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千代扮演者:专家解析现代战争新原则 建议部队要有媒体意识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0-04-19发表评论>>
现在我们能适应全球恐怖主义的挑战，用最少的生命财产损失来保护我们自己吗？我们需要明确当今环境的本质，以及如何构造我们的军队使其在这样的环境中作战。接下来我们必须修订我们的条令，把这些新理念教给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使他们在危机爆发之前消化这些理念。
这种教育变革的基础之一就是理解战争的原则。不幸的是，在空天资源、实时情报、光速指挥控制系统、多媒体信息源无处不在的现代条件下，那些形成于近100年以前的原则已经成为过时的、匮乏的、容易误导的原则。在一个呼唤新作战方式(不只是提高旧作战方式的效能)的时代里，旧的战争原则将不再起作用。依靠旧的战争原则只能让我们迷恋过去，打上一场战争，而不是着眼未来打赢下一场战争。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是一个分水岭。伊拉克拥有世界第四大陆军，并且经历了两伊战争的洗礼。美国领导的盟军来自世界各地，而且处在陌生的沙漠环境中。但当盟军于1991年1月发起旨在解放科威特的攻击时，伊拉克军队命中注定要失败。
我们的战略是依赖于得到地面部队支援的空中力量。地面部队的作用是牵制敌军，而空中力量则予以重击。在一次著名的指示中，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告诉空军指挥官，他希望空中力量在地面进攻发起之前，就把前线的伊拉克师削减到不足50%。事实也是如此——到2月末发起地面进攻时，前线所有48个伊拉克师的兵力已经被空中力量打得不足50%了。在主要的地面行动发起之前，伊拉克陆军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
“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的冲突也证明，新的战争模式正在崭露头角。在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2003年的伊拉克北部，外交和地理的困局使一系列行动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胜利——用相当低的伤亡率来换取令人满意的政治结局。这些战役的共同点是主要依赖于陆基和海基的空天力量，并且与特种作战部队、当地地面部队(如阿富汗北方联盟、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丰富的情报、全球联网的指挥控制系统紧密配合。
这些冲突的特征是新的革命性技术：隐形、精确制导弹药(PGM)、大量情报侦察监视手段、近实时全球指挥控制。这些技术共同导致了极低的伤亡率、较小的附带损伤和迅速的决策。它们催生了胜利。我们以小的代价实现了政治目标。
简而言之，我们运用空天力量的非对称优势打败了采用非对称战力的敌军。2003年伊拉克南部的作战行动似乎是这种模式的一个例外，实际上它仍然巧妙地运用了空中力量和小型但有力的常规地面部队。“震慑与畏惧”发挥了作用。三个星期内巴格达就陷落了。关于新技术正在如何改变战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向巴格达进军途中“伟大的沙尘暴”。我们的地面部队停了下来，伊拉克以为他们有了可乘之机——直到他们的坦克和卡车烟消云散。空天资源能够透视沙尘，而雷达制导或GPS制导的精确制导武器仍然有效。
但是接下来车轮停转了，我们在近五年的时间徘徊不前。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用于确保伊拉克稳定的地面部队是太少了还是太多了？我们不断向伊拉克增派常规部队，却发现这些部队像磁铁一样引来邻近乡村地区的坏蛋打击我们这些“异教徒”。2003年春天时只有数百名叛乱者。由于我们地面力量的存在，这一数字很快膨胀到20000多人。
我们忽视了在过去15年中取得成功的模式，于是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误判伊拉克战争的本质？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仍然依赖旧的战争原则。
为战争的混乱带来秩序的念头由来已久。军事思想家和将军们运用规则、规律、格言和原则来控制战争的实施。这是一种很实际的做法——现在也是如此。人类的大脑不能承担太多复杂的东西，尤其是在时间非常有限的危机状态下。这就需要分类，对于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员来说，这意味着要把他们的工作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有一些原则具有格言的特征，如“占领高地”。其它的则更为严谨。孙子、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安东尼•约米尼和其它人为指挥员提出了很多指导原则，但作用有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堑壕战和令人胆寒的伤亡数字宣布了军事思想的破产。然而，面对大屠杀的惨状和指挥官们愚蠢的头脑，有一个人却提出了新的思想。1916年，英国人J•F•C•富勒用简洁而富于逻辑性的语言，总结出8条经受住了时间检验的“战略原则”：目标、进攻、集中、节约、机动、出敌不意、安全、协调。
