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仆聊天机器人最新版:方舟子：《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

 　　                                     方舟子：《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
     三天前有一名《南方周末》记者告诉我，说有人往《南方周末》投稿信箱寄了据说是摘自我的文章的一段话，里面有“《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等语，问是否是我写的。我记不得我曾经写过这些话，要该记者把这段话转给我以便核对。催了两次，至今没有收到。不管我以前是否写了那句话，在今天（11月10日）看了《南方周末》用2、3两版的篇幅做的专题《于建嵘VS方舟子：两败俱伤的恶战》之后，也不能不感叹：“《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

　　我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之前，唯一提的要求是在报道中涉及我的部分和对我的访谈记录定稿之后在发表之前必须经我过目和确认。该访谈是记者根据现场对话的笔录（没有录音）写的，整理之后将定稿寄给我，报道中涉及我的部分也发给了我，我做了不多的修改，寄了回去，记者也确认已经收到。但是现在登出来的访谈录，并不是经我确认的那个版本，而是被删掉了约一半，里面有的对话被删得七零八落，不能再准确表达我的原意。如果是因为篇幅的缘故必须删节，也应该把最后版本再寄给我确认。而登出来的记者报道，更与我确认的那个版本毫无关系，里面与我有关的部分都没有经过我的确认，我确认过的段落都不见了。言而无信，有违新闻道德，更有违做人的道德。没想到《南方周末》现在也堕落到和《南方人物周刊》之类的小报玩这样的把戏。

　　《南方周末》在报道于建嵘骂我这一事件时，也完全没有客观报道的立场，标题就给定了性：“两败俱伤的恶战”，自命裁判宣布：“两个人谁都没有赢得这场恶战和混战。”我还真不明白我在这场“恶战”中败在哪里，伤在何处。如果对我骂娘就能让我败了、伤了，以后谁要想打败、打伤我，可就太容易了。只要还有一点点的是非观念，还没有被小集团的偏见蒙蔽了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出，于建嵘对我破口大骂，骂完了又矢口否认，其学格、人格都已破产，无可挽回。难道《南方周末》真以为找一批人来批评我的打假，制造我也败了的假象，就能让“《南方周末》2004年度致敬人物”于建嵘挽回点面子？想要批评我的打假，也该等抓到了我打错、冤枉了人的把柄吧，现在仅仅是因为有学者如街头小流氓一样对我骂娘，就让你们兴奋得也要加入骂阵，仿佛我就活该被人骂娘似的，也未免太恶心了吧。

　　更恶心的是还为此组织了三篇一面倒地批我的评论文章，连起码的中立立场都不装一装，好像我现在在学术界是人人喊打，没人替我说话了。找的又是什么人呢？“曲水”不知是谁的化名，语气也温和些，且不去说他，笑蜀（陈敏）和李方则都是和我有新仇旧恨的。笑蜀是早就加入了骂阵并被我反击过的，不是什么旁观者，他还是如从前用“英明神武”的口气批我“英明神武”一样把自画像强加于人，用“充满乖戾乃至充满杀气”的文风批“充满乖戾乃至充满杀气的暴力文化”，以“姚文元遗风”批“姚文元遗风”，而且与时俱进地和伪科学家们遥相呼应反对“私人学术打假”了——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打我的“假”。至于李方，自称是我的朋友，而我实在不知道何时交上了这么位朋友，联想到此前笑蜀在批我之前也先捏造一番与我“相识”的经历，照这么下去，恐怕我的“朋友”之多要超过胡适之了。我对李方的主要印象，是在1999－2000年间他因为宣扬、支持“史前超文明”和朱海军的“面对面进化论”之类的伪科学，曾被我痛打过。据说之后他有所反省，不敢再妄谈科学，不过其信口开河的毛病却是改不了的了，改为妄谈别人了，比如说“方最得意者，在于他是当年福建高考的语文状元”，俨然我肚子里的蛔虫。其实在我看来，能把文科妄人打得满地找牙，打得一起对我哭着喊着叫停，所感到的得意程度就大于小时候得了“语文状元”。至于李方对我的打假动机的种种小人之心式的猜疑，还是网友WT对此的评论最恰当：狗眼看人低！

　　自2001年打击“珍奥核酸”之时起，我和《南方周末》或明或暗有过多次的“打假”合作，并给《南方周末》写了许多篇文章，也多与打假有关。在当时我认为《南方周末》是中国最好的、也是最受我信任的报纸之一。之后《南方周末》经过几次大换洗，我认识的编辑、记者都已离开，有的还是愤而辞职的，《南方周末》的品质每下愈况，许多人都说它堕落了，我也就很少再去关注它，有时碰上了也会批批它。但因为以前的渊源，还是给了它这么一次机会。对不起我的信任、恶心我、围剿我，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还能把我怎样？即使他们把反对个人学术打假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只要我见到假的，认为该打的，照样打，岂会因为小人、小报的聒噪而缩手缩脚？但是，如果笑蜀、李方的无稽之谈真的能代表《南方周末》的看法，如果《南方周末》真的认为只有官方机构才能打假，个人打假要反对，打假是娱乐，那么就是在否定言论自由，否定公众对事情真相的知情权，等于是在对旧《南方周末》的良知的完全否定，这一份报纸，也就死掉了，岂止堕落而已。以后《南方周末》如果再有打假的报道，我们就只当它是不正常的“娱乐”，当然，我是再也不会去配合它演戏的。
附：方舟子：哪怕天下人误解我（【】中为发表时被删掉的部分）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2005年11月10日南方周末

