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题跋书作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没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
    梁启超是一位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不但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
   
    梁启超致胡适信札

    梁启超书札

延伸阅读（一）
梁启超名言录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
    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富则中国富,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
    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心安理得，海阔天空。
    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

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
    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
    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
    成功大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梁启超书作

延伸阅读（二）
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恩恩怨怨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

　　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佚名） 

延伸阅读（三）
梁启超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一位蜚声中外、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不但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
    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他在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书法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及学术研究来说，梁氏自己认为只是“余事”而已。但他一生写下近2000万字的著述，所有字都是用毛笔写出来的，写字与他可谓相伴终生。尽管他把书法当作“余事”，他也没有打算成为专业的“书法家”，但收藏金石碑拓、研究书法艺术却是他平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业余爱好”，他刻有用于收藏题跋及其书法的印章数十方，可见其对书法艺术爱好的程度。梁氏于书法所下功夫甚多，特别是退出政坛之后，在著述与讲学之余，他一有时间就研究书法，并以书法临池为日课，随着岁月的增长，其书法艺术亦取得相当的成就。早在1939年丁文隽在所著《书法精论》中就称梁启超的书法“其结字之谨严，笔力之险劲，风格之高古，远出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诸家之上”。近十年来，梁氏书法更越来越受到海内外书法界及收藏界的珍视。199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他的楷书寿文十二屏以23万港元成交；1995年北京翰海拍卖他的临张迁碑十二屏以17．6万元成交。
    历史上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法家，其个人书风的形成，都不免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熏染和制约。尽管同一时代的书法家会形成各不相同的书风，但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文化思潮以及书法发展的大趋势的产物。
    清末至民初，中国书坛继阮元、包世臣著书立说倡导碑学，康有为再著《广艺舟双楫》推波助澜，尚碑书风形成高潮，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书风嬗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继而碑学与帖学并重，互为交融，遂形成一股新的书法潮流。梁启超的书法艺术风格正是在这样—个大趋势下孕育而成的。
    从梁启超一生的书法艺术实践及传世的书法作品(手迹)来看，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梁启超少年时习字开始至1911年，即清光绪至民国成立前，也就是梁氏40岁之前，是梁启超书法艺术实践的承袭期。第二个阶段是1912年至1922年，即梁氏40岁至50岁间，是梁启超书法艺术实践的融合期。第三个阶段是1923年后，也就是梁氏50岁之后，是梁启超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升华期。梁启超书法艺术活动及成就主要在民国成立以后，以此定位，他应属民国时期的书法家。
    下面试结合清末民初中国书坛状态，通过梁启超在各个阶段中的书法艺术实践探讨其楷书、行书(行楷书)和隶书的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    
    楷书

