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色久久视频在线视频观:火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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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派 四、医案例举
1．虚劳咳嗽
某男，25岁。患虚劳咳嗽，病经数月。始因盗汗，遗精，食少难寐，求医无效。近则午后恶寒，发热如潮。面唇色赤如艳，自汗、盗汗，夜间尤甚。痰嗽不爽，咳声嘶嗄，咯血盈碗。耳鸣，眼花，头常昏晕，气短而喘，精神疲惫，不能人寐。脉来虚数无力，舌根白腻。查其所服之方，均以阴虚有热为治，病势日趋沉重。
此症盗汗，发热如潮，面颊及口唇色赤如艳，自汗、盗汗，夜间尤甚，咯血盈碗，耳鸣，眼花，极易认作阴虚有热。但吴氏认为，从神气舌脉看来，精神疲惫，脉来虚数无力，舌根白腻。“全属一派阳虚阴寒之象”，“虚阳被阴寒格拒于外，发为潮热”，“表阳失固，营阴不敛，则汗易外泄"而呈自汗、盗汗，虚阳无力统血而致咯血，辨为真寒假热之证，先用甘草干姜汤加附子止血，继用四逆汤加味治之而愈(《吴佩衡医案》)。
2．结核性胸膜炎
杨某，男，18岁。结核性胸膜炎9个月，近日突然高烧畏寒，体温39．8℃。胸部X光示：急性粟粒性肺结核并结核性胸膜炎。白细胞计数7．8×109／L。抗结核治疗，效果不显。由李统华教授会诊：精神萎靡，形体消瘦，呼吸急促，面色咣白，口唇淡白，舌淡胖，边有齿痕，苔薄白润，脉细数无力。虽值夏日，仍觉不温，身覆厚被。诸症合参，认为肾阳虚衰，阴寒内盛，虚阳外越。治宜急温少阴，益气摄阳，处方：制附子15g，干姜9g，肉桂1g(冲)，黄芪30g，党参15g，茯苓12g，白术12g，半夏10g，陈皮9g，甘草3g。6剂后体温降至36．8℃，续服一周，体温正常(《中医杂志》1 998年5期：“李统华辨治真寒假热证的经验”下同)。
3．化脓性扁桃体炎
邢某，女，4 1岁。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和化脓性扁桃体炎，经抗生素和清热解毒中药治疗，咽痛不减，体温不降达39．2℃，但仍厚衣裹身。平素形寒怕冷，易于感冒。望其面色潮红，两颧尤甚，扁桃体双侧肿大化脓，但周围黏膜色淡，亦无热痛之感。舌淡，苔薄白多津，脉细数无力。辨为“阳虚感寒，其高热肤烙，面红如妆，咽喉肿痛为虚阳外浮上越之象，舌脉呈现真寒之征"。治以温补肾阳，引火归原，化
痰止咳，处方：制附子15g，干姜1Og，补骨脂15 g，菟丝子15 g，紫菀12g，冬花15 g，杏仁12g，半夏1Og，陈皮1 g，白芥子10g，甘草5g。2剂后热退而咽痛消，续服3剂，余症悉除。
4．内虚发热
有仰姓女六月间劳倦中暑，其弟喜看方书，自用六和汤、香薷饮之类清暑，反加虚火上升，面赤身热。后邀名医刘宗序诊视，六脉疾数，三部豁大而无力，刘日：此病先因中气不足，内伤瓜果生冷，致内虚发热，非六和、香薷之类所能治疗。况夏月伏阴在内，重寒相合，此为阴盛隔阳之证。急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三钱、煨干姜一钱同煎，置冰中浸冷服之。当夜即得熟睡，至天明微汗而愈。仰弟拜谢日：伏阴之说，已领教矣，但不解为何将药冰之。刘曰：此即《内经》热因寒用，寒因热用之义，同气相引也。按：此症非名医手眼难以奏效。
刘医从脉象、病机人手辨明此症，选方精熟，同时热药冷服，以防格拒，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确是高手(《续医说》)。
第七节 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
郑钦安学术思想总结
以上我们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归纳一下，可以对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概括如下：
1．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是其最基本的学术观点。
2．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其理论核心；临床擅用附子，对姜附等药物的应用独树一帜。
3．对阴证的认识十分全面，对阴火的辨识尤其深刻，独具只眼，此为其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同时提出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的纲领。
这些学术观点前后呼应，一以贯之，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即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要内涵。当然，这是郑钦安最主要的学术观点，但其学术思想绝不局限于这一方面，还有其他的贡献，如同朱丹溪虽以滋阴降火著称，但对气、血、痰、郁等杂病亦多经验，叶天士独创卫气营血的温病辨治体系，但对内伤杂病亦多研究。本书着重介绍所选医家的火神派学术思想，对其他方面的经验不作过多探讨，绝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方面的经验，事实上，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值得学习。
归纳一下，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还有下面若干：
1．强调辨证，反对拘执
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极力倡导辨证论治这一中医最根本的原则，这一点显现得十分鲜明，如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医法圆通卷一》)。他最反对不思经旨，不辨阴阳，拘执套方套药的市医积习。他在每一个病症的探讨之后，几乎都要批评这种积习，已成著述惯例。例如“查近市习，一见头痛，不按阴阳，专主祛风，所用无非川芎、白芷、荆芥、防风、蔓荆……夫此等药品，皆轻清之品，用以祛三阳表分之风，则效如桴鼓；用以治三阴上逆外越之证，则为害最烈，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一》)。又如“近来市习，一见痢证，以黄芩芍药汤与通套痢疾诸方治之，究其意见，无非清热导滞、调气行血而已，不知气血之不调，各有所因。知其所因而治之，方是良相；不知其所因而治之，皆是庸手"(《医法圆通卷二》)。后一句堪称医家缄言。