　　新语丝要为举报人保密

　　记者：作为以学术打假为主要内容的知名网站，新语丝审核、遴选举报投稿的标准是什么？

　　方舟子：我并不在意来稿的用词是不是激烈，只看它有没有依据。如果文章中举出事实，我会核实这个事实是否存在，如果文中有推论，我会进行逻辑判断。至少要看起来有道理有依据，我才会发表。【对不涉及新的事实的评论性文章，发表的标准会低一些，但】最低标准是不选用新冒出的ID发表的评论文章和跟贴，发言要有可信赖的来源。

　　记者：那么引起这个事件的“严晋”算不算新冒出来的ID？

　　方舟子：严晋不算，他的文章是寄给我的投稿，不是那种在论坛上的随意张贴。新语丝网站规定，举报文章可以化名发表，但是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给我，我要为举报人保密。至于他与于建嵘有无恩怨，这一点在我看来并不重要。很多举报人在举报时都存有某种个人动机，或者出于同行业的竞争心理，或者出于私人恩怨，但我不管他有什么动机，只看文章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依据。

　　记者：在匿名机制下，如何保障新语丝的公信力？被批评造假的人会说，哪有什么匿名人，其实就是你方舟子自己在搞事。

　　方舟子：学术真伪的判断，依靠的是举证的过程。如果举证过程充分透明，结论就是合理的。举报人是谁并不重要，对他的身份进行猜测也就没有必要。即便严晋就是我，也不妨碍他有举报权，何况他并不是我，我从来不用其他笔名发表文章。

　　记者：在新语丝你既有监管言论的权力，又常常亲自参与打假，这对你的对手来说是不是不公平？

　　方舟子：有人因此说我“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甚至认为我自任“法官”。其实即便我控制新语丝，也不等于控制全部舆论。这个网站不是官方权威机构，无论是投稿人还是我自己，发表的都只是个人看法，对于学术真伪不具备最终裁决权。即使我下结论，也只是我的个人结论，不具备什么强制力，行使的更不是公权力。如果有人认为我错了，反驳文章又不能新语丝上面发表，他还可以到任何舆论平台去反驳我。

　　【记者：举报文章发表在这里，应该文责自负，还是作者与网站共同负责？

　　方舟子：网站也有连带责任，这一点没有问题。谁认为新语丝发表的批评文章恶意失实甚至违反法律，可以起诉作者和网站，我也会作为网站的法人代表应诉。于建嵘这次说找不到我，其实新语丝在美国有注册地址，他可以找到。不过他到美国告我可能会很荒唐，网站上出现的对他的质疑，是美国法律框架下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记者：可是你也会面临国内的官司。你正在与肖传国教授进行名誉权的诉讼，官司进行得怎么样了？

　　方舟子：肖传国还同时起诉了搜狐、协和医大出版社、北京科技报等多家机构。我们已经收到诉状，正准备申请异地审理，同时开始收集可被法庭采纳的各种书面证据。说实话，我对官司的前景很不乐观。对打假者来说，名誉权的官司很难打，这些年来，在揭露学术腐败和打击伪科学的官司里揭露者基本都败诉了。一方面有地方保护的因素起作用，另外原告的学校很可能支持他，他可以动用很强的关系。比如“绝食老中医”事件的诉讼，《北京科技报》就败诉了。不过我们会很好地打这个官司，在打官司的过程中进一步揭露真相。】

　　我的文风比较尖刻锐利

　　记者：有时候你很难让人理解，比如说在新语丝网站上开列论坛黑名单，声称来自“关天茶社”等论坛的转贴一律删除。这好像是“一篙打翻一船人”，这样的事情多了，很多人就会认为你很武断。

　　方舟子：【这个黑名单的出现是在199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把这些论坛的政治、宗教方面的帖子转到新语丝的论坛上来，作为一个不欢迎此类转贴的论坛，新语丝当然要删贴，结果删不胜删，删掉了还有人抗议，因此我就贴了这个公告。作为论坛的管理者，我想我有这个权力。这个公告现在还在，算是历史的记录，也就没有必要改了。】其实大家何必要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网上有很多人攻击我的性格为人，说我没人情味，没人性，其实不管他们说得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关键是，我做事有没有依据，有没有道理。

　　记者：你认为外界对你的判断准确吗？

　　方舟子：不准确，但我不在乎。外界对我的判断很多时候只是针对我的文风和用词以及一些谣言得出的印象，草率地对我下个结论。我文风比较尖刻、锐利，是我的特点，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不过对此我也不觉得不好。【对这种文风读者反应不一，有人认为太偏激了，有人又觉得读起来很痛快。总体来说，有利有弊。】其实那些指责我的文风的人，自己写文章往往比我还“偏激”。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每次出手，都会制造很多新的敌人。

　　方舟子：确实很多。原来有些站在旁边欣赏我的人，现在被我打假打到了，也变成了敌人。一些旁观者与我论战，几个回合下来，有的也成了敌人。

　　记者：敌人遍天下的感觉怎么样？

　　方舟子：我觉得无所谓了。树敌与我的性格有关，我不怕得罪人，打假本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有些假的东西，我看到了，不说出来难受。“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是范仲淹处罚贪官时说的话，那个贪官的家人很可怜，可是范还是坚持处罚。我的想法与此近似。对于树敌过多，我早有心理准备，也不觉得会带来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的麻烦。】

