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号虫文言文道理:探史：摩尼教何时传入中国？

新见唐《真行法师塔铭》小考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0-27 1:21:35
唐《真行法师塔铭》近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王庄乡天子峪村附近，系当地村民掘土所得，现收藏于长安百塔寺内。该塔铭纪年明确、形制完整、书法精妙且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目前所见唐代塔铭中的精品，值得重视和研究。
《真行法师塔铭》刊刻于唐永徽元年６５０，青石质，高、宽约５０厘米，四边有８厘米左右的边棱，上饰蔓草莲花纹，边棱右上部残损，塔铭中部下凹，这一形制在唐代塔铭中并不多见，但也有发现，如西安碑林藏开元九年７２１《师大娘塔铭》就与此颇为类同，应与保护铭文不受风雨侵袭有关，抑或有其他之含义，姑且存疑。塔铭中心位置线刻两铺首，寥寥几笔但极具装饰性，其余部分为文字，８行，满行１０字，楷书。文曰：“大唐光明寺故真行法师／之灵塔师以永徽元年岁次庚戌／正月辛丑朔七日丁／未酉时薨于本寺，时／年七十有七，即以其年二／月庚午朔廿六日乙未建／塔树铭于此。”见下图
据西北大学李建超教授研究认为，长安光明寺是三阶教在京城活动中枢寺院之一见李建超《长安三阶教寺院与终南山三阶教圣地》，韩国汉阳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民族与文化》第二辑。三阶教又称三阶宗、三阶佛法等，是隋代僧人信行创立的一个佛教派别，从６世纪末到９世纪初，在长安曾兴盛一时，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教倡导无尽藏，以苦行忍辱为宗旨，每日仅乞食一顿，见人一律礼拜，大力提倡布施，人死后置身于森林以供鸟兽食，此即“以身布施”。隋开皇九年５８９，信行与弟子奉诏入京，先后于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弘善五寺设置三阶院，四方僧俗皈依甚众。据史载，长安光明寺有二，一在怀远坊东南隅，一在开明坊，有三阶教活动的光明寺应为前者。有关光明寺的命名时间及命名原因，在《长安志》、《续高僧传·昙延传》、《寺塔记》等文献中说法不一，有待进一步考证。武则天当政之初，光明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寺名为大云经寺，也称大云寺。据《历代名画记》载“大云寺东浮图北有塔，俗呼为七宝塔。隋文帝造。冯提伽画瘦马并帐幕、人物，已剥落。又东壁、北壁郑法轮画，西壁田僧亮画，外边四面杨契丹画本行经。……三阶院璁下旷野杂兽，似是张孝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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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行法师塔铭》内容可知，真行法师应是光明寺的三阶高僧。文献中还曾记有该寺另一位三阶高僧慧了，据《金石续编·卷五·光明寺慧了塔铭》载慧了从信行受业，唐太宗曾敕其与太子太保萧踽等谈论佛法，“显庆元年八月五日寝疾迁神于光明寺禅房，春囗囗十有四，即以二年二月十五日于终南山木便梓谷禅师囗囗囗骨起塔……”。真行与慧了两位法师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同在光明寺弘扬三阶佛法，真行法师可能也是信行禅师的追随者，可惜其名阙载，塔铭的出土填补了这一空白。
《真行法师塔铭》的出土地长安区王庄乡天子峪村附近，即文献中常称的木便梓谷，这里后建有百塔寺，为三阶教之圣地。隋开皇十四年５９４，信行禅师圆寂，其弟子净名、僧邕等三百余人依林葬法收骨起塔于长安城南五十里终南山至相寺木便梓谷，其后信行禅师的教徒及追随者卒后均依林葬法陪葬信行禅师塔侧，唐代中叶以后，因陪葬的小塔累累相继，故谓之百塔，遂建百塔寺。明代金石家赵蛹曾有《游城南百塔寺》一诗：“遥望百塔寺，寺边塔累累。下有敷荣草，下有纷披枝。”清代同治以后，百塔寺毁于兵灾，其地日渐荒凉。百塔寺诸塔修建时多刊有塔铭，书法精湛，向为金石家所好，宋代以后屡有著录，著名的《王居士塔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均出于此地。
《真行法师塔铭》虽文字不多，但书法精妙，其结体端庄方正，笔法轻重得当，有欧虞之风范，加之刻工精良，堪称初唐楷书之精品，故弥足珍贵
探史：摩尼教何时传入中国？
摩尼教何时传入中国？黄显功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l）所创立的一个宗教。摩尼在波斯传教时，与当时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相对抗，结果被国王巴拉姆一世处死，并禁止国人信奉摩尼教。从此，摩尼教徒闻风而逃，将教义传向各地，使摩尼教成为流行于伊朗、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和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中亚细亚地区，以及中国内地的重要的世界性宗教。它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对此没有进行过探讨，因为人们不知道曾流行于中国的所谓“摩尼”、“明教”就是源自波斯的摩尼教。并且，由于摩尼教资料的缺乏，人们不仅对摩尼教本身不甚了了，更无遑论及中国有无摩尼教问题了。直到本世纪初，中国新疆吐鲁番和甘肃敦煌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文物后，才开辟了摩尼教研究的新天地，关于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代问题也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
