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歌声1937图解:[贴图]刘士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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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副校长兼教育长:刘士毅.
刘士毅(1886.3-1982) 字任夫。江西省都昌县下排门刘家村人,桂系外省籍的重要将领。曾任南京中央军校筹备主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副校长兼教育长,第31军军长,军训部政务次长,国防部次长,国民政府总统府参军长,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1935年的刘士毅.
江西省都昌县下排门刘家村人,字任夫,生于1886年3月。
1905.考入保定速成军官学堂炮科学习。
1907.毕业,被分配在江南新军混成协53标任职。
1911.10.“武昌起义”爆发后,任九江都督府参谋。
1912.3.被李烈钧任命为江西临川府知事。
1913.7.任赣州第2师参谋长,随李烈钧参加反袁的“湖口起义”。
1913.9.反袁失败,逃亡日本。
1916.7.回国,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咨议官。
1916.8.赴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习。
1919.6.毕业回国,由于“五四运动”正在开展,故未到陆军部报到,在上海闲居。
1920.赴江西,任赣西镇守使方本仁的参谋长。后转入赣军第2旅赖世潢部任职。1923.10.献策赖世潢攻占闽南。1925.1.任赣军赖世潢第4师参谋长。
1926.9.第4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4军,仍任参谋长,参加北伐。
1926.12.在赖世潢被白崇禧杀害后,继任14军军长,从此投靠桂系。
1927.8.调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
1928.12.改任国军独立第7师师长,驻防赣南,围剿赣南红军。
1929.2.率部孤军深入瑞金大柏地,被红4军歼灭近两个团。
1929.12.又调任国军熊式辉第5师副师长,移驻上海松江。
1930.由于接受居正策动反蒋,被熊式辉平定,潜逃到上海租界。后逃往日本。
1932.1.回国,被白崇禧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为桂系培训了大批军政骨干。
1937.8.调任国军31军军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1938.3.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
1939.调任国民政府军训部政务次长,协助白崇禧制定军训方案,开办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讯兵等专业军校。
1946.6.改任南京政府国防部次长。
1949.1.被李宗仁委任为上将参军长。
1949.12.随李宗仁去美国。
1952.10.在国民党“七大”上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
1957.10.免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职务。
1982.10.在美国病逝,终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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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的刘士毅(1935年).

抗战时的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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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毅先生访问记录
刘士毅, 记录, 访问
家世及求学经过
我是江西都昌人,本人出身小康之家,祖父与父兄们多是读书人。先父早逝,死时年仅二十六,我是独子,先父死后,全靠先母王太夫人守节茹苦,抚育我长大,这时正是清末科举将废未废之时。我生于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六岁时父亲谢世,七岁发蒙,从塾师课读,为期仅一年,由于我天资不差,翌年乃由大伯父与四伯父施以严格教育,非但要背四书、五经、诸子、且须学做八股文。不久,科举废止,开始创办学校,那时规定,县成立小学,府设中学,高等学堂及大学堂则由省办。但以前情形与现在不同,现在小学毕业才能进中学,中学毕业然后入大学,那时因为事前没有学校,所以县立小学、府立中学、省立高等学堂同时招考。我未经小学,便考进南康府中学,肄业两年,适南昌成立高等农业学堂,我就前往考取就读,肄业三年,约等于预备科毕业,时为宣统元年二月,正逢北洋陆军速成学校第三期招生(该校即以后保定军校的前身),规定各省保送学生就读,多者几十名,少者也有十几名。那时一般青年学生鉴于甲午、庚子之役后,国势阽危,救国非从军不可,故从军之忱非常炽热。江西分配名额只十五名,而全省高等学堂以上学生参加考试者竟达三千多人,经过五次考试,结果录取正取十五名,备取五名,我是正取第五名,当然很高兴,其时我是二十二岁。宣统元年三月,我由南昌出发,经九江到汉口,再由汉口搭京汉路至保定参加复试。保定速成学校的督办为段祺瑞。那时北方有一习惯,见督办不行军礼,而要打千(即屈一膝请安之意)。此对南方学生殊不习惯,虽迹近侮辱,但没办法,仍须依样画葫芦,做起来姿势很不雅观。复试后,我取为正取第二名。江西正取生中有一姓陆的学生,学术科皆优秀,因曾留日与剪辫关系,复试时惨遭淘汰,另由备取生中取一名递补之。入学后,最初三个月为普通军事教育,而后为兵科分科教育。当时只有步、骑、砲、工、辎五科,其中以步科人数最多。砲兵较少。因学砲科者,普通科学如数学等成绩要较好,我的志愿是砲科,砲兵队总数尚不到一百人。
军校期间之剪辫问题
在军校期间,大家都留有辫子,陆军学生,尤其砲、辎、骑各科,不仅有操作,且须骑马,出操时,对辫子处理,极感困扰,一是将辫子盘于头顶上,而后戴上军帽,但这样甚不雅观;一是将发辫打一结于脑后,但如此在马上一跳动,结又散开,非常不便,实在妨碍操作。辫子既无好处,为什么还要留它呢?因此有些同学便主张把它剪掉,但剪辫是犯法的,最后大家想出个办法,一千多个学生都剪辫,学校总不能将全体开除,因此一下子,除了旗人学生外,一齐剪光。这一来事情糟糕了,旗人学生向清政府打报告说:学校中革命党很多,一夜之间辫子皆剪掉,事情非常严重。幼稚无能的清政府,接到此报告后,马上下令给驻扎保定的第二镇统制(相当现在的师长)马龙标,要他派兵包围学校,搜查革命党。督办段祺瑞知道消息后,即打电话向马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小孩子们剪辫全为出操方便,并无其他用意。至于诬告校中有革命党,我可以身家性命保证不确;若你派兵前来包围学校,学生都有武器,甚至比你部队精良,如不幸双方发生冲突,岂不酿成大祸。」此外,段又打电报至陆军部,说明学生剪辫全因操作不便,绝非革命党,如有不法之徒混进学校,请让他来查办。如此,陆军部才收回成命,最后,段督办开除几位品行不好,成绩较差学生作为搪塞,一场风波乃告平息。所以,后来我们这一期学生皆很感激段督办。[蒋先生、张岳军,杨耿光(杰)皆是速成第一期学生。速成学校共办三期,不过又有前三期,后三期之分,前三期称为北洋陆军速成学校,后三期叫做协和速成学校,故可以说前后共办六期,蒋先生是协和第一期,我是协和第三期,也是六期中最后一期。我是宣统元年入速成学校的,宣统三年便毕业,连见习三个月在内,前后共为二年半时间。我学的是砲兵科,有日本医官担任卫生课程]。
军校毕业见习期满派回赣省服务
辛亥年(即宣统三年)四月,我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速成学校,当时除陆军部奖赏我们以指挥刀、望远镜、手表等物外,宣统皇帝并颁赐我们副军校(相当今中尉阶级)的官衔。按理,军校毕业仅是少尉阶级,但我因成绩好,故晋升一级。毕业后,我分发在北京第一镇见习,三个月期满后,又奉派回江西服务。于是我由北京经天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江轮抵九江。
武汉首义
(一) 驻浔马毓宝部首先响应之内容当时江西有新军一混成协,协统为吴介璋。所谓混成协,包括步兵两标(团),另砲、骑、工、辎各一营。马毓宝时任标统(团长),率一团人驻于九江。马标中有我速成前期同学多人任队官(连长)与排长,其中有一位队官刘世均,关系以后很大。我学的是砲科,但砲兵营在南昌,我到九江后,便先去见刘世均,他告诉我,不要马上到南昌,劝我在九江多住两天,因武汉局势紧张。第二天,武汉便传出首义的消息,这一来九江部队也有不稳的情形。因为那时的九江清军有新军,有老巡防营(即绿营改编的保安团队),而此两种军队中皆参有不少的洪帮与青帮的人,洪帮,青帮起于明末清人入关之时,那时明末遗老如王船山、顾亭林虽痛恨满清异族,但有鉴于士大夫不可靠。故转而向无知识的下层社会入手,从事反清复明的工作。洪帮多半蔓延于军队之中,九江砲台要塞几尽为洪帮之人。青帮多半为长江流域各码头工人与盐船船夫。此二帮的目的皆在反清复明。革命虽不是复明,但反清的目标则是一致,今武汉既已起义,便应当加入。马毓宝本人不是革命党,他的私生活很腐烂,嗜好鸦片,每天不到十一、二点钟不得起床。幸而他所用的一名马弁叫朱汉涛,为人非常能干。是洪帮中的龙头拐子,在马公馆做事,跟随马毓宝已有十几年。为了响应武汉的革命,朱暗中与刘世均商量,朱认为非请标统马毓宝出面不足以号召。一晚,刘世均乃率队包围马公馆,马毓宝不敢出见,其母出来指着刘世均说:“刘队官,标统一向待你不错,你到这里不到三年,即由排长升到队官,标统很看得起你,你为什么与他为难呢?”刘答道:“老太太,请你放心,我们绝不是来与标统为难,我们是想请标统出来领导我们革命。他肯这样做,我的部队如有不服从,可以砍我的头;假使他不肯,我可不敢保证我的部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来,老太太深觉为难,这时朱汉涛在旁说道:“老太太,我朱汉涛在您家十几年,我的忠心您是知道的,刚才刘队官所说的事情很好,标统为什么不做呢?这是标统做一番大事业的机会,标统如果肯出来,一切由我负责,请老太太放心!”由于朱汉涛这一番话,马毓宝不得已才出来领导革命。翌日[按:为辛亥九月二日],九江宣布独立,电湖北黎大都督成立军政分府,由马毓宝任分都督。由于洪帮的关系,金鸡坡砲台也跟着响应,刘世均由队官一变而为标统,金鸡坡要塞上有一个洪帮头目也即升为台长,那时凡附从革命的都升了官。在九江,不发一枪一弹,只打了一个电报响应,便算光复了。
㈡ 与李烈钧初次在浔会晤情形李烈钧(协和)先生,江西武宁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同盟会会员,曾在江西任新军管带,后因有革命党嫌疑被撤职,乃赴云南任讲武堂教官。宣统三年八、九月间,清政府举行永平秋操,规定各省派代表参观,江西由混成协砲兵营管带欧阳武参加,李烈钧则代表云南出席,欧,李两人为士官同期同学。永平位于北京之北,演习前,军队与参观者皆先集中北京再乘车出发,车开之后,却不向北去,而往南走。大家虽稍觉奇怪,但以为尚有别路可达,故也不以为意,及至车过了保定仍不停,大家开始有点莫名其妙了。不久,车已过黄河到了许昌,又到了信阳仍不停,这一来,大家如坠五里雾中。火车直至离汉口四十里处的的祁家湾车站才停下来,欧、李两人下车一看,见火车站上贴有大都督黎元洪的布告,这一下子,两人才明白过来,原来清廷利用秋操部队开拔到武汉来打革命党的。二人一想,非开熘不可,车上的行李都不要了,所幸身边还有几个钱,两人议定,先到九江再讲。等李烈钧到了九江,九江已光复,刘世均等人皆知道李为老革命党,故请其在九江组织参谋部,处理一切事务,李烈钧也就老实不客气地任起部长来,时李年仅二十九岁,这是李烈钧到九江的经过。 我毕业来到九江后,正无事可做,适参谋部成立,便派在此工作。那时我是二十二岁,有一天,李烈钧看到我,对我说:“你来!”我问:“有什么事吗?”他说:“你会写字吗?写给我看看!”我听了这话极不高兴,我平时最不会写字,也写得不好,一下子正点到我的短处,因此我很生气,也就不客气的回答说:“对不起!我不是写字学校毕业的呀!”说完便掉头而走。这一来弄得他不好下台,便找到刘世均问道:“刘某人(指我)如何?”刘回答说:“他是保定才回来的,成绩极优异,你要他写字,当然不高兴。他志气不凡呢!”李先生听了这话后,马上与我握手连称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与李烈钧先生见面的经过。