　　记者：在攻击对手的过程中获得的快感和成就感，是不是支撑你这样一直做下去的重要动力？

　　方舟子：【首先说快感。】打假谈不上有什么快感，对那些假的东西揭露得越多，我就越悲哀。看到一些特别简单的骗局会风行天下，会骗得那么容易，一些造假的人竟然会取得很高的地位，是很无奈的事情。另外快感这东西本身就不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动力。【有些人喜欢骂名人，他很难持续下去，为骂而骂，难免理由牵强，很容易失去信用。】我觉得自己更多地是靠理性去揭露一些事情。我的原则是，挑选社会危害比较大的、地位比较高的人和事来揭露。这种揭露常常是有风险的，【《南方周末》在2001年曾经报道过的某地厂商生产的一种注射隆胸材料的问题，后来有些继续揭露它的媒体和个人都被这家公司告上法庭并败诉，我现在也参与了揭露，有可能再惹上官司。这种行为带来的是麻烦，不是成就感，揭露很简单的骗局有什么成就感？真要计算成就感的话，我是很失败的，被我揭露出来的骗局很多，真正被动摇的例子却非常少。】

　　我没有蜕变

　　记者：有些人说，方舟子已经蜕变了。以前你进行学术打假，站在“良知”的一边，现在你【为余秋雨的文革经历做辩护、】打击环保主义者，似乎与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良知”准则格格不入。

　　方舟子：那是他们以讹传讹，才会这么说我。【其实我为余秋雨说话，是2000年3月的事，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学术打假呢。说我赞美余秋雨的人，并没有读懂我的相关文章。我并不欣赏余秋雨，只不过我认为他的文革经历是历史错误，不该在现在上纲上线对他进行政治斗争，要他个人承担责任。我的原则是，不能因为讨厌一个人就侮辱他。还有人说我吹捧郭沫若，其实我不过是批驳了余英时捏造事实诬陷郭沫若抄袭，这是1999年时候的事。我常常只是替自己不喜欢的人说几句公道话而已。】对伪环保人士，我指出他们的错误，强调搞环保要有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又有什么错？自从1993年上网以来，我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自己觉得做的事越来越有社会意义。

　　记者：在打击环保人士方面，比如说在怒江建坝问题上，你有没有接受过任何地方政府或利益集团的经济赠予？

　　方舟子：这个是从来没有。上一次我随团去怒江考察，经费是由国家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负担的，但这仅仅是考察经费，不能算经济赠予，而且平均在每个成员头上的经费只不过几千块钱而已，是很正常的活动开支，国家出的经费。我对伪环保人士的揭露，早在去怒江之前、参与“人类应不应该敬畏大自然”的讨论时就已经开始了，可以说一以贯之，并没有因为这次考察而改变。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人想要收买我，大概都知道我是不可能被收买的。

　　【记者：你支持怒江建坝吗？

　　方舟子：有些人说我支持建坝，其实不是，我只是支持怒江开发 ，因为我觉得怒江人民不应该那么一直贫穷下去，但是这不等于说我就支持怒江水电开发。其实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我只支持发展，不关心环保。我自己一直很关心环保，只不过是希望这项事业能够健康地推进。很多事情应该慎重，因此对于怒江是不是应该建坝，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不过是反对有些人盲目地、捏造事实地反对建坝。】

　　【记者：环保派会有问题，发展派也会有问题，是不是这样？

　　方舟子：当然是，所以我从来不以派别论是非，而是就事论事。】

　　记者：在中国，环保派势单力薄，环保事业又举步为艰，发展派则很强势――你是不是在锄弱扶强？

　　方舟子：我倒是觉得环保派很强势。他们也有政府支持，国家环保总局就在支持他们，他们还可以影响到高层决策。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媒体大多数很同情环保派，这也是一种舆论上的强势。其实我没有区分谁强谁弱，我想还是应该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在怒江这个问题上，我主要指出了环保派的错误，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发现发展派有什么明显的漏洞，如果发现的话我一样会指出来。

　　【记者：环保人士的错误，不代表环保事业的错误。

　　方舟子：对，而且我认为现在这些在媒体上大出风头的所谓环保人士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环保事业。】

　　【记者：如果我说，“做事要有全局观，在局部上你也许是正确的，但在整体上却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你会怎么回应？

　　方舟子：我想还是针对具体的事例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比较好，至于全局的好坏，不是由谁说了算的。我并没有说环保人士不好就代表环保事业不好。很多环保人士，我说他们是“伪环保”，不是简单地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是进行“打假”，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环保，只是一些以环保名义出现的吸引眼球的活跃人士而已。我本人不仅不反对环保，而且觉得环保很重要。中国环保面临着很严峻的局面，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一条河流建不建坝，而是普遍性的污染。比如说黄河污染那么严重，却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说到根本，我与现在一些环保人士的分歧，一在于真环保还是假环保，二在于如何推进环保。】

　　【记者：可是很多人在指责你是纯粹的发展派。如果你怪罪公众对你有很多误解的话，有没有反思自己为什么被人误解？如果一个人的文章常常被误读，这个作者也许该考虑改变写法。

　　方舟子：我并不认为这些指责我的人能够代表公众的看法。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在支持我。如果有些人对我有什么误解的话，那更可能是没有读我的文章而受到了反对我的人的误导，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本身的问题。我想我的文风没有什么可改变的。写打假文章不是写学术论文，如果写得心平气和的话，人家会认为你还没有确定自己的观点，口气像商量，这是不行的。打假文章就应该严厉一些，不厚道一些。】
学术监督前路茫茫

　　记者：你是科学主义者，甚至惟科学主义者吗？

　　方舟子：我不是。科学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科学是万能的，是绝对真理，它适用于任何领域。我不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仅仅认为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科学主义者”是别人扣给我的一顶帽子。按照科学精神，没有什么是不能被质疑的，科学本身又怎么可能是绝对真理、万能？这么说我是诋毁我。

　　【记者：对基督教的攻击，是人们把你当作“科学主义者”的重要证据之一。常识是，关于宗教问题，下一个明确定论是很难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人格化的上帝并不存在，但是人类不可能都是理性的，总有人需要精神安慰，是不是？