2．崇尚伤寒，熟谙六经
郑钦安崇尚仲景，毕生钻研伤寒，熟谙六经，善用经方，将六经提纲演绎为“六经定法贯解"，著有《伤寒恒论》，被誉为近代著名的伤寒大家，他对伤寒研究之深之精，无需多论。
3．对阴虚证亦有造诣
郑钦安“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既详于阳虚证的辨识治疗，同时对阴虚证的研究亦有很高的造诣，他主张“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从其三部著述来看，并非只讲阳虚，善用四逆、理中等方；亦详论阴虚，精于承气、白虎诸方。所用药品，既有辛热的干姜、桂枝、附片；亦用寒凉的生地、黄连、石膏，称“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
(《医理真传卷二》)。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因其所论阴虚并非火神派的学术重点，不属本书研究的视野，故而不多论及。
郑钦安在阴阳大略上并不偏颇，但在临床小节上难免有失偏激，如论胀满症的辨治，无论气胀、血胀、水胀、蛊毒，终归实证偏多，这应该是常识，但此老统以“一元伤损"论之，治疗当然“宜扶一元之真火"，倡用术附汤、姜附汤等，这就难免有犯“实实之戒”。又如淋证，一般公认“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诸病源候论》)。郑氏治此症，“尝以滋肾丸倍桂，多效。又尝以白通汤，专交心肾，亦多效。又尝以大剂回阳饮加细辛、吴萸、安桂多效。”笼统的将功能迥异的滋肾丸与白通汤、回阳饮并列取用，总让人觉得有些反差太大，而且用白通汤、回阳饮之辛温大剂治疗淋证，终归令人难以接受。郑氏自己在此方后就曾说过，“勿执予法为一定，恐未必尽善。”倒也不失谦谦之风。另外，郑钦安认为人参功专补阴，视杜仲、巴戟天、肉苁蓉等药“功专滋水”，亦未免有偏。当然这些均属瑕疵小节，并不能掩盖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流的光辉。其他如在论治癫狂、求嗣等时，似乎参杂有极少部分的“善功忏悔”、善恶报应等迷信色彩，更是不必苛求古人的。
其实，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最大的缺憾也许是没有留下专门的医案集(这一点令人十分不解)，让我们无法领略其用药风范，散见于著作中的几个案例虽然弥足珍贵，究竟不敷研习。事实上，火神派诸家在理论上推崇扶阳是相当一致的，但在用药上则风格各异，显示出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这不仅需要学习其理论，更重要的是探讨其临床实践，而这一点非医案莫属，对于火神派的传承而言，此老为我们留下一桩憾事。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按说，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论述，火神派完全符合医学流派的三条判定标准，其自成一派当无疑义，在此，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认为还有引申的必要。
大家知道，所有的火神派医家均以《伤寒论》为宗，多有研究《伤寒论》的专著，善以经方应世治病，学者因此多以伤寒派目之，如任应秋先生称郑钦安为与恽铁樵、曹颖甫等齐名的近代著名伤寒大家，已故著名医家程门雪先生对祝味菊、徐小圃、刘民叔三家的药方常加研究，对三家之善用附子，亦“认为是仲景一脉的后劲”。甚至火神派医家也多以伤寒派自命，如唐步祺先生称郑钦安为“清末著名伤寒学家"，而未称其为“火神派"医家，范中林先生为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伤寒派的色彩不言而喻。这些确实都表明火神派医家传承了伤寒派的衣钵，称之为伤寒派确有根据，这一点，笔者没有异议。
另外，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与温补派风格似乎接近，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似乎也不无道理，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宋兴教授在文章中称郑钦安为“温补专家"。仔细品味，“温补专家”这一概念显露了作者的犹豫，既然是崇尚温补，直接称其为“温补派"罢了，何必加个“专家"字眼呢?似乎心有不甘，大概是因为郑氏学说与温补派虽然有共通之处，但究竟还有不同，因此，含糊地定了一个“温补专家"的名衔。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到底和伤寒派、温补派有无不同?有什么自己的学术特色，以致可以自成一派。学术特色是一个医学流派的生命，如果没有超出于伤寒派、温补派的学术思想，那它终归未能脱出伤寒派、温补派，自然也就不称其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这是必须正视，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由于我们已经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因此可以将其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二、火神派与伤寒派的对比