㈡ 与李烈钧初次在浔会晤情形李烈钧(协和)先生,江西武宁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同盟会会员,曾在江西任新军管带,后因有革命党嫌疑被撤职,乃赴云南任讲武堂教官。宣统三年八、九月间,清政府举行永平秋操,规定各省派代表参观,江西由混成协砲兵营管带欧阳武参加,李烈钧则代表云南出席,欧,李两人为士官同期同学。永平位于北京之北,演习前,军队与参观者皆先集中北京再乘车出发,车开之后,却不向北去,而往南走。大家虽稍觉奇怪,但以为尚有别路可达,故也不以为意,及至车过了保定仍不停,大家开始有点莫名其妙了。不久,车已过黄河到了许昌,又到了信阳仍不停,这一来,大家如坠五里雾中。火车直至离汉口四十里处的的祁家湾车站才停下来,欧、李两人下车一看,见火车站上贴有大都督黎元洪的布告,这一下子,两人才明白过来,原来清廷利用秋操部队开拔到武汉来打革命党的。二人一想,非开熘不可,车上的行李都不要了,所幸身边还有几个钱,两人议定,先到九江再讲。等李烈钧到了九江,九江已光复,刘世均等人皆知道李为老革命党,故请其在九江组织参谋部,处理一切事务,李烈钧也就老实不客气地任起部长来,时李年仅二十九岁,这是李烈钧到九江的经过。 我毕业来到九江后,正无事可做,适参谋部成立,便派在此工作。那时我是二十二岁,有一天,李烈钧看到我,对我说:“你来!”我问:“有什么事吗?”他说:“你会写字吗?写给我看看!”我听了这话极不高兴,我平时最不会写字,也写得不好,一下子正点到我的短处,因此我很生气,也就不客气的回答说:“对不起!我不是写字学校毕业的呀!”说完便掉头而走。这一来弄得他不好下台,便找到刘世均问道:“刘某人(指我)如何?”刘回答说:“他是保定才回来的,成绩极优异,你要他写字,当然不高兴。他志气不凡呢!”李先生听了这话后,马上与我握手连称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与李烈钧先生见面的经过。
㈢ 奉命亲赴南昌运动革命 九江虽已成立军政分府,但南昌还没有光复,于是我奉命赴南昌运动革命。我学的是砲兵,而砲兵营驻在南昌,当初,陆军部给我的派令也是到砲兵营报到,我现在就藉这个机会到南昌去。到了南昌后,我先谒见江西巡抚冯汝騤。砲兵营中也有我的前期同学。南昌新军也多革命党与青洪帮。到南昌报到的不只我一人,因此学砲兵的便运动砲兵部队,学骑兵的则运动骑兵,学步兵的便运动步兵,所以南昌的光复也很容易。记得当时砲兵营驻在南昌琉璃门外,到了黄昏时候,把砲拉到操场上,与骑兵队约好,以砲响为号,砲一响,骑兵即整队进城,先包围抚台、藩台、臬台三个衙门,再占领军械局,官钱局,结果,未发一枪,未伤一卒,南昌便告光复,大家公推协统吴介璋为都督。我因觉得南昌地位没有九江重要,尤其与刘世均关系较密切,所以便又回到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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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奉命亲赴南昌运动革命 九江虽已成立军政分府,但南昌还没有光复,于是我奉命赴南昌运动革命。我学的是砲兵,而砲兵营驻在南昌,当初,陆军部给我的派令也是到砲兵营报到,我现在就藉这个机会到南昌去。到了南昌后,我先谒见江西巡抚冯汝騤。砲兵营中也有我的前期同学。南昌新军也多革命党与青洪帮。到南昌报到的不只我一人,因此学砲兵的便运动砲兵部队,学骑兵的则运动骑兵,学步兵的便运动步兵,所以南昌的光复也很容易。记得当时砲兵营驻在南昌琉璃门外,到了黄昏时候,把砲拉到操场上,与骑兵队约好,以砲响为号,砲一响,骑兵即整队进城,先包围抚台、藩台、臬台三个衙门,再占领军械局,官钱局,结果,未发一枪,未伤一卒,南昌便告光复,大家公推协统吴介璋为都督。我因觉得南昌地位没有九江重要,尤其与刘世均关系较密切,所以便又回到九江。
㈣ 海容、海筹、海琛三兵舰投降革命军经过 汤芗铭(铸新)为清海军统制萨镇冰之一等参谋,革命爆发后,他率海容、海筹、海琛三舰预备到武汉作战,与冯国璋的大军水陆夹击革命军。兵舰通过马当,九江才获知消息,临时筹划对策,准备砲击,至为匆促。这一次,李烈钧又点到我,我是学砲兵的,再也不能推诿。那时参谋部与金鸡坡要塞上并无电话可资联络,李对我说:“你到要塞走一趟,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向三兵舰开几砲再说。”我到砲台一看,一切非常零乱,有的是有砲没有砲闩,或有弹头没有药筒。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砲闩,三发砲弹,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它几砲再讲。说起来,李烈钧对军事颇有一手,除了砲台的布置外,他另外派了两连步兵带着步枪,于兵舰未到之前,坐几十个渡河的小划子等待在江边。每一划子上有一个指挥官,吩咐兵士,待兵舰一停,即赶紧摇动小划子向兵舰前进占领之。第一发砲弹打在海容舰前面,第二砲则落在海琛舰侧面。砲弹在水中爆炸,军舰稍微震动了一下。奇怪,三兵舰均停止不进,江边的人见此情形,赶紧将小划子拼命往前划,很快的上了兵舰,先把砲闩卸下,机关鎗拆下,又把舰上的兵士看管起来。最后,汤芗铭出面说道:“你们不要乱来,我要和你们的领袖讲话。”于是大家带他去见李协和(烈钧)先生,以后,在商会开了几十桌酒席,宴请兵舰上的人,这一来便算收复了三兵舰。
㈤ 李烈钧率三兵舰转战安庆武汉 由于这次兵舰来袭,消息不灵的教训,李协和有意拿下安庆,他认为非控制安庆不足以保九江,乃率此新得之三兵舰,企图光复安庆。当时每舰载有兵士两百余名,另有手枪队,但有名无实。船到安庆后,皖人不满李烈钧而排斥他,李只得仍回九江,但在九江无事可做,索兴将兵舰带到武汉。李到武汉后,黎元洪甚为倚重他,乃拨黎天才一师及鄂军一旅归其指挥。那时南昌派有冯嗣洪一旅及九江所派之浔军援鄂支队均在湖北作战,是时均归李指挥。当时李烈钧为第二军司令官,第一军司令官为杜锡钧。
㈥ 本人率领浔军援鄂支队赴鄂沿途所遭遇之困难 在李烈钧先生率兵舰去安庆以后,参谋部长乃暂由刘世均代理。这时正逢武汉局势逆转,汉口,汉阳相继失陷,仅剩一武昌孤城的时候,黎元洪乃派代表二人(其中一位似为万耀煌)往九江告急求援。两位代表坐江轮一早到九江后,先到马都督公馆,不料都督马毓宝尚未起床,卫士告诉他们,有事可找参谋部去。这一来,湖北代表甚为不快,发牢骚道:“我们在武汉抛头颅,洒热血,你们却还在睡大觉,到此时还不起床!”只得改到参谋部,刘世均知道兹事体大,便召集九江各部队长开会商议,我也参加。首先由湖北代表报告武汉军情,最后决议:九江非出兵不可。但出多少兵?那一个人去指挥?半天没有人出声。因为一听到武汉危急,大家都胆寒了。我看了这情形,心里又急又难过,最后忍不住把桌子一拍,激昂的说道:“我假使有一兵,就带去作战!”很快有人接腔说:“你愿去,那再好不过。”于是,有一义勇队首领说道:“我送你一大队义勇队。”接着又有人开口道:“我送你一队敢死队!”另有一位砲兵营长也要送我一连砲兵。我心里暗想:“怎么都这样慷慨,自己的兵随便给人家带,革命军到底与其他的军队不同啊!”又一想,自己连排长都未当过,这一下子可以带一千多人,真是踌躇万分,没想到,这是中了人家的陷阱。事情决定后,马上备船装兵,由九江到武汉是逆水而行,故用十几条小火轮,拖两百多条民船,一切准备妥当,朋友一连饯行,直到当晚十一点钟,我才上船。我的支队部设在一条小火轮上,甲板上睡着许多兵士,我腰上配着未带过的长指挥刀,穿着长皮靴,走在甲板上,指挥刀磨擦甲板的「踢拖」声,与长靴的“咯咯”声此起彼落的响着。走了没几公尺,有一个兵士便骂起来:“妈日勺!小麻子,只会吃酒,还当我们的指挥官,深更半夜才回来,吵得老子不能睡觉。”唉呀!我一想:“这是骂我呀!这怎么办?这种兵我还能带吗?”我从未带过兵,可以说是个光桿军人,在我未上船前,刘世均对我说:“我派一个卫士给你”这对你会有很大帮助,你有不明白之处便可问他。这个卫士名叫郭玉宣,是湖南人,以后多亏他帮忙,才解决了困难。翌晨开船,先到距九江九十里处的武穴,所有民船皆在此停泊上岸买米菜做早饭。兵士也上街买东西,但拿了东西不给钱就走,商店老板看见这一群没有纪律的军队,便不愿卖东西给他们,兵士就抓着老板,威吓说:“你不卖,就是反革命!”搞得武穴街上鸡犬不宁。我一看不得了,赶紧吹归队号要他们归队,但还是不行,遂后派人七邀八请,费了半天,才勉强拉他们上船。船续上驶至田家镇,又要停留买菜做饭,兵士们下去又如法泡制,骚扰一番。我见到兵士沿途扰民,很担心,心想如此下去。还没到武汉就非出事不可,这一来我的头还要吗?这时卫士郭玉堂问我说:“大人,这粮子(湖南人对军队之称呼)好带否?”我摇头说道:“难!”他又问我:“你从九江动身时,见过朱拐子吗?”我回答说:“我不认识朱拐子,他是何许人?”他说:“你动身前不见见他,那这个队伍你带不了,现在非他来不可。你最好坐小火轮赶到九江,亲自去请他来。”我诧异不解的问道:“他到底是什么人?”郭玉堂也不便说就是洪帮中人,只说:“他现在是九江卫戍司令,你认识否?”我这才明白原来说的是朱汉涛,我问道:“你认识他吗?”他答:“当然认识!”我说:“我现在写一封信,用小轮送你到九江,转达我的意思,请他原谅我的煳涂,事前没有请教他,现在盼他无论如何要来救我。”这封信我写得很诚恳,郭玉堂清早动身,当晚即赶回,果然朱汉涛也一道来,此人颇有江湖义气,一见面便对我说:“老弟,我晓得你会找我。”我惭愧的回答说:“请老哥原谅我不懂事,事前没有请教您。”他又说:“你们革命军与我们洪家弟兄是一家,同是反清,我们应当合作。”他接着说:“老弟,我告诉你,你想带这个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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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李烈钧率三兵舰转战安庆武汉 由于这次兵舰来袭,消息不灵的教训,李协和有意拿下安庆,他认为非控制安庆不足以保九江,乃率此新得之三兵舰,企图光复安庆。当时每舰载有兵士两百余名,另有手枪队,但有名无实。船到安庆后,皖人不满李烈钧而排斥他,李只得仍回九江,但在九江无事可做,索兴将兵舰带到武汉。李到武汉后,黎元洪甚为倚重他,乃拨黎天才一师及鄂军一旅归其指挥。那时南昌派有冯嗣洪一旅及九江所派之浔军援鄂支队均在湖北作战,是时均归李指挥。当时李烈钧为第二军司令官,第一军司令官为杜锡钧。
㈥ 本人率领浔军援鄂支队赴鄂沿途所遭遇之困难 在李烈钧先生率兵舰去安庆以后,参谋部长乃暂由刘世均代理。这时正逢武汉局势逆转,汉口,汉阳相继失陷,仅剩一武昌孤城的时候,黎元洪乃派代表二人(其中一位似为万耀煌)往九江告急求援。两位代表坐江轮一早到九江后,先到马都督公馆,不料都督马毓宝尚未起床,卫士告诉他们,有事可找参谋部去。这一来,湖北代表甚为不快,发牢骚道:“我们在武汉抛头颅,洒热血,你们却还在睡大觉,到此时还不起床!”只得改到参谋部,刘世均知道兹事体大,便召集九江各部队长开会商议,我也参加。首先由湖北代表报告武汉军情,最后决议:九江非出兵不可。但出多少兵?那一个人去指挥?半天没有人出声。因为一听到武汉危急,大家都胆寒了。我看了这情形,心里又急又难过,最后忍不住把桌子一拍,激昂的说道:“我假使有一兵,就带去作战!”很快有人接腔说:“你愿去,那再好不过。”于是,有一义勇队首领说道:“我送你一大队义勇队。”接着又有人开口道:“我送你一队敢死队!”另有一位砲兵营长也要送我一连砲兵。我心里暗想:“怎么都这样慷慨,自己的兵随便给人家带,革命军到底与其他的军队不同啊!”又一想,自己连排长都未当过,这一下子可以带一千多人,真是踌躇万分,没想到,这是中了人家的陷阱。事情决定后,马上备船装兵,由九江到武汉是逆水而行,故用十几条小火轮,拖两百多条民船,一切准备妥当,朋友一连饯行,直到当晚十一点钟,我才上船。我的支队部设在一条小火轮上,甲板上睡着许多兵士,我腰上配着未带过的长指挥刀,穿着长皮靴,走在甲板上,指挥刀磨擦甲板的「踢拖」声,与长靴的“咯咯”声此起彼落的响着。走了没几公尺,有一个兵士便骂起来:“妈日勺!小麻子,只会吃酒,还当我们的指挥官,深更半夜才回来,吵得老子不能睡觉。”唉呀!我一想:“这是骂我呀!这怎么办?这种兵我还能带吗?”我从未带过兵,可以说是个光桿军人,在我未上船前,刘世均对我说:“我派一个卫士给你”这对你会有很大帮助,你有不明白之处便可问他。这个卫士名叫郭玉宣,是湖南人,以后多亏他帮忙,才解决了困难。翌晨开船,先到距九江九十里处的武穴,所有民船皆在此停泊上岸买米菜做早饭。兵士也上街买东西,但拿了东西不给钱就走,商店老板看见这一群没有纪律的军队,便不愿卖东西给他们,兵士就抓着老板,威吓说:“你不卖,就是反革命!”搞得武穴街上鸡犬不宁。我一看不得了,赶紧吹归队号要他们归队,但还是不行,遂后派人七邀八请,费了半天,才勉强拉他们上船。