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狼人杀主播:教育应回归怎样的“博”与“通”

思想者小传

    刘东  1955年出生。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并任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主持《王国维纪念讲座》。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学、比较文学与国际汉学，著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浮世绘》、《刘东自选集》、《用书铺成的路》和《道术与天下》等，主编有《中华文明读本》，译有《马克斯·韦伯》、《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卢梭·康德·歌德》、《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等。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非常讲究一个“通”字的。而在《易传》上，也对这个字给出了经典的解释，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下面，我想基于这个“通”字，来层层递进地串讲一下，学养上的淹博与兼通，会对一位学子的一生，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

通识：提供博雅人格基座

    越是宽阔的知识底座，越是博雅的人格构成，就越能限制现代分科与分工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而能够提供这种底座的教育，正是通常所谓的通识教育。

    近年来， “通识”的概念很流行，特别是通识教育 （LiberalEducation），广为人知。那么，究竟该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 “通识”呢？它在现代社会中究竟能起到怎样重要的作用呢？要理解这些问题，还要从人类知识的现代分化说起。

    事实上，所谓分工、分化甚至爆炸，在描述现代知识的发生时，简直就是同义词。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跟在日本人后边，不是用传统的 “格物致知”等等，来翻译西方传来的Sci－ence，而是用了 “科学”这样两个汉字。也就是说，人们在当时的认识是，这种舶来知识的主要特点，正是在于它显示为 “分科之学”——不光是要学分文、理，即使在文科内部和理科内部，也要不断分化下去。

    但这种层层裂变，是有很大负面效应的。知识通过分科而得到的爆炸式增长，在带来了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始料未及的问题。这种两难的境地，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事实上，正像现代社会的日渐发展偏偏是以现代人格的日益局促为代价的一样，现代学术的普遍进步也正是以每个学者之治学领域的不断逼仄为代价的”。

    正是这种 “隔行如隔山”式的分工，导致了另一种两难——我们一方面越来越仰赖于这种分科的知识，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受制于它，而这正是现代人的宿命。

    事实上，正是在这样的知识和人才的窘境中，更让人怀念像达·芬奇那样的全才。其实，放眼西方的教育史，之所以出现对于通识或博雅的吁求，也是出于同样的困境意识。

    在这种情势下，所谓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自然就凸显出了它的意义。不难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自然寿命是无穷的，他所享有的教育成本也是无限的，那么他最好永远不要被逼分科，以免分割和局促自己的人格。马克思就做过这样的梦。他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憧憬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 “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公道地说，即使这种理想不能实现，仍然不失为伟大的理想。事实上，也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我曾提出，最好能在那些主流大学里，让新生先度过一个预科阶段，也就是说，不光不要在高中阶段分科，就连在大学阶段也暂时不要分科。

    沿着这样的通识理想，对于一个个人而言，如果你能坚持下来，最好就在学府里多呆几年，而且最好多转几个学科，就像当年到国外游学的陈寅恪、朱光潜那样。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如果它能付得起相应的成本，就不要强迫孩子尽早定下专业，尽快毕业去赚钱。对于一所学校来说，如果它能有足够的条件和声誉，去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和领袖人物，那么，也要为学生的知识金字塔，设计出更加宽阔牢靠的底座。尽管这样做会耗费更多的成本，但只有等未来的领袖人物上岗以后，才会以他们的眼界、心胸和追求来证明，其自幼打下的相对坚实的童子功，也许是全社会花得最值的教育投资。

    当然，教育是需要社会成本的，所以我们在通识教育方面，无论对于一个个人、家庭还是教育机构而言，还只能是视具体条件而制宜。也正因为这样，对于教育体制的设计，就更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应当看到，英国牛津剑桥的教育当然好，但是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那都是相当贵族式的。由此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借鉴英国教育的同时，也照样可以借鉴德国教育的某些做法，使得我们的教育体制，这一边是较晚分科的升学序列，从高级中学到综合大学，那一边则是较早分科的序列，从普通中学到高等技术学校。要知道，马克思的理想固然伟大，但它也同样需要伟大的成本，要是我们尚不能为全社会普遍支付 “各取所需”的教育成本，那么相对于批判家和政治家来说，就算渔夫、猎手、牧人的视野和趣味，一时还不能拓展到博雅的程度，其负面作用也终究要小一些。