毫无疑问，郑钦安服膺仲景学说，遵循六经法度，与伤寒派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分析其学术思想，与伤寒派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既有继承，又有开拓，富于独创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派。对比一下，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仲景以六经为纲，郑钦安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仲景以六经为辨证纲领，郑钦安以阴阳两纲，判分万病。他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认为“六经还是一经"，“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六经到阴阳两纲，这显然是一个发展。“历代以来，著作者数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将阴阳底蕴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论。铺张满纸，究竟人身立极一兀妙义，二气消长机关，全未说透。宗旨不明，源头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医理真传卷三》)。自《内经》提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以来，许多医家也奢谈阴阳为纲，但真正贯彻于临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无出钦安之右者。为了判分阴阳两纲，郑氏总结了阴阳辨诀，进一步点化为“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两证的纲领，简明扼要而颇切实用，可谓前无古人。“民间中医网”的三七生先生评价说：“不读张仲景，辨证无要领；不读郑钦安，阴阳不过关。"对其“阴阳辨诀’’给予很高评价。
(二)郑氏对三阴证的研究更全面，对阴火的认识更深刻，富有创见
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然而“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郑氏补其不逮，专以阴证设论，对阴证作了全面的阐发，强调指出三阴上逆外越的变证与假象，对阴火之证的认识、论述尤为深刻，富于开拓性，这是郑氏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可以说，郑氏丰富、深化了对三阴症的认识，进而扩展了附子、四逆汤等温热药的运用范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可以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
(三)在附子运用方面，郑氏风格独特，超出仲景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特色就是擅用附子，主要表现在对附子的早用、广用、重用等方面，这是对仲景学说的推进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火神派与伤寒派的最大区别。
仲景扶阳，病至少阴时方用四逆辈，郑钦安则一见阳虚症即投姜附，提倡早用。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他说：“细思此方(四逆汤)，既能回阳，则凡世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虚阳欲脱之两目忽肿，头痛欲裂等症)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
仲景四逆汤主要用于回阳救逆，故在论治内伤杂病的《金匮要略》中罕用四逆汤，郑钦安则频频用于内伤“久病"之证，扩大了该方的应用范围，强调“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他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
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可以说，凡见阳虚，方方不离干姜附子，难怪称之为“姜附先生"了。
仲景扶阳用附子最大量是大附子一枚，温经止痛最大量是附子3枚，折合今天约为七八十克。而郑钦安、火神派诸家经常大量投用，多至一百至数百克，远远超过仲景，确实惊世骇俗，独步医林，唐步祺先生说郑钦安用四逆汤，“直可说前无古人"，言之有据。
从以上可以看出，郑钦安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伤寒派，但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所发展，有些经验超出仲景，可以说源于伤寒，又脱出于伤寒，独树一帜，建立了火神派，当然这丝毫无损于仲景的医圣地位，而对伤寒学说的发展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
三、火神派与温补派的对比
明代薛己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和治疗，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善用甘温之品，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学术体系。其后，张景岳继承其学说，进而提出阳重于阴的观点，为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称为温补学派。
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不可否认，郑钦安确实吸纳了温补派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其又不同于温补派，只要对照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这一点并不难以区分。现在，我们将郑钦安与温补派代表人物张景岳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大致对比，研究两者的异同，进而得出结论。
(一)二者均注重阳气
郑钦安与张景岳都是四川人，均以《易经》、《内经》为宗，通晓阴阳之说，这使二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根基。在阴阳互根、水火常变等阴阳一体观方面的认识大致相同。尤其张景岳重视阳气的“宝阳论”，郑氏十分认同并予接受。