　　方舟子：我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总有人需要安慰。宗教就像是人类的酒，一个人喝酒不喝酒都是他自己的权利，滴酒不沾很好，喝一点儿无可厚非，但是酗酒就要制止，喝毒酒就更不可以了。我批基督教有其特定的背景。我在美国生活，基督教在周围很盛行，大多数教派属于自由派，对这部分基督教我是没有意见的。我反对的是原教旨的基督教，这些派别为了拉拢会众，攻击进化论，造了很多谣言，结果我的一些留学生同学都被拉进去了。拉进去会怎么样呢？听信了那些攻击进化论的谣言，不仅把圣经故事当作一种宗教寓言，而且当作真实发生的历史。这是身边发生的事情，我深有感受，所以才进行反击。我不是凭空想起来就去攻击，也不是攻击全部的基督教。】

　　【记者：你的意思是，这并不代表你具有科学主义的价值观，也不代表你是排斥其它意识形态的一元论者。

　　方舟子：不代表。我不是简单地反对宗教，主要是对宗教领域内的一些谣言和虚假的内容进行打假，特别是在宗教与科学发生冲突的领域，例如进化论，当然必须适用科学的标准。】

　　【记者：那么你怎么概括自己的价值观？

　　方舟子：真是很难概括，只能说说自己的精神传承吧。在科学方面，我受达尔文、爱因斯坦和罗素的影响比较大。人文方面对我影响深刻的首先是鲁迅，再有就是存在主义作家，尤其是加缪。这样下来，形成我的精神世界，比较注重实证和理性，性格里又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记者：靠个人打假，对中国的学术空气的净化效果有限。那么中国的学术监督该如何开展？

　　方舟子：还是需要更正常的渠道。个人的精力有限，掌握的学术资源有限，能够做的事情的数量也就有限。个人并不具有权威性，所以不容易让人信服。在证明了对方造假之后，个人也不能进行处理和惩罚。可是相关机构的监督工作往往不敢触及一些地位很高的学者，只抓一些小苍蝇，调查处理的过程也缺乏透明度。中国的学术评估体制强调论文的发表量，逼得很多人去作假，中国官本位的科教体制也是导致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都是最需要改变的。其实我说的这些，很多人都说过。说归说，要改变现状，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呢。与其空谈，还不如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具体地做下去更实在。】（此文已经方舟子审阅，有删节）
于建嵘VS方舟子：两败俱伤的恶战2005年11月10日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　

　　两个人谁都没有赢得这场恶战和混战。最后学术真伪已经不那么被人关心，人们只是观看两个著名知识分子如何在叫骂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术专长为政治社会学，“三农”问题及社会冲突研究专家。

　　方舟子

　　本名方是民。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1994年创办世界首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

　　致力于学术打假，揭露了几十起科学界、教育界等领域的学术腐败事件。

　　一场学术真伪之争，竟然以著名学者骂娘收场。10月14日，在一封题为《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的E－mail中，农民问题学者于建嵘大骂方舟子：“如果你不能就我颂扬的衡阳县维权抗争农民是不是‘地痞流氓’作出‘判决’，那我就要告诉你，从你乱咬人的性格来看，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此言既出，民意汹汹，于建嵘固然让人大跌眼镜，“学术打假英雄”方舟子亦被群起围攻。

　　大家等待的“狠角色”

　　10月12日，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收到一篇署名“严晋”的举报投稿《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作为一位生物化学博士，这时他对名满天下的人文学者于建嵘还一无所知。因为“他是一位走在路上的学者，是一位通过与无数农民交谈研究学问的人”，2004年，于建嵘被《南方周末》评选为年度致敬人物之一。

　　严晋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有4点：

　　1.于建嵘对外自称研究员，实际上只是副研究员；

　　2.据“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查证，于建嵘在“农民有组织抗争”的课题研究中赞颂的一些湖南省衡阳县维权农民的道德操守可疑，其中至少有4人曾有劣迹或坐牢；

　　3.在两项专题研究中，于建嵘自己公布的调查量在一定时间内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4.于建嵘公布的一份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稿字数过万，在时间限制、需要翻译的前提下不可能讲这么长，显然并非原稿。

　　正在哈佛大学参与“中国农村基层领导合作研究”的于建嵘看到了严晋的文章，尽管对其耸人听闻的标题很不满意，还是给新语丝网站发去了一篇平静的答复文章，对其质疑逐一回应：

　　1.中国社科院颁发的工作证在其职务一栏上标明为“研究员”；

　　2.怀疑“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或其他人把维权农民说成是地痞流氓的真实性和道德操守；

　　3.说明两项调查专题研究中的一项为对中央某媒体的电脑储存的电话和音讯资料进行的模型分析，耗时不多，另一项则保存有分类处理的记录；

　　4.哈佛大学的演讲为中文演讲。如果事情一直如此演变下去，那么这就只不过是一场普通而有益的学术真伪的辨识而已。

　　但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发表于建嵘的这篇回复时，同时加了一个“方舟子按”，按为“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网站见到如下公告”，“公告”中把于建嵘称为“我所副研究员”。在粘贴了相关网址之后，方舟子又加上了两句轻快的嘲讽：“这是不是意味着于建嵘现在又成了‘副研究员’了？还是连本所的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

　　两天后，《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被发到了方舟子的电子信箱，署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于建嵘”。此番怒骂之后，发信人意犹未尽，又在同一天发出了《于建嵘再致杂种方舟子的信》。在第二封信的末尾，发信人标明了于建嵘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以示愿意承担责任并与方舟子对簿公堂的决心。

　　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了这两封信并撰文回击。从此，两位著名学者开始在各种檄文中互称“地痞流氓”。

