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林海雪原演员表:中国国民党军统（19）大案之1935年11月01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国民党4届6中全会时被刺伤案

闲话军统（70）
　　4、“中央党部刺汪”案
　　汪精卫这个人一生经历极为丰富，撇开最后当汉奸不说，前半生，端的是丰富多彩。比如，汪精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曾经当过刺客、也曾经遇刺，而且遇刺一回还不够，还要来个两回。

　　当刺客的那一下，就此奠定汪精卫一生的革命本钱。
　　遇刺的两回，第一回有点冤，第二回可是咎由自取。然而，最终真正要了他的命的，却是第一次、即今次要说的“中央党部刺汪”案。
　　谈到汪精卫，真的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么老资格的一位“革命家”，最后居然落水当了汉奸，想起来都替他惋惜。
　　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亲日的必然结果，否则，不至于在中央党部替他“一生的政敌”蒋介石挨枪子儿，所以说冤也不冤。
　　按：在国民党内部，乃至往前回溯到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等，其高层人士中，相当多的人都有深厚的日本背景，首先就是中山先生。更有大批的留日学生，如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而下之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殷汝耕、王克敏，军统内部的王天木等等，就更多了。我们前面说了，之所以八年抗战中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与当时政界的中、上层有一大批亲日派，有直接的关系。

　　1935年11月0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此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会议。
　　会议地点在南京中央党部大院。第一天会议的程序是：
　　8点：与会人员到中山陵“谒陵”，然后回到中央党部；
　　9点：准时进行大会开幕式，听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大家在院里照合影；
　　10点半开始大会的预备会议。
　　当天，蒋介石于8点前到达“总理陵堂”，结果蒋发现他居然是来的得最早的。过了8点，“中委”们才陆续来到，而且许多人很不严肃，没有按事先的通知要求着礼服，穿中山装的、制服的都有，居然还有人穿着便装就来了。
　　蒋介石非常生气，但碍于正置身中山先生陵园，不便发作。

　　8时20分，谒陵仪式结束，蒋介石一怒之下，把他事先定好的讲演也取消了，坐上车就走。
　　在返回中央党部的路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很快地追上来，在超车的过程中，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往回看。蒋介石发现了，觉得不对头，于是叫慢点开，让出租先过去。
　　开了一段，赫然发现那辆出租居然停在路边等着他们，蒋大怒，令人下去盘问，一问，对方说是记者。
　　一个记者的车、还是辆出租，敢超蒋介石的车队，还窥视、守候，想干什么？
　　但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总不能因为超了你的车就抓起来吧，只得作罢。
　　回到中央党部，汪精卫的开幕词很短，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大家下楼来到门前的台阶上准备合影。
　　第一排已经摆好了椅子，正中，自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在第一排就座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等。
　　大家都坐好了，蒋介石却迟迟不露面，汪精卫让蒋的侍卫长王世和去请蒋“莅临”，等了半天还是没来。
　　汪精卫只好亲自去请。蒋说，今天秩序太乱，我觉得要出事，我不去了，你也不要去。
　　蒋不愧是军人，第六感官很灵敏。
　　汪精卫则不以为然，说这么重要的场合，咱俩都不去不太好。
　　说了半天，蒋就是不动地方，汪精卫只好自己出来，坐在中间。记者们对着第一排围成一个半圆形，嘁哩咔嚓一通闪光，9时35分，摄影完毕。
　　汪精卫站起来正准备转身，此时突然一个记者跳了出来，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即掏出手枪，冲着汪精卫就是三枪，汪应声倒地。
　　以事出突然，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衮衮诸公，此时都露出了原型。据当时的记载，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居然“钻到汽车底下”，不知道是确有其事还是糟改“大家”。
　　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居然是张继。
闲话军统（71）
　　张继，与唐朝某著名诗人同名，1882年生，河北南皮人。
　　这个南皮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晚清名臣张之洞祖籍就是这里的人。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恩科的探花；他的堂兄张之万更了不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状元，
　　这两科都很出名，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厉害，并不是因为张之万这个状元，而是因为这一科出了个李鸿章，不过当年他的名次比张之万可差远了——二甲第十三名进士！
　　同治二年恩科的状元叫翁曾源。翁曾源是翁同龢的侄子，著名的“叔侄两状元”传为佳话。翁曾源患有“羊角风”，一发病就口吐白沫、人事不知。事有凑巧，正好殿试那天精神抖擞，把张卷子答得无懈可击，一举抡元。
　　所以，和张之万那一科相同，同治二年恩科也不以状元闻名，出名的是探花张之洞。
　　从二张兄弟起，南皮文风大盛，张继就出生在南皮的一个世家。1899年，张继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遂“投身革命”。后来，因与邹容等强行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张继被驱逐回国。
　　回国以后，张继与黄兴创立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作为国民党元老，张继成为与胡汉民、汪精卫、张璧齐名的“南胡汪、北二张”之一的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张继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就是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张继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为故宫博物院的创立以及重要文物的保全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他与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不大对付，时有龃龉，到最后居然出以政治手段，结果弄出了“故宫盗宝”的惊天大案，易培基竟至抱恨而终。