船续上驶至田家镇,又要停留买菜做饭,兵士们下去又如法泡制,骚扰一番。我见到兵士沿途扰民,很担心,心想如此下去。还没到武汉就非出事不可,这一来我的头还要吗?这时卫士郭玉堂问我说:“大人,这粮子(湖南人对军队之称呼)好带否?”我摇头说道:“难!”他又问我:“你从九江动身时,见过朱拐子吗?”我回答说:“我不认识朱拐子,他是何许人?”他说:“你动身前不见见他,那这个队伍你带不了,现在非他来不可。你最好坐小火轮赶到九江,亲自去请他来。”我诧异不解的问道:“他到底是什么人?”郭玉堂也不便说就是洪帮中人,只说:“他现在是九江卫戍司令,你认识否?”我这才明白原来说的是朱汉涛,我问道:“你认识他吗?”他答:“当然认识!”我说:“我现在写一封信,用小轮送你到九江,转达我的意思,请他原谅我的煳涂,事前没有请教他,现在盼他无论如何要来救我。”这封信我写得很诚恳,郭玉堂清早动身,当晚即赶回,果然朱汉涛也一道来,此人颇有江湖义气,一见面便对我说:“老弟,我晓得你会找我。”我惭愧的回答说:“请老哥原谅我不懂事,事前没有请教您。”他又说:“你们革命军与我们洪家弟兄是一家,同是反清,我们应当合作。”他接着说:“老弟,我告诉你,你想带这个部队,非加入洪帮不可!”我说:“但凭老哥吩咐。不过,我资格浅,虽然加入了,如何能指挥他们?”他说:“这个无妨,我洪家有一规矩,如有特别才能地位,可以一步登天,你先加入就是了。”当晚找到一所庙宇,设上五祖牌位,由他召集各连正副舵把子各二人,共一百多位参加。(在军中,洪帮舵把子之地位高过队上官长,有如现在之政工人员)当场他对众人说道:“你们在武穴,田家镇沿途所做的行为,非常不对,我们的目的是反清,为什么要骚扰百姓呢?刘某人是革命的,与洪家目标相同,现在他愿意加入我们洪帮,我们应一致欢迎他。”说完,大家一起鼓掌,以后又吃血酒,斩香,祷告天地,表示甘则同甘,苦则同苦。又以刺刀割破中指,歃血为盟,此后如有不服从者,即受三刀六眼的处罚。那时,洪帮弟兄的绑腿中都藏有小刀,名叫小宝,他们一齐把它拔出来插在桌上,即表示不服从宣誓者即要受“三刀六眼”的处罚。这样,我便算加入了洪帮。此后,卫士郭玉堂又告诉我:“洪家有许多规矩,你要学他们,否则大家会看不起你。”有一本叫《海底》的书,专讲洪帮的规矩,我连忙漏夜拜读研究,书中的口诀都是俗不可耐,记得我在九江上船的夜晚,有一兵士骂我做小麻子,我当时很奇怪,我面上并无麻子,他为什么骂我作小麻子呢?以后才知道麻子就是外行的意思,然秘密却能流传几百年,由此可见明朝遗老用心之良苦。两天之后,我对于洪帮规矩的运用,比他们还熟练,这一来才勉强把部队带好。沿途一路无事,直至阳逻见有清军的二兵舰挡在前面不能通过,我只得将船只停在江边,我本人则经南岸的青山步行三十多里路至武昌见黎元洪。
非加入洪帮不可!”我说:“但凭老哥吩咐。不过,我资格浅,虽然加入了,如何能指挥他们?”他说:“这个无妨,我洪家有一规矩,如有特别才能地位,可以一步登天,你先加入就是了。”当晚找到一所庙宇,设上五祖牌位,由他召集各连正副舵把子各二人,共一百多位参加。(在军中,洪帮舵把子之地位高过队上官长,有如现在之政工人员)当场他对众人说道:“你们在武穴,田家镇沿途所做的行为,非常不对,我们的目的是反清,为什么要骚扰百姓呢?刘某人是革命的,与洪家目标相同,现在他愿意加入我们洪帮,我们应一致欢迎他。”说完,大家一起鼓掌,以后又吃血酒,斩香,祷告天地,表示甘则同甘,苦则同苦。又以刺刀割破中指,歃血为盟,此后如有不服从者,即受三刀六眼的处罚。那时,洪帮弟兄的绑腿中都藏有小刀,名叫小宝,他们一齐把它拔出来插在桌上,即表示不服从宣誓者即要受“三刀六眼”的处罚。这样,我便算加入了洪帮。此后,卫士郭玉堂又告诉我:“洪家有许多规矩,你要学他们,否则大家会看不起你。”有一本叫《海底》的书,专讲洪帮的规矩,我连忙漏夜拜读研究,书中的口诀都是俗不可耐,记得我在九江上船的夜晚,有一兵士骂我做小麻子,我当时很奇怪,我面上并无麻子,他为什么骂我作小麻子呢?以后才知道麻子就是外行的意思,然秘密却能流传几百年,由此可见明朝遗老用心之良苦。两天之后,我对于洪帮规矩的运用,比他们还熟练,这一来才勉强把部队带好。沿途一路无事,直至阳逻见有清军的二兵舰挡在前面不能通过,我只得将船只停在江边,我本人则经南岸的青山步行三十多里路至武昌见黎元洪。
㈦ 晋谒黎元洪都督 那时的都督府设在蛇山下的原湖北谘议局,门前建筑有一大塔尖,高耸云霄,清军的砲兵正在汉阳龟山以大砲瞄准此塔尖轰击武昌城。我一到武昌,见城门已关,守城的人问道:“你是那里来的?“我答:”奉黎都督之命,由九江带兵驰援到此。”又问:“有公事否?”我将公事交给他,他便去报告,不久,大开城门,让我进去。黎元洪本是混成协协统(少将阶级),协统穿蓝呢军服,袖上有三个釦子,加一道边,他做了都督后,仍穿此衣服,只是把扣子与边去掉,但还留有痕迹。黎都督一见面,拉着我的手,兴奋的说:“这是黄帝的孝子孝孙到来了!”年轻如我听到这句话,心想粉身碎骨我都愿意。他老实告诉我说:“你的兵不多,带到武昌也没多大作用,你最好由阳逻登岸向孝感敌人后方去,你能骚扰敌后,截断敌人的后路,即算不错。”那时没有兵站的设备,他又说:“我派个管粮台的人跟你走,你们的柴米皆由粮台负责办理,不可直接取之于民。”以后我便回阳逻,带所部到黄陂,北军有二旅人驻此,由于年轻无经验,我们很轻率的便冲上去,这一仗非但没有得手,而且一千多人死伤了二、三百,幸敌军未乘胜追击,否则真不堪设想。当晚,受伤兵士叫苦连天,呼天哀地,其惨无比,又没有卫生队,这怎么办呢?长此下去,岂是办法,最后一想,黎都督仅要我们扰乱敌后,破坏敌人的后路,我们为何如此蠢,偏偏要去攻坚碰硬呢?想到此,乃漏夜带部队赶至祁家湾附近没有敌兵驻扎的地方,然后找当地百姓帮忙,即时展开挖铁路、拆铁轨的破坏敌后工作。
㈦ 晋谒黎元洪都督 那时的都督府设在蛇山下的原湖北谘议局,门前建筑有一大塔尖,高耸云霄,清军的砲兵正在汉阳龟山以大砲瞄准此塔尖轰击武昌城。我一到武昌,见城门已关,守城的人问道:“你是那里来的?“我答:”奉黎都督之命,由九江带兵驰援到此。”又问:“有公事否?”我将公事交给他,他便去报告,不久,大开城门,让我进去。黎元洪本是混成协协统(少将阶级),协统穿蓝呢军服,袖上有三个釦子,加一道边,他做了都督后,仍穿此衣服,只是把扣子与边去掉,但还留有痕迹。黎都督一见面,拉着我的手,兴奋的说:“这是黄帝的孝子孝孙到来了!”年轻如我听到这句话,心想粉身碎骨我都愿意。他老实告诉我说:“你的兵不多,带到武昌也没多大作用,你最好由阳逻登岸向孝感敌人后方去,你能骚扰敌后,截断敌人的后路,即算不错。”那时没有兵站的设备,他又说:“我派个管粮台的人跟你走,你们的柴米皆由粮台负责办理,不可直接取之于民。”以后我便回阳逻,带所部到黄陂,北军有二旅人驻此,由于年轻无经验,我们很轻率的便冲上去,这一仗非但没有得手,而且一千多人死伤了二、三百,幸敌军未乘胜追击,否则真不堪设想。当晚,受伤兵士叫苦连天,呼天哀地,其惨无比,又没有卫生队,这怎么办呢?长此下去,岂是办法,最后一想,黎都督仅要我们扰乱敌后,破坏敌人的后路,我们为何如此蠢,偏偏要去攻坚碰硬呢?想到此,乃漏夜带部队赶至祁家湾附近没有敌兵驻扎的地方,然后找当地百姓帮忙,即时展开挖铁路、拆铁轨的破坏敌后工作。
㈧ 南北和议告成率部回赣 正在此时,袁世凯派代表至汉口托英领事商谈和议,战事乃暂停。李烈钧也于此时来到汉口,准备和议不成再战,故我们部队也归李指挥。结果和议成立,一、二军司令官皆撤销,李烈钧乃由汉口返回南京。 战事既停,我们部队也就准备回九江,当时湖北交通部曾通知说:“你们部队清晨八点钟在祁家湾车站等候,我们会派火车接你们到汉口,再由汉口乘江轮回九江。”七点多钟,我们的队伍便在祁家湾集合。那日,天下着小雨,我们直候至十点钟仍未见火车的影子,大家的行李、衣服都淋湿了,这一来,兵士忍耐不住,向车站扔手榴弹,结果把车站的人炸伤两位,其余皆逃跑。于是他们报告说:九江部队兵变,鄂军在大智门附近对我们布置警戒。我一看事态严重,赶紧由祁家湾坐一个火车头到大智门,正遇湖北军队以为九江兵变,在此警戒。他们问我:“你是谁?”我回答说:“我是九江部队指挥官,是我的部队不守纪律,绝不是兵变,请你们不要误会。我现在要到黎都督那里去请罪,请你们送我到武昌。”鄂军见我未带一兵一卒,也就相信了,见了黎都督后,他连忙说:“这不怪你,只怪我这里办交通的人太岂有此理,你现在赶紧回去招呼部队,很对不起!”于是又送我回队伍,这才把部队带回九江。回九江后,我才松了这口气,说:“唉呀!我够受了,我再也不能要这些部队了,我现在就原璧奉还吧!”当日,他们为什么派这些军队给我?原来这些部队都是九江最调皮,最不守纪律,最令人头痛的宝贝,也是他们无法解决的部队,他完全是利用我把这些部队带到外边,正可减轻他们的麻烦。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台北),第8期,1996年
刘士毅先生访问纪录(之二)
南京临时政府撤换赣督之内幕
我回到九江后,因援鄂有功,又值参谋部无入主持,乃由我代理参谋部长。马毓宝这时已是江西全省的都督,因为吴介璋原为南昌都督,吴为人谨厚,因洪帮到处滋事,无法统驭,曾一度以彭程万继任都督,彭亦为好人一个,缺乏领导全省能力,应付不了赣军中的洪帮,后遂以马毓宝为江西全省都督。
自马毓宝接掌江西全省事务后,各府县洪帮到处搜掠,骚扰人民甚烈。南京政府乃以马「烟瘾甚重,纪律太坏」为由,将之撤换,另以李烈钧代之,但李烈钧与江西部队并无渊源,仅与刘世均交情较好,时刘任协统,辖有两团人。李烈钧到任时,由刘世均从九江派兵一团护送他至南昌,另一团则仍留驻九江。朱汉涛仍是九江的卫戍司令。当李烈钧先生尚未到任以前,马毓宝尚未解除都督之职。但人人都知道马之督赣完全靠朱汉涛的力量,现欲去马,非先去朱不可,朱汉涛与刘世均不和之主因就在此。李烈钧未到赣以前,刘世均亲率部队围困九江卫戍司令部,逮捕朱汉涛的原因也在此,这时我才由湖北回到九江,当时我并不知这个内容,待南京临时政府下令枪决朱汉涛,撤换马毓宝,以李继任赣督,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内容。南昌原驻有四团军队,其中一团反对李烈钧最烈。我由湖北回九江不久,虽暂代部长,但无事可做,故待李烈钧接任赣督以后,向他建议九江参谋部可以撤销,我到南昌后,刘世均见我无处可宿,便要我住在他旅部,当晚十二点左右,忽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我前期同学王事干,他说有要紧事要找刘旅长,我也不知道刘世均那里去了,他说:「赶紧找他来!」原来这位是反李烈钧最激烈一团的副团长,与刘系保定同期同学,当天,四团人秘密开会,准备同时出兵,包围都督府,搞掉李烈钧,他也参与会议,会散后乘人家不觉,特来告密。叛军预定十二点行事,待警钟一响,即出兵围都督府,先将刘世均之一团解决。我们得悉此消息后,迅即派出一排人将把守警钟的一班人加以解决,并占领其地,使警钟到时不响。此外,我带了一营人,冲进反李最激烈的那一团,团长逃跑,一下子缴了二营人的枪。其余三团见警钟不响,为首的一团又被解决,故不敢动,因此李烈钧乃得无恙。李由此对我另眼相看,认为我虽年轻,还有两手。
回复于 2010-7-12 03:36 

白龙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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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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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元出任抚州知府兼临川知县
李烈钧任都督后,便委派我做抚州府知府兼临川县知县,命令发表后,大家甚为诧异,他们认为不该派一个无行政经验的青年,一个没有政治学识的武人来担任此一工作。其实,我另负有秘密任务。那时抚州有巡防营等军队几千人,既无战斗能力,纪律亦不甚佳,每月需饷几万元,公家无此款项,每月均由地方摊派,人民不胜其扰,所以派我去用缓和的方法解决这些部队。我去的时候,刘世均派一排人做我的卫队。我到任三个月,将巡防营中的人事情形调查一清二楚后,李烈钧来电要我在钱粮项下拨出几万元作为军饷,于是我就通知这些军队主官,说某日在知府衙门点名发饷,请率部队不带武器,务必徒手参加。到发饷那天,我将所带之一排三班人,以一班任知府衙门守卫,一班担任街上巡逻警戒,另一班带着预僱的民伕,到军队驻地搬运部队的军械。这些巡防营以为我只有一排兵,不会有什么举动,所以不加防备,都徒手来知府衙门领饷。我按照名册逐一点发,见其人有素不安份,在军中发生帮会领导作用者,即在名册上作一记号。点名完毕后,没有问题者,便令他们回去,只请这些人吃饭喝酒,筵席共开三十几桌,正在点名时,另一班兵士已带着民佚将这些军队的械弹搬运一空,事情来得突然,他们只好屈服。最后每个人发给几十块钱,便将这些部队平安无事的解散了。我便打电报给李烈钧,报告任务达成。民国元年二月我到任,同年十二月任务完成离开,前后共十个月时间。
参加二次革命(湖口倒袁之役)
我所参加革命诸战役中,以民国二年的二次革命最显得紊乱无章。就我所知江西湖口讨袁之役即是如此。
