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真的有皇帝吗:中国国民党军统（23）大案之1936年10月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在汉口被刺身亡案

只不过，有的时候，蒋介石也保不了他手下的人，哪怕他是杨永泰。
　　因为，这里是官场。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导致汪精卫遇刺的四届六中全会，实际上就是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会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原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按：国民党“五全大会”在历史上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上，蒋介石曾针对国际关系发表演讲，其中称：
　　“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绝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这个讲话，明确提出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标志着国民党对日方针，已经由原来单纯的“忍”、“退”、“和”的“三字诀”前进了很大一步。
　　到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著名的“庐山讲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其主旨，明显与这次讲话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借着汪精卫的遇刺，蒋顺顺当当地把汪兼任的行政院长给拿了回来。汪则出国养病。
　　汪这一去，再回来已经是1937年01月，本想借着“西安事变”抢班夺权的，结果刚走到路上，张、杨又把老蒋给放了，汪精卫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从此就在亲日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从革命志士沦为汉奸。
　　张群当了外交部长，杨永泰则接替张群，于1935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之去湖北，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被排挤出去的，有人说是他自己要求去的，还有的说法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个“功高震主”的人所必然有的下场了，说蒋介石看他实在过于“火爆”，给个冷板凳让他坐。
　　几种说法，都有可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准“行政院长”到一个省的负责人，这中间肯定是一个向下的轨迹；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军机大臣”到“湖北巡抚”，个中况味，虽然只有本人能够体味出来，但以旁人观之，最起码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是肯定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坏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闲话军统（85）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汉口被刺身亡。
　　同治年间，两江总督马新贻在自己的两江总督署衙被刺身亡，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是啊，威仪赫赫的两江总督居然在自己家门口遇刺，岂非笑话——还真不是笑话，这个案子到了也没查清楚，最后草草收场。
　　杨永泰的案子，像极了马新贻案。

　　事情的发生毫无征兆。
　　当天，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参加了一场日本总领事馆举行的天皇“寿筵”——这杨永泰也是，都什么时候了，还天天往日本人那儿跑，不等着挨枪子儿呢么！
　　在此之前的1936年5月6日，杨永泰已经到日本总领事馆去过一趟了，当天是因为武汉发生了一起反日的游行示威，对此日方提出抗议，这么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杨永泰跑去“道歉”，结果被武汉人痛骂。
　　日本总领事馆在汉口，湖北省政府则地处武昌，那个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两地的往来全靠轮渡。

　　这时是下午5点来钟。杨永泰的车队来到了汉口江汉关码头，准备乘轮渡过江。
　　杨永泰携夫人正准备上船，这时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两个年轻人，也不打话，冲着杨永泰就是一通乱枪。
　　以事出突然，杨永泰的警卫事先没有任何防备——看来那个时代的警卫实在素质不高，都多少次了，人都挨了枪了，警卫还在那儿发愣，汪精卫那回就是，杨永泰这回也一样。
　　身中数抢的杨永泰依然神智不衰，令司机赶快将自己送到汉口某日本人开的医院。但甫抵医院即伤重身亡。
　　两个刺客，开枪以后便一东一西地朝两个方向分别逃遁，往东跑的一个，跑了一段被人绊倒，后被杨的警卫赶到抓获。
　　经审讯，此人承认他正是开枪刺杀杨永泰的凶手，名叫陈夔超，其他事情则坚不吐实。
　　杨永泰遇刺的消息传出，一个曾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居然落得这般下场，蒋介石为之震怒而又惋惜。杨永泰“公祭”那天，蒋亲自作了一篇祭文，文中极力褒扬杨永泰。

　　但褒扬没有用，人已经死了，舆论为之大哗——在任的政府官员居然在自己的辖区被刺，显然有幕后黑手。大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二陈”兄弟，因为杨永泰在地方上倡导的几项“改革”，什么“保甲制度”、什么税制改革、什么“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首先触动的就是CC系的利益，况且陈立夫手下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组织“中央党部调查科”。
　　另外，还有人说是邓文仪干的——此君在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上时，曾主持调查1934年6月发生的“南昌机场纵火案“，因案情涉及国民党高层的权力之争，邓文仪不打算搀呼这些烂事，于是打算大事化小。结果被老练的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看出破绽，蒋大怒，当即将邓文仪撤职查办，最后连南昌行营调查科都给撤销，白白地地让戴笠占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便宜。因此邓文仪肯定是把杨永泰恨到了姥姥家。

　　还有的人说是有 “湖北家长”之称的何成浚干的，此君曾指使湖北省党部发动学生反对杨永泰就任湖北省主席。
　　日本方面也为失去这样一位“诤友”而感到震惊，频频发来“唁电”并敦促国民政府尽快破案。
　　从哪个角度讲，此案都不容久拖不破，蒋介石又派出了他的王牌——戴笠的特务处。
　　前面讲过，特务处是复兴社下的一个组织，只对蒋介石本人的安全负责，并不承担一般的刑事和治安案件的侦破，那是警察的事。但汪精卫和杨永泰两案，显然属于政治谋杀，因此蒋介石两次派出戴笠亲自上阵。

　　别说，戴笠还真是出手不凡，没两下，特务处湖北站即查出凶手陈夔超的真实姓名叫谭戒轩，另外在现场承担掩护任务的名叫龚柏舟，现正逃往上海，随即派安徽站特务于芜湖的一艘日本轮船上将龚柏舟抓获，随后又抓获其同伙多人。
　　据供认，其组织名为“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于1935年在上海成立，以铲除汉奸为宗旨，谭、龚等都是其重要成员。被他们纳入视线的，不仅是杨永泰，还包括一系列对日态度不明朗甚至亲日、媚日的分子。就这样，连带着还破了一年前发生的“唐有壬案”。