　　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隔了多年之后，依然是各执一词，政治家的政治手腕，原不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可以置喙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瀛老先生的《故宫尘梦录》。
　　关于张继，有很多话题，比如他的“惧内”、比如他家公子闹出的那桩很出名的命案，奈何离题万里，不说也罢。
　　但有一点必须要说，张继是一个极有胆识、有担当的人。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暴动失败后，张继作为一个书生，曾“手持双枪”，冒死护送黄兴突围。
　　l947年，张继病逝于南京，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扯远了。
　　却说1935年11月01日，汪精卫被刺，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从背后死死抱住了年轻力壮的刺客,旁边的张学良上去一拳将刺客手中的左轮击飞。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才赶到，两枪将刺客打成重伤。
　　枪法还真不错——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伤着张继。
　　最先赶到出事现场的，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
　　此时汪精卫自忖必死，于是说：我为革命，死而无憾。
　　陈璧君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生死关头面前丝毫不露小女子态，只是说：“四哥（汪在家里行四），你放心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结果我早已料到。”
　　这时蒋介石也赶来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以后的责任，要你一个人来负了。”
　　蒋介石一条腿半跪下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
　　陈璧君也是“老革命家”了，当年曾“毁家纾难”，在国民党内很有声望，论资格还老于“后起之秀”蒋介石。因此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何必用这种手段!”

　　几句话说出来,抢白得“蒋先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搓火”又不便发作。
　　据陈公博回忆，当时还是他亲自给中央医院打的电话，说了半天，对方才肯出诊。
　　医生半天不来，汪精卫就那么躺在地上，蒋介石和陈璧君就那么站在旁边等着，另一边还躺着一个刺客。
　　——要说这事也够新鲜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出了这么大的事，医院居然还敢推三阻四，今天的我们，真是不可理解。
　　这时，大家忽然发现孔祥熙“失踪”了。
　　找了半天才发现孔祥熙在汽车底下，出不来了——进去的时候出以慌乱，多小的“空”都能钻进去，出来可就不行了。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拽出来，把马褂的袖子都给拽撕了。
　　检查结果，汪精卫身中三枪——刺客一共就开了三枪，由于是抵近射击，三枪全部射中，而且还有“绝”的——
　　刺客开枪的一瞬间，汪精卫正在转身，因此这三枪，有从后面打进去的，也有从前面打进去的、还有从侧面打进去的，你说这三枪挨的，一点不糟践。
　　后面的一枪最轻，打穿了左上臂，属于贯穿伤，处理一下伤口即可。
　　前面的一枪就有些麻烦，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我博客里有照片），做了三次手术，才把把子弹取出来。