在1909年，我国学者蒋斧在其所著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一文中，根据宋代宋敏求《长安志》的一段记载推论摩尼教在周隋之际传入了中国。《长安志》卷十说：“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时有延兴寺僧昙延，因隋文赐以蜡烛，自然发焰，隋文奇之，将改所住寺为光明寺。昙延请更立寺以广其教，时此寺未制名，因以名焉。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为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蒋斧据此指出这大云寺就是摩尼寺（见《敦煌石室遗书》）。
清末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根据《长安志》的这段记载，并结合敦煌残卷《老子化胡经》等材料支持了上述说法，他肯定地说：摩尼教“隋文时已入中土，绝非唐代乃入也”。众所周知，摩尼教的中心教义是二宗三际说，二宗指光明和黑暗，亦即善和恶，三际是指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将来。明暗系指世界的二个本原，三际是说世界在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令人惊奇的是在《老子化胡经》中也明确地提到了摩尼和二宗三际，它与中国的摩尼教史实有何关系呢？中外学者纷纷进行了考释。罗振玉首先认定这是我国“晋代已有摩尼之证”，而“《化胡经》之作，专为倡导摩尼教而设”（见《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也就是说，罗振玉将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代提前到晋代，对于他的这番考证，陈垣先生谪之为“失考之甚”，因“摩尼之卒，亦在西晋初年，其教断不能流行于中国如是之速也”。
但对上述看法，也有人表示了赞同。中外关系史专家张星烺先生在1930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指出：“蒋氏之说，不为无因”，因为“祆教后魏时已入中国。景教、回教皆以唐太宗时入中国。何摩尼教迟至唐武后时始入中国耶？”
在中国现代学者中，研究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最有影响的早期著作是陈垣在1923年4月发表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上的《摩尼教入中国考》。他认为摩尼曾亲至中国传教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摩尼教始通中国“莫先于《佛祖统纪》所载之唐武后延载元年”。宋代释志磐的《佛祖统纪》卷三九云：“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延载元年为唐代武则天时期，即公元694年。拂多诞是摩尼教中僧侣的一种职名，由此而知晓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并指出：“中国摩尼教，始来自波斯，继来自吐火罗，不满四十年而遭禁断”，汉文中的“摩尼”之名最早见之于《通典》卷四十注（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著名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等人也持延载元年摩尼教传入中国说。因此该说成了最有影响的一种观点，得到了人们的首肯。尽管如此，仍然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主张摩尼教在  延载元年之前就已传入了中国。从70年代起，海外的主要论著有国立澳洲大学教授柳存仁的《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  国之遗痕》，在中国则以林悟殊的《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一文为代表。
林悟殊在其论文中首先认为，宗教在古代的传播，和其它经济文化的交流一样，往往是先在民间进行，然后才到达官方的。如果摩尼教还未在中国产生影响的话，延载元年那个以私人身份持经“来朝”的拂多诞居然被唐政府接纳是办不到的。因此，“延载元年至多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公开合法传播的开始，而在此之前，摩尼教应早已在内地民间流传了”。作者据此从多方面论证了自己的看法。
从文献资料来看，记载摩尼教在华年代早于《佛祖统纪》的有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书中称摩尼教在唐高宗时（650－683年）已传至中国。而且敦煌残卷《老子化胡经》中所载的摩尼教义也说明摩尼教早在延载元年之前就已存在中国了。所以“要从史书上找到明确的记载来定一确切的传入年代，就恐怕是很困难的”。
从东西方交通情况来看，4至6世纪的丝绸之路并未中断，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在进行。大量西域人入居塞内，显然有利于摩尼教在内地民间的传播。