民国二年,宋教仁被刺之案发生后,赣、皖、湘、粤诸省因激烈攻击北京政府,袁世凯深慼不快。袁欲控制江西,于四,五月间任命汪瑞闓为江西省长,当时李烈钧(协和)为江西都督,表面上对汪入主江西省政,并不反对,待汪抵达南昌后始发动各机关团体开会反对,都督府顾问蔡锐霆率领各机关人员至汪之住处劝他离赣。汪见情势如此,即日回到北京。汪离去后,袁世凯对江西更为怀恨,但是尚无罢免李协和之意,曾派王芝祥(铁珊)王江西调解,并由北方二、三革命党人士陪同,旨在缓和江西革命党之反袁情绪。王调解不成而去,所陪同而来之革命党人如耿毅、张晓江等人,则被留在江西任职。袁世凯见王调解失败,才决定对江西使用武力。袁之策略:第一步免李协和之都督职,但袁怕免李之职而激动了江西之军心,所以首先分化江西之军队。江西境内原有二个师,第一师师长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之欧阳武,第二师师长为李之亲信刘世均。欧阳武之兄欧阳成是北京国会议员,袁世凯利用此一关系,运动欧阳武脱离李协和,并答应欧阳于免李之后继任江西都督,欧阳接受了袁之条件。所以,拥李协和的只有刘世均一师人:但是,刘这一师人,有一旅驻防赣州,一团驻防鄱阳县,一团驻于九江;刘虽忠心于李,无奈兵力分散,不能为力。同时,李也未料及袁会罢免他,更未料到欧阳武为袁所收买。所以,李知道被免之消息后,在各界人士欢送下,仓惶离去。由此可证明湖口之役,李事先毫无计划及准备。李协和免职令下,袁世凯同时发表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
此时,刘世均的师部虽在九江,他却住在南昌,后来他回到九江,犹不知驻防九江之团长李定魁已被北京政府所收买。不久,北军李纯突率所部一师登陆九江,欲包围刘部。李定魁因与北军有了勾结,不便与之相抗,又不敢公然叛离刘世均。他以一团力量不足与李纯一师力量相抗为藉口,退至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此时李烈钧已由沪回至湖口,曾以电话通知刘世均,嘱其在九江向李纯师发动攻势,刘知此时在九江实无可为力,嘱我率师部职员一部,先至小池口带着李定魁之愿随行者,由长江北岸赶到湖口。这时,我是刘之代理参谋长。同时我也接到李烈钧先生的电话,始将九江的详情报告他。他知九江不可为,所以才决定在湖口起义。
我到小池口,告知李定魁李都督已回到湖口,劝他与其在小池口,不如去湖口,李因与我是多年朋友,而部属又多与我相识,只好支吾答应我。我们由小池口出发,中途遇着暴风雨,几经艰苦才到达湖口的长江北岸,此时,北军已有二艘军舰横于江心,无法渡江。李定魁来湖口本是很勉强的,见此情形,乘机对我说,既不能渡江,不如回到小池口。他于是又带领部队回到小池口,我也无法阻止他。李回去后,我觉得留在湖口对岸不是办法,遂转至安徽东流渡江至祁门。当我走近江西边境时,遇见许多败兵,打听之下,都说李都督在湖口失败了。我只好由祁门迂道赶至南昌,找护军使欧阳武,问李协和之下落,他告诉我李已败退至南昌官钱局附近之轮船上。我由护军使衙门出来,到南昌官钱局附近河边,发现李协和之火轮正停在河边,遂上船见李。李告诉我,江西已无办法,正准备离开南昌。他经袁州(宜春)入湖南,谭组庵待之很客气,后来在长沙换江轮赴上海。刘世均一干人等不久也到了上海。
初次赴日本求学
李协和走后不久,李纯之部队也到了南昌,我见南昌不能久留,遂复经祁门、东流乘江轮也赶至上海。当时约为七,八月,天气燠热,我经二个多月之奔波,身心憔悴不堪,复以身上不名一文,所以情况非常狼狈。我到三洋泾桥,本想投宿全安客栈,因为既无行李,又无证件,客栈不允我留宿。上海偌大地方,我既举目无亲又人地生疏,心中真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上海的大马路是热闹通衢之地,心想在那里召徘徊,或许可以遇见一、二熟人。果然在大马路我遇见一位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纺绸长袍,面貌非常熟谙,我问他:「你不是某人?」原来他是刘世均的中校参谋黄在中,他说李协和.刘世均等已去日本,只有好友黄光斗尚在上海。我去见他,他见我狼狈之状非常惊奇,问我何故一至于此?我将数月来之情况大略告诉他,问他是否知道李协和、刘世均住在何处,他也说他们都去了日本。我问他何故来到上海?他说因见江西倒袁事业很难成功,所以早就来了上海。他在上海,靠在洋行织袜为生。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身上不名一文,困穷万分,不知从何打算起。他说他原有去日本之计划,邀我一同去。我说在上海住食都有问题,如何去得成日本?黄为人很热心,他说卖掉织袜机大概可得百余元。当时由上海去日本长崎之三等舱船费只要七元五角,由长崎至东京的火车票也是日币七元五角。两人之费用约有六、七十元足以够用。我原以为陷入绝境,如今有人愿出旅费约我去日本,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在赴日船中,我们幸遇一位过去江西高等农业学校的同学,他在日本求学多年,恰巧暑假结束,回日本上学。他是日本通,替我们安排一切。到了东京,我们住在下宿屋旅馆。他又帮我们打听出李协和、刘世均等之消息。当时浪迹日本的江西人士很多,纷纷请李帮助,他不但接应不暇,也爱莫能助,不久李便到南洋去了。我们的经费有限,李又无法援助,幸而刘世均了解我们的困难,邀请到他家中居住,才算是解决了窘境。
我在刘家住了三个月,因为孙总理一面鉴于二次革命之失败,一面觉得同志们多是勇武有余而学识不足,他接受犭养毅、副岛义一、寺尾亨等人之建议,成立政法学校以充实同志之学识。我自己觉得住在日本无事可做,于是请求进该校读书。政法学校的教室是利用东京锦町锦辉电影院对门之工业专门学校之教室,因为该校学生每日下午须赴工厂实习。教室空出,故可借用。寺尾亨博士为校长,教授均由寺尾亨聘请,因他在东京帝大执教二十五年以上,桃李满天下。是时在政法学校担任课程的有小野冢喜平次、小林丑三郎、吉野作造、崛江归一、副岛义一等有名的教授,而且多是同情革命党的,所以他们不取分文报酬,纯尽义务。学生中不谙日文的人很多,上课备有翻译。经常担任翻译的是戴季陶、殷汝耕、殷汝骊、文群、王侃等人,其中以戴季陶、殷汝耕两人担任的时间最多。此外,孙总理聘来一批日本退役军人成立大森军事训练班,灌输革命同志之军事知识。这个训练班所授的课程很简单,凡在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的都不愿意参加。
政法学校开学时,北京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曾前往观礼。事前寺尾亨告诉我们说:「虽然陆是北京政府派的,但是开学时他来观礼是本校的贵宾,希望不要侮辱他。」同学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件事却引起很大的影响,因为北京公使馆见我们对待陆公使很客气,以为我们对革命事业并无很大的信心与热诚,于是派蒋自立来校活动同学,说道:「只要同学不反对袁世凯,不但可以继续读书,北京政府还给以津贴。」有数人遂被他收买了。后来有位同学吴先梅怕以后再有人被他收买,很恼怒蒋自立。有一日清晨,遂跑到蒋的寓所,开枪打伤了他,此后公使馆收买同学之事才停止。民国四年冬,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做皇帝的野心愈来愈明显,孙总理要我们回国革命,政法学校至民国五年始停办。该校前后共开办约有二年半。这期间因为办理成绩很好,不但国内逃至日本之革命同志纷纷加入,就是在日本各大学中之华籍学生也有不少参加。
初次赴日本求学
李协和走后不久,李纯之部队也到了南昌,我见南昌不能久留,遂复经祁门、东流乘江轮也赶至上海。当时约为七,八月,天气燠热,我经二个多月之奔波,身心憔悴不堪,复以身上不名一文,所以情况非常狼狈。我到三洋泾桥,本想投宿全安客栈,因为既无行李,又无证件,客栈不允我留宿。上海偌大地方,我既举目无亲又人地生疏,心中真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上海的大马路是热闹通衢之地,心想在那里召徘徊,或许可以遇见一、二熟人。果然在大马路我遇见一位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纺绸长袍,面貌非常熟谙,我问他:「你不是某人?」原来他是刘世均的中校参谋黄在中,他说李协和.刘世均等已去日本,只有好友黄光斗尚在上海。我去见他,他见我狼狈之状非常惊奇,问我何故一至于此?我将数月来之情况大略告诉他,问他是否知道李协和、刘世均住在何处,他也说他们都去了日本。我问他何故来到上海?他说因见江西倒袁事业很难成功,所以早就来了上海。他在上海,靠在洋行织袜为生。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身上不名一文,困穷万分,不知从何打算起。他说他原有去日本之计划,邀我一同去。我说在上海住食都有问题,如何去得成日本?黄为人很热心,他说卖掉织袜机大概可得百余元。当时由上海去日本长崎之三等舱船费只要七元五角,由长崎至东京的火车票也是日币七元五角。两人之费用约有六、七十元足以够用。我原以为陷入绝境,如今有人愿出旅费约我去日本,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在赴日船中,我们幸遇一位过去江西高等农业学校的同学,他在日本求学多年,恰巧暑假结束,回日本上学。他是日本通,替我们安排一切。到了东京,我们住在下宿屋旅馆。他又帮我们打听出李协和、刘世均等之消息。当时浪迹日本的江西人士很多,纷纷请李帮助,他不但接应不暇,也爱莫能助,不久李便到南洋去了。我们的经费有限,李又无法援助,幸而刘世均了解我们的困难,邀请到他家中居住,才算是解决了窘境。
我在刘家住了三个月,因为孙总理一面鉴于二次革命之失败,一面觉得同志们多是勇武有余而学识不足,他接受犭养毅、副岛义一、寺尾亨等人之建议,成立政法学校以充实同志之学识。我自己觉得住在日本无事可做,于是请求进该校读书。政法学校的教室是利用东京锦町锦辉电影院对门之工业专门学校之教室,因为该校学生每日下午须赴工厂实习。教室空出,故可借用。寺尾亨博士为校长,教授均由寺尾亨聘请,因他在东京帝大执教二十五年以上,桃李满天下。是时在政法学校担任课程的有小野冢喜平次、小林丑三郎、吉野作造、崛江归一、副岛义一等有名的教授,而且多是同情革命党的,所以他们不取分文报酬,纯尽义务。学生中不谙日文的人很多,上课备有翻译。经常担任翻译的是戴季陶、殷汝耕、殷汝骊、文群、王侃等人,其中以戴季陶、殷汝耕两人担任的时间最多。此外,孙总理聘来一批日本退役军人成立大森军事训练班,灌输革命同志之军事知识。这个训练班所授的课程很简单,凡在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的都不愿意参加。
政法学校开学时,北京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曾前往观礼。事前寺尾亨告诉我们说:「虽然陆是北京政府派的,但是开学时他来观礼是本校的贵宾,希望不要侮辱他。」同学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件事却引起很大的影响,因为北京公使馆见我们对待陆公使很客气,以为我们对革命事业并无很大的信心与热诚,于是派蒋自立来校活动同学,说道:「只要同学不反对袁世凯,不但可以继续读书,北京政府还给以津贴。」有数人遂被他收买了。后来有位同学吴先梅怕以后再有人被他收买,很恼怒蒋自立。有一日清晨,遂跑到蒋的寓所,开枪打伤了他,此后公使馆收买同学之事才停止。民国四年冬,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做皇帝的野心愈来愈明显,孙总理要我们回国革命,政法学校至民国五年始停办。该校前后共开办约有二年半。这期间因为办理成绩很好,不但国内逃至日本之革命同志纷纷加入,就是在日本各大学中之华籍学生也有不少参加。
初次赴日本求学
李协和走后不久,李纯之部队也到了南昌,我见南昌不能久留,遂复经祁门、东流乘江轮也赶至上海。当时约为七,八月,天气燠热,我经二个多月之奔波,身心憔悴不堪,复以身上不名一文,所以情况非常狼狈。我到三洋泾桥,本想投宿全安客栈,因为既无行李,又无证件,客栈不允我留宿。上海偌大地方,我既举目无亲又人地生疏,心中真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上海的大马路是热闹通衢之地,心想在那里召徘徊,或许可以遇见一、二熟人。果然在大马路我遇见一位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纺绸长袍,面貌非常熟谙,我问他:「你不是某人?」原来他是刘世均的中校参谋黄在中,他说李协和.刘世均等已去日本,只有好友黄光斗尚在上海。我去见他,他见我狼狈之状非常惊奇,问我何故一至于此?我将数月来之情况大略告诉他,问他是否知道李协和、刘世均住在何处,他也说他们都去了日本。我问他何故来到上海?他说因见江西倒袁事业很难成功,所以早就来了上海。他在上海,靠在洋行织袜为生。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身上不名一文,困穷万分,不知从何打算起。他说他原有去日本之计划,邀我一同去。我说在上海住食都有问题,如何去得成日本?黄为人很热心,他说卖掉织袜机大概可得百余元。当时由上海去日本长崎之三等舱船费只要七元五角,由长崎至东京的火车票也是日币七元五角。两人之费用约有六、七十元足以够用。我原以为陷入绝境,如今有人愿出旅费约我去日本,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在赴日船中,我们幸遇一位过去江西高等农业学校的同学,他在日本求学多年,恰巧暑假结束,回日本上学。他是日本通,替我们安排一切。到了东京,我们住在下宿屋旅馆。他又帮我们打听出李协和、刘世均等之消息。当时浪迹日本的江西人士很多,纷纷请李帮助,他不但接应不暇,也爱莫能助,不久李便到南洋去了。我们的经费有限,李又无法援助,幸而刘世均了解我们的困难,邀请到他家中居住,才算是解决了窘境。
