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故事：那时候阶级斗争很激烈
建国初期，从“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无时无刻不沉浸在阶级斗争之中。如果说“镇反”、“三反”、“五反”,是建立新的政权后，为巩固政权所必须的运动；“反右”斗争，则是老人家的“阳谋”，叫做引蛇出洞；文化大革命则更是老人家的创举，叫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升华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那个时期，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的“地、富”分子、老的以及新生的“反、坏”分子、“右派分子”,自是阶级敌人，杀人犯、强奸犯、投毒犯、贪污犯，一切犯罪分子，无疑都要归入阶级敌人的范畴。虽然不搞株连，但阶级敌人的家属一定会被归入另类，升学就业都会受到制约，更不会委以重任，实在是摧残了很大一部分人才。我有一位同年级、同宿舍的同学，父亲是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右派分子。尽管他和他的兄长都十分刻苦地学习，成绩都特别优秀，但终于进不了大学。我们相处四年之久，之间的交流仅限于客客气气的日常生活对话，从没听他谈过一句带有感情色彩的话语。文革中，他们班上的激进分子对他施以体罚，他竟能依然忠诚地尾随他们，绝不与起来造反的“黑五类”为伍。那时，我只觉得他比同龄人稳重、成熟，城府很深，不苟言笑。很久以后，我才悟到他内心的痛苦煎熬和无奈。其实，在那种政治氛围中，谁不用坚固的盔甲保护着自己呢？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只话说三分。那个时代，衍生出了太多的告密者，稍不留神就会因为一句实话、一种非主流的行为，而被告密，被当做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使你走向反面。人活得很累。
我家从我曾祖父起，便在铁路务工，父亲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应当说是“根正苗红”。1956年，我父亲在陕西省委党校学习讨论时，举实例，指出农村初级社迅速转为高级社，与农民觉悟程度相悖，影响了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7年，我父亲从铁路职工工作实际出发，对全民“打麻雀”提出异议，即遭批判，继而在反右“补课”中被“补”为右派。此后，不仅父亲蒙垢，母亲和尚年幼的我们兄妹都遭到了不平的待遇。在接下来接踵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里，我们饱尝了天灾人祸的煎熬，但我的母亲对父亲不弃不离，我们兄妹，坚不把父亲当做阶级敌人，给了父亲生活的勇气。直至1962年，老人家发现了河南反右扩大化的问题，父亲才得以甄别复议，恢复党籍和行政级别。我们家里，才又充满了阳光。但实际上，那些立场坚定的上级领导并没有抹去他们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烙印，从此父亲在“仕途”上开始了20多年的原地踏步。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更是屡遭磨难！
老人家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那个年代，“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报纸电台不断揭露地主富农藏有“变天账”，妄图变天、资产阶级蓄谋腐蚀青少年的阴谋，于是，人们（包括少年儿童)阶级觉悟自然异常高涨，对阶级敌人亦怀有刻骨仇恨。那时，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曾经轰动全国，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事件的起因很简单：
已经被斗了10年的老地主王荣学偷海椒被刘文学发现。老地主王荣学绝对领教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他绝对能预见到偷海椒这一现在看来不道德的行为会给他及他的家庭带来的灭顶之灾。老地主当时吓坏了，只好低声下气地给这个14岁的孩子磕头作揖说好话，甚至拿出1元钱（在当时应该算不小的一笔钱了），想收买刘文学，但这个阶级斗争意识占据了整个头脑的孩子不为所动，坚决与这个偷海椒的老地主斗争，终于遭到老地主王荣学的杀害。
当然，这种悲剧和英雄只可能产生于那样一种年代。
另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离我更近：
上世纪50年代，信阳铁路地区的生活条件很差，很大的一个家属区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家家吃水都要用水桶或挑或提，然后倒进自家水缸里备用。我那时候还小，我家吃水是用钱雇人挑到家里。住在我家不远的一位姓林的40多岁的人，便以为人挑水为生。这个人一天到晚默默无语，随叫随到，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林大爷。1964年，我已到郑州上高中，突然家里带信儿，告诉我“林大爷”是逃亡的地主，被逮捕了。
我听后大吃一惊，这位“林大爷”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一双青筋爆出的双手，我无论如何也很难把他与电影上那种养尊处优、大腹便便、凶神恶煞的地主形象联系起来。我请教政治老师，他用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予以解答。我至今记得他最后告诫我的两句话：“人还在，心不死”、“树欲静而风不止”。但他的解释并没有让我豁然开朗。
后来，我在书本上学习了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知道了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物质利益的对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在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互相对立和冲突的基础上发生的，归根结底也都是围绕着物质利益而进行的。
不知这个理论现在是否还适用。如果还适用，千万千万不要让人们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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