　　“乱交怪种”一出口，于建嵘的公众形象急转直下。最初很少有人愿意站在于建嵘这一边。不过情况很快变化。更多的人涌上网络论坛，赞扬于建嵘“有性格”，把矛头对准了方舟子。对他们来说，于建嵘适时出现的意义不在于他们的阵营中多了一位人文学者，而在于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狠角色。

　　在“世纪学堂”和“关天茶舍”等网上论坛，讨方阵容空前壮大。在这些人发表的大多数帖子中看不到多少关于学术真伪的讨论或为于建嵘辩护的内容，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方舟子。方舟子认为，这是因为于建嵘的粗口激励了他的敌人们。

　　10月17日，于建嵘又一次做出戏剧性举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突然向方舟子道歉，并称辱骂信并非自己亲笔所写，而是“一个朋友”所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又补充说，辱骂信是他授权朋友写的，自己愿负完全责任。

　　方舟子在自己的电子信箱中查证，两封辱骂信与道歉信一样，都作为邮件附件发送，都用WORD文档写成，点击“属性”均可发现电脑的“创建者”为“于建嵘”，至少可以证明由同一台属于于建嵘的电脑写成。不过，这并不能排除于建嵘的朋友和他都用这台电脑写作上述文档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方舟子认为，于建嵘采取这种道歉方式，其实是半道歉半推脱，包揽责任的同时又推卸责任。

　　“对付人渣要用流氓手段”

　　早在这一事件之前，于建嵘身上流露出的湖南人的辛辣火爆的性格特色和底层浸染的印记，就远远超过了学者式的儒雅和克制。他头发蓬乱，衣着随便，满口湖南乡音。他住在北京郊区一处农房里，轮换着穿两条一模一样的牛仔裤，以至于人们以为他的衣橱中的裤子只有一条。这位学者以亲近农民为荣，一向不屑自矜身份。

　　在《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中，有一段表白被认为是“流氓”式的：“我从来就不把自己当成一位学者，也从来没有打算在学术界讨生活。我是一位通过当律师和经商解决了温饱后，为实现研究工农大众生存状况这一理想而混进学界的边缘人。在我这里，你所熟悉的那些学者的道德顾虑和生存压力根本不存在。”

　　第二封信中则有一句“动机阐释”：“对付你这样的人渣，绝对要放得下斯文，就要用更流氓的手段。”

　　1999年前后，于建嵘只身一人，依次走过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历时20个月，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此书经商务印书馆推出，立即震动了学术界。走访过程中，这位学者夹着一个破包，在路边的小饭店吃饭，满身泥水地追赶公共汽车。后来他记述说：“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

　　在其学术研究的过程本身的真伪遭受质疑的时候，他的观点还是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的认可。“于建嵘的意见结论可能不全是现实主义的，”著名学者温铁军说，“但他发出了这些声音，却是对人们的警醒。”

　　但这次参与论战的“反方派”杨支柱说，“如果他的学术研究的确有问题的话，他的观点也就一文不值了。”

　　不受欢迎的“益鸟”？

　　在一定程度上，方舟子的“个人”学术打假行为取得了成功，即便是一些其曾经的对手也能公平地承认这一点。

　　学者党国英表示，对于网站上最早批评于建嵘的文章，看起来不像是谈学术问题，有些倾向他不认同。他自己也曾在“人类应不应该敬畏大自然”的讨论中被方舟子点名批评，对于毁誉参半的后者，他的看法是：“我们要看到方舟子的积极方面，特别要区别他自己的‘打假’文章和网站上的‘打假’文章的区别。有他和他的网站存在，会让学者们更慎重一些。”

　　不过作为学界监督者，方舟子被不少人认为既严谨犀利，又固执自大、不惮越位、刻薄为文，因此令人敬畏却不讨人喜欢。

　　“很遗憾，这么一个有价值的人却有明显的弱点，”评论家李方对本报记者说，“方舟子为人刻薄，就是他的一个弱点。”

　　这一次，于建嵘的粗口怒骂激励了“讨方派”，众人趁势而上，把方舟子的各种罪状逐一罗列出来，从“打压基督教”到“与利益集团合谋”，从“挑剔特蕾莎修女”到“诋毁爱因斯坦”，事无巨细，洋洋大观：方舟子之乖戾罪错，几乎罄竹难书。总之这是一根学术警棍，一头科学怪兽，有人格，没人性。

　　网上的一种批评是：方舟子没有把自己学术监督和学术争论的领域限定在生物化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内，多次涉足人文科学领域，似乎看不到自己的知识局限，管得太宽了；另外一种是：方舟子的理性也必然是有限理性，他怎么保证自己判断举报文章时总是对的呢？还有一种是：方舟子通常无权进入相应的学术资源库，因此对于举报文章的审核往往粗略而简单。

　　“在我读过的少数几篇文章中，以为方舟子是讲道理的。但他的确需要改进工作。这项工作需要程序，需要尊重当事人的基本人格。”

　　11月1日，方舟子对此的回答是，他只能如此。“个人打假的确有很多局限性，但是改变中国学术体制远非一日之功，”方舟子坚信自己目前的做法利大于弊，“我自己还是会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做下去。”

　　另外，方舟子的攻击性也备受质疑。于建嵘就坚持认为，方舟子是个喜欢个人霸权的家伙，“就是希望有人怕他。”

　　在树敌方面，方舟子的天赋无人可比。在其持续多年的学术打假和商业打假过程中，被打到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打的对错，大多与其结怨。他还经常参与各种学术性的论战，当遭遇少数言辞不冷静的对手时，他总是奋起反攻，火力猛烈。