　　问题最大的是侧面的一枪，从右背射进，可是子弹却怎么也找不到。没办法又送到上海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结果发现子弹正好卡在肋骨上，伤及脊椎。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认为取出子弹难度很大，且有生命危险，建议保守治疗，用药物控制，并保证30年不会出问题。
　　——殊不知，9年之后，正是这颗子弹，要了“汪逆精卫”的命。
闲话军统（72）
　　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到医院的还有刺客，当时，卫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姓名是孙凤鸣。另外，只搜出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和六角钱，可见刺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
　　汪精卫被刺，日子难过的却是蒋介石。
　　用陈公博的话说，大家都怀疑这件事是蒋先生的特务队干的。
　　“蒋先生的特务队”是蔑称，指的就是戴笠的特务处。
　　想想也正常，谁都知道“蒋先生”和“汪先生”不对付，汪先生遇刺，那不是蒋先生干的还有谁？别人谁有这么大胆子?
　　再说了，照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席，显然是事先就知道有事要发生，再明显不过了。
　　其实，这件事真是冤枉了“蒋先生”。试问，蒋介石要刺杀汪精卫，在哪儿不行，非得在中央党部？什么时候不行，非得在中央全会开会的现场？蒋介石怎么会干这种蠢事？
　　无奈这种事无法辩白，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哑巴吃黄连”，背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黑锅。
　　要想撇清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破案。
　　据说当时蒋介石就把戴笠叫来痛骂了一顿：“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来啦！每月几十万元法币给你们，就为酿出这等祸事吗？”
　　当天，一向冷静、讲究风度的蒋介石，居然用冷水冲头，可见“搓火”到了极点。
　　确实，一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不要说还是国府的“行政院长”），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行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笑话。
　　既然是“笑话”，就有人在等着看结果。

　　有的记者去采访国府主席林森，林说：“外边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替蒋先生掌印把子。”
　　还有记者去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108个烟囱，全国都像无锡，做到实业救国就好了。”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颇为关心——都是些吃特务饭的。
　　宪兵司令谷正伦找到桂永清商议，怀疑是康泽他们干的。
　　陈立夫也在自己的内部进行追查，他手下不是也有个特务机构么——叫“中央党部调查科”的。
　　当天下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都是形形色色的特务——有陈立夫、有宪兵司令谷正伦、有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有黄埔同学会刘健群，还有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邓文仪等等。
　　蒋介石大发脾气，又提起他今天从陵园到中央党部路上遇着记者出租车的事说了一遍，指责宪警工作失误，要求抽调得力人员参与侦破，经费由军政部拨用，限一星期查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否则，今天到会的人全部撤职查办。总之，不惜人力物力，必须早日破案，“以正视听”。

　　蒋介石还要求，每天要派人去中央医院探望汪精卫伤情，并向他汇报情况——其实，探病是一方面，关键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往医院跑、谈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往我身上“泼污水”！
　　确实，汪精卫一出事，中央医院立马变成了“临时中央党部兼行政院”。汪精卫不是一般领导，出了事，大家都得拎着东西去看。不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医院跑，有的是探病的、有的是看情况的，陈璧君安排人接待，忙得不亦乐乎。
　　蒋介石特地请各派系首脑代表他前去看望汪精卫，同时侧面向陈璧君解释：“这事真不是蒋先生派人干的，保证限期破案。”云云，并请陈壁君派人参加侦破，以示坦白。
　　次日即1935年11月02日，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下设4个组：
　　第一组是戴笠的特务处；
　　第二组由教导总队桂永清负责，以教导总队中的复兴社基层骨干为主；

　　第三组由宪兵司令部谷正伦负责，由宪兵、中央军校中的复兴社基层干部组成；
　　第四组由中央党部负责。
　　在特务处召开的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军校八期毕业生吴幼元，当时在教导总队任职，参与了侦破。据他回忆：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
　　“国内方面：
　　共产党：经过长期作战，伤亡惨重，只求整补自安，不会寻找麻烦，也不会采用刺杀个人手段。
　　民主党派：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胆识出此下策。
　　国民党内部：胡汉民的两广集团，目前政治、经济都很困难，不会向中央挑衅。
　　地方势力：如山东韩复榘，也只是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已派部队进行监视，不可能刺汪。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贵州王家烈，以及西北地方实力派，虽对中央怀有二心，但与汪无宿怨。
　　国际方面：
　　意大利帮我建设空军，但又与日本互通情报，出于某种动机，刺汪或有可能。
　　德国情况和意大利一样，一面助我训练新军，一面又偏袒日本，曾卖军火给西北地方实力派，反说中国人不争气，有可能参预刺汪案。