    清代，科举盛行。一般读书人，都忙于乡试朝考，因此要练习写白折子、大卷子。所写正楷规矩严格、法度古板，被称之为“馆阁体”(也叫翰林字)。为了适应写白折子、大卷子，故当时读书人以学欧体(欧阳询)、赵体(赵孟兆页)的为多。梁启超出生于晚清时代一个半农半儒家庭。因此，少年时的梁启超也依例进行“馆阁体”楷书的学习。后来，他在回忆学书经历时也说过：“我年轻时候，想得翰林，也学过些时候的翰林字，到现在总不脱大卷子的气味。”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睿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赏心悦目，久久不愿离去。由此产生对书法艺术的浓厚兴趣。之后便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
    1890年，梁启超18岁，受业于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攻读经世之学，时逾数载。康氏是中国近代书学史上提倡碑学且卓有造诣的书法家，l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这部碑学理论，在晚清碑学中兴时期，给碑学作了一个新的总结和发挥。梁启超正好在这时从师康有为，书法方面也自然要受其“扬碑抑帖”理论的影响。但梁启超在学习书法过程中没有跟着康有为的路子走，更没有生硬地去模仿老师的书法。同时，康有为主张“尊魏卑唐”，认为学书“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窥见古人之日。”而梁启超在学习方法上也没有盲目接受康有为“卑唐”的主张。在广集历代碑版的基础上，他选择从唐楷颜(真卿)、欧(欧阳询)诸体入手，然后由唐牌上溯六朝碑版，进而研习汉碑，以广泛吸收传统的精华。在习碑临池上，康氏取法圆笔一路的魏碑，得力于《石门铭》；而梁启超则决然摆脱“康体”的“阴影”，选择了方笔为主、方圆结合的北魏碑志如《张猛龙碑》、《高贞碑》、《爨龙颜碑》、《张黑女墓志》和《李超墓志》等进行临习，试图另辟蹊径，开创个人独特的书风。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梁启超最的楷书书迹有两件。—件是1894年为家乡茶坑村文昌阁撰书的门联，另—件是1898年致康有为的小楷信札。从梁氏的这两件早期的楷书中，尽管未有风格可言，但从字里行间，却可窥见他年青时对书法学习的认真态度。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身边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间，梁启超虽然身居异国，但学习书法之兴趣依然不减。后来他在整理校勘所藏碑拓《李壁墓志》时写有这样一段记：“碑以宣统元年(即1909年，时梁启超37岁)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还有在1911年9月间，他跋自临张猛龙碑赠女儿令娴时写有“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句。是他身居异国期间继续搜集碑刻拓本和研习书法经历的记录。从他190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题冈州会馆的楷书对联以及1905年署《饮冰室自由书》书名字迹，多少能窥见他在这一相当长的年月里的学书轨迹。   
    在日本的岁月里，梁启超从事社会活动之余与著述之余，书法临池用功最多的要算王羲之的小楷《黄庭经》了。他在1909年至1911年间，先后以小楷手抄自作诗集一册以及《南海先生诗集》一册，从这两册手抄诗集的小楷手迹中，可见在当时梁氏于二王小楷的功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当时康有为显然对他的这两册手抄诗集所展示的书法艺术十分满意。康氏在梁启超手抄自作诗集中多处地方就书法的用笔、结构方面作了眉批，还在梁启超手抄的《南海先生诗集》题诗，称赞其书法“精妙绝伦”。
    1912年后，粱启超回到中国。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一如既往钟情于他的“业余爱好”。只要一有闲暇，他便倾情于书法临池。从梁氏1914年所书的赠鹤俦仁兄楷书对联及1915年题西樵山白云洞楷书对联等作品可看出，经过多年的临习，其书法艺术水平已有明显的提高。
    1916年间，他曾再度以欧阳询《化度寺碑》为书课加以精心临习，说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不断在唐代欧楷与魏碑之间来回游弋，似乎在探索两者之间可以相融的路径。1916年楷书署《盾鼻集》书名便是他这一探索经历尚未成熟的“产品”。其间，他还深研隋《龙藏寺碑》，意在探索从魏碑到唐楷嬗变的轨迹。
    1918年，梁启超46岁。自这一年开始，梁氏逐渐退出政坛，潜心于著述和教学活动。这时，他意识到要开始注重自己的书法个性形象，于是刻了一枚专用于书法的印章，印文曰：“任公四十五岁以后所作”。1923年，梁氏51岁。这一年，他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岩养病，日作书课l小时。期间，他又刻了一枚印章，印文曰：“任公五十以后手笔”。他决意要向人们展示自己的书法艺术经过数十年的研习所取得的成果。
    梁启超在1922年50岁之前，其楷书面目还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然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粱氏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北魏碑志的临摹。尽管政事繁忙，奔波劳碌也未辍笔。直到50岁以后，他还对多种魏碑进行过认真的临习。正由于他对北魏碑志的广采博取，从而为他50岁以后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打下深厚的基础。
    同时，梁氏在50岁前后，还着力研习汉碑，探索取汉隶笔意，以丰富魏体楷书的神态。1925年2月5日，他在致仲策弟的信札中写道：“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可见他其时对自己的探索成果是充满信心的。 
    从梁启超50岁以后所写的楷书作品来看，确实已逐步形成自家的风貌。他取唐代楷法和汉隶笔意融入魏碑，刚柔相得益彰，形成了劲健而俊雅的艺术风格。其结体多以魏碑扁方的体势为主，但欧体楷书的险峻特点仍隐约可见。用笔方整为主，圆润为辅；横、竖画起笔方利，收笔圆润及转折之方棱，均取法魏碑；而横画收笔上翻，撇捺之伸展外拓，汉碑隶意犹存。如果说1926年所写的楷书作品如赠寄庀仁兄集句楷书对联、楷书七言诗轴、赠杏村仁兄楷书对联、“清风红树”楷书对联以及楷书轴等尚带有一些悍气，在用笔上还带点刻意追求北碑的刀刻所形成的棱角方笔的话，那么他在1927年所写的楷书如南海先生七十寿文、赠铁庵集陶句楷书对联、赠王力集宋词楷书对联、赠任父仁兄楷书对联以及赠豪伯姻兄楷书对联等则更有特色。这些作品，用笔、结体都极具个性，细细品味，刚柔相济、骨力内涵，使人感觉到有一种潜在的力量。笔者认为，这正是梁氏50岁以后以唐楷融入魏碑取得自然结合，艺术风格从成熟到升华的体现。    
    行书与行楷书