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古代宗教颇多雷同之处，一种新教派出现后，教外人往往难以分辨，而且传入中国的摩尼教有不少祆教和佛教的成分与色彩，所以现代人从史书上是找不到摩尼教初期的直接证据的。
从当时的史实来看，唐以前的一些农民起义已明显地受到了摩尼教的影响。
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内地可能在四世纪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了（见《文史》第十八辑，1983年）。
总而言之，摩尼教入华的时间早于延载元年应该说是可以肯定的，但其确切年代究竟在何时，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考证。
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龟兹在西域成为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区，有其重要原因。
首先，本世纪上半叶，学者们对龟兹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古文献的深入研究，表明在上古时代的某个时刻，一支操印欧语的部落迁入龟兹及其左近，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的语言属于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的Centum语组，学者们将其定名为吐火罗语（Tokharian）。由于在语言学分类学上“吐火罗语”与其近邻——印欧语的主要东方分支印度——伊朗语（Indo-Iranian）的距离较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的拉丁－凯尔特语与日尔曼语有较近的关系，故它在印欧语分类学的研究中占有举世公认的重要地位。这使得库车成为古代印欧语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地名之一。
此外，龟兹是西域与内地文化交流最密切的地区之一。它是佛教东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中继站。龟兹人鸠摩罗什在佛经翻译与中国佛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多元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古代龟兹独具特色的乐舞，深受内地人的喜爱。
西汉时龟兹为西域36国中之大国,曾与匈奴建立了密切关系。唐代除咸亨年（670-674年）到长寿元年（692年）的约20年间外，这里自7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一直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贞元（785-804年）初，其地入吐蕃。此后为回鹘所居。入宋以后，我们看到龟兹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当地居民不再使用吐火罗语而改操突厥语，放弃佛教改宗伊斯兰教，即语言上的突阙化与宗教上的伊斯兰化。本文拟先讨论龟兹地区的突厥化进程，继而研究高慧超所见之龟兹汉僧佛寺，然后再考察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化的早期过程。
一、吐火罗语的消失问题——突厥化浪潮
北朝时代，中原人对塔里木河的上源有了相当科学的了解。《周书》描述塔里木河之南源和田河时称:〔于阗〕“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俱北流,会同于计戍。”[１]《通典》有大致相似的记载:“首拔河，亦名树拔河，或云黄河也。北流七百里入计戍水，一名计首水，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２]
比照今和田河上源，可知所谓于阗城东之“树枝水”或“首拔河”，即今之玉龙喀什河（Urung Qash）。[３]唯其名称树枝水（或首拔河），来源不详。城西之达利水，显系今之喀拉喀什河（Qara Qash）。[４]“达利”之音虽近于波斯语darya（意为“河”或“海”），但5-6世纪时，于阗地区非波斯语影响区，故“达利”不可能是darya的音译。查和田塞语（Khotan Saka）中“石”为dura-，[５]它是否为“达利”之原字，有待于研究。
“计戍”之原字，或为和田塞语garsva “石”，[６]或为突厥语qash“玉”的音译。若为后者，则说明早在5-6世纪时突厥语的影响已经扩及此。据上引《周书》的记载，计戍似为白玉河与墨玉河汇流处的地名，或汇流后的和田河河名，恰同于阗自古出美玉的事实相应。而据上引《通典》的记载，白玉河和墨玉河从于阗向北流700里后，方汇入“计戍水”，则此“计戍水”相当于塔里木河今阿克苏以下河段。如“计戍”的名称源自突厥语qash之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北朝时此地名所用之地理范围已与龟兹不远。
我们还注意到，至少自汉代起，天山东段在汉文史料中常被称为“白山”。《后汉书》记:汉军“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 。[７]同书《耿秉传》亦记，此年冬汉军1.4万“复出白山击车师 ”。[８]《太平御览》卷五十《地部》所引《西河旧事》的文字，曾解释了“白山”这个名称的来源:“天山高，冬夏长雪，故曰白山??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马拜。”[９]可见“白山”得名于天山之巅的长年积雪。“白山”之称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隋书》卷八四《铁勒传》中对“白山”有如下记载：“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１０]