1920年，英国陆军条令采用了这些原则，1921年美国陆军也采用了，但加上了第9条——简明。现在，美国空军条令仍然有9条原则——与将近一百年前由富勒提出并经美国陆军修正的原则一模一样。
应该改革这种情况了。从1916年富勒提出他的战略原则以来，战争已经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再想把方钉子插进圆孔肯定是徒劳无功。作战环境和作战方式的变化都要求有新的起点。下面是我列出的原则。
空中、太空、网络空间和海洋霸权。美国已经暗示要夺取这些主导权，而且它有很好的理由。从1943年凯塞林通道作战至今，陆军从未在没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作战。从1953年以来，没有一名陆军士兵丧生于敌机火力。它从来不需要发射地空导弹打击敌机——坏蛋们根本靠不了那么近。
我们的海上优势也同样引人注目。自从大西洋海战以来，我们在海洋上的主导权无可动摇。我们可以从空中和海上向全世界部署兵力，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实际上没有什么损失。部署到世界各地的兵力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得到空中和海上补给。
网络空间是一个新环境，正成为现代战争至关紧要的前沿。但由于它如此新颖，需要依赖脑力而不是工业实力，就成为对手试图夺取不对称优势的领域。我们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国土安全。911恐怖袭击是历史上对美国本土发动的最恶劣的袭击。敌人的空中力量呈现为霸占民航客机的形式，在纽约市、宾夕法尼亚州和五角大楼造成了3000多名无辜人员的死亡。其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部门——国土安全部。当然，国土防卫从来都是我们国防政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新的恐怖威胁需要我们做出不同的响应。内部警力、边防巡逻或FBI之类的情报机构已经不足以防范全世界的恐怖力量网络。无人机、信息战和计算机自我防护系统等新技术已经用于实施这类新的作战。已经建立了新的情报收集和分析组织，用于追踪恐怖分子，并把他们的袭击消灭在萌芽之中。
统一指挥。现代战区作战需要实施统一指挥，因为武器的射程越来越远，而且越来越需要指挥员的统一调度。飞机能在几分钟内飞越数百英里发射弹药，太空资源每次绕地球一圈就能监视整个战区。当这些系统可以在洲际距离上实施侦察和打击时，必须对其实施统一的指挥控制，以确保它们能相互协调、无缝链接地作战，以实现我们的特殊目标。
要实现诸军种和盟军力量的统一和聚焦，同时控制和协调非政府机构的行动，以确保统一的战略和政策，这就需要有人单独地负责主管。尽管这种统一指挥不一定能确保正确的政策和战略，但在有利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却是必不可少的。
综合。是指协调地运用所有力量：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和文化。如果说以往结合运用所有力量是明智的，那么在今天就是必须的。
例如，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最后阶段，施瓦茨科普夫去战败的伊拉克指挥官谈判停火。对于这次关键性的会议，施瓦茨科普夫实际上没有从美国国务院得到任何指导。他没有准备，于是导致了严重的麻烦。战争及其结果必须由各机构共同实现，而不能仅靠军事部门——必须在战争开始前就计划好战后的预期目标。在当今时代，协调行动意味着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国土安全部、情报机构以及非政府机构的专家们共同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联合。在好几个世纪里，对军种间合作的需求有时候非常强烈，但却很少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多数时候陆军和海军还可以互相漠视而不会导致不良后果。这种情况在战争中发生了变化，但问题却没有根除。导致越南战争失败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军种的本位主义，有时候甚至表现为军种间幼稚的竞争。只是因为面对越来越大的困难，才迫使诸军种朝着联合的方向进行改革。现在很难理解这种问题了，联合早已生效。
情报。现在对情报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满足这种需求的难度也更大。随着情报收集传感器和技术越来越高级，敌人对目标实施隐藏、伪装、变形的诡计也越来越多，有时候还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例如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失踪”。情报的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飞机的出现催生了对经济情报的需求，现在的叛乱和恐怖主义也要求我们掌握文化情报，但当前系统中却没有这种功能。我们完全不知道也不理解伊斯兰激进分子试图摧毁我们的动机究竟何在。