    清代中晚期，由于受“馆阁体”的影响及碑学大兴的负面影响，行草书艺术的发展曾一度衰败。随着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行书艺术才得以恢复生机。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后，由于行书书写便捷，抒情达意，更是得到文人以至一般人民群众的广泛应用。梁启超的行书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发展的。这是客观方面因素。
    另外，大家知道，梁氏一生著述甚丰，包括政治、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教育、新闻、自然、地理、法律、宗教、伦理等等学科，其中重要著作一百多种。有人计算过他一生著述(包括信函数千件)将近2000万字，如果以他33年的写作时间完成，平均每年要写60万字。据载梁氏一夜就写成了7000字的《国民筹还国债问题》。这样，对于梁启超来说，行书自然是他从事著述、信函交往的主要书体。这是梁氏行书艺术赖以发展提高的一个内在因素。
    梁启超40岁之前所写的大量行草书，基本上也是在沿袭着传统的基础前行的。
    梁氏的青年时期，也就是他拜谒康有为为师之后，其行草书临池要数唐颜真卿《祭侄稿帖》用功最多。如梁氏1899年致犬养毅信扎，粗观全篇，可见其当时信笔疾书，一气呵成的情景。书中行气章法自然流畅，无矫饰凝滞；细看其运笔圆转、外拓，锋毫变换精到自然；字体姿态飞动。这些都与颜真卿《祭侄稿帖》惟妙惟肖，如出一手。可见，梁氏在此之前对行草书的书写技巧，已非常熟练和精到。及至1903年梁启超书赠竹友先生的澳亚归舟杂兴二首草书四屏(图29)，在用笔方面保持了颜书圆转外拓的特点，而在结字方面，那宽博大度的体势似还受到“康体”行草书的影响。之后，梁启超曾临习过欧阳询的行书。1911年梁氏致林献堂的信札(见1967年12月《传记文学》)以及其间所写的部分书信，字体修长，清劲秀健。从字里行间，不难窥见欧阳询行书《张瀚帖》、《梦奠帖》等的影子。
    此外，梁启超40岁以前的行书还有1907年致杨度的信札选段和1910年寄赠仲策弟的行书诗笺，都是梁氏这一时期行书艺术的代表作。但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行草书作品或行书作品，毕竟是梁氏承袭古人的东西，尽管写得很好，尚未形成属于自己的个性。1912年后，即梁氏40岁后，随着他对北魏碑体楷书的研习，其行书的体势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纳碑版笔势于行书之中，是他这一阶段行书的主要特点。因此，1912年后梁氏的行书都逐渐带有北魏体的意味。本书所收录梁氏19l5年至1918年的信札和题跋碑拓的多件行书作品，如致梁思顺信札、致仲策弟信札、致徐树铮信札以及俞玄墓志跋等都反映出他这一阶段中行书变化发展的轨迹。
    1923年起，也就是梁氏50岁以后，其行书(行楷书)艺术通过不断的实践、应用、探索，逐渐以方笔一路魏碑之体势和笔意融入行书之中。特别是1925年初在校勘所藏碑刻拓本时写的行楷书跋语如尉富娘墓志跋、高湛墓志跋、张通妻陶贵墓志跋、颜勤礼碑跋、姚辩墓志跋、皇甫磷墓志跋及圣教序跋等，这些跋语中，行楷互渗，魏碑体势明显可见；其用笔沉着稳健，方圆结合，轻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笔之中体现运笔的规范，又在结体中生发出丰富的运笔变化。是他行楷书风格成熟的标志一。
    1925年后，梁启超于行草书似乎还在继续探索，所见其临王羲之十七帖和临章草千字文都写得相当精妙，并非偶而为之的习作。可惜，他的探索因生命的早逝而未能延续下去。    
    篆书与隶书