　　俄国人(当时对苏联通称)是第三国际总部，企图中国赤化，经常在边界挑衅，阻碍中国统一，但不会采取暗杀手段。
　　日本，侵占我东北四省后，网罗汉奸，进行颠覆活动，是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收买亡命之徒，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但以上说的都是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目前，唯一线索应从孙凤鸣和晨光通讯社入手。
　　问题是——孙凤鸣已经死了。
闲话军统（73）
　　遇刺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然而，汪精卫的慈悲心肠已经无济于事。
　　孙凤鸣所中的两抢都在胸部，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掏出口供，特务命令医生尽全力抢救，即便如此，孙凤鸣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于11月02日凌晨3时许死亡。其间，孙曾在弥留之际说了“中央军校”、“姓张的”等几个词，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根据这唯一的线索，特务们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央军校”。
　　所谓“中央军校”，其实就是当年的黄埔军校——1928年，蒋介石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将已经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按：从“黄埔军校”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远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热闹着呢，最极端的时候，在武汉、广州和南京同时出现了三个“黄埔军校”。这事，以后讲“黄埔军校”的时候再说。
　　中央军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有4000多人，特务们大海捞针一般地挨着个核对，最后列出十多个姓张的作为嫌疑人。
　　其中，特务们发现有一个有少尉张某比较可疑。
　　张某是安徽合肥人，二十五、六岁，由于其妻没有工作，生活比较拮据，但一个多月前，张家忽然雇了一个佣人，其妻还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其消费水准与收入水平明显不相称。另外，其妻有时几天不归，行迹亦有可疑之处。

　　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是张治中，特务们在未向校方通报问题的情况下，秘密拘捕了张某夫妇，并进行隔离审查。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夫妻双方同时被捕，因为分别询问，两下一凑，破绽立现。
　　经过对张某两口子的讯问，发现双方供词彼此矛盾、互相出入之处颇多，如介绍人、结婚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立即将张某夫妻关押起来。另外派了两个特务假扮夫妻住进了张家，守株待兔，等着有人来自投罗网。
　　果不其然，11月3日夜，接到上海来的一封电报，内称“母病速归”四个字。
　　特务们问张，张说母亲在合肥，上海没有亲戚。又问其妻，也说上海没有亲戚。
　　——张某夫妻没有反侦察的经验，他俩是不知道上海有电报来，照实供认的。

　　至此，特务们认定，此事必然与汪案有关联——孙凤鸣说“姓张的”，很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于是决定放鸟出笼，送张妻去上海。
　　事实证明，特务们还比较专业，张某夫妻正是本案的第一和第二个关系人。
　　为保证着唯一的线索不断线，行前，特务们做足了文章。为避免出事，先打电报给上海，派大批人到车站迎接。包了整整一节车厢，派了四十多个男女特务随行陪同前往。另外找了一只小皮箱，装进好几十多斤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张妻下车时拎着——这是因为，一般人如果在提着重物的情况下，是无暇东张西望的，避免暴露。另外还有两位女特务扮作佣人。
　　11月4日下午上车，1935年11月5日上午，整整一车厢的特务随着张妻到达上海。
　　张妻出站没走几步，就有一辆黄包车悄没声地来到她面前，说“请上车”。
　　价钱也不讲，也不说拉到什么地方——典型的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方式。
　　随行的两位女特务马上说：“小姐上车吧，把车帘挂上。”这是避免她看到外面，走漏消息。其他的特务，有坐人力车，也有打车的跟在后面。
　　车子到某酒店门口停下，张妻下车，一个穿长衫的人来将其接到早已订好的房间。
　　“女佣”对“长衫”说：“小姐车上着了凉，你去买点阿司匹林来。”

　　“长衫”一下楼，马上被特务们拘捕。
闲话军统（74）
　　“长衫”是本案的第三个关系人，一经拘捕，即刻招供。不过他是个“打杂”的，并不了解多少内情，只知道张妻经常到这家酒店来。几天前，说她又要来，两天前就订好房间，至于张妻是干什么的，“长衫”并不知道。
　　再问“长衫”的上线，说是“五洲药房”某人。
　　接着抓——第四个。

