪军”的“缓冲”作用尤其表现为隔开了日军对日占区民众的直接接触。这一点有必要略加说明。   直至今天仍有相当多的日本人以为日军军风纪无可挑剔[10],和深刻于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极差印象截然相反。由于日本一直有人认为战时中国和西方有关记录是“敌国”和助敌之国的宜传,不具客观性,所以我曾据战争早期仅仅数月即撤销建制的第十军的《法务部阵中日志》、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日记等烬余的日军相关文献,证明即使仅据残存的日方文献仍足可见侵华日军军风纪相当败坏。[11]从这点上说日军军风纪败坏确实是中国民众的灾难。不过我在此并不是要表明“缓冲”的必要在于日军军风纪的败坏,而是想强调即使日军纪律严明同样会给中国民众带来灾难。   前两年我在一篇有关东京审判的文章中谈到武士道崇尚的“轻生死”对战前日本人生死观的影响,并以“特攻”“玉碎”为例,说明生命价值在战时日本受到的完全漠视不仅造成了大量军人的无谓死亡,在塞班、硫磺岛、冲绳等战役中集中表现出来的平民的近乎疯狂的“视死如归”更可见战时日本的“精神面貌”已到了极端异常的程度。如果说中日两个民族确有不同,“日本人”的绝对服从,事事顶真,和中国人的散漫、得过且过本来就有极大反差,及至战时日本人那种在文明史中极为罕见的无视生命倾向的愈形强化,和偏重保全的汉民族更是绝难相容。我觉得日军在我们民族记忆中刻下的之所以是既凶且暴的深刻印痕,确实和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有很大关系。所以,无论日军军风纪是好是坏,对中国民众而言都是恐怖的存在,也因此“伪军”作为日占区民众避免与日军直接接触的“缓冲”,对减少中国民众的伤害,至少对减轻中国民众的心理压力有正面作用当无可疑。   三、简短的结语   陈寅格先生在大节上守持极严,不仅终其一生如此,而且老而弥坚,同时寅老晚年发“贰臣”钱谦益心曲之覆又最可见他对前人“难处”和内心曲折的体恤和洞察。我觉得这是对待先人的艰辛和不幸的最可取态度。在人类不必再为种族、阶级、信仰经受生死考验的今天犹当如此。不过,本文所谈虽偏于一端,未如称许《伪军》的不含“价值”,取意却只是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既非有意追步前贤,更不敢故意立异或妄求“翻案”。   注释:   [1]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第108页。   [3]《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第113页。   [4]张逢澳:《孙殿英部队中的统战工作》,《洛宁文史资料》1988年第2,3辑,第82-83页,转引自《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第107页。   [5]《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所引“汤团行动”为庄安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战斗—“汤团行动”及其前后》,载《革命史资料》总第7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沈仲彝(即投伪时的副团长沈鼎立):《特殊的战斗—忆汤团行动》,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陈王显:《苏中解放区十年》。   [6]“汤团行动”本身在1944年苏中整风时即已被批判为“机会主义”。   [7]与大陆将汪(政权)“伪,’(军)视为一体不同,《伪军》将两者分别,认为各有“自主性”。   [8]蔡德金在前言中说:"1943年3月2日、4日、8日、9日日记中,本记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冯龙对其进进行策反的记载,因出于某种考虑而将这些内容侧去。”“此次出版”“恢复了日记原貌”。但三版中仍缺4,9两日。按理在前言中特地提出的恢复内容记错的可能不大,因此三版当非“全编”;但7日本有冯龙内容而蔡序未及,所以究竟是蔡序误书还是仍有被侧尚难断论。《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4页,1943年4日、9日日记,第714,716页。   [9](周佛海日记全编).第613 ,615 ,616页。   [10]如战争结束五十周年之际在数月之内数度加印的一本书中即称:“因为自薄心(pride)昂扬,日本军的犯罪率是世界最低的。”《国除法7J' h兑赴“南京大屠杀”刃疑简》,小室直树、渡部异一:《封印o)昭和史—“载俊五O年”自虐0)终焉》,束京,德简杏店1995年版,第107页。这样的看法由来已久,早在东京审判时辩护方证人即有称日军秋毫无犯的。比如日军进攻南京时为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的胁坂次郎作证说:当时他的部下因捡到一只鞋而受军纪处罚,可见日军军法部门执行军纪之严。洞富雄编(日中载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I,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版,第239页。   [11](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是全日军仅存的法务部日志。第十军的军风纪如何,一军的军风纪何以能举一反三推断全军军风纪,拙文已详,见《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年第3期,第136一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