我在刘家住了三个月,因为孙总理一面鉴于二次革命之失败,一面觉得同志们多是勇武有余而学识不足,他接受犭养毅、副岛义一、寺尾亨等人之建议,成立政法学校以充实同志之学识。我自己觉得住在日本无事可做,于是请求进该校读书。政法学校的教室是利用东京锦町锦辉电影院对门之工业专门学校之教室,因为该校学生每日下午须赴工厂实习。教室空出,故可借用。寺尾亨博士为校长,教授均由寺尾亨聘请,因他在东京帝大执教二十五年以上,桃李满天下。是时在政法学校担任课程的有小野冢喜平次、小林丑三郎、吉野作造、崛江归一、副岛义一等有名的教授,而且多是同情革命党的,所以他们不取分文报酬,纯尽义务。学生中不谙日文的人很多,上课备有翻译。经常担任翻译的是戴季陶、殷汝耕、殷汝骊、文群、王侃等人,其中以戴季陶、殷汝耕两人担任的时间最多。此外,孙总理聘来一批日本退役军人成立大森军事训练班,灌输革命同志之军事知识。这个训练班所授的课程很简单,凡在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的都不愿意参加。
政法学校开学时,北京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曾前往观礼。事前寺尾亨告诉我们说:「虽然陆是北京政府派的,但是开学时他来观礼是本校的贵宾,希望不要侮辱他。」同学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件事却引起很大的影响,因为北京公使馆见我们对待陆公使很客气,以为我们对革命事业并无很大的信心与热诚,于是派蒋自立来校活动同学,说道:「只要同学不反对袁世凯,不但可以继续读书,北京政府还给以津贴。」有数人遂被他收买了。后来有位同学吴先梅怕以后再有人被他收买,很恼怒蒋自立。有一日清晨,遂跑到蒋的寓所,开枪打伤了他,此后公使馆收买同学之事才停止。民国四年冬,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做皇帝的野心愈来愈明显,孙总理要我们回国革命,政法学校至民国五年始停办。该校前后共开办约有二年半。这期间因为办理成绩很好,不但国内逃至日本之革命同志纷纷加入,就是在日本各大学中之华籍学生也有不少参加。
在东京时,我与各省的革命党人接触很多,孙总理手下的人比较急进,黄克强先生手下的人比较持重,因此种关系,孙、黄在日本似不甚融洽。二次革命所以失败得很惨,不仅因为缺乏周密的计划,内部不团结也是一大因素。
在东京,我交结了不少新朋友,如李大钊、林祖涵、易象等人。李、林原属孙洪伊之进步党。林祖涵是林秀梅之兄弟,初听孙总理讲三民主义非常敬佩,后来听了陈独秀之共产主义才步入歧途。李大钊之旧学很好,道德观念很重,不知何故参加共产党。今日在大陆之**作家田汉,即是易象的外甥,当时随易在日本,也不过十六、七岁。
回复于 2010-7-12 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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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年冬回国参加讨袁之役
孙总理既要我们回国参加革命,他给刘世均数千元作路费,刘分数百元给我,要我回到江西利用与李定魁之关系,运动方本仁的部下。当时方本仁是赣西镇守使,李定魁是方的团长。欧阳武自从被赶出江西后,袁世凯在北方给他安插一个闲职。以后,江西人因见他为人完全是见利则趋,毫无宗旨,大家很看不起他。
四月,我由湖南入江西,在长沙时,曾见湘督汤芗铭。汤受乃兄汤化龙在上海主张反袁之影响,有动摇之意。我所以能见到汤芗铭便因为有汤化龙之介绍信。我由长沙乘株萍铁路到萍乡,会见李定魁,劝他乘机而起,我说:「我们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于今袁世凯又要称帝,正是需要我们再革命之时。」李很狡猾,并不反对我的意见,说是方本仁下面有三个团,如果他一团人起义,很容易被消灭。他要我到湖南请援兵,说是湖南若能陈兵赣边,起义较易成功。当时,湖南有一团人驻扎株州,团长是陈策,陈之叔父为陈裕时,与汤化龙是深交,我路经株州时,曾拜会过他。他很赞同反袁之革命,告诉我只要江西义纛高举,他一定响应。所以,李定魁对我如此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并以为请陈策派部份部队至江西,应该没有问题。我连夜乘火车王株州,找到陈策,将情形告诉他,请派二连人随我至江西。陈答覆我部队调动权在于督军,但是只要江西有了消息,他一定呼应,我见他的话已不可靠,又星夜赶回萍乡。火车刚入车站,我见有些军队被围在车站缴械,心中很高兴,以为李定魁等不待我回来,便动了手。打听之下,原来是我活动李定魁起义之事机洩露,方本仁派其他二团人缴李一团人之枪械。我虽然知道事已洩露,心中很镇静,还是回到原住的地方。一进屋发现已有好些便衣人员在等着我。我很从容地向他们打招呼,脱下长袍,放下皮包,躺在椅子上,对他们说:「我已掌握在你们手中,无话可说,我这数日仆仆于道途,既饿且倦,你们能否煮点粥给我吃?」那些人很好,听我如此说法,真的到厨房中煮稀饭。我坐的地方是客厅,外面是一道走廊,走廊与大门之间还有片小园子,我见走廊上有只水烟袋,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走过去想取水烟袋吸几口烟。正当我过去取水烟袋时,回头看见他们打开我的皮包,在分我的钱。我心想此时不走尚待何时?拔足便跑,他们随之在后追。我后来因得到路旁一农家的掩护,才躲过了他们的追踪。
在东京时,我与各省的革命党人接触很多,孙总理手下的人比较急进,黄克强先生手下的人比较持重,因此种关系,孙、黄在日本似不甚融洽。二次革命所以失败得很惨,不仅因为缺乏周密的计划,内部不团结也是一大因素。
在东京,我交结了不少新朋友,如李大钊、林祖涵、易象等人。李、林原属孙洪伊之进步党。林祖涵是林秀梅之兄弟,初听孙总理讲三民主义非常敬佩,后来听了陈独秀之共产主义才步入歧途。李大钊之旧学很好,道德观念很重,不知何故参加共产党。今日在大陆之**作家田汉,即是易象的外甥,当时随易在日本,也不过十六、七岁。
民国四年冬回国参加讨袁之役
孙总理既要我们回国参加革命,他给刘世均数千元作路费,刘分数百元给我,要我回到江西利用与李定魁之关系,运动方本仁的部下。当时方本仁是赣西镇守使,李定魁是方的团长。欧阳武自从被赶出江西后,袁世凯在北方给他安插一个闲职。以后,江西人因见他为人完全是见利则趋,毫无宗旨,大家很看不起他。
四月,我由湖南入江西,在长沙时,曾见湘督汤芗铭。汤受乃兄汤化龙在上海主张反袁之影响,有动摇之意。我所以能见到汤芗铭便因为有汤化龙之介绍信。我由长沙乘株萍铁路到萍乡,会见李定魁,劝他乘机而起,我说:「我们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于今袁世凯又要称帝,正是需要我们再革命之时。」李很狡猾,并不反对我的意见,说是方本仁下面有三个团,如果他一团人起义,很容易被消灭。他要我到湖南请援兵,说是湖南若能陈兵赣边,起义较易成功。当时,湖南有一团人驻扎株州,团长是陈策,陈之叔父为陈裕时,与汤化龙是深交,我路经株州时,曾拜会过他。他很赞同反袁之革命,告诉我只要江西义纛高举,他一定响应。所以,李定魁对我如此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并以为请陈策派部份部队至江西,应该没有问题。我连夜乘火车王株州,找到陈策,将情形告诉他,请派二连人随我至江西。陈答覆我部队调动权在于督军,但是只要江西有了消息,他一定呼应,我见他的话已不可靠,又星夜赶回萍乡。火车刚入车站,我见有些军队被围在车站缴械,心中很高兴,以为李定魁等不待我回来,便动了手。打听之下,原来是我活动李定魁起义之事机洩露,方本仁派其他二团人缴李一团人之枪械。我虽然知道事已洩露,心中很镇静,还是回到原住的地方。一进屋发现已有好些便衣人员在等着我。我很从容地向他们打招呼,脱下长袍,放下皮包,躺在椅子上,对他们说:「我已掌握在你们手中,无话可说,我这数日仆仆于道途,既饿且倦,你们能否煮点粥给我吃?」那些人很好,听我如此说法,真的到厨房中煮稀饭。我坐的地方是客厅,外面是一道走廊,走廊与大门之间还有片小园子,我见走廊上有只水烟袋,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走过去想取水烟袋吸几口烟。正当我过去取水烟袋时,回头看见他们打开我的皮包,在分我的钱。我心想此时不走尚待何时?拔足便跑,他们随之在后追。我后来因得到路旁一农家的掩护,才躲过了他们的追踪。
民国五年冬二次赴日深造
躲到晚上,我悄悄地到湘东车站,爬上运货的列车逃到株州,在株州遇见一位朋友,借了几块钱才到了长沙。这时大约是五月上旬的事。不久袁世凯因众叛亲离气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我住在长沙,无事可为,辗转赴上海,北京,此时,北京政府保送一批学生赴日留学,而日本方面限制入学之规定也放宽,中国学生不但可以进士官学校,也可以进各兵种专科学校、陆军大学等。我由政府保送至日本陆军砲工学校留学。这是民国五年冬季之事。在砲工学校读了二年,又入了千叶的砲兵射击学校;九个月后,进东京帝国大学之造兵科,到了民国十一年因孙总理挥兵北伐才回国。
返国参加总理领导之北伐
民国十一年,我回抵国门,经上海至广州,陈炯明见我是东京帝大读造兵科的学生,派我至石井兵工厂服务。当时,陈以内部未统一为藉口,反对北伐,他说孙总理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只是一付对联,没有多大用处。我见陈之态度如此,准备去梧州,转桂林谒见孙总理。行至广西昭平,遇见很多军队由桂林向梧州方面行动,我心中纳闷,不知桂林方面的军事部署如何?正当此时,迎面来了一乘四人大轿,原来是李协和先生坐在里面,他当时是大本营的参谋总长。他在轿里也看见了我,停下轿,问我去那里?听说我要去桂林,立刻叫我不要去。当晚,我留在李处。他告诉我此次北伐军所以突然调回广东,一面因为广东内部空虚,陈炯明之主力如叶举、熊略等部队都驻在广西南宁一带,如果此时革命军回师广东,陈在广东之势力不难一鼓而下。他交给我一团人,要我驻邕江两岸,以防陈部回头。大本营之部队如彭程万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许崇智之粤军等都源源开回广东。陈炯明受此打击,所以才让出广州回到惠州去休养。
革命军回到广东后,改由韶关入赣。李协和仍是参谋总长,大本营此时是设于韶关,所有北伐的军队均由粤入赣,彭程万的赣军可说是入赣的先锋,其他如许崇智的粤军、朱培德的滇军及李福林所部等,大部份已经信丰到达赣州附近,留在韶关大本营附近的只有少数部队,广州只剩孙总理一人及少数卫队,后方过于空虚,给陈炯明以可乘之机。我当时是大本营的高级参谋,李协和又派我任督战官,故我随赣军赖世璜部前进。此时,赖尚系彭程万部的混成旅长,因我与赖有旧交,故住在赖的旅部。适赖的参谋长出缺,李协和先生要我兼任赖的参谋长。是时北伐军的主力已集中于赣州。赖对我说这次北伐我们江西人要特别卖力,你先率领旅部必要人员及部队先行,拟经过泰和向吉安前进,我在赣州与各军领袖取得连系后,即星夜赶来。我遂由赣州城率领部队先行,及占领泰和县后,不见其他部队继续前来,正疑虑间,赖世璜仅带少数人员赶来,嘱我令前方部队,撤回赣州,因为陈炯明乘我大军北伐入赣之时,即暗中调集叶举、熊略等部,星夜返回广州砲击观音山孙总理寓所,并向韶关大本营袭击,已被占领,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军由赣州折回驰援,我们不能单独再进,应先退回赣州再说。迨我们退到赣州后,始知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军到达韶关后,又被陈炯明军击败,折回赣边。赖世璜部因受北军压迫,亦向信丰退却,待抵信丰后,遇着许崇智、胡汉民等,狼狈不堪,正拟东向福建边境退却,并要求赖部在信丰以北布阵,掩护他们的退却,此时福建内部情形,竟有出乎我们意料以外之事。即福建督军李厚基,与驻泉州一带之王永泉部势将火拼,王永泉与许崇智系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见许到,予以械弹的接济。许王联合攻李,李势不支,其部下王献臣师驻在闽西汀杭一带,归顺革命军。李厚基遂被许王驱走,许部遂占领福州,声势为之一振。