例如，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郑钦安则谓：“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景岳说：“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郑钦安则谓：“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
人非此火不生。"这方面二者的观点言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举出很多例证，看得出郑氏的重视阳气的思想确实与张氏如出一辙。郑钦安多次称：经云“气不足便是寒"，但众所周知，此语乃景岳所言，而非《内经》之词，从中可以看出郑氏对景岳某些观点是多么认同。从这一点上说，火神派与温补派确实有着共同的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
此外，在对阴证的病因病机与证候特点的认识上，两人都有相当见地，也有很多相近之处，这也是张、郑学术思想中很重要的共通之处。景岳说： “寒之为病，有寒邪犯于肌表者，有生冷伤于脾胃者，有阴寒中于脏腑者，此皆外来之寒，去所从来，则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于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向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日：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致。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治难。矧庸医多有不知，每以假热为真火，因复毙于无形无热者。又不知其几许也。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对阴寒之证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他还进一步指出：“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景岳全书·新方八略》)。确是阅历有得之谈。
而郑钦安学术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对阴证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与阳虚欲脱所产生的种种假热之症，他称之为“阴火”者，能够辨伪存真，识破假象，较之景岳更深刻、更详明，作者曾经系统论述(见“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读者参阅后即可明辨。郑氏曾经申明： “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与景岳所言之“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
则仅见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1．虚劳咳嗽
某男，25岁。患虚劳咳嗽，病经数月。始因盗汗，遗精，食少难寐，求医无效。近则午后恶寒，发热如潮。面唇色赤如艳，自汗、盗汗，夜间尤甚。痰嗽不爽，咳声嘶嗄，咯血盈碗。耳鸣，眼花，头常昏晕，气短而喘，精神疲惫，不能人寐。脉来虚数无力，舌根白腻。查其所服之方，均以阴虚有热为治，病势日趋沉重。
此症盗汗，发热如潮，面颊及口唇色赤如艳，自汗、盗汗，夜间尤甚，咯血盈碗，耳鸣，眼花，极易认作阴虚有热。但吴氏认为，从神气舌脉看来，精神疲惫，脉来虚数无力，舌根白腻。“全属一派阳虚阴寒之象”，“虚阳被阴寒格拒于外，发为潮热”，“表阳失固，营阴不敛，则汗易外泄"而呈自汗、盗汗，虚阳无力统血而致咯血，辨为真寒假热之证，先用甘草干姜汤加附子止血，继用四逆汤加味治之而愈(《吴佩衡医案》)。
2．结核性胸膜炎
杨某，男，18岁。结核性胸膜炎9个月，近日突然高烧畏寒，体温39．8℃。胸部X光示：急性粟粒性肺结核并结核性胸膜炎。白细胞计数7．8×109／L。抗结核治疗，效果不显。由李统华教授会诊：精神萎靡，形体消瘦，呼吸急促，面色咣白，口唇淡白，舌淡胖，边有齿痕，苔薄白润，脉细数无力。虽值夏日，仍觉不温，身覆厚被。诸症合参，认为肾阳虚衰，阴寒内盛，虚阳外越。治宜急温少阴，益气摄阳，处方：制附子15g，干姜9g，肉桂1g(冲)，黄芪30g，党参15g，茯苓12g，白术12g，半夏10g，陈皮9g，甘草3g。6剂后体温降至36．8℃，续服一周，体温正常(《中医杂志》1 998年5期：“李统华辨治真寒假热证的经验”下同)。
3．化脓性扁桃体炎
邢某，女，4 1岁。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和化脓性扁桃体炎，经抗生素和清热解毒中药治疗，咽痛不减，体温不降达39．2℃，但仍厚衣裹身。平素形寒怕冷，易于感冒。望其面色潮红，两颧尤甚，扁桃体双侧肿大化脓，但周围黏膜色淡，亦无热痛之感。舌淡，苔薄白多津，脉细数无力。辨为“阳虚感寒，其高热肤烙，面红如妆，咽喉肿痛为虚阳外浮上越之象，舌脉呈现真寒之征"。治以温补肾阳，引火归原，化
痰止咳，处方：制附子15g，干姜1Og，补骨脂15 g，菟丝子15 g，紫菀12g，冬花15 g，杏仁12g，半夏1Og，陈皮1 g，白芥子10g，甘草5g。2剂后热退而咽痛消，续服3剂，余症悉除。
4．内虚发热
有仰姓女六月间劳倦中暑，其弟喜看方书，自用六和汤、香薷饮之类清暑，反加虚火上升，面赤身热。后邀名医刘宗序诊视，六脉疾数，三部豁大而无力，刘日：此病先因中气不足，内伤瓜果生冷，致内虚发热，非六和、香薷之类所能治疗。况夏月伏阴在内，重寒相合，此为阴盛隔阳之证。急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三钱、煨干姜一钱同煎，置冰中浸冷服之。当夜即得熟睡，至天明微汗而愈。仰弟拜谢日：伏阴之说，已领教矣，但不解为何将药冰之。刘曰：此即《内经》热因寒用，寒因热用之义，同气相引也。按：此症非名医手眼难以奏效。