龟兹附近的“白山”又称“阿羯山”。据《通典》记载:“龟兹，一曰丘兹，又曰屈茨。汉时通焉。王理延城，今名伊逻庐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隋《西域图记》云‘白山，一名阿羯山。’”[11]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阿羯山”或“阿羯田山”的名称,很可能是突厥语Aq-Tagh“白色的山”的音译，[12]而“白山”这个称呼似为此突厥语名称Aq -Tagh的意译。如此说成立,则龟兹以北天山一带很早就有操突厥语的部落在活动。
作者：晋山楚水  2006-10-27 16:09回复此发言
2 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在突厥出现于史册之前，早期操突厥语的民族在天山草原的活动尚有其他证据。《旧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下记“金满”县:“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此即“北庭”的突厥语名称Beshbaliq(别十八里)之来历，粟特语称为Penjkat，其意亦为“五城”。
唐初玄奘西行求法,曾从伊吾即今哈密西行,进入高昌界边城白力城。[13]“白力”这个名称使人联想起突厥语baliq，意为“城”。另一条与之相关的史料是《呜沙石室佚书》所收《西州图经残卷》中“出高昌县北乌骨山，向庭州”的记载。这里的“乌骨”很可能是突厥语Oghuz“部落”的译音。由此可以设想，唐初以前，龟兹以西今阿克苏地区、龟兹以北的天山草原及其以东的高昌地区，突厥化的过程很早已经开始。处于上述诸地包围之中的龟兹地区想必亦受其影响。
龟兹地区突厥化的历程在穆斯林史料中亦有记载。成书于10世纪的波斯无名氏地理书《世界境域志》将龟兹分别称为KUCHAN或KUCHA，并有如下记载:
“5.KUCHAN，是一个小镇，居民为吐蕃人和中国商人??
10.KUCHA（原文如此），位于边境，属中国，但九姓（Toghuzghuz）经常袭击居民。城内多乐趣之事。”[14]
无名作者在这里将龟兹称为中国属地，并提到吐蕃和“九姓”。上述描述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可判定，其所据资料当属唐与吐蕃争夺西域时代。由此可知8世纪上半叶以后，回鹘人的势力已经伸及龟兹。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败亡，余众西迁。其中有一支在阿跌氏率领下进入北庭，而另一支在回鹘相国（马及）职的率领下拥外甥庞特勤移居安西。[15]这应被视为龟兹地区吐火罗语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当地人口逐渐突厥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二、慧超所见之龟兹汉僧佛寺
唐时龟兹有汉僧。高丽僧慧超赴印度求法归途中，于开元十五年（727年）经过龟兹。慧超称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菲等也，”而当地的汉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彼处佛寺有“两所汉僧主持。”其中一所名大云寺，其寺主名“秀行”，“善能讲说”，从前“是京中七宝台僧”。此寺之“都维那”名“义超”，[16]“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寺中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据慧超说，这些僧人都是“大好主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另一寺名“龙兴寺”，其主持名“法海”，是“汉儿”，虽生于安西（龟兹），但其“学识人风，不殊中夏”。[17]此外见于库木吐喇壁画题记的汉僧还有许多,而汉寺还有大宝寺、□严寺、□圣寺和梵□□寺等。[18]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大云寺。武后时长安光明寺沙门宣政伪造《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正符合武后称帝之意。武后遂命改光明寺为“大云经寺”，并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19]不但龟兹有大云寺，而且疏勒[20]和碎叶镇亦有。
大云寺主持秀行原先所在之“京中七宝台”究竟在哪里，诸研究者似乎并未提出疑问。[21]宋敏求的《长安志》在两处提及“七宝台”:一是位于城北“东宫”之东的“光宅坊”的“七宝台”，另一个是位于城西的“怀远坊”的“七宝台”。
“光宅寺”位于长安“朱雀街东第二街，即皇城之东第一街，北当兴安门大明宫，南当启夏门。街东从北”起第一坊“翊善坊”之西的“光宅坊”。光宅坊“本翊善坊之地。置大明宫后开丹凤门街，遂分为一坊。”宋敏求对此记曰：“横街之北光宅寺。仪凤二年望气者言，此坊有兴气。赖令掘得石函，函内有佛舍利万余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置七宝台，因改寺额焉。《酉阳杂俎》曰:‘宝台甚显，登之，四极眼界。其上层窗下尉迟画，下层窗下吴道玄画，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韦处厚，自居内庭居相位，每归，辄至此塔，焚香瞻礼。’”[22]