此次北伐在江西失败后,赣军总司令彭程万,先遣军司令余维谦、别动军司令胡谦等,因战败后均离开部队他去,惟有赖世璜始终团结所部,并收容他军流亡官兵合计五、六千人,自民国十一年冬季起,辗转流离于广东之连平、和平、梅县、大埔、福建之永定、龙岩、漳州,形同土匪流寇者,几达两年半之久。至民国十三年冬,官兵深感流离之苦,因为赣南人居多数,均欲打回老家去,决心进入赣南,稍事整理休息。是时有北军常德盛一师,驻在雩都、瑞金一带,本准备与之一决雌雄,不料我们一入江西境内,常德盛师长不但对我们没有敌意,反送来一张拜把帖子,愿与赖世璜结为盟兄盟弟。江西督办方本仁见此情形,遂收编赖部为江西陆军第四师,驻于瑞金,雩都、会昌、寻邬等县,前后达一年余之久。
北伐军入赣之开路先锋赖世璜
民国十五年,蒋总司令在粤誓师北伐,是时邓如琢继方本仁为江西总司令,有意与福建的周荫人夹击消灭赖部,以防我们加入广东的北伐军。我们一面感于实力孤单,一面感于北伐大义,赖遂派人至广州请求参加革命。当时朱培德的滇军中设有军事教育团,由熊式辉任教育长,熊与赖世璜是保定同期生,透过这种关系,请朱培德将我们愿意加入北伐军之意转呈蒋总司令。同时,赖又要我去南昌探听闽赣夹击我们之事是否确实。他所以要我去,一则因为我是他的团长兼参谋长,二则因为邓如琢下面有位师长冯绍闵是我在保定速成学校时的战术教官,此外,还有几位同学在他那里任旅团长。
我到南昌遇见一位同学李钧,他是江西人,生长北方,曾在邓如琢部任过旅长。他见了我很惊奇,问我为什么跑到南昌来?他说:「福建长汀、上杭之部队,与驻赣南之部队已准备动手解决你们!」我听李如此说法,立刻去见江西军务帮办蒋镇臣,蒋原是方本仁的师长,师部驻吉安。蒋本人驻南昌状元府,当时已是晚上十一时,蒋已休息,我到他那里说有要事要见蒋帮办,门房才肯通报。蒋问我有什么事,我问他闽赣部队准备夹击我们之事是否真确?蒋愣了良久,问我消息的来源,我说:「你们即将开始行动,怎会不知?」我继续说:「此行之目的不是求你们饶我休兵,而是请问你们,赖部经方前督办的德意,收编我们,一年多来生活比较安定,所以官兵都很感激方督办,今邓督办要与福建联合解决这部,老实告诉你,我们在闽粤赣边境流亡了几年,道路及地方情形,均甚熟悉,纵然打你不过,我想跑一定跑得过你。况且广东方面,近来北伐之说甚盛,邓督办这种作法,可说是为丛驱雀。」蒋反问我:「既然如此,你深夜来此,究竟为何?」我知道邓、蒋意见不和,遂说:「我深夜来此请教帮办,赖部深感方前督办的德意,并知帮办是方督办所最信任的人,所以特来请示,帮办是否肯收容我们这一部份?」蒋遂对我说:「我现在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你想归我收编,我知道赖世璜,是反覆无常的人,除非你的十六团及易简昀十三团,都无条件的开到吉安来,听我处置,以确实的行动表现,否则一切不谈。」我说:「就这么办,否则请邓督办照原计划联合周荫人如期对我们进兵好了。」我说毕拿起帽子就走,蒋马上拉着我的手说:「你这样去见赖世璜,与我交涉的凭据一点也没有,似乎不妥,现在我回赖一函,并送军衣五百套作为你对赖说话的根据。」
我由南昌乘小火轮至赣州转至雩都师部,将情形告诉赖世璜。赖告知我广州方面指示我们要先有行动表现,然后才能予以支援。既然如此,这部队原来都是革命种籽,与北方军阀是无法相处的,我们遂商定先打赣州、信丰。全师部分为两路,一路下赣州,一路攻信丰,每路有兵四营,四营为预备队由赖亲自指挥,策应双方。当行军至离赣州二十里之江口时,有赣州镇守使杨池生部一营,在此警戒,问我开赴何处,我方答云奉蒋帮办的命令拟去吉安的。杨部营长说请你们暂停,俟我们询明蒋帮办后再请行动,我们遂在江口准备午餐。赖部官兵赣州的人很多,杨池生部一师,师部驻在什么祠堂,团部驻在什么庙宇,某一城门楼上有兵一排,某处有兵一连,一一侦查清楚,并令我方部队某营到何处缴某团械,某连到何处缴某连的械,某排到某城门缴某排的械,事前一一部署完毕,并择道路熟悉、地形明了官兵,分别担任引导。迨杨部在江口放哨,营长回信说你们可以经赣州下吉安。去时正值天下大雨,我们乘雨赶至赣州,乘敌不备,各部按照事前计划分头同时执行任务,不数小时将杨池生师全部解决,信丰方面亦同样告捷。当时杨如轩师有一旅驻大庾,听说赣州信丰的事变,拟偷经遂川逃往吉安,亦于次晨经我们中途截获缴械。至此我们作北伐军入赣之开路先锋,可说是圆满达成任务了。至此蒋总司令下令任赖世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熊式辉为该军党代表。广东北伐军入赣的先头部队谭道源师也可以不发一枪一弹的顺利进入赣州了。
回复于 2010-7-12 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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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之战
民国十六年龙潭战役之前,我们曾渡江北伐,我走东路,归何应钦先生指挥,经东台、如皋、盐城、阜宁、灌云等地而至海州,再由此而至山东边境的临沂,一路颇为顺利;同时,津浦线一路则进至徐州。之后,战局变化,徐州支持不住,故退,因徐州一退,我们东路也跟着后撤,直退至江南。那时我是代十四军军长,军部驻无锡,军长赖世璜正养病于上海。我们回无锡后,不久龙潭之战即爆发。
有一天白崇禧、宋子文、胡宗铎等几位先生乘火车由上海赴南京,车经苏州至望亭,因铁路被孙传芳部便衣队破坏,损坏二里多长,火车不能通过,白崇禧乃打电话给我,要我由无锡派一火车头与车厢一节到望亭接他们,把他们接到无锡。均暂寓铁路饭店休息。准备在无锡午餐后再乘火车去南京。正在这时,接到车站消息说,龙潭已失。龙潭原驻有我工兵营,为孙传芳几师人马所攻破,于是沪宁路即被截断,由镇江至南京也无法通行。这时蒋先生已离职到日本去了。白崇禧年纪最轻,看到他临危的决断,使我觉得革命军将领还有朝气,白先生知道这消息后,他说:「我们要赶紧打龙潭,否则待孙传芳的后续部队大部渡江,就难于应付!」说完他又问我:「你有多少队伍在无锡!」我答说:「我这儿有一旅,可以一营留守,抽出四营随白先生出发,另常州尚有一旅,也可就近归白先生指挥。」他说:「好!你给我预备车子。」这时白先生是上海卫戍司令兼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又打电话给驻上海的第二师师长刘峙,要他带所部星夜由上海赶来镇江。刘峙是时虽不归白指挥,但也接受调遣,立刻由上海用车运送部队过无锡赶到龙潭,刘本人曾因急于调度车辆而碰破头,可见其任事之热心。于是,白先生所指挥的部队由东往西打,南京方面接到消息后,何应钦先生、李宗仁先生也率其第一、七两军,由西向东攻。东西夹击,结果不数日便把孙部打垮,敌军损失惨重,只得仍退回江北。
率部渡江追击孙传芳残部
不久,赖世璜由上海回至无锡,这时军委会有一紧急命令给他,要十四军赶紧渡江追击孙传芳残部,不让其有喘息机会。命令中最不可解的是,要十四军渡江后归十七军军长杨杰指挥。这一来,赖世璜很不高兴,他发牢骚说:「我们部队自民国十五年参加北伐以来,由赣南出发,转战江西、福建、浙江,以至现在江苏,始终未补一兵一卒,现在一钱莫名,弹也没有,就要我们渡江,而且还要归杨杰指挥。论番号,我们是十四军还在前,他十七军应归我指挥才对。十五年北伐进江西,我是开路的先锋,杨杰又没有什么战功,为甚么要归他指挥呢。」心里虽不舒服,但也莫可奈何,最后他对我说:「军委会的命令不能违抗,我们两人只得分别行事,你先带军部作战必要人员与一旅人先行过江,到清江浦,归杨杰指挥。我自己不能去受他指挥,我还要到上海,一方面检查身体,一方面向何、白两先生报告部队的困难,倘能请到饷械的补充,令后续部队再继续前进。」之后,我按照他的话,率所部渡江后,沿运河北进,行至高邮,岸上忽有人喊道:「你们是否十四军之船,这有紧急电报给你们。」我接过电报一看,才知赖世璜已在上海被捕查办,要我即接任十四军军长,电报又令我将先头部队交杨杰指挥后,即回无锡掌握所部,盖深怕后部有变。赖的被捕,电报中所说的罪名是「剋扣军饷,畏缩不前」,其实并非如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一纸电报真是给我带来一大难题。我心中暗想,要是等我到清江浦后再回无锡,恐怕未到无锡。部队就发生问题。事不宜迟,因此我令参谋处长与旅长率领军部人员及部队继续前进,我本人则由高邮即遄返无锡。到无锡后,立刻集中部队讲话,我说:「总司令下野,军长因误会被扣,将来公道仍在人心,你们大家尽可安心。在军长未释放前,我不得不暂时出来维持。」不到两天,军委会又来一命令说:「十四军军部着予撤销,十四军原有之二师,合编成独立第一师,以熊式辉任师长。」至于我本人,则调为中央军校迁校首都筹备主任兼军委会军事教育处处长,那时熊式辉尚在上海,我请他赶快来无锡就职,我把部队移交给他之后,便到南京就新职,这时约为龙潭之战后一个多月左右的事情。
军委会不明下情,根据不实之情报而武断下命令,冤屈便由此而起!当日赖世璜在上海一下火车,便被卫戍部队所拘捕,在卫戍司令部押一个多月后,又押解到南京关进监狱。十六年年底,蒋先生由日本回国预备复职,此时正是民国十六年冬季,贺龙、叶挺、朱德等匪窜扰广东,广东无力剿匪,军委会正预备调独立第一师至粤剿匪,上海卫戍司令部也曾为此事备有许多海轮。就在这时,忽然谣言起来,说这部队的官兵不愿到广东剿匪,因蒋先生快复职,一复职,赖世璜即会释放,所以他们不走,要等蒋先生复职再说。军委会接到此情报,即沉不住气,认为赖世璜太岂有此理,人在监狱,为什么还勾通部队,因此就下一个命令,将赖枪毙。
赖之死,是他得罪的人太多之故,所以说他坏话的人也多。因赖之为人太冲动,喜与人争吵。我驻无锡时,一次何应钦先生特地来视察部队,公毕之后,他问我:「此地有好风景否?」我答:「惠泉山可以一游。」于是陪他一同上山,王山上一小亭休憩时,只我两人,别无他人在旁,何先生从皮包中掏出一件东西给我看,我一看是孙传芳给赖世璜的委任状,要委他为长江下游总司令。我问何道:「这东西从那里得来的?」何说:「检查邮政所得!」我说:「这是极机密的事,怎会用邮寄呢?我敢保赖军长决不做此事,即使他会,他的部下也不答应。」何听了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有一次,我到龙华卫戍司令部,白先生也问我:「听说赖世璜与孙传芳勾结,有没有这回事?」我回答说:「绝无此事,部队始终没有二心。」
谈到此,使我想起我一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朱汉涛的被杀,前面说过,当我由九江率队援鄂时,部队沿途骚扰,使我狼狈不堪,要不是朱汉涛仗义帮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到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撤换都督马毓宝,另以李烈钧代之,李依仗刘世均旅的实力乃得走马上任,马毓宝因得朱汉涛之拥护,故势力尚在,这一来,刘、朱两人暗斗甚烈,我由湖北回来见此情形,极力加以调解。朱汉涛是洪帮中的龙头拐于,为人慷慨好义,曾帮过我的大忙,刘世钧则是我的好友,论公谊私情皆很密切,刘、朱之不睦,我由湖北回浔后,曾从中极力调解,刘不听。一日清晨,刘忽派兵一营人包围九江卫戍司令部将朱逮捕,因刘认为要打倒马毓宝非先打倒朱汉涛不可,刘逮捕朱后,即报告南京临时政府处置,回电是:枪毙。朱汉涛便这样送了命。枪决时我不知,事后很多人告诉我,朱临死时,说:我没有对国家不起,对人民不起,对革命不起之事。行刑时,连打九枪尚不倒地。朱的死,我本可有力量挽救他,但我没有来得及做,这是我平生第一憾事。
另一件就是赖世璜的被杀,自民国十一年孙中山先生由桂林北伐起,我就与赖相处,直至十六年为止。赖为人虽很冲动,但对我非常信任。那时我尚在南京军校,正因事到上海,军委会直接下令南京监狱执行枪毙。临刑前,赖说:「我要找刘任夫讲话!」但我已到上海,所以没有见面,这是我一生很觉难过的事情。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台北),第8期,1996年
刘士毅先生访问纪录(之三)
出任军校迁校首都筹备主任兼军委会军事教育处处长