刘医从脉象、病机人手辨明此症，选方精熟，同时热药冷服，以防格拒，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确是高手(《续医说》)。
第七节 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
郑钦安学术思想总结
以上我们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归纳一下，可以对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概括如下：
1．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是其最基本的学术观点。
2．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其理论核心；临床擅用附子，对姜附等药物的应用独树一帜。
3．对阴证的认识十分全面，对阴火的辨识尤其深刻，独具只眼，此为其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同时提出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的纲领。
这些学术观点前后呼应，一以贯之，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即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要内涵。当然，这是郑钦安最主要的学术观点，但其学术思想绝不局限于这一方面，还有其他的贡献，如同朱丹溪虽以滋阴降火著称，但对气、血、痰、郁等杂病亦多经验，叶天士独创卫气营血的温病辨治体系，但对内伤杂病亦多研究。本书着重介绍所选医家的火神派学术思想，对其他方面的经验不作过多探讨，绝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方面的经验，事实上，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值得学习。
归纳一下，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还有下面若干：
1．强调辨证，反对拘执
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极力倡导辨证论治这一中医最根本的原则，这一点显现得十分鲜明，如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医法圆通卷一》)。他最反对不思经旨，不辨阴阳，拘执套方套药的市医积习。他在每一个病症的探讨之后，几乎都要批评这种积习，已成著述惯例。例如“查近市习，一见头痛，不按阴阳，专主祛风，所用无非川芎、白芷、荆芥、防风、蔓荆……夫此等药品，皆轻清之品，用以祛三阳表分之风，则效如桴鼓；用以治三阴上逆外越之证，则为害最烈，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一》)。又如“近来市习，一见痢证，以黄芩芍药汤与通套痢疾诸方治之，究其意见，无非清热导滞、调气行血而已，不知气血之不调，各有所因。知其所因而治之，方是良相；不知其所因而治之，皆是庸手"(《医法圆通卷二》)。后一句堪称医家缄言。
2．崇尚伤寒，熟谙六经
郑钦安崇尚仲景，毕生钻研伤寒，熟谙六经，善用经方，将六经提纲演绎为“六经定法贯解"，著有《伤寒恒论》，被誉为近代著名的伤寒大家，他对伤寒研究之深之精，无需多论。
3．对阴虚证亦有造诣
郑钦安“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既详于阳虚证的辨识治疗，同时对阴虚证的研究亦有很高的造诣，他主张“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从其三部著述来看，并非只讲阳虚，善用四逆、理中等方；亦详论阴虚，精于承气、白虎诸方。所用药品，既有辛热的干姜、桂枝、附片；亦用寒凉的生地、黄连、石膏，称“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
(《医理真传卷二》)。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因其所论阴虚并非火神派的学术重点，不属本书研究的视野，故而不多论及。
郑钦安在阴阳大略上并不偏颇，但在临床小节上难免有失偏激，如论胀满症的辨治，无论气胀、血胀、水胀、蛊毒，终归实证偏多，这应该是常识，但此老统以“一元伤损"论之，治疗当然“宜扶一元之真火"，倡用术附汤、姜附汤等，这就难免有犯“实实之戒”。又如淋证，一般公认“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诸病源候论》)。郑氏治此症，“尝以滋肾丸倍桂，多效。又尝以白通汤，专交心肾，亦多效。又尝以大剂回阳饮加细辛、吴萸、安桂多效。”笼统的将功能迥异的滋肾丸与白通汤、回阳饮并列取用，总让人觉得有些反差太大，而且用白通汤、回阳饮之辛温大剂治疗淋证，终归令人难以接受。郑氏自己在此方后就曾说过，“勿执予法为一定，恐未必尽善。”倒也不失谦谦之风。另外，郑钦安认为人参功专补阴，视杜仲、巴戟天、肉苁蓉等药“功专滋水”，亦未免有偏。当然这些均属瑕疵小节，并不能掩盖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流的光辉。其他如在论治癫狂、求嗣等时，似乎参杂有极少部分的“善功忏悔”、善恶报应等迷信色彩，更是不必苛求古人的。
其实，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最大的缺憾也许是没有留下专门的医案集(这一点令人十分不解)，让我们无法领略其用药风范，散见于著作中的几个案例虽然弥足珍贵，究竟不敷研习。事实上，火神派诸家在理论上推崇扶阳是相当一致的，但在用药上则风格各异，显示出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这不仅需要学习其理论，更重要的是探讨其临床实践，而这一点非医案莫属，对于火神派的传承而言，此老为我们留下一桩憾事。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按说，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论述，火神派完全符合医学流派的三条判定标准，其自成一派当无疑义，在此，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认为还有引申的必要。