　　“五洲药房”说了，自己是交通员，上线叫何圣明，但何圣明是干什么的、住哪里统统不知道。
　　再问。“五洲药房”又供出一个人来，说有一个拉黄包车的，大家都叫他“林大哥”，有时也交代他预订房间、买车票、船票等等。
　　特务们一听，马上联想到在火车站的那个车夫——第五个。
　　抓来一问，原来这个车夫并不是“林大哥”，但他知道“林大哥”的住处。
　　完了！一个人带出一串来——
　　特务们直扑林家。“林大哥”不在，其妻说：“老林去太古码头接客，回家时间说不好。”
　　特务给她一块钱，请她把“林大哥”找回，说是“南京来人，已送到老地方，请他去接一趟”。林妻心想这一块钱挣的可是忒容易了，高高兴兴地就去了。
　　这帮子特务是真够坏的，就这么“蒙”老实人！

　　女人叫了辆黄包车在前边走，一帮子特务在后面偷偷跟着，同时派人先到太古码头隐蔽。
　　到了码头，林妻走到一辆黄包车前，与车夫说话，想必这就是“林大哥”了。
　　先期到达的特务们已经了解清楚，有艘香港来的客轮，在广州、厦门停靠过，马上会靠岸。
　　船到，有三个客人走在旅客的最后面，“林大哥”迎上前去，其中一人说：“来了三个人，再叫两个车来”。也不讲价钱，拉车就跑，直到张妻最初入住的酒店。
　　特务们早已密布整个饭店，扮成茶房的特务引导三人到三楼。来人问，为什么上三楼? “茶房”说：这几天二楼没有房间。
　　三人来到三楼315房间坐下。当“茶房”再次去送开水时，一人正在打电话，“茶房”说电话坏了，请到办公室去打。
　　——自然，电话已被特务事先掐断。
　　三人似乎已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其中一个人问：“今天是什么戏？票可以买到吗？”

　　这个显然是在对暗号——“茶房”不知怎样回答，只好说：“可以买到。”
　　对方一听马上关门动武，三人将“茶房”按在地上一通狠揍：“你是什么人？”
　　“茶房”也很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厉声喝道：“不许喊。”随即用毛巾捂住“茶房”的嘴。
　　此时，守候在在门外的特务听到房内有异动，立即将门撞开，掏出手枪说：“不许动！”

　　此时，三人中的一人，慢慢退至窗口，跟着突然一窜，跳出窗外，摔在马路上，特务们追下去时，已经摔死了。
　　据被逮捕的另外两人供认：
　　他们在香港、广州、汕头、新加坡都有据点，上海、南京有工作组，摔死的就是上海组负责人。
　　南京组负责人叫华克之。南京的晨光通讯社，就是他们掩护工作的据点。
　　“林大哥”是他们的交通员。
　　至此，特务们大获全胜，在上海，一共逮捕了六个人——“长衫”、“五洲药房”、火车站的车夫、“林大哥”以及坐船来的两人。连同张妻，一同解回南京审讯。　　闲话军统（75）
　　公平地说，从办案的角度看，上海的一路，已经够利索的了——从11月5日到上海，仅用了10天时间，到11月15日已经抓回了6个人。
　　然而南京这边更快，不待上海的一路回来，已经查出了指使者华克之！
　　南京的晨光通讯社，早在出事的当天，由于从孙凤鸣的身上搜出了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已经被特务们搜查过了。
　　搜查由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带队，前往陆家巷23号晨光通讯社搜查。可以想见，等特务们赶到，晨光通讯社早已人走屋空。只剩下几张办公桌椅和文具用品。另外有一大堆纸灰，而且烧了以后，还经过反复翻弄，十分老到。
　　在现场勘查中，有一只旧信封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信是从江苏扬州江都寄来的，收信人叫华克之。
　　特务们分析，江都可能有晨光通讯社的人，于是在11月2日下午派人到江都，按发信地址找到一个“黄先生”。
　　特务们事先早已设计好，假装很熟稔地问：“南京的人回来了吗？”
　　“黄先生”也是个没有任何反侦察经验的人，一看对方单刀直入，心想肯定是自己人，直截了当地实话实说：“回来了，昨晚到的，今早去的东乡洪家，那儿可以暂住。”
　　特务们说，那我们说去“洪家”。“黄先生”说：我陪你们去。
　　到了“洪家”，见到两个人，神情紧张，一见有陌生人来就准备动武，可想而知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特务的对手，连同“黄先生”一同被逮捕。