黄埔军校原在广东,现首都既设在南京,故军校也要迁到南京。军委会乃委我为筹备主任,筹备一切迁校事宜。校舍、教职员、教材,招生等都没有什么困难,最令人头痛的却是失业军官的收容问题。原来那时很多军队,因为北伐作战损失较大的部队,以致缩编或裁减人员的关系,造成很多失业军官。尤其在蒋先生下野之后,黄埔出身的军官,他们流落街头,颇为狼狈。军委会乃命令我,将这些失业军官收容入军校再受训练,一共有一千五百多人。这些军官因身分与普通学生不同,乃在军校内成立军官研究班,首由黄慕松任班主任,编为总队及若干大队与中队。由于尚未开课之故,这些军官一天到晚进进出出,或逛街,或外宿不回,行动非常随便,军委会乃下令叫我设法整顿。在民国十五年北伐以后,军官的服装,加配有一条武装带,有一天,我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学员之武装带皆须放置值星官室,凡请准假者,才可佩武装带外出,如不佩武装带外出者,就会被宪兵干涉。那时我的家眷住在上海,每逢礼拜六我要到上海去,那天正是礼拜六,下午我下完命令后便坐车到上海。等到礼拜天晚上我回到南京后,几位总队长皆来报告说:「明早的纪念周请你不要参加。」我奇怪的问:「为甚么?」他们说:「因为你的命令要收缴武装带寄存值星官室,全体学员反对,他们说:『武装带是孙总理给我们带的,刘某某是何许人,他敢解除我们的武装吗?如果他这样做,我们非跟他拼命不可!』」因为这样,搞得总队长以下的管理人员没有办法,所以劝我不参加纪念周,以免发生事故。我心想,第一个命令就不能贯彻,那我以后非磙蛋不可。于是我说:「明天纪念周照开,我要参加。」届时,我先奖励他们一番,我说:「星期六我下了一道命令,这是因为军委会有命令给我,说学员进进出出,服装不整,有损军纪,要我设法整顿,所以才下令要你们将武装带暂寄放在值星宫室,一定要请准了假的才能出去。听说你们反对,以为我是解除你们的武装,一定要与我拼命,我听了这消息很觉高兴,因为我现在要你们暂时把武装带放在值星官室,你们便要拼命,如果打仗时,敌人要缴你们的枪砲,你们更非拼命不可,这种精神我很佩服。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每一个士兵都有一支枪,他们睡觉时也部是带枪睡觉的吗?砲兵是否也把砲扛到床上一齐睡觉吗?值星官室是否就是敌人的军械库?所有的队上的官长都是敌人吗?我们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整顿校规,而不是解除你们的武装,假使你们现在不守纪律,不受管理人员的约束,军校的名誉岂不扫地?所以今天这个命令非实施不可。要拼命的请来,我不怕。谁破坏校规,谁就是敌人。现在理由既已讲清楚,给你们五分钟时间的考虑,有话上台来讲!」结果台下的学员,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大家都没有话讲。这一来,一点事也没有,可见学员还是有理智的,只要你把理由讲清楚,他们还是会服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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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入赣编组独立第七师
民国十五年北伐时,十四军原有二师,除在赣南留守后方几营外,余皆参加北伐。十七年初蒋先生到南京复职第二天,便叫我去,他说:「你马上进江西,把十四军留守部队带出来,做我北伐的预备队,我给你独立第七师的番号,你当师长。部队带出来后,将来你愿带兵或办学校,由你决定。现在校务则由杨杰接掌。」我奉面谕后,即准备走,临走,蒋先生问道:「钱怎办?」我回答说:「我先去看看,现在不要钱,路费我自己可以想办法,等以后收编好了再请总司令拨来,并指定路线让我出来。」他接着说:「这也好。」这时我内心所顾虑的是我现在由总司令部领到很多钱,万一到赣南后部队收编不好,钱又花光了,将来这笔帐如何交待呢?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第二天我便找杨杰来接事。
当民国十六年冬蒋先生尚未复职时,天气甚冷,一千多学员既无棉衣,又无鞋,生活很苦,情形殊为可怜。于是我向军委会代理委员长谭延闓先生商借几万元,作为津贴学员之用,同时并要求他不可扣学校之有限经费。谭先生很表同情,痛快地批了一张五万元的条子给我,可到军需处取款。我还未取款,蒋先生已到京复职,要我入江西。我为了争取时间,没有将这笔钱亲自分发给各学员,各学员亦知道此事,我却老老实宝的将款条移交给杨杰,并说明应速发给学员作为救济津贴之用,不可移做学校经费。杨接掌校务后,一切摸不着头绪,便将此五万元挪作学校经费之用。但我请款事,全校人都知道,一看钱迟迟不发,学员即派代表求见校长问明此事。校长杨杰大为光火,说:「学生不能越级见校长。」故拒不出见,学员说:「见总司令都容易,你杨某何许人,架子这么大。」第二次派代表求见,又被校长痛骂回来。这一来学员按捺不住,第三次便有二、三十个学员冲入校长室把校长痛打一顿,打得头破血流。几天之后,杨杰便离职他去了,以后他还怪我,真是没有道理。
奉命清剿匪共
㈠朱毛初入赣南所以不能得手原因
那时留守在赣南的六、七营军队,本身素质既不健全,装备亦差,尤其在赖世璜被枪毙之后,更是兵心惶惶,我一到赣南,以两营为一团,共编成三团,于一个月内编组完毕,但部队未集中,仅有二营驻于赣州。朱德在广东战败后,化名王楷,投在滇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麾下任团长,随军进驻湖南郴县;不久,朱德勾通范部两团人窜至江西大庾、上犹一带。朱德自己原有二团人,连范部两团,共约四团人,知道独七师系新编,想一鼓而攻下赣州。朱德率军进至离赣州城六十里处的塘江圩时,我下令关闭赣州城门,严加防备。正在这紧张之时,随朱入赣南的范部有一团长钱子壮派人来找我。他说:「我们原是范石生部下,如果你能收编,我们可以带到赣州来。」我深伯这是里应外合的诡计,所以虽答允收编他们,但却请他们开到寻邬、安远两县,比较偏僻之处,然后我派人送伙食费给他们。后来因这一团乘夜由塘江圩逃走,无异拆朱之台。这一来,朱有戒心,认为范部不可靠,故自动放弃进攻赣州的计划,退回大庾、新城等处。
㈡军费困难之原因
蒋先生要我回赣南收编军队,编组独立第七师,目的是防其匪化,所以要我收编妥后立即离开江西,参加北伐。不意朱毛入境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看到匪来势甚兇,即电蒋先生谓刘部不能撤走,应留此剿匪。军费可由江西省政府担任。蒋公遂电令我即在江西剿匪,饷项可向朱主席支取。这一来可害苦了我。我既没有钱,朱培德也不直接拨款给我,他要赣南十七县每县摊派,然后要我派人去各县催收。但自朱毛入境,各县没有收入,收款至为困难,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他只给我五万元,真叫我为难。因此有人替我出主意,想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学广东,在赣县开放赌禁,设立番摊,如此一个月可收赌费六万元。一是开矿,赣南产钨矿,可运销广东与香港,这也是一大财源,我说:「赣南向未开赌,如果由我首开恶例,我不干;矿权属中央,并非地方所有,所以我不能做。」我没有做这两件事,是我一生差堪告慰的。那时总司令忙于北伐,顾不了赣南这股小匪,连枪弹亦未补给过一粒,以后才由广东省主席李济琛接济我十万枪弹,真可说被朱主席害得我头痛之至。
部队整编与归还第五师建制
民国十七年,正在我剿匪期间,全国部队整编,我独立第七师亦奉命缩编为第五师第十五旅,由熊式辉任师长,本人则任副师长兼旅长。十八年七月,我请求上级,以我旅力量单薄,不足剿匪,除非第五师皆入赣,否则请由别部接防,上级同意。我部乃由赣南移防淞沪归还第五师建制,赣南剿匪任务则交由滇军金汉鼎部接替,我乃经由南昌、九江、安庆到上海以后,又至沪杭路上的松江、嘉兴驻防数月。
至民国十八年底,江西省主席拟换由鲁涤平接任,听说鲁涤平要带张辉瓒师入赣剿匪,我一听此消息,便在上海访张说:「此匪与普通之匪不同,非军民合作不能奏功。」张却认为我以前的部队太不行,故不以我的话为然,以为我故意为匪夸张,掩饰自己的不行,鲁涤平也听不进我的话,只是敷衍。那时我心中很不好受,又在军中,因资历较深,恐妨碍后起者之上进,我乃自动辞职,蒋先生便发表我为江西省政府委员,以协助鲁、张剿匪,殊不知与鲁、张一谈,甚不投机,使我很失望,故我并未到差就任省府委员,就东渡日本休养去了。
部队整编与归还第五师建制
民国十七年,正在我剿匪期间,全国部队整编,我独立第七师亦奉命缩编为第五师第十五旅,由熊式辉任师长,本人则任副师长兼旅长。十八年七月,我请求上级,以我旅力量单薄,不足剿匪,除非第五师皆入赣,否则请由别部接防,上级同意。我部乃由赣南移防淞沪归还第五师建制,赣南剿匪任务则交由滇军金汉鼎部接替,我乃经由南昌、九江、安庆到上海以后,又至沪杭路上的松江、嘉兴驻防数月。
至民国十八年底,江西省主席拟换由鲁涤平接任,听说鲁涤平要带张辉瓒师入赣剿匪,我一听此消息,便在上海访张说:「此匪与普通之匪不同,非军民合作不能奏功。」张却认为我以前的部队太不行,故不以我的话为然,以为我故意为匪夸张,掩饰自己的不行,鲁涤平也听不进我的话,只是敷衍。那时我心中很不好受,又在军中,因资历较深,恐妨碍后起者之上进,我乃自动辞职,蒋先生便发表我为江西省政府委员,以协助鲁、张剿匪,殊不知与鲁、张一谈,甚不投机,使我很失望,故我并未到差就任省府委员,就东渡日本休养去了。
**在赣猖獗之最大原因
我既未到江西就任新职,乃于民国十九年初东渡日本休养,直至同年九月间始返上海。在日半年多时间,而**在国内已十分猖撅,兹分述其原因如下:
㈠一般人对**之狡诈欺骗、不顾信义道德、无所不用其极,实超出千古以来盗贼奸雄以上等没有认识,总以为我以前没有肃清匪患,因此或故意夸张匪之力量,以掩护自己之短处。
㈡带兵官过于骄傲,轻视匪之力量。如张辉瓒事前之自负与轻敌,终于造成他在江西兴国全师覆没,他本人也落得身首异处。**自得此师之装备后,乃开始壮大,中央也因而惊醒,始于赣省专设剿匪总司令部,由何应钦先生任剿匪总司令,率二、三十师之众负责剿匪。然大军一到,即有高树勋师董振堂旅之叛变,以后又有公秉藩师之失败,以致各部队问彼此互相猜疑,完全失去信心。**最初为数尚不到一万人,自得张师装备后,扩张至二、三万人,及董振堂旅之叛变,以后约有四、五万之众,至民国二十三年出赣时,已逾十万人,此为抗战以前之事。
抗战发生,倡国共合作,那时我在重庆。有一次召开军事会议,军师长以上军官皆参加,由蒋委员长亲自主持,叶剑英报告,共军在某处与日军激战获胜,某役之胜仗乃共军之功等等,大家听了皆好笑,蒋先生听了很不高兴。
抗战胜利后,我们有五百万装备齐全之部队,而**由延安窜出至河北、绥远一带时,不过二、三十万人,为何还吃败仗?原因固然复杂,但有些带兵官皆不肯说实话。
加以剿匪军队互相猜疑,彼此失去互信,甚至互相监视戒备,不能全力对匪,往往容易为匪所乘,故有徐蚌会战史无前例之失败。
赴桂办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
民国十九年,我辞掉江西省政府委员与一切军职,前往日本休养。在日本住了半年多。每日以读书消遣,生活很闲逸。十九年下半年,我听闻江西剿匪情形很坏,中央为了集中剿匪力量,在江西成立剿匪总司令部,由军政部长何敬之先生兼任总司令,我因为北伐时所率领之部队十五年北伐期间在福建、浙江、江苏时曾归何指挥过,所以知悉他担任总司令后,立刻由日本赶回江西。何见到我,便对我说:「十七年剿匪你是参加的第一人,一定有丰富之经验,而且赣南及赣东的地势,你很熟谙,你回来正好担任搜集匪情,与连系地方民兄ぷ鳌!乖粗醒肱珊纬闪⒔朔俗懿恐埃恢酥现匦裕源诱呕澡兑皇θ吮环讼穑疟环瞬泻χ螅帕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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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桂办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
民国十九年,我辞掉江西省政府委员与一切军职,前往日本休养。在日本住了半年多。每日以读书消遣,生活很闲逸。十九年下半年,我听闻江西剿匪情形很坏,中央为了集中剿匪力量,在江西成立剿匪总司令部,由军政部长何敬之先生兼任总司令,我因为北伐时所率领之部队十五年北伐期间在福建、浙江、江苏时曾归何指挥过,所以知悉他担任总司令后,立刻由日本赶回江西。何见到我,便对我说:「十七年剿匪你是参加的第一人,一定有丰富之经验,而且赣南及赣东的地势,你很熟谙,你回来正好担任搜集匪情,与连系地方民兄ぷ鳌!乖粗醒肱珊纬闪⒔朔俗懿恐埃恢酥现匦裕源诱呕澡兑皇θ吮环讼穑疟环瞬泻χ螅帕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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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调了二十余师兵力命何组织剿匪总部。何剿匪几个月期间,也无多大成效,尤其高树勋师之董振堂一旅人全部叛变后,匪气燄大炽,而其他部队士气受影响而陆续叛变者也不少因此,蒋委员长才决定在南昌成立剿匪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剿匪事宜,任命熊式辉为行营参谋长。委员长指挥之初期,军事并不十分顺利,部队损失亦时有所闻。幸而不久剿匪行营釐定新的策略,才扭转劣势,并捣毁匪之老巢。这个新策略是什么?