    当然话又说回来，即使认识到了这样的条件限制，那也不应当妨碍我们，至少先从思想上来明确：越是宽阔的知识底座，越是博雅的人格构成，就越能限制现代分科与分工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而能够提供这种底座的教育，正是通常所谓的通识教育。

通才：关切民族生死大业

    通识教育的尽快恢复，绝不是指在急功近利的校园里，增添一点可有可无的文化点缀，恰恰相反，它关系到整个民族当下的纲纪和未来的前途。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在西方压力下逐渐失序，在通识优先还是专才优先的问题上，原有 “尚通不尚专”（钱穆语）的文明规则就逐渐失效了。虽然人们还是沿用了 “博士”二字来翻译西文的Doctor一词，然而这顶代表最高学识的冠带，却并不要求博学和博雅；恰恰相反， “博士不博”不仅被看成是正常的，而且被看作是正确和正当的。即便是当年尚称博学的王国维，在他满脑子西学的早年，也是这样来看待学术分工的： “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一切学问，一切职事，无往而不需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一习其事，终身以之。治一学者之不能使治他学，任一职者之不能使任他职，犹金工之不能使为木工，矢人之不能使为函人也。”

    正因为有了如此社会压力，才会流传出这样的顺口溜：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全都考不上，才考文科；文科全都考不上，才考哲学！”而殊不知，哲学研究是公认最需要天才头脑的。

    正因为有此弊端，近来有关通识教育的说法，才会逐渐变得这样热门，所谓“缺什么吆喝什么”。那么，为什么这种跟着西方的亦步亦趋，反而弄得比西方还要偏颇，以至于多少年后回头猛醒，又不觉得分科是西方的奥秘，反倒通识教育才是人家的奥秘呢？这里的关键在于，打从两大文明彼此接触之初，就出现了对于文明事实的极化处理，认定了“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由此一来，如果人类的知识构成，在任何堪称正常的传统社会，其所谓“专”和“通”或“约”与“博”的比例，大概都只会是三七开，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种学识间的比例，就率先从西方开始滑坡，逐渐发展到了五五开、甚至六四开。按说，这样的一种现象，已经是够不正常了，而我们竟还要变本加厉，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偏颇总结，继续朝一个明显的偏向滑落，终于滑到了七三开、八二开，甚至九一开！

    于是朝身边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向称礼仪之邦的社会，也终于从以往的“君子不器”，发展到了如今的“小人皆器”，以至于，走到哪里都没有安全感，无论推出什么举措，都要事先防范钻空子，徒然增加了高昂的社会成本。更有甚者，即使已经落入这般田地，我们许多掌管教育大权的人士，还是只会从现代分科的角度，来检讨中国的教育制度：为什么总也培养不出那只占“百分之五”的最高端科技人才？他们怎么就想不到：更严峻的挑战在于，由于通识教育的全面缺位，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社会共识的缺失，我们社会正在流失最起码的地基？

    不过，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基于对高端科技人才的渴求，所谓“通识教育”的问题，才逐渐被重视起来，由此作为民族学术统称的国学，也才逐渐开始被正眼相看。可惜，今天我们很多人对于通识或博雅的理解，大约还只停留在“杨振宁加《唐诗三百首》”上。非常吊诡的是，正如专业分工曾被视为西方的最大奥秘一样，只有等人们沿这条斜坡越滑越远，他们才又在今天反过来发现，原来只有通识或博雅教育，才算得上西方成功的真正谜底！

    这才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呢！那些邯郸学步的人们，正因为从心里受制于西方，就总能找到理由羡慕西方。而归根结底，只要那种非此即彼、两极分化的文明框架，不能从认识论上打破，人们也就很难领悟：尽管在人类的文明之间，从来就可以、而且必须相互借鉴，但真正聪明的学习方法，应该是缓步调适的、故而渐次增长的策略，而不是彻底格式化的、开倒车的手段。