　　据三人供认：晨光通讯社经费由王亚樵提供，负责人为华克之，华于11月1日上午已经离开南京。
　　至此，“中央党部刺汪”案已经破获，共逮捕有关者14人，刺客孙凤鸣已死。主谋王亚樵在逃、华克之不知去向。
　　经审讯，大体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磨店乡人（与李鸿章是一个乡的）。王亚樵参加过同盟会，曾在家乡起兵响应辛亥革命，事败后组织名为“安徽斧头帮”的帮会组织，逐渐成为职业杀手。
　　华克之，1902年生，本名张建良，江苏扬州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南京金陵大学肄业，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

　　孙凤鸣，1905年生，江苏铜山县人，原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中尉排长。“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命令六十一师调南京整训，六十一师在未到达南京以前，师长中途不辞而别，抵京后，蒋介石下令改编，校级军官另调其他部队任用，尉级军官送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受训，士兵由教导总队接收，名为改编，实系吃掉。孙风鸣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了部队，并认识了华克之，后又加入了王亚樵的“安徽斧头帮”。

　　华克之、孙凤鸣的共同理想是刺杀蒋介石，于是，他们设想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一方面掩护身份，另一方面，记者采访经常有接近高层人士的机会，可以就便下手。　
　　关键是开办资金怎么解决，他们想到了王亚樵，适逢王亚樵也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于是王找到了曾发动“福建事变”事败的李济深和陈铭枢。李、陈一听极表赞成，于是资助5000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活动经费。
　　有了经费，还要有人担保。按照当时的规定，申请成立通讯社须有“殷实铺保”、“连环铺保”即保上加保，同时再加上一位科长以上的在职官员作保，方能领到许可证。
　　华克之通过熟人，上下疏通，很顺利地办妥了通讯社的手续，批准的时间是1934年11月。登记表上注册社长胡云卿（华克之），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按：晨光通讯社出了事，铺保自然也跑不了。结果一查，晨光通讯社的铺保是建康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两个月前倒闭了，主人去向不明。
　　连环铺保是香港一家衬衫厂，据特务们在香港调查的结果，该厂在三个月前迁往广州，广州一查，根本就没这个地址。
　　只有保人倒了霉，不知道华克之他们怎么托到中央党部的一个科长做担保，供称是为友人所骗，当即被撤职查办。

　　晨光通讯社开办以后，几乎一年时间，华克之、孙凤鸣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下手，此时经费已堪堪用完。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二人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决定不顾一切，由孙凤鸣做博浪一击。
　　当天的目标，本来是蒋介石，但蒋比较敏感，于是孙凤鸣临时决定刺杀抗日态度同样消极的汪精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特务们从上海抓回的人当中，有一个叫王宝珍的，其真名叫崔正瑶，江苏仪征人，她就是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于1938年，在南京沦陷前夕被杀害。
　　在审讯的全部过程中，特务专门请陈璧君派人参加，以证明此案与蒋介石无关。
　　在本案的叙述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笔者始终用“特务们”指称所有参与“破案”的人员，而没有明确地说“特务处”。
　　这是因为，“中央党部刺汪”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流传下来的史料甚多，惟其如此，令人莫辩真假。尤其是各色人等的回忆，彼此矛盾、互相出入。按军统方面的记载，比如沈醉先生的回忆录，此案完全是特务处破的，跟其他三个组毫无关系，而教导总队的说法同样言之凿凿，各种细节跃然纸上，编是编不出来的。
　　这个，作为后人的笔者无法分辨，只好以“特务们”概言之，好在这并不重要。
　　“中央党部刺汪”案的另外两名“主谋”，华克之后来投身革命，成为著名的传奇人物。解放后，华克之同志曾任中调部副部长，1998年逝世，享年96岁。

　　抓不到华克之，戴笠的手指向了王亚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