此时,匪之人数,虽然众多,但是缺乏重武器,中央针对匪之弱点,封锁瑞金、宁都、兴国、雩都等县匪巢对外之交通孔道,沿途部署重武器,建筑碉堡,一面逐步缩小包围区,一面用重武器阻挡匪向外流窜,所以**当时既无法取得外部之接济,而内部之补给日益困难,通往外部之大道又被国军封锁。所以,二十三年**知道无法在江西继续生存下去,乃突破国军之防线,经过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边境流窜贵州,渡乌江入四川至延安。匪流窜时在桂北边境遇广西军队截击,被俘八千余人,死伤者尚未计在内。是役乃**流窜期间受损最大的一次。剿匪行营成立,算是将匪驱出江西,倾覆其老巢。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以后,白崇禧先生因为知道我过去在南京筹办军校迁校首都时,颇有建树,遂邀我到广西南宁负责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西第一分校。当时,广西与中央之关系颇不愉快,两广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有人怀疑广西一省成立这么大一个军校,训练这么多的干部,恐怕别有用心。其实白先生见及九一八事变后,他深信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如不及早准备,一旦战争发生,将措手不及,所以要办军校。白以副总司令身分兼军校校长,我是副校长兼教育长,第一分校由民国二十年冬至二十六年抗战时止,共办了四期(第五期至第八期),共训练学员生约二万余人。当时,广西不但训练了很多陆军干部,还训练了一小部空军,开办兵工厂。总之,就准备抗战而言是非常的需要的。因为如此,中央许多要人怕广西有野心,在二十五年主张对广西用兵。中央陈兵湘粤桂边境,广西的军队也在严加戒备,双方情势很紧张。幸而蒋委员长眼光远大处理得当,他一面亲至广州,一面派居正、程潜、朱培德三人为和平使节至广西请李德邻、白健生两先生至广州晤面。正当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抵广州,蒋先生对他说:“凡事要有计划,要有准备,时机成熟,我一定抗日,你们不必着急。”中央与广西之间有了这种谅解,双方才撤兵。西安事变,广西得知蒋委员长受张学良与杨虎城要挟之消息,非常忧急,所幸张、杨适可而止,大局才转危为安。
此时,匪之人数,虽然众多,但是缺乏重武器,中央针对匪之弱点,封锁瑞金、宁都、兴国、雩都等县匪巢对外之交通孔道,沿途部署重武器,建筑碉堡,一面逐步缩小包围区,一面用重武器阻挡匪向外流窜,所以**当时既无法取得外部之接济,而内部之补给日益困难,通往外部之大道又被国军封锁。所以,二十三年**知道无法在江西继续生存下去,乃突破国军之防线,经过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边境流窜贵州,渡乌江入四川至延安。匪流窜时在桂北边境遇广西军队截击,被俘八千余人,死伤者尚未计在内。是役乃**流窜期间受损最大的一次。剿匪行营成立,算是将匪驱出江西,倾覆其老巢。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以后,白崇禧先生因为知道我过去在南京筹办军校迁校首都时,颇有建树,遂邀我到广西南宁负责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西第一分校。当时,广西与中央之关系颇不愉快,两广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有人怀疑广西一省成立这么大一个军校,训练这么多的干部,恐怕别有用心。其实白先生见及九一八事变后,他深信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如不及早准备,一旦战争发生,将措手不及,所以要办军校。白以副总司令身分兼军校校长,我是副校长兼教育长,第一分校由民国二十年冬至二十六年抗战时止,共办了四期(第五期至第八期),共训练学员生约二万余人。当时,广西不但训练了很多陆军干部,还训练了一小部空军,开办兵工厂。总之,就准备抗战而言是非常的需要的。因为如此,中央许多要人怕广西有野心,在二十五年主张对广西用兵。中央陈兵湘粤桂边境,广西的军队也在严加戒备,双方情势很紧张。幸而蒋委员长眼光远大处理得当,他一面亲至广州,一面派居正、程潜、朱培德三人为和平使节至广西请李德邻、白健生两先生至广州晤面。正当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抵广州,蒋先生对他说:“凡事要有计划,要有准备,时机成熟,我一定抗日,你们不必着急。”中央与广西之间有了这种谅解,双方才撤兵。西安事变,广西得知蒋委员长受张学良与杨虎城要挟之消息,非常忧急,所幸张、杨适可而止,大局才转危为安。
率三十一军北上参加抗战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一致抗日,白健生到了南京。当时广西所有之陆、空军与一切战略物资,全部贡献给国家,陆军除了原先廖磊之第七军与夏威之第四十八军外,并新成立第三十一军与第四十六军。我结束军校,出任第三十一军军长。部队先由水路至广州,再转粤汉路、平汉路北上参战。李宗仁先生是第五战区长官,当时驻在徐州。我这一军是临时徵集各地青年新编的。训练未及一月,不但众人怀疑他们的作战能力,就是我也深感忧虑。好在干部都是南宁第一分校的学员生,我要他们利用北上运输这一个月的时间,在火车中讲解枪枝各部名称与作用。是时因运输拥挤时有停顿,以等待其他部队通过等事,每一停车,即令部队长率部下车,在铁道两旁附近,遇机作实地的训练,而且注重作战必要的技术练习,如自动火器的使用与射击等动作,以便一遇敌即可作战,免去一切形式上的操作,以求节省时间。所以由粤汉路、平汉路、陇海路等运送到徐州,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部队也就受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训练,所以一下火车,就可以作战。部队开拔之前,李、白两位先生以为委员长待我本厚,但我自从到广西后,从未见过委员长。我自问有愧,要我路经南京时,谒见委员长,这是李、白两位先生之好意。但是我心中想:如果委员长问我,你为什么要到广西去?实感难以对答。但若不藉此机会谒见委员长一下,总感有点不妥。所以利用军队正在运输期间,我决定抢前到南京一趟。不意一见委员长的面,委员长高明得很,并未问及我去广西之事,只说道:“几年未见,这次你带兵参加抗战很好。”接着委员长又问我对于抗战有何感想,我说:“我对于抗战前途的成败利钝,委员长高瞻远瞩,比我看得一定更清楚,我不敢妄自臆断。但就本人个人说起来,如无这次抗战,我这一生恐怕没有直接为委员长效命的机会,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不管前途胜败利钝如何,就是粉身碎骨我也是高兴的。”委员长听我如此说很高兴,不再问其他,只说道:“我明天派车送你到徐州。”
率三十一军北上参加抗战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一致抗日,白健生到了南京。当时广西所有之陆、空军与一切战略物资,全部贡献给国家,陆军除了原先廖磊之第七军与夏威之第四十八军外,并新成立第三十一军与第四十六军。我结束军校,出任第三十一军军长。部队先由水路至广州,再转粤汉路、平汉路北上参战。李宗仁先生是第五战区长官,当时驻在徐州。我这一军是临时徵集各地青年新编的。训练未及一月,不但众人怀疑他们的作战能力,就是我也深感忧虑。好在干部都是南宁第一分校的学员生,我要他们利用北上运输这一个月的时间,在火车中讲解枪枝各部名称与作用。是时因运输拥挤时有停顿,以等待其他部队通过等事,每一停车,即令部队长率部下车,在铁道两旁附近,遇机作实地的训练,而且注重作战必要的技术练习,如自动火器的使用与射击等动作,以便一遇敌即可作战,免去一切形式上的操作,以求节省时间。所以由粤汉路、平汉路、陇海路等运送到徐州,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部队也就受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训练,所以一下火车,就可以作战。部队开拔之前,李、白两位先生以为委员长待我本厚,但我自从到广西后,从未见过委员长。我自问有愧,要我路经南京时,谒见委员长,这是李、白两位先生之好意。但是我心中想:如果委员长问我,你为什么要到广西去?实感难以对答。但若不藉此机会谒见委员长一下,总感有点不妥。所以利用军队正在运输期间,我决定抢前到南京一趟。不意一见委员长的面,委员长高明得很,并未问及我去广西之事,只说道:“几年未见,这次你带兵参加抗战很好。”接着委员长又问我对于抗战有何感想,我说:“我对于抗战前途的成败利钝,委员长高瞻远瞩,比我看得一定更清楚,我不敢妄自臆断。但就本人个人说起来,如无这次抗战,我这一生恐怕没有直接为委员长效命的机会,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不管前途胜败利钝如何,就是粉身碎骨我也是高兴的。”委员长听我如此说很高兴,不再问其他,只说道:“我明天派车送你到徐州。”
至徐州后,李德邻先生要我沿运河南岸布防,因为怕敌人由平津经山东南下。李先生了解我这一军未经过严格训练,万一敌军南下,还可以利用运河掩护。讵知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先失守,敌人由津浦路北上,后方忽然变成前方。第五战区在徐州以南原未布有一兵一卒,我方由南京撤退部队,多避开津浦路正面。而西向平汉路方面移动,所以徐州以南完全是空虚状态。李先生命我将运河南岸之兵力,星夜开至蚌埠,防守淮河北岸,阻挡敌人北上,因为蚌埠、怀远、临淮关等地都是战略要点。我奉命率部赶到淮河岸边,发现淮河北岸不能防守,因为冬季水涸,到处可以徒涉,敌人随地可以渡河。当时,我归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指挥,向他报告,与其在淮河北岸死守,不如在淮河南岸机动作战较为有利。李接受我的意见,我立刻将全军编成五个纵队,分别驻于怀远、蚌埠、凤阳、临淮关、定远等地。淮河北岸,以后李德邻先生调于学忠部防守。敌人沿津浦路北上的部队是第十三与第一百零六两个师团。是时中国的一个军,才能与日本的一个师团相敌。此时,日本是两个师团北犯,而我这一军又是未经训练的新军,所以一般人都替我耽心。由于我了解敌我之势力,我的战略是:不与敌人正面冲突,能阻挡则阻挡。有一次敌人大举进攻明光等地,我将定远的守军向敌后方空虚之处移动,蚌埠、凤阳、临淮关的守军向西移动,待敌人快接近蚌埠,我军突然扰其背部,日军不得不回顾后路。我用这种日军攻于前,我军袭于后;日军出于东,我军现于西的战法,首先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之配合战法,使日军忙于首尾相顾,至二十七年四月,日军犹未攻下蚌埠。
南京失守,中央文武机构均迁至武汉。配合军事之需要成立军训部,白健生先生以副参谋总长兼部长。白先生因为经常需要出外视察,有时还要代理战区长官职务,深感军训部需要找一位负实际责任的人,于是向委员长推荐我为军训部次长。我接奉调职之命令后,遂将第三十一军军长职务交给韦云淞。我来到武汉,众人都惊诧三十一军能与日军两师团周旋数月之久。当时报章登载之:“淮南剧战记”便是指三十一军而言。我在淮南能与敌人相持数月,主要为将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配合运用,所以敌人疲于奔命而无所收穫。我自出任军训部次长,一直在中央供职。因此与委员长接触之机会也较多,我所釐定之方案,委员长多能采纳。
出任军训部次长
抗战初期,中央召开南岳军事会议,会中委员长提示战时军事教育原则八项。军训部因鉴于作战干部需要骤增,新式武器渐多,遂成立各兵科训练机构、九个中央军校分校,以及西南、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了配合各兵科军事训练,军训部还成立了九个督训处,分配于各战区,实行督训。后因战时,各部队因需选派干部来军事训练机构受训,因与战区往返困难,选派受训军官往往不能如期回队服务的关系,部队以为选送军官来中央训练机构受训,实是一件苦事。遂指定数人专事应付中央所设之训练机构受训等事,遂发生所谓「训练专家」之流弊。所以以后在各战区成立干训团,专事召训本战区之军官,并由中央成立各种巡迴教育班,分赴各部队从事新式武器之使用与训练,以免往返之苦。又因战时伤亡过多,干部补充需要急迫,不得不暂将军校养成教育期限缩短为八个月,以应急需。以上一切措施,均系遵照委员长所提示的战时军事教育原则八条而行。我由二十七年担任军训部次长,迄三十五年还都止,其间为时八年之久。
我任军训部次长八年期间内,发生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我到军训部时,曾带去一位编译官蒋中,江西吉安人,他在编译处因工作不力,态度恶劣,许多同事不能与他相处。他造了一本与他不睦之同事的名册,送给军统局长戴笠,说这些人都是参加汪精卫之和平运动分子,首领是编译处处长杨言昌(广东人)。戴笠接获这项情报,因不知真假,很机密的展开调查工作。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悉。有一次,我因公事至曾家岩委员长官邸请示,恰巧与戴相遇。他问我是否知道军训部发生了如此重大之案子,我听了大吃一惊,问他是什么人报的?什么人被牵连在内?起初他不肯说,经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出蒋中与被牵连的名单,我告诉他愿以身家性命保证绝无此事,以及蒋中平日工作怠慢,常受杨处长指斥的情形。我强调这是诬告。他听我如此说,调集名册中重要人员到军法执行总监部详细审讯,才发觉全案是虚构的。在此以前戴笠为调查这件案子来往的电报有二百余件之多,我若不是在曾家岩宫邸与戴相遇,整个案子恐怕不会如此轻易了结。或许有人怀疑,戴为何要将案子的内容告诉我?因为当时,戴笠想分派工作人员至各军事机构或部队中工作,所以常常送人至军训部所成立之各军事训练机构中受训,旨在工作人员获得各种兵种之身分,才有资格派去各军事机构或部队中担任各种职位。但是各军事训练机构名额有限,凡是各方送来的名册,一定要经过严格挑选。戴笠希望我们不要删减他送来的名额,我们了解其用意,往往允其所请。因出任国防部次长此关系,所以戴对我也很好。
我一生中,以担任次长职位之时间最长。军训部次长做了八年,国防部次长做了三年。在国防部次长任内未有什么贡献,当时国防部次长一共有三位,秦德纯、林蔚、与我。后来林蔚换了黄镇球。我在国防部次长任内,有一个人值得一提,因为他对匪的军事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人便是参谋次长刘斐。有一次国防部开会,参谋总长所属各主管单位与国防部长所属各主管单位均须参加。参谋本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因一件公事在会场中当众请示刘斐,刘当场将公文丢在地上,大骂郭混蛋。刘与郭之宫阶都是中将,我们为郭深抱不平。以为刘之脾气太粗野,郭退下来,也对我们说:“次长侮辱我太甚,会议中我不便与他争,会后我一定要问他什么理由骂我混蛋?”不久,郭出任军长,与**作战,全军叛变。还有一件事,当时国防部三位次长与三位参谋次长为了检讨军事情势,每周六聚餐一次,地点多在我的办公室,以便面谈连络一切。每次会后刘斐对我们说,他被剿匪军事弄得头痛,需要去上海轻松轻松。我们不疑有他,直到他以军事顾问身分参加和谈团赴北平投匪后,我们才发现他是潜伏在政府中替匪做工作的人员。他每周说是去上海轻松,实际便是去传递情报。他在会议场中骂郭汝瑰,为的是掩饰他与郭的身分,因为郭也是**之人员。如刘斐辈主管作战之高级官员都是匪谍,我们之军事岂有不失败之理。
刘斐能以军事顾问身分赴北平之原因是:蒋总统下野后,李代总统派了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五位和谈代表赴北平。刘对李说:「和平谈判以军事为主,但是代表中无一熟谙军事的人员。」他毛遂自荐,李代总统乃发表他为和谈团之军事顾问。当时,有人由北平传信到南京说:「刘到了北平,毛泽东待之很厚。毛向人介绍说:『刘斐是我们打胜仗的最大功臣。』」大陆沦陷后,刘是匪之国防部研究组组长,汉口水利部长。从抗战胜利以迄大陆沦陷,匪能以二、三十万之兵力,打败我们五百万之部队,因素固然很多,但是重要主管作战人员是匪谍,乃失败之最大原因。五位和谈使节中,张治中与毛泽东之关系不坏,抗战时毛到重庆便下榻张之家中。邵力子也靠不住,因为陈布雷自杀后,有一次张治中在南京家中请客,我与邵力子都在座,大家嘆惜陈之死,只有邵一人认为陈是死有余辜。我问何以故?邵说政治上许多恶因都是陈种下的。邵与陈同事很久,对陈抱如此态度,可见他当时已经有「国民党有百非而无一是」的乖谬心理。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台北),第8期,1996年
刘士毅先生访问纪录(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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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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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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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的文字介绍,知识性的文字,我得慢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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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回复于 2010-7-12 10:50 

沉默的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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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老资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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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虫不吐骨,喝酒一下午,夜里不睡觉,翩翩不起舞。
麻雀本是天宫鸟,曾助神女搭鹊桥,悟空月老都不错,蟾宫嫦娥热线聊。
瑶池也曾咂过酒,八仙与俺常喝高,只因嘴贫遭虫忌,故把天虫当酒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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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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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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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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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刘教育长
[本帖最后由 白龙塘 于 2010-9-14 14:45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