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读后感100字:中国富人为什么越来越富？

 　　中国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在过去六年中飚涨了70倍，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富，也说明中国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更提醒中国政府面对日趋严峻的贫富矛盾，急需从收入分配政治体制上进行大刀扩斧的改革了。
过去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七年翻一倍。尤其是从2005年超过意大利后，经济大跨越的步子就没有停止：2006年，超英国；2007年，超德国；2011年，超日本；在不远的将来还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除了GDP，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达到3.2万亿美元，占到了全球总额的1/3。
而2011年中国的富豪所拥有的财富总额已是2005年的70多倍。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以2010年年末为准，中国千万富翁达96万人，亿万富翁也达6万人。2010年中国千万富翁的平均消费额高达190万元人民币。有着“海上劳斯莱斯”之称的英国圣汐克2010年和2011年仅在中国就售出大约20艘游艇。这款豪华游艇的单价为100亿韩元。
在欧美经济陷入困顿后，中国俨然成为欧美豪华名车的救赎者。一辆在海外基本售价达24万5000美元在中国售价高达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劳斯莱斯，2011年的销售量已经超越美国，中国成为劳斯莱斯全球最大的市场。
英国 《每日邮报》春节前以“奢侈品商店准备收货 ‘北京磅’”为题报道，伴随着中国龙年，商店正在准备从遥远的东方购物者手中收取成千上万的财富。 世界奢侈品协会和中国贸易促进会发布报告称，预计圣诞、春节期间，中国人在海外消费达5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010年，美国十大新闻热词“中国崛起”排名第三，2011年美国智库最新岁末盘点说，中国崛起潮流依旧，不过这回贴上了“有钱”的标签。在美国复苏无力、欧洲沦陷危机的大环境中，中国俨然成了最扎眼的“大款”。“现金富足”“富豪财富总值全球第二”“中产阶级崛起”……法国《看板》杂志甚至称，2012年G20峰会上最有发言权的国家将是中国，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有钱。
中国富豪总身家六年飚涨70倍，普通百姓过去六年间的收入增长情况又如何呢？国家统计局公告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人民币，2011年为6977元人民币，2011年是2005年的2.14倍；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人民币，2011年为21810元人民币，2011年是2005年的2.07倍。
统计数据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六年仅增长了2倍左右，如果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收入增长微乎其微。统计数字显示的是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这意味着，还有很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是被过高的收入者平均拉高的，真正达到平均收入线以上的并不占多数。
民政部公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中国城市低保对象2282.4万人，农村低保对象5237.2万人，农村五保对象553.2万人，国家优抚对象623.3万人。这四类国家保障对象将近9000万人，加之900多万的城镇失业者，低收入群体已接近上亿人，占全国人口近8%，这是民政部官方的统计数据。
这就是说，中国目前有近亿人靠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维生，除此之外，中国还有数字庞大的群体被社会所遗忘，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没有最低生活保障；中国金字塔上的富豪不到人口总数的5%，他们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欧美乃至亚洲的一流富豪，他们可能己经移民或正在移民，他们对中国经济除了攫取就是掠夺；只有10%的所谓金领白领或者企业主算得上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抑或是中国当今的消费主力。剩下的属于所谓的夹心层，名义上过着小康生活，一旦遇上大病或天灾人祸，面对高涨的物价房价和教育医疗开支，他们随时都会沦为贫困线之下的低收入群体。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而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并没有对中国的基尼系数进行调查，其理由是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所以不统计这一指标。　　　国家统计局没有能力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不等于别人就统计不出来。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到0.18，19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世界银行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即使不是当今世界最大，也属于最大之一。贫富悬殊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统计部门为此装聋作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极少数人的收入早已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超级富豪，比如一些地产商、国企高管、资本大鄂、权贵官员……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特别是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面对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韩国也是如此，韩国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不过90美元，1995年突破1万美元之后，2007年进一步突破了2万美元。在香港，一个普通的泥瓦工，日薪也不会低于600港币。
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的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         纵深阅读  ：改变“农民工”称谓能否改变其命运？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一度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去年7月，现任广州市委书记的万庆良，曾提议以“新广州人”取而代之。近日，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两省的领导都表示，这一称谓体现出对农民的不公，呼吁以其他名词取而代之。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还公开指出，在“农民工”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
“农民工”一词强调了务工人员的农民身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产物之一。事实上，这一称谓在中国已存在多年，统指身处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但户籍仍属于农村的人群。据统计，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目前在中国已有2.5亿人。
在提出改变称谓的同时，政府何时给“农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才是问题的关键。此前，中国已有一些地区以行政手段规范“农民工”的称谓。不同地区采用的名称各异，比如，西安改以“新市民”，东莞采用的是“新莞人”，浙江省用的则是“新居民”。
近年来，纠结于“农民工”称谓，并将此上升为提案议案的现象并不鲜见。不过，就那些先行试验之地来看，虽然官方抹去了“农民工”的传统称谓，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以及命运并没有因此发生什么改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数亿“农民工”走进城市，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觉得城市生活更精彩，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因为体制的原因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工”子女就学、就医、养老等问题没有一项得到解决。 
一些地方兴师动众地要改这一称谓，源于“农民工”群体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低工资脏乱差的代名词。站在“农民工”的视角上看，薪资标准不是他们自身所能决定得了的，而脏乱差又往往与收入有着密切联系。一个处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边缘的“农民工”，怎能贪图租住那些更为舒适的住房？春节过后，与一位央企的项目经理聚餐时，谈起“农民工”的住宿条件，他所在的工地，往往一间简易的房子里，要安排十对夫妻同住在一起，谁也没有想过他们的尴尬。
还记得20年前，与我相熟的一个泥瓦工在聊天时就发过一番感慨，他说一年四季都在城里盖楼生活，每当楼房盖好，就要离开，城市里的一切永远跟他无关。20年后，他己年过半百，已记不清为城市盖了多少楼，由于长期在外风餐露宿，身患多种职业病和慢性病，不再适应繁重的体力活，只能回到老家靠打零工和短工糊口，这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缩影。第二代“农民工”的命运又将如何？他的儿子依然走上了这条老路，在城市依然没有安居之所，每到春节，仍要舟车劳顿回到农村的老家过年。
相较于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等方面，可以享受财政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农民工”普遍拿着最低的报酬，干着世界上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这样的付出得到的往往是没有公平没有尊严没有保障的回报。特别是一些黑心的老板，榨干了“农民工”的血汗，赚得盆满钵满，却不肯支付正常的工钱，以至于常常出现“下跪讨薪”、“跳楼讨薪”这样的悲剧。诸如此类的现象，就算把“农民工”的称谓变为工人、老板、干部甚至领导，也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命运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去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率领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视察后得出结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是绕不开的难题。而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左右，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这意味，要想实现“农民工”命运的真正改变，缩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不仅仅在于一个称谓的改变，更在于公共财政特别是国家体制对“农民工”的扶持和认可。
称谓只是一个符号，一种叫法，与职业无关、与身份无关、与地位无关。现在有人把妓女称为小姐或者性工作者，多好听的名称，可是她们还得卖笑！如果“农民工”贫弱的生存状态得不到改变，歧视还将存在。有名无实是一种作秀，真正要改变的，不是称谓而是现实中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特别是不合理的用工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环境、网络舆论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才会使社会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