在另一处，宋敏求在述及长安西市附近的怀远坊时，提到坊东南隅有“大云经寺”。“此寺当中宝阁，崇百尺，时人谓之‘七宝台’。”[23]所谓“七宝”乃佛家语，诸经所述略有不同,大致包括下列诸宝货:金、银、琉璃、玻璃、玛瑙、珍珠、珊瑚。故“七宝台”很可能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流行的概念,当时长安有两个“七宝台”似乎并不奇怪。
作者：晋山楚水  2006-10-27 16:09回复此发言
3 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龟兹大云寺系因与长安大云寺而建，故龟兹大云寺寺主秀行很有可能原来是长安怀远坊大云经寺的那个“七宝台”中的僧人。他是否因龟兹建造大云寺而从长安来到龟兹，尚不得而知。
“庄严寺”亦见于《长安志》宋敏求在述长安西南隅“永阳坊”时写道：“半以东大庄严寺。隋初置宇文改别馆于此坊。仁寿三年（603年），文帝为献皇后立为禅定寺。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寺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611年）成。武德元年（618年）改为庄严寺。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于此。《考》文同。寺内有佛牙，长三寸，沙门从乌踵国取以归，豫章王（日柬）自杨州持入京，隋文帝改置此寺。大中六年（852年），改圣寿寺。”[24]可见龟兹大云寺中上座明恽亦出自长安名寺。
三、龟兹佛教的终结——伊斯兰化
龟兹西南的于阗的佛教保持了很长时间。学者们在研究和田地区历史时，多注意到《宋史》 卷二四九所记北宋开宝四年（971年）于阗僧吉祥携其国书入宋，报告此前曾破疏勒国军一事。一般以为，《宋史》之《于阗传》所记“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其国黑韩王遣回鹘罗斯温等以方物来献”证明此时于阗已为喀剌汗朝所征服。[25]而此黑韩王应即喀剌汗，即“黑汗”，而不应再是信奉佛教的尉迟李氏。
但翻检《宋史》，可发现此后仍有于阗统治者信奉佛教的记载。嘉   八年（1063年）八月，于阗统治者遣使入宋，向宋廷报告曰:于阗王要求宋封之为“特进归忠（石后）鳞黑韩王”。并称：“于阗谓金翅鸟为‘（石后）鳞’，‘黑韩’盖‘可汗’之讹也。”宋廷同意于阗使臣所求，封于阗王为“归忠（石后）鳞黑韩王”。[26]学人多注意“黑韩盖可汗之讹”这一句，引为黑韩王并非喀剌汗的证据。其实“（石后）鳞”这个称号也很值得研究。
“金翅鸟”佛家术语，即迦罗留鸟。佛经中还有迦娄罗（Garuda）、揭路荼等多种不同音译，此即“（石后）鳞”之来历。又意译为“妙翅鸟”或“顶瘿鸟”等，居四天下之大树,取龙为食，为八部众之一。《法华文句二》称其两翅间距达336公里。《探玄记二》说，它巨大到“阎浮提”洲仅能容下其一足。《涅盘经》则说它“能食消龙鱼、七宝等”物。足见其神力广大，难怪于阗王要求宋廷赐封其号。这件事足证此时于阗当地统治者仍信奉佛教。
回鹘西迁安西之后，龟兹的佛教仍维持相当繁荣的景象。宋初王延德奉命出使高昌，据《王延德使高昌记》记载：“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27]
上文中提到的“步路涉”即Purusapura，《法显传》记:“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国。”[28]此弗楼沙国即上述之步路涉。《大唐西域记》提到：“犍驮逻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里，东临信度河。国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逻，周四十余里。”[29]这里提到的布路沙布罗即上述Purusapura的音译。当年法显赴西天求法，所循路线为:长安——张掖——敦煌——鄯善——焉耆——于阗——子合——于麾——竭叉——葱岭——乌苌——宿呵多——犍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其中焉耆——于阗间的路程，法显称系“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30]
章巽先生认为，法显所走路线，乃从焉耆南下入沙漠，向西南直行，抵于阗。[31]此说不能成立，在沙漠中如无水，人畜根本无从坚持一个多月。其最大的可能性是从焉耆南下至塔里木河，然后沿河谷溯河而上，至今阿克苏以南和田河与塔里木河汇流处，折向西南，取道和田河谷，仍溯河而上，可至于阗。[32]可见从高昌前往“步路涉”的道路或经过龟兹西行，或沿龟兹之南的塔里木河河谷西行。历史上的求法僧中有许多人循此路线往来于东西。《开元释教录》卷四提到，十六国时代智猛于弘始六年（404年）西行时曾“历鄯善、龟兹、于阗”; 《高僧传》卷三记南北朝时，昙无竭于永初元年（420年）“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他们的行程可以为证。步路涉之地至宋初仍为重要的佛教中心。
作者：晋山楚水  2006-10-27 16:09回复此发言
4 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而上引史料中所提“大食”当指撒曼王朝（Samanids），乃操波斯语的民族在伊斯兰化之后所建的第一个王朝，其中心在布哈拉，统治今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之地。可见高昌回鹘此时已与伊斯兰世界建立了联系。