    自从魏晋基本完成汉字书体演变后，篆书、隶书的书写艺术日渐衰落，传世书迹无论数量与艺术水平都远不及其余诸体。历代翻刻的法帖、丛帖中，也几乎见不到篆书和隶书的踪影。到了清雍正、乾隆之世，文人学士因害怕文字狱，适逢金石、碑刻不断出土，便转而致力于金石考据之学。当时书法界追古之风日盛，篆、隶书一度受到书家的青睐。至嘉庆、道光年间，篆、隶书的书写艺术得到高度发展。出现了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等以篆、隶著称的高手。但到了清末民初，篆、隶便又成了强弩之末，日渐式微。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篆、隶书日渐式微时期，再加上由于日常应用不多，所以在他40岁之前，于篆、隶书也就很少临习了。
    梁氏传世的篆书极少。见于1894年题家乡茶坑村文昌阁门额“宏文社学”石刻，是他最早的篆书手迹。之后所能见到的是于1918年临写的汉碑篆书额册页和1923年临写的篆书轴，1925年篆书题孔彪碑则是他偶然所作。但这些篆书都没有自己的特点，只能说明他曾经临习篆书而矣。
    梁启超刻意临习汉隶，大概始于他40岁之后。所见早期隶书书迹有1916年署《德育签》书名和《饮冰室自由书》书名等。这一年他还在广州购得汉碑旧拓10多种。梁氏临习过的汉隶很多，但主要有《张迁碑》、《曹全碑》、《张寿碑》、《乙瑛碑》等。他初时临习隶书的目的主要是吸取汉碑的营养，充实到楷书中去，追求属于个人独有的书风(这点在上面关于其楷书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中已有阐述，在此不再重复)。但后来他在临摹的过程中，却发现汉碑特别是《张迁碑》“如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见1925年跋自临张迁碑)，于是便对汉隶着力进行研习。
    1925年初，他在跋《张寿碑》时写过这样一段活：“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他又在跋《曹全碑》中写道：“余五十三岁初度，与仲策摩挲竟日……”他还在自临张迁碑跋中写道：“平生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从这些跋文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临习汉碑的轨迹及其用功之勤奋。这一年，他写的隶书特别多，其中有临汉碑隶书赠燕谋仁兄、赠允滋仁兄隶书横披、赠与曼仁弟隶书对联以及隶书题所藏永寿元年残石碑拓、题颜勤礼碑名等，虽然这些隶书风格多变，但不存在其个人书风的递变，只能说明梁氏写隶书善于用多种表现手法而已。
    1927年，他临有东汉武荣碑赠桃三仁兄。这幅隶书与其说是“临”，不如说是“写”。因为《武荣碑》磨泐严重，模糊至不可辩识，梁启超“临”《武荣碑》只是略取其形，而整幅字是在他广泛临习汉碑博采众长化为己有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梁氏的这幅隶书实际上是代表了自己的风格，是他对隶书审美意趣的表露。细看之，其用笔圆中有方，结体端稳平和，章法循规蹈矩，精神含蓄内敛，风格淳古而峭健、流丽而圆活。与他品评东汉《张寿碑》所说的“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的风格相类。这也许就是他所追求的隶书风格吧。        

    结束语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其书法艺术由于受政治上多方面因素影响以及被他学术著述上的成就所掩，并不受到世人的注意。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梁氏书法手迹的不断公诸于世以及书法界学术界对其书法方面的研究开掘，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至今，我们见到梁启超的书法手迹，仍然可感到一股清气扑入眉宇。梁氏之所以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就并进入“气定神闲，温文尔雅”的境界，首先是他于书法传统深厚的功力和深刻的领悟，其次是他广博的学识和多方面的修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陈永正先生对梁启超的书法艺术作了极其恰当的评价：“梁氏一生，遵循传统书学中的‘古法’，努力探索新路，以其清隽平和的韵致，恂恂儒雅的气度，给以‘阳刚’为主体的碑学书法带来‘阴柔’之美，丰富了中国书法的文化意蕴。”(见陈永正《“康体”书法与康门书家》，载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书艺》卷四)。当然，梁启超的书法艺术相对于同一年代谢世的吴昌硕（1844-1927）、沈曾植（1850-1922）、康有为（1858-1927）等书家来说，其个性风格及所取得的成就尚略欠一筹，但凭藉梁启超的学识才气以及他对书法传统的深厚的修养，如果他的生命之光不是过早熄灭，他的书法艺术定会在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留下更光辉的—页。                 （陈福树）

    梁启超行书诗页半山绝句

    梁启超录李商隐无题诗

    梁启超赠海粟行书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