    闲话军统（86）
　　按：唐有壬，生于1893年，湖南浏阳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1932年，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唐有壬，曾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我重要政治情报，差点给抓起来；并且，后来那个《淞沪停战协定》，也是唐有壬与殷汝耕一起撮弄出来的。
　　1934年2月，唐有壬转任外交部常务次长，这一下，唐做汉奸更是做得如鱼得水，“华北事件”之后，唐在与汪精卫的电报往来中，曾说：“华北事件发生于中日空气好转之际，可谓遗憾。但吾人深体日方内情，决不因此动摇中日提携之大方针，同时对广田外相之信仰亦决不因此而低减。”其汉奸嘴脸，跃然纸上。
　　唐有壬的父亲是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维新志士唐才常。唐才常因组织起义，被自己的老师张之洞砍了头，就义前留下绝命诗说“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这样一个英雄豪杰的父亲，居然会有唐有壬这么一个儿子，可见，有的时候遗传基因也不大靠得住。
　　1935年12月25日，唐有壬在自己寓所被刺，当时报纸上的新闻记载得很详细，兹附录于后：
　　【唐有壬廿五日午五时由外返寓，在后门首遭暴徒狙击身死。唐干日前来沪，沪寓为一四层楼新式小洋房，后有水泥梯直达一层，进出均由此梯。二十五日晨九时，唐曾出外访晤友好，十一时许返寓进午膳，一时许复出外往视汪疾，五时返寓，下车登梯时，突奔出身穿中装外罩黑色夹大衣者两人，向唐狙击，共发十余枪，有三枪中要害，一由右肋射人，左腋穿出;一由右腰射人未出；另一由臀部射人，左胯腋穿出。唐即应声倒地，暴徒见计已遂，即分头逃逸。当枪声爆发时，唐家人及邻居均不敢开门窥视，少顺枪声停止，唐仆启门，即见唐已赫然倒地，唐夫人继见状，急扶人汽车，送往牛惠霖医院，经牛诊察，拒绝留院，乃复送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未及到达，即在车中气绝。由该院医生陈，雄略加察视，原车送至台拉斯脱路法工部局医院尸体室，定二十六日晨送至验尸所验尸后，即送台拉斯脱路上海殡仪馆成硷。唐被击时，身穿灰色西装，淡黄色大衣，因流血过多，血透衣外，法捕房闻讯后，即派捕赶到，市府亦即派秘书耿嘉基赴法总领事署及法捕房要求严缉凶犯.同时并令公安局协助严缉。】

　　“唐有壬案”发生后，也是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下搞清楚了。根据供认，两名刺客刘镇南、裘积玉在上海被捕，后被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判处死刑。
　　诺大的“杨永泰案”，如果只是搞出这样几个小“虾米皮”，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继续追下去，幕后的指使者，据说是刘芦隐。
　　刘芦隐也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了，1924年6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
　　刘芦隐是胡汉民的“新国民党”的一员干将，这个“新国民党”前后持续的时间不长，情况却挺复杂，在这里就不说了。
　　刘芦隐是个文人，说他指使杀人，许多人都不信。但据记载，特务处在刘芦隐的寓所发现了许多物证，如“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的工作计划，以及他下发的刺杀某人的“手令”等等。
　　至此，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
　　刘芦隐是沈醉带人亲自去抓的，当时他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当督察，这是一个受特务处“运用”的公开单位。抓捕的情形，沈醉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笔者在这里就躲懒直接引用了：
　　“1936年在英租界三马路杨子饭店绑架西南反蒋派人士刘芦隐时，被他夫人事先发觉，大声呼叫。刘芦隐闻讯，机警地从汽车后座一个筋斗翻到前面司机座位上，把住驾驶盘不让特务开车，僵持到租界巡捕赶来，一起被带走。戴笠恼火之余，只能勾通租界当局，将刘公开逮捕，引渡后押往武汉。”
　　刘芦隐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解放后，刘芦隐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至于刺杀杨永泰的两名刺客谭戎轩和龚柏舟，于1937年在武汉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但没有马上执行。
　　1938年，因日军对武汉进行大规模轰炸，所有在押犯均转移四川。在转移途中，龚柏舟从船上跳江，后不知所终。谭戎轩则被押到恩施监禁，抗战胜利前被处决。
　　“杨永泰案”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不光在当时，即便到了今天，也颇有许多人在怀疑，刘芦隐是替别人背了黑锅，据说蒋介石也知道此案的背后究为何人，但他已无暇深究了。因为再过一个多月，他就要迎来自己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一次挑战——西安事变。
　　杨永泰的死，对国民党、对老蒋本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探究，如果杨永泰不死，民国的历史会是怎样的。

　　——然而，还是那句话，历史不容假设。
　　杨永泰临终，最后留下了几句话，他说：“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的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
　　从这几句话来看，杨永泰倒真不愧是“以身许国”，只不过，他“许”的是“民国”。
　　然而，对杨永泰，老百姓并不领情，他死以后，人们曾把他的姓、名、字嵌入一副对联：
　　上联：“畅所欲言，天年不永”
　　下联：“卿幸已死，民安国泰”
　　横批：“杨子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