龟兹的回鹘王族信俸佛教，在其统治下龟兹的佛教仍十分繁盛。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五月，西州龟兹使臣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入宋进贡。[33]这位龟兹使臣的名称“易难”当为突厥语Inanch，而与之同来的所谓“婆罗门”，当为信奉印度教的僧人，而所谓“波斯外道”当为与龟兹有联系的信奉中亚某种宗教（或许是摩尼教）的使臣。
同书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龟兹国安西州可汗王“禄胜”遣使臣曹万通入宋。这位可汗的名字“禄胜”颇似佛家法号。咸平六年（1003年）六月，龟兹国僧义修入宋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舍利。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应龟兹国人石报进之请，宋廷度之为僧。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闰二月，龟兹国可汗遣僧智园等入贡。[34]“智园”系佛家常用语，照一切种智之中道，是谓智园。
同书记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四月，龟兹可汗师子王“智海”入宋进贡;天禧四年十二月（1020-1021年），这位可汗师子王智海又遣使向宋进贡；天圣二年（1024年）三四月间，师子王智海再次遣使入宋;见于记载的师子王智海的最后一次入贡是天圣九年。[35]“智海”或为佛家常用词语，形容智慧广大如海，如《无量寿经》下曰“如来智慧，海深广无涯底”，《地藏十轮经》八曰“渐次趣入深广智海”；或为突厥语bilge tengri“必勒哥-登里”的音译。同书还记，此前的乾兴元年（1022年）五月，龟兹僧华严“自西天至,以佛骨、舍利、梵夹为献”。[36]据《宋史》卷四九○《外国六》“龟兹”记载,至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尚有龟兹师子王派遣大首领进奉“玉佛”。
另一方面,从穆斯林史料看,龟兹地区在11世纪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地人反对回鹘，并摆脱了回鹘的统治。据波斯人奥菲记载，龟兹的突厥族穆斯林英雄黑的儿匐（Khizr  Beg，Khidr Beg）战胜了回鹘国。由于他在可失哈儿汗反对其敌人的斗争中提供的帮助，可失哈儿汗授予其可汗的称号。[37]伊斯兰势力控制龟兹之事在可失哈里的《突厥语辞典》中亦有反映。可失哈里举出了“畏兀儿五城”的名字——高昌（Qocho）、别十八里（Besh-baliq）、唆里迷（Solmi）、彰八里（Jan-baliq）和仰吉八里（Yangi-baliq），未包括龟兹。[38]这反映出畏兀儿势力向东退缩的背景。至于曲先（龟兹的突厥语名称），可失哈里称它是位于畏兀儿之边的城镇。[39]而位于龟兹之东的布告尔（Bogur，今轮台），也不属于畏兀儿，它是“一座畏兀儿与龟兹之间的、位于高山之上的城堡，是一所边界斥候”。[40]
龟兹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替，至西辽至蒙古时代初期似近于尾声。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在记述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子桑昆逃离蒙古草原时写道:桑昆“逃离，至吐蕃之地（《圣武亲征录》作“波黎吐蕃部”）,打算居于此，被吐蕃民众逐出境。桑昆的那可儿们散亡,他又自彼处逃脱。斡端、可失哈儿边境有一地,名曰曲先（Kusan），其处之算端曰黑邻赤·哈剌(Qilij Qara)。他于Jahar  Kahah之地（《圣武亲征录》作“彻儿哥思蛮”）寻得桑昆，杀之，并获其妻子。[41]”
龟兹国主名称黑邻赤·哈剌中之第一部分Qilij，按《圣武亲征录》之译音，似应拼作QLNJ。查合校本校勘者所据诸波斯文抄本中此名有各种异写形式，如P本（伊斯坦布尔抄本）作？LYJ，H（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藏抄本）、Ｊ（德黑兰博物馆藏抄本）、Ｓ（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抄本）、Ｋh（及贝勒津刊本）诸本均写为QLBJ，而B本（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藏抄本）则写为QLYH。上述诸种拼法中均无词中鼻音—Ｎ—，而代之以Ｙ或Ｂ。其实上述各种拼法中的倒数第二字母Ｙ或Ｂ的波斯文词中形式，与鼻音—Ｎ—的词中形式写法极为接近,其间之区别不过是表示读音的音点的数目与位置不同而已。故上述诸种写法中倒数第二个辅音字母Ｙ或Ｂ是否为鼻音字母—Ｎ—词中形式之误写,尚存疑问。
作者：晋山楚水  2006-10-27 16:09回复此发言
5 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龟兹国主捕获桑昆的地点Jahar  Kahah，在合校本校勘者所据其他波斯文抄本中，拼法相同，均作JaHAR  KaHaH。其前一部分JaHARK与《圣武亲征录》中译名“彻儿哥思蛮”中之“彻儿哥”尚能对应,而后一部分HaHa与《圣武亲征录》译名中的后一部分“思蛮”的勘同仍有待于研究。[42]拉施都丁在其记述中称曲先为“斡端。可失哈儿边境”一地，又称其首领为“算端”（Sultan），龟兹其时的文化面貌可见一斑。
西辽时代，佛教在天山南路似仍有影响。唆里迷人哈剌亦哈赤北鲁，曾被畏兀儿国主月仙帖木儿征为断事官。唆里迷乃畏兀儿五城之一。据张广达、耿世民先生考证，唆里迷即焉耆。[43]后西辽末帝直鲁古召哈剌亦哈赤北鲁为其诸皇子之师。[44]亦都护家族与西辽皇室均信奉佛教，哈剌亦哈赤北鲁先后奉召至亦都护家族和西辽宫廷,很显然有一定的佛教背景。及至13世纪中叶,仍有畏兀儿人受命出任曲先（龟兹）地区长官。《元史》提到，元宪宗蒙哥时代,畏兀儿人帖哥术曾任“渴密里及曲先诸宗藩之地”。[45]如果帖哥术是佛教徒,则佛教在当时龟兹仍有一定影响。