大家知道，所有的火神派医家均以《伤寒论》为宗，多有研究《伤寒论》的专著，善以经方应世治病，学者因此多以伤寒派目之，如任应秋先生称郑钦安为与恽铁樵、曹颖甫等齐名的近代著名伤寒大家，已故著名医家程门雪先生对祝味菊、徐小圃、刘民叔三家的药方常加研究，对三家之善用附子，亦“认为是仲景一脉的后劲”。甚至火神派医家也多以伤寒派自命，如唐步祺先生称郑钦安为“清末著名伤寒学家"，而未称其为“火神派"医家，范中林先生为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伤寒派的色彩不言而喻。这些确实都表明火神派医家传承了伤寒派的衣钵，称之为伤寒派确有根据，这一点，笔者没有异议。
另外，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与温补派风格似乎接近，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似乎也不无道理，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宋兴教授在文章中称郑钦安为“温补专家"。仔细品味，“温补专家”这一概念显露了作者的犹豫，既然是崇尚温补，直接称其为“温补派"罢了，何必加个“专家"字眼呢?似乎心有不甘，大概是因为郑氏学说与温补派虽然有共通之处，但究竟还有不同，因此，含糊地定了一个“温补专家"的名衔。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到底和伤寒派、温补派有无不同?有什么自己的学术特色，以致可以自成一派。学术特色是一个医学流派的生命，如果没有超出于伤寒派、温补派的学术思想，那它终归未能脱出伤寒派、温补派，自然也就不称其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这是必须正视，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由于我们已经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因此可以将其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二、火神派与伤寒派的对比
毫无疑问，郑钦安服膺仲景学说，遵循六经法度，与伤寒派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分析其学术思想，与伤寒派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既有继承，又有开拓，富于独创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派。对比一下，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仲景以六经为纲，郑钦安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仲景以六经为辨证纲领，郑钦安以阴阳两纲，判分万病。他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认为“六经还是一经"，“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六经到阴阳两纲，这显然是一个发展。“历代以来，著作者数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将阴阳底蕴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论。铺张满纸，究竟人身立极一兀妙义，二气消长机关，全未说透。宗旨不明，源头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医理真传卷三》)。自《内经》提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以来，许多医家也奢谈阴阳为纲，但真正贯彻于临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无出钦安之右者。为了判分阴阳两纲，郑氏总结了阴阳辨诀，进一步点化为“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两证的纲领，简明扼要而颇切实用，可谓前无古人。“民间中医网”的三七生先生评价说：“不读张仲景，辨证无要领；不读郑钦安，阴阳不过关。"对其“阴阳辨诀’’给予很高评价。
(二)郑氏对三阴证的研究更全面，对阴火的认识更深刻，富有创见
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然而“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郑氏补其不逮，专以阴证设论，对阴证作了全面的阐发，强调指出三阴上逆外越的变证与假象，对阴火之证的认识、论述尤为深刻，富于开拓性，这是郑氏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可以说，郑氏丰富、深化了对三阴症的认识，进而扩展了附子、四逆汤等温热药的运用范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可以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
(三)在附子运用方面，郑氏风格独特，超出仲景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特色就是擅用附子，主要表现在对附子的早用、广用、重用等方面，这是对仲景学说的推进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火神派与伤寒派的最大区别。
仲景扶阳，病至少阴时方用四逆辈，郑钦安则一见阳虚症即投姜附，提倡早用。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他说：“细思此方(四逆汤)，既能回阳，则凡世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虚阳欲脱之两目忽肿，头痛欲裂等症)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