    有人或许会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体制，受现代化转型的紧迫压力，而一反历史上的通识取向，迅速进行了细微的分科，并于诸科之中独重理工，又于理工科中独重实用，这种做法当然是流弊多多，培养的学生难免褊狭、逼仄而单一；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教育体制的主流还是好的，它毕竟提供了现代化的后备军，支撑了当代经济的高速起飞。

    这话当然不能算全错，但只说对了一半。我们还应该紧接着去追问：在这种现代化的全民族急行军中，我们把教育的重心从“百年树人”转向了“十年树木”，从“立德为主”转向了“立言为主”，到底已经为之付出了多少代价，并且还将为之付出多少代价？

    事到如今，只有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反而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到，原来那个久违的通识教育，还有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功用，那就是可以为我们的共同体，提供一个长治久安的稳定器。这稳定器表现在基本价值的卡里斯玛权威上，表现在毕生相信开卷有益的阅读心态上，表现在观察和判断事物时的尽可能周全上，也表现在公众对于哗众取宠者和立异鸣高者的不屑一顾上……

    正因此，我们就必须提高认识：通识教育的尽快恢复，绝不是指在急功近利的校园里，增添一点可有可无的文化点缀，恰恰相反，它关系到整个民族当下的纲纪和未来的前途！

通人：追求进学永无止境

    在未遭西方搅局的中国传统那里，如此的“博通的知识”，是唯有大儒方能达到的境界，所以去追求和维护自己的通识，那绝不是如此简单的事，而是终生都要进修、又都会受用的事情。

    或许又会听到这样的辩护：就算在通识教育的问题上，确实出现过矫枉过正，那么如今仍然从善如流，再去重新学习西方，也未见得什么不好。但我仍然要说，这种不得要领的辩解，还是属于头疼医头式的，而只要还是这样去亦步亦趋和东施效颦，就只可能去放大西方的失误，而不可能去避免西方的弊端。

    所以，问题只能这样提出：既然当年已然是矫枉过正，而且现今已经确认到了这种偏差——那么，即使对于往日错误的修正，不是表现为彻底复归，最起码也应当表现为，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调适，而部分地回归中国传统。无论如何，它也不应该表现为新一轮的西化，和继续去漠视自家的传统。

    前边已经说过，由于西方模板对于中国教育的示范与矫正，近来已极为讽刺地反转过来，从特重 “分科”教育变成了特重 “通识”教育，也就使人往往误以为，那个作为liberal arteducation之译语的 “通识”，不过是指西式大学在本科阶段的教育程度，换句话说，不过是指一位毛头小伙的合格教育。然而，如果基于本土文化的特有理解，沿着 “通识-通才-通人”的路向，我们却不难发现，在未遭西方搅局的中国传统那里，如此的 “博通的知识”，却是唯有大儒方能达到的境界，所以去追求和维护自己的通识，那绝不是如此简单的事，而是终生都要进修、又都会受用的事情。

    这种通人的境界的好处，至少会表现在“为人”与“为学”两方面。首先，我们应当能够想到，在任何具体的文化氛围中，都并不存在什么“纯粹的”自然生命，而只有被某一价值理性所规划、首肯和暗示的文化生命。而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在过去的儒家社会中，就曾经构成了人所共知的生命节奏，协调着每一个儒者的前行步履。

    而比较起来，在儒家文化的特定生命周期中，由于特别强调毕生 “进学”的永无止境，所谓 “朝闻道，夕死可矣”，其足以让人心安理得的一面便在于，决不会暗示人们白白地去为“中年危机”而伤神。朱子在疏讲 《论语》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时，之所以要说 “‘志学’字最有力，须是志念常在于学，方得”，便正是要 “循乎圣人为学之序”，来把作为自然规律的各个人生阶段，以同一进学过程中的不同修身次第，即所谓 “而立”、 “不惑”、 “知命”和 “耳顺”等等，给了无阻隔地一体贯通起来，让人们为生命的成熟而感到步步喜悦。