【注释】 :
[1]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于阗”[Ｍ].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 917.古人曾有黄河潜流重源说，将塔里木河误认为黄河上源。
[2][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二《边防八》  [Ｍ].台湾:新兴书局刊本，1955.1033。
[3]玉龙（Urung），突厥语，意为“白”;喀什（Qash），突厥语，意为“玉”。“玉龙喀什”，即白玉河。
[4]喀拉（Qarq），突厥语，意为“黑”。“喀拉喀什”，即墨玉河。
[5]阿勒慕特·德格纳.贝利（和田塞语辞典）英－塞索引[Ｍ].（Ｈ.Ｗ.Bal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English-Saka Index,complied by Almuth  Degener），打印本，无日期，页53。
[6]Ｈ.Ｗ.Balley，Dictionary  of  Khtan Saka，English-Saka Index ，complied by Almuth Degener 打印本，页53。
[7]后汉书,卷二《明帝纪》[Ｍ].永平十七年（公元74）冬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122。
[8]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Ｍ].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717。
[9]影印宋本《太平御览》卷五十《地部》“天山条”[Ｚ].北京:中华书局，1960.244。
[10]隋书，卷八四《铁勒传》[Ｍ].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1879。
[11]通典，卷一九一《边防七》“龟兹”[Ｍ].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5207。
[12][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Ｍ].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55-56。
[13][唐]慧立,彦   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18。
[14]Hudud al-’Alam米诺尔斯基英文译注本The Regions of the World，A Persian Geography 372A.H.- -982A.D.，tr.expl.V.Minorsky，London，1970，页85。Toghuzghuz系突厥语Toquz与Oghuz两词复合，意为“九部落”，相当于汉文文献中的“九姓”，在后突厥时代突厥碑铭中，指铁勒，在穆斯林史料中通常指回鹘。日本学者安部健夫认为，天宝三年（744年）回鹘成为铁勒诸部的统治者，故穆斯林史料中的“九姓”当指公元744年之后的回鹘。参见[日]安部健夫著，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12。
[15]安部健夫认为，居于安西的庞特勤所属回鹘嗍众乃漠北汗国前期的汗族药罗葛氏。参见西回鹘史的研究[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104。
[16]“都维那”为汉梵复合词。“都”相当于“都护”之“都”。“维”亦为汉语词，取纲维之义;“那”当系梵语Karmadana之译音“羯摩陀那”之缩略，仅取其末字“那”。“羯摩陀那”意为“授事者”或“任事”，乃佛寺中管事之人。
[17][唐]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Ｍ].北京:中华书局，1994.15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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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18]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Ｍ].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431-433。
[19]长安志，卷七，“宋元方志丛刊”，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乾隆五十二年刊本，1990.128。
[20][唐]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Ｍ].北京:中华书局，1994.176。
[21][唐]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Ｍ].北京:中华书局，1994.176;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3-104，453。