仲景四逆汤主要用于回阳救逆，故在论治内伤杂病的《金匮要略》中罕用四逆汤，郑钦安则频频用于内伤“久病"之证，扩大了该方的应用范围，强调“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他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
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可以说，凡见阳虚，方方不离干姜附子，难怪称之为“姜附先生"了。
仲景扶阳用附子最大量是大附子一枚，温经止痛最大量是附子3枚，折合今天约为七八十克。而郑钦安、火神派诸家经常大量投用，多至一百至数百克，远远超过仲景，确实惊世骇俗，独步医林，唐步祺先生说郑钦安用四逆汤，“直可说前无古人"，言之有据。
从以上可以看出，郑钦安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伤寒派，但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所发展，有些经验超出仲景，可以说源于伤寒，又脱出于伤寒，独树一帜，建立了火神派，当然这丝毫无损于仲景的医圣地位，而对伤寒学说的发展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
三、火神派与温补派的对比
明代薛己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和治疗，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善用甘温之品，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学术体系。其后，张景岳继承其学说，进而提出阳重于阴的观点，为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称为温补学派。
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不可否认，郑钦安确实吸纳了温补派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其又不同于温补派，只要对照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这一点并不难以区分。现在，我们将郑钦安与温补派代表人物张景岳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大致对比，研究两者的异同，进而得出结论。
(一)二者均注重阳气
郑钦安与张景岳都是四川人，均以《易经》、《内经》为宗，通晓阴阳之说，这使二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根基。在阴阳互根、水火常变等阴阳一体观方面的认识大致相同。尤其张景岳重视阳气的“宝阳论”，郑氏十分认同并予接受。
例如，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郑钦安则谓：“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景岳说：“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郑钦安则谓：“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
人非此火不生。"这方面二者的观点言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举出很多例证，看得出郑氏的重视阳气的思想确实与张氏如出一辙。郑钦安多次称：经云“气不足便是寒"，但众所周知，此语乃景岳所言，而非《内经》之词，从中可以看出郑氏对景岳某些观点是多么认同。从这一点上说，火神派与温补派确实有着共同的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
此外，在对阴证的病因病机与证候特点的认识上，两人都有相当见地，也有很多相近之处，这也是张、郑学术思想中很重要的共通之处。景岳说： “寒之为病，有寒邪犯于肌表者，有生冷伤于脾胃者，有阴寒中于脏腑者，此皆外来之寒，去所从来，则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于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向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日：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致。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治难。矧庸医多有不知，每以假热为真火，因复毙于无形无热者。又不知其几许也。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对阴寒之证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他还进一步指出：“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景岳全书·新方八略》)。确是阅历有得之谈。
而郑钦安学术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对阴证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与阳虚欲脱所产生的种种假热之症，他称之为“阴火”者，能够辨伪存真，识破假象，较之景岳更深刻、更详明，作者曾经系统论述(见“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读者参阅后即可明辨。郑氏曾经申明： “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与景岳所言之“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
则仅见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