    当然，这种终生鞭策进学的文化氛围，在带来其独特的悦乐快慰的同时，却也会带来它特有的危机感。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年龄的整数关口，它都会不言自明地追问那个当事人：是否确然做到了“而立”、“不惑”、“知命”和“耳顺”等等？而由此一来，无论一个人在外在名声和事功方面，是否已能享有“天下何人不识君”的美誉，或者是否显得“大功告成”而“足慰平生”，他都不会被鼓励去安享这种 “功成名就”。也就是说，不管他此前曾在“内圣”与“外王”方面，做出过多少骄人的成绩和功德，如果他此刻不是继续发愤忘食，而是躺在以往的成绩单和功劳簿上，那么，他就终将不能继续攀上更高的生命层次，终将不能在人生的修持中有所大成，终将无法臻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

    而只有逐渐进入那种化境的人，才有资格在通识和通才的基础上，达到作为修养极境的“通人”境界。事实上，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也只有能如此这般来“博览古今”的人，才会被认定为 “通人”，又只有具备了这种“通人”的格局与气象，在中国文化的固有治学氛围中，才会为文人士大夫们所重。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可以看到，在分科之学的范畴之中，理科教授的全盛期会来得很早，会比他的学习文科的同学，更快地占有高级职称和优越生活。然而他的这种全盛期，一般而言也过去得很快，而且在事过之后，无论自己还是别人，都会感到相当乏味（除非他又业余喜欢上了文科）。而在人文学术的传统之中，文科教授的全盛期却相当迟缓，往往到五十岁才刚刚开始，而且他往往也会有那样的危机感，恰恰是在此时是否能够抓紧，才真正决定了他这辈子的真正成败，才决定了他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儒和通人，使得任何人跟他小坐一会儿，都会为他的智慧与博雅折服，而感到如坐春风之中。

    上面是从“为人”的角度说，现在再从“为学”的角度来看。一位在心智上无远弗届的通人，也自有他本身的优长与强项，那就是其头脑心胸本身，就代表着他那个时代的学问边界。所以，也就只有他本人的集大成之作，才可能为他所在的那个历史横断面，打下一个“疏而不漏”的思想之结。

    在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沿着历史的纵轴，去体会一下，在上代通人与下代通人之间，又可能发生怎样的微妙连接。一方面，我们当然不难想象，毕竟只有通人才能通盘地理解通人，所以，尽管在他们之间远隔了时代的烟尘，但这些在同代人中苦无交谈对手的大儒，却由于眼界、格局和高度的大体对等，反而更易于在隔代的阅读与对话中，感受到息息相通和惺惺相惜。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不难想象，随着时间长河的磨洗与沉积，每一代的学问总量都是既有淘汰、又有增进的，所以，恰恰是借着后代通人向其前辈的请益与叩问，他们共同所属的那个文明系统，才得以进行一次透彻的知识盘点，并得到细微的却是必要的损益，从而带动历史发生相当微妙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者可以说，其实文明过程的开展与沿革，便是相应的发散和收束所组成的。而这里所讲的“收束”，也正是在各个历史的横断面，由它们各自的文化通人，对于此前阶段的文化发散活动，所打下的独具特色的思想之结。

    耐人寻味的是，在经历了一次次“精炼”的文明进程中，当身为后人的我们，再要去领教周公的文化创造如何丰富时，就主要是从孔子的诠释中得悉了这种丰富；而当我们再要去领教孔子的思想如何精彩时，又主要是从朱子的诠释中得悉了他的精彩……而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其实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它所能为整个历史长河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就是最终为之奉献出属于自己的集大成之作，并且借此而在整个的文明进程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独特刻痕、创造与偏转。如若不然，则这个特定的历史横断面，尽管也不会毫无自身的渐变累积，却终究会显得平淡、苍白和缺乏创意，而它所未完成的那个思想之结，也就终究只能留到后世去补课，要去指望后一代涌现的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