[22]长安志，卷七，“宋元方志丛刊”，第１册[Ｍ].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乾隆五十二年刊本，页113。并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Ｍ]，续集，卷之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256-257。此处提到的丞相韦处厚为元和至太和时人，晚于慧超，新旧《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一五九，《新唐书》卷一四二。
[23]长安志，卷十，“宋元方志丛刊”，页128。
[24]“长安志”卷十，“宋元方志丛刊”，页129。
[25]魏良   喀喇汗王朝史稿[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78。
[26]宋史,卷四九○《于阗传》[Ｍ]，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14108。
[27]宋史，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14111。
[28][东晋]沙门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9。
[29][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1985.232-233，布路沙布罗，今地位于巴基斯坦喀布尔河南岸白沙瓦（Peshawar）市西北。
[30]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Ｚ].1985.12-13。
[31]同上书，页3，注[3]。
[32]自阿克苏沿和田河谷南下这一条道,历史上多次被人们使用。笔者1992年11月间初冬时节参加瑞典与中国联合举办之考察,乘车自阿克苏南行,取道和田河谷，前往和田，历时四天。途遇维吾尔族贩羊人，得知这一段步行需半个月左右。
[33]宋会要辑稿·番夷四[Ｚ].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徐松辑本，1985.7720。
[34]同上注。
[35]宋会要辑稿·番夷四[Ｚ].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徐松辑本，1985.7721。
[36]同上注。
[37]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M],第一部分,史料，此据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译自德文本Wilhelm Barthold,Zwoelf Vorlesungen Ueber dir Geschichte der  Tuerken Mittelasian，Georg Olms Verlagsbuchhandlung，Hildesheim，196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36。
奥菲（Aufi），生卒年不可考，其著作《趣闻集》（Jami’al-Hikayat），1228年写于印度。蒙古入侵中亚之前，他一直居住在呼罗珊。其书最有价值之处是记载了许多喀剌汗朝的轶闻，此外，还包括一章关于中亚的突厥部落的描述。作者是最早提到“畏兀儿”这个名称的波斯地理学者。见布劳恩（Brawne）.波斯文学史[Ｍ].（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卷2，页477，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Ｍ].英译本，页36，《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一版，卷一，页517。
[38]摩诃末·可失哈里，丹考夫译，突厥语辞典[Ｍ]，英译本，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1985.140（Ｍahmud  al-kashgari，Diwan Lughat al-Turk，English  translation: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ed. and tr. by Robert Dankoff 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1982-1985）。
[39]同上书。
[40]同上书。
[41]《史集·部族志》1965年莫斯科波斯文合校本，p.277；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拉施特.史集[Ｍ]，卷一，册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3。《元史·太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北京，页12）称龟兹首领为“龟兹国主”。
[42]伯希和曾详细地讨论了这几个名字的勘同问题。冯承钧汉译。关于库蛮[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Ｃ]，第一卷，二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0-44。
[43]唆里迷考，重刊于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1-56。
[44]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Ｍ].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3046。
[45]元史，卷一三三《脱力世官传》[Ｍ].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