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彬怎么做了苏外校长:我看“转型时代的大陆知识分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一

　　傅国涌是我敬重的作家，其文有味，耐读，给人启示。他的书我有几本，如《历史深处的误会》和《民国年间那人这事》等，都是在闲逛书店时，无意中撞见即买下来的。

　　2月5日选举网刊载的《转型时代的大陆知识分子：一地散落的珠子》，与作者的其他文章一样，平实，细致，不乏深刻。

　　文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因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人“宠物化”倾向，似乎“人间的正义、公平、自由等等听起来空洞而不切实际的价值、理想，正在渐渐远离甚至退出许多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做人“底线的不断沦陷”，“更多的人总是适应环境，只是极少数人能摆脱环境的束缚，展开自己的翅膀”，使得“良心未泯的人们忧心忡忡”。

　　所言极是，我认同。

　　知识分子问题，是个永恒的大话题，有着说不完的话。在此，冒昧借题发挥几句，当以“续貂”哂之。

　　二

　　文中所说“每个人都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言之有理。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上述表现，即可以归结为——当然不是全部，但绝对是主要原因——环境使然。

　　极权的政治，既容不得异己，也容不得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的异见。

　　纵观中国历史，知识分子可谓命运多舛，生存环境恶劣艰难。

　　这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选择”，也不是所谓“历史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宿命”。

　　这要怪秦汉的“大一统”，还有暴君流氓独夫立下的坏规矩，焚书坑儒，溺溲儒冠，俳优蓄之，把先秦知识分子的风骨摧残殆尽；专制末世的明清之季，更是不堪，屡兴文狱，惨无人道；民初“五四”，元气始复，群星灿烂，昙花一现；雄鸡一唱，运交“破帽”，动辄得咎，禁锢思想，史无前例；而独尊儒术的愚民政策，更是贻害无穷——尊卑有序，克己复礼，忠君卫道，排抵异端，豢养了无数文化奴才戏子帮闲和打手，只以诠释经典见长，全无个性主见和主张。

　　至于学术环境，何“公地”之有，皇家园林而已——万花纷谢，一花独放，国色天香，鲜见奇花异草，否定普世价值，批判民主，只是拒绝文明的最新例证，其风景之这边“独”好，构成21世纪“特色”奇观。

　　如此生态环境，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甘做附皮之毛，方有被“宠”可能——丧失了独立人格，焉有自由之思想。

　　三

　　社会理论家卡尔·曼海姆（1893-1947）提醒说，“识分子的供过于求降低了知识分子和智力文化本身价值……知识界与‘上流社会’的联系过于密切，导致了知识分子按照阶级的框框形成其文化观。”

　　世风如此，但不乏傅所说“能摆脱环境的束缚，展开自己的翅膀”的知识分子。

　　源自他们有追求，有操守。

　　正如美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专家刘易斯·科塞（1913-）所说：

　　“不是所有学术界的人或所有专业人员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知识分子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

　　“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

　　四

　　关于“批判”，倘若撇开政治，只谈学术，那么，对于过去被称为修正主义“头子”的爱德华?伯思斯坦（1850-1932)，重新审视他的一些观点，不无道理也不无价值——

　　“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今天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这对于辩护者和舞文弄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导师们的学生的任务……而不是在于永远重复导师的话。”

　　“大家已经习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或他们的弟子所作出的结论是同它的理论基础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东西。因此对于这些结论的任何辩驳，哪怕是局部的，似乎都要威胁全部建筑。尤其是，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者，几乎有了一种习惯，以同样的敌视态度看对于导师的学说的任何批评，不管批评是针对这一学说的基本观念，还是仅仅针对它的派生性假说，这就使上述情况更加严重。但是我的研究促使我怀疑些假说中的某几个的效用并且表示了某些多少与之相反的假说，于是就引起了这样的叫喊：马克思主义被自己队伍中的一个人破坏了。”

　　“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

　　五

　　以上说明，鲁迅读书万卷学富五车，但他多读外国书的主张，的确是大家的经验之谈。

　　外国人写文章，说的是自己观点，很少引经据典，思想放得开，没那么多禁忌。不像我们，过去是“子曰书云”，如今是“言必称马列”，大段照搬，生吞活剥。

　　我就更没出息，只会“抄袭”——所抄之言的个中道理，不配也不必阐述。

　　哲人斯言在尔，对号入座即可，我辈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