　　这位学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亦令数量庞大的普通网友颇为不满。他曾“写文章为余秋雨在文革时期的作为辩护”，“对‘怒江建坝’事件中的环保人士进行不留情面的攻击”等等，都令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他自己认为，这是这些人并未读懂甚至根本就没有读过其文章所致。

　　在媒体圈中，方舟子的人缘也不太好。《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都曾与其有过龃龉。如此一个方舟子，难免被很多人认为是猫头鹰一类的人物，虽被某些人认为是为学界益鸟，却是一只讨厌的猛禽。

　　此次论争不是方舟子在打假生涯中遭遇的最严峻的挑战，却是最别扭的一次。于建嵘的骂声一度让“反方派”们备受鼓舞，“关天茶舍”的一位网友颇为欣赏于建嵘的莽撞：“是亮出肱二头肌的时候了！”“现在没有是非，”一位网友用一种狂欢的口吻说，“只有掐架。”

　　“这种是非的虚幻化，既是出于人们本身的性情，也与学术界长久以来是非混沌的状态息息相关。”评论家赵晖说。

　　数年以来，中国的学术监督事业已经越来越难以吸引眼球了。

　　“深层”的体制问题，也是赵晖认定的症结所在，因此他表示，自己对于“方于之争”中的文化和道德因素毫无兴趣。“这并不只是知识分子本身的良知、修为的问题，”他说，“学术界的种种奇形怪状改变起来可能遥遥无期。” 
于建嵘：权利和义务要对等

　　本报（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

　　我骂他，就是这个目的，牺牲自己把他拉下马

　　没办法才骂他

　　记者：我们先来谈一个比骂人更重要的问题。对于学术造假的指控，在已经做出的公开答复之外，你还有什么回应？

　　于建嵘：我已经说过，我的这些调查已经写成了公开出版的书，其中就有我从2000年3月至今的跟踪调查记录。我还保存了数十次访问这些农民的全部录音资料。这些都是证据。严晋的文章说我颂扬的农民维权英雄有劣迹，坐过牢，好像是个惊天大发现，他公开了我没有公开，能够以此证明我的研究成果站不住脚。可是我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一部分维权英雄人有过坐牢的经历，怎么能说我不知道不公开呢？坐牢，有劣迹，并不代表他们就不是维权人士，也不代表他们的维权行为也不正当。有些维权农民是村民推选出来的，这表明了村民对他们的信任，这才是判断他们身份的真正依据。

　　前几天我已经把这本书的电子版发给你看了，你来说，我在里面有没有提到？

　　记者：我看到你提到了。

　　于建嵘：那么你说，我有没有造假？我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威胁，做了那么多的调查，难道是假调查？

　　记者：我只能说我自己在你提供的这部分材料中看不出作假的迹象，可是这只是一个记者的观察，不是学术权威人士的鉴定。另外这样一份材料也并不是学术真实性的充分必要的证明。

　　于建嵘：不是看不出迹象，是根本就没有作假啊！他指控我有学术研究的真伪问题，怎么还需要我来提供真实性的充分必要的证明？他提出一两点的指控，我要来一次全面的辩解？我要证明每一个信息点的真实性？我感到冤枉，我没有办法。

　　记者：感到冤枉，没办法，就可以骂他了吗？

　　于建嵘：这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你说，我不骂他又有什么办法？你说！最初方舟子在他的网站上刊登文章，污蔑我的学术研究是“罕见的骗局”，我给他写了封信，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如果他有公平心的话，应该认识到自己错了，如果大方承认，这件事就过去了。结果他不承认，变本加厉。我恰好要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就把这个事情委托给一个朋友处理。回来后，这个朋友告诉我，“我把方舟子给骂了。”我说，“不管你写的什么，我都同意，骂了就骂了。”这两封信完全代表我本人，我承担责任。

　　记者：可是骂人总不是好办法。

　　于建嵘：可是我还能怎么办？我逐一澄清事实？我只有骂他！骂他，把他逼到法庭上去，才能用法律解决这件事。骂他，也才有人来关注这件事。我不骂他，你能来采访我吗？

　　记者：请你说实话，两封骂人的信到底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你的“朋友”写的？

　　于建嵘：是我授权朋友写的。既然是我授权的，就完全代表我自己，由我本人负完全责任。我就是要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来对付方舟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完全可以怀疑，严晋就是他自己。如果方舟子承认严晋就是他，那么我也可以承认，写信骂他的就是我。

　　记者：这最后一句话似乎留有余地。

　　于建嵘：没有余地，我斩钉截铁。

　　记者：我指的是，这句话没有完全排除你自己写信的可能性。

　　于建嵘：这个事情并不是关键。到底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我已经说了，不是我写的，也就等于是我写的。一切道德责任法律责任都由我来承担。

　　记者：可是你后来又道歉了。

　　于建嵘：对，我道歉了，而且是公开道歉。我就是要给他方舟子做个示范，我错了能主动认错，他敢吗？

　　记者：是一时冲动过后的亡羊补牢吗？

　　于建嵘：不是，就是做给方舟子看。中国人从来不敢承认错误，我做给他看。

　　要求公平

　　记者：在公众心目中你一直有着一个人格厚重的形象，甚至具备某种道德优势，这次突然破口大骂，你不担心自己的形象受损吗？

　　于建嵘：无所谓了，中国有很多学者装斯文，我不装。中国知识分子每做一件事都要顾虑很多事情，我不顾虑。你看我说话，不是学者那种语言。我不在乎什么道德优势、道德劣势。

　　记者：这好像是俗话说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网上已经有人说了，你这是一种流氓态度。