此外，尽管我们拥有能探测动态和静态目标以及截收各种电磁信号的传感器，仍有一些目标困扰着我们。我们需要探测到各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在哪里制造、储存和运输。除非我们能精确而持续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阻止无视国际制裁的流氓国家继续寻求这些武器。
网络中心。我们必须实时地将遍布世界各地的情报收集传感器和指挥控制链路联接在一起。这种联接现在已经开始了。美国基地内的飞行员可以“驾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无人机。这就是实时的世界大战。
但是，网络中心原则与统一指挥原则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后者可以被视为更集中指挥控制观，而网络中心则经常被视为尽量分散——让信息流向战术层次，允许战地指挥官做出更及时的决策。这看起来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机动。美国人认为，让前线离边境越远，其利益就越能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力量投送就必不可少。值得注意的是，全世界有1100多架货运飞机，其中700多架属于美国(全部归空军)，占到全世界总数的近65%。而其它35%中的多数又属于北约国家。这种空中机动力量使美国及其盟国能够在全世界迅速地投送力量，并且长期维持这些被投送的力量。
精确。精确制导弹药(PGM)的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变革之一。这些武器给我们计划战役的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开始，“通风管精度”已经成为我们正常的期望值。
精确制导弹药已经减少打击给定目标所需的出击次数。这种减少意味着更少的飞机和更少的武器，进而意味着更少的人员、更少的燃料和更少的冗余。由于多数人员和物资都必须来源于美国，这种减少也减轻了用于投送和维持作战力量的资源的负担。
精确制导弹药(PGM)还能确保更少伤亡。由于它们的成功率如此之高，压制一个指定目标通常只发一架飞机。精确制导弹药(PGM)还意味着更少的附带毁伤和更少的平民伤亡。
媒体意识和主动权。我并不是主张军界要控制或欺骗新闻媒体。事实上指挥官们必须明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处在有偏见的新闻媒体的监督之下，而他们控制不了这些媒体。
我们发射的每一枚炸弹、导弹或子弹都能产生政治影响。如果一枚炸弹偏离了方向，一枚“战斧”导弹钻进了宾馆大厅，或者一名毛手毛脚的士兵打死了街垒中的平民，我们的外交政策就会受到挫折。我们再也承受不起失误了。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命中了目标，我们的方式也必须是温柔的、影响最小的。我们可以回想起很多年以前西部片中的情景：戴着白帽子的好人从来不杀伤坏蛋，他扔掉手枪然后逮捕了坏蛋。这就是我们的新标准。
目标。实际上一个人正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受某一目标引导的，即使这个目标不明确、不正确、不保险，或者是迫于压力制定的。战争也不例外。在西方国家，这个通常用于判断运用武力的正当性的目标必须以政策为基础，这已经成了定律。换言之，运用武力的决策归政客而非军人所有，而政客们应当以国家政策的理性动机为基础，来决定是否运用武力。此外，这个政治目标应当符合逻辑、合乎道德，并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只适用于西方国家的概念，但实际上它经常被扭曲和歪曲，以使其失去约束力。
目标对于军事行动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但如果形势对这条原则非常不利，可能就只好尽量清晰而宏观地构思目标；运用军事力量本身不能被当作一个目标；要实现的利益应与资源的消耗相称；所有涉及到目标制定的人在运用军事手段前就应当明白，他们自己和国家的需求究竟是什么。但事实上说归说做归做。很多时候直到战争打响，人们才知道目标是否合情合理。
这就是我为新时代的战争提出的新原则。它们反映了当代战争新的条件、新的敌人和新的技术。
战争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这些新的战争原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新的时代，也有助于我们在新的时代里形成新的条令和部队结构。
作者：菲利普•S•梅林格
编译：知远/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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