　　于建嵘：随便说，没问题。说我是流氓、土匪、农民，说我没素质，没修养，说什么都没问题。在骂他的信里，我自己就说，就是要使用流氓手段。可是对于他这种自任学术法官的人，我不骂他，还能怎么办？

　　记者：可是并没有法官的权力。

　　于建嵘：新语丝不只是个网站，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他控制着在这个有影响的网站，可以指控他人，发表给人下定论的文章，所以他是个有权力的人，而且还是个滥用权力的人。我给他发过去的文章，不能独立发表，只能作为他批评我的文章的附件出现。他这还不叫法官？

　　记者：你要求公平，哪怕是这种简单甚至低级的公平？

　　于建嵘：没错，就是公平。

　　记者：如果大家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对学术环境有什么好处呢？

　　于建嵘：被他伤害的那么多学者，如果都忍气吞声，对学术环境就有好处了吗？大家容忍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他才把自己当成法官。我倒要问问，你方舟子以为你是谁？这句话请你写上：你以为你是谁？

　　记者：这也是一句暴力性的话。

　　于建嵘：应该这么问问他。这种语言有好处。我骂了他之后，有些学者给我来信，说你骂得好，方舟子这样的恶人，就需要你这样的恶人来治。听到了吧？“就需要你这样的恶人来治。”我骂他，就是这个目的，牺牲自己把他拉下马。这说明什么？说明用这种语言对付他，大快人心。如果以后学术界里人人都不怕他，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可是方舟子这么多年来做学术打假的事情，一般的评价是利大于弊，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是学界公敌。

　　于建嵘：我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方舟子要行使打假的权利，就必须履行深入调查的义务。学术打假不能道听途说，他要么全面调查，要么闭嘴。他享受着打假打对了带来的声誉，也就必须承担打假打错了的责任。不能说打对了就是英雄，打错了就算你没打。

　　我赞同公正深入的学术监督

　　记者：对于方舟子的做事风格，你怎么评价？

　　于建嵘：至少这次的打假，他缺少证据，太武断。对不了解的学术领域指手画脚，超出了自己的学术能力。再有，他不公正，我很不欣赏。比如在这次争论中，他在网站上罗列了一些对他有利的网友评论，给自己壮声威。这是“文革”的做法，跟江青搞“千评”、“万评”有什么区别？学术问题有学术门槛，有学术规律，普通网友没有能力明辨，方舟子却搞这些，无非是在大家面前刻意制造自己得道多助的印象。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方舟子的学术监督和打假的操守和能力是有疑问的，是吗？

　　于建嵘：有疑问，所以我反对他的学术监督和打假，但是我赞成其他人进行公正深入的学术监督。

　　记者：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你是在说套话。没打到你身上时你赞成打假，打到你身上你就急了。

　　于建嵘：这次骂方舟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很理性的做法，不是出恶气，不是急。另外判断一个人是对还是错，也不是看他急没急，而是要看他有没有道理。学术真伪问题怎么判断？有没有裁决机构呢？到法院来。我希望到法庭上讲清楚。学界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规范，应该到法庭上讲出来。

　　记者：可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靠法律来解决。对一个学者来说，学术方面受到质疑的麻烦恐怕是避免不了的。

　　于建嵘：学术质疑没有问题，可是这种质疑要建立在负责任的基础之上。

　　(此文未经于建嵘审阅，有删节)
闹过悲过之后，应该是深思

　　□笑蜀

　　于建嵘和方舟子的混战，在我看来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混战。这是一场闹剧，也是一场悲剧。于建嵘没有受益，方舟子没有受益，学术和社会也不能从中受益。

　　而这样的闹剧悲剧，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我想，问题的根本在于学术公共品的极度匮乏。这里的学术公共品，主要就是学术监督，学术公正。因为公共领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供给，或者说是供给严重不足，导致私人打假大有市场。但这样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新的问题，使得学术秩序更趋混乱。

　　私人打假至少会导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假，谁说了算。在我看来，只有学术共同体公认，并且经过公力机构确证的，才可能算定论。任何私人的判断都只是一家之言，不足为凭。依据任何私人的判断来裁决某个项目乃至某个学者的命运，都是不严肃的，都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因此都不值得效法。

　　第二个问题是对学术问题该不该喊“打”。在我看来，学术问题只需要讨论，平等的讨论和文明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应该限于严格的学术范畴，不能超出学术范围之外，变成道德审判甚至是人身攻击。尖锐如果蜕变为人身攻击，动不动就假尖锐之名，亵渎对方尊严，侮辱对方人格，这种所谓的尖锐就与姚文元遗风半斤八两了，这种充满乖戾乃至充满杀气的暴力文化，绝不是学术批评所应有的，绝不值得提倡。

　　第三个问题是，能不能因为腐败肆虐，而主张宁枉勿纵？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今天冤枉一个人，明天可能冤枉十个人，百个人，最后的结果是谁都只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去裁决，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才是最可怕的。

　　一种错误并不能赋予另一种错误以合法性，不能因为某个人曾经挑战学术腐败、做过一些好事，就在道德上拥有豁免权，可以滥用权力而免于追问。建设法治社会，首先需要适宜于法治的心智。

　　最后一个问题是，“私人打假”如何制约？我不赞成私人打假，但在学术界公共供给紧缺的局面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私人打假”事实上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取不取消“私人打假”，惟在如何制衡“私人打假”，规范“私人打假”，使“私人打假”逐渐回归学术范畴，逐渐回归学术批评、学术争鸣的层面。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一种权利和义务对应的机制，一种任何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论和自己发布的言论负责任的机制，一种一旦越轨就必须付出相应代价的机制。

　　于建嵘大战方舟子，这样的闹剧悲剧发生于市井小巷，或许可以理解。竟发生于从来以斯文著称的学术界，竟发生在像于建嵘这样比较有影响的学者身上，不能不说是整个学术界的尴尬，它最充分地印证了我们的学术界文明的不足和理性的不足。学术界尚且如此，何况全社会？所以毋宁说，这场闹剧悲剧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尴尬。

　　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改善学术公共品供给体制，最大限度地提升学术公共品的供给。通过学术自治达成学术民主，使得每个学者都能参与和监督公共品的供给，每个学者都是监督者同时又在监督之中，使得任何学术问题都有最大机会得到不受限制的充分讨论。只要有充分讨论，科学发展的自然进程就会起作用，科学自身的纠错机制就会起作用，学术上的假冒伪劣就很难有市场，学术公正就会不再匮乏。这才是最有效同时成本最小的“科学打假”，也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为何大师不再□曲水

　　于建嵘骂方舟子事件，于我并不意外，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状态，必然出现这样的事件，区别只在时间早晚，区别只在发生在姓“方”还是姓“圆”的身上。

　　这一事件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学术圈事件，第二个特征是网络事件，但它却具有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回溯“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群落，他们也争论，也互相攻击，但无论如何，这些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的学人都有很好的传统教育背景，在人格上都有其不自觉的坚守，于是在争吵中也诞生了公认的大师。随着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替代，对大师的期盼慢慢变成了奢望。

　　时至今日，中国民众心理上仍然存在着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今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而恢复民族认识，重捡民族自信的冲动，带动着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力求不迷信先发国家的模板，在推动国家进步的过程中融合本土的价值资源。这是一个复杂而没有标准答案的探索，这是一个需要精英担当与引导的历史性使命。民众必然将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当然，附带的就是对传统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

　　然而，于建嵘骂方舟子事件不仅引发对方舟子学术打假行为产生“情绪性”反思，方舟子打假积累的宿怨乘机释放；还使民众对学术界现状表现出震惊，对学人个体人品表现出强烈的失望。

　　方舟子对中国学术的打假，本是件善事，这项工程也是中国转型大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行事中，科学的方法、宽容的气度是必须的，不能借着民众对中国学术腐败的不满，就意气、刻薄地批判，以轰动的效应当作批判的价值。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人格修炼的要求，也是历史使命的要求。互联网是一个好的表达渠道，但它的虚拟特性，也易于成为阴暗心理表达和泄忿的场所。作为学人，谁都应该明白最后的检验者只有一个——时间，而不是当时的热度。轰动与价值并不成正比。

　　于建嵘自称不是学人，是一个边缘人，这在论辩时或许有用，但在面对民众期待时，却是苍白的。有些束缚，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并不因为事先宣布“现在我是一个泼皮”就可以免责。

　　这个事件现在似乎过去了，但愿中国知识分子的群落经历这个事件，能对方先生式的刻薄、于先生式的泼皮产生一丁点儿免疫力。
挑衅性指数：娱乐大众的真谛

    □李方

　　我是领教过方舟子的话语暴力的，尽管后来我自认为跟他成了朋友(未得到方的确认)，因为我很敬重他的事业。但是当面我也跟他说：我不赞赏你的话语方式。

　　同样我也领教过湖南蛮子的话语暴力。我的两个湖南朋友，曾经在争吵中彼此扬言渴望得到对方肢体的某个部位。

　　那么，方舟子VS湖南籍学者于建嵘，就变成了火星撞地球。恐怕很多人不免想到，这就叫恶人更怕恶人磨。

　　于是，争吵上升到反思“中国知识分子话语暴力”的高度。好像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温文儒雅似的。当真么？

　　东汉陈琳骂过曹操；唐朝骆宾王骂过武则天；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骂过“载氵恬小丑”。你看，难道中国一向是个温文尔雅的国度？谁说知识分子不许骂娘来着？

　　大家可能会想，话语暴力不利于探讨道理，离开了执经问难的本义。而知识分子以格物致知为业，自当远离话语暴力。但是，于建嵘我不了解，至少在方舟子来说，似乎早已经放弃了术业专攻的梦想，自甘放逐于言语世界的快感(方最得意者，在于他是当年福建高考的语文状元)。此时，方舟子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同行学者，更是普罗大众。普罗大众，你指望他看得懂方舟子们的学理辩论？反正我就跟方舟子讲：你说的那些，我全都不懂，我只看你又在骂谁，只看你又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骂谁。别说我，司马南，那是方舟子多年的战友吧，但是他坦言，很多东西他看不懂。

　　那么这时候，道理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姿态是言语是立场――至少在普罗大众眼里如此。甚至，大众会因此对某个人形成特定的心理期待，进而促使这个人进一步强化其风格。我觉得方舟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我希望，将来等到他斗志不那么旺盛的时候，能够反思。至于现在，说啥白搭。现在，方舟子的事业，其实只是以他的战斗来娱乐大众。

　　没办法啊，人民大众需要娱乐啊，而且需要刺激的娱乐。超女够刺激，知识分子的话语暴力也不赖嘛。

　　为什么内地主持人搞不过港台同行？笨么？非也。无非港台主持人深谙话语暴力之三昧，三两句话就把你搞成了娱乐观众的对象。观众也需要娱乐呀，所以内地有点话语暴力那个意思的小崔能红，李咏也能红，别人都差一截。

　　也就是说，说话中的挑衅性指数，乃是娱乐大众的不二法门。这方面，方舟子、余杰都算是天资英迈，持之以恒，所以他们红了。说到底，还是大众有这方面的需求。当然我也不能因此就说方舟子打假不真诚。

　　或许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挑衅性指数”排行榜，那么方舟子、于建嵘之争无疑把这个指数提高了一大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