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狼人杀godlie第三期3:重温南周03巨献：前中国总理朱镕基（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14:40:09
重温南周03巨献：前中国总理朱镕基（四）
2011-10-31 2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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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典治乱
1990年，上海一个叫“飘”的酒吧因为宰客被两名新加坡客人投诉到了物价局。两杯威士忌，两杯柠檬水，一盘哈密瓜，正常的价格25元，老板却收了他们755元，此外两名陪酒女郎要了150元小费。
物价局决定酒吧老板退还顾客800元，并对酒吧罚款2000元。此事后来作为正常的一个工作情况上报给了市里。
朱镕基看到了这份材料，当即批示：“并告物价、工商、公安局，个体户和陪酒女郎的处罚太轻了，这样下去社会风气好不了，要罚就罚到他下次不敢再犯。”
拿到批示，几个部门商量怎么办。结果这个酒吧停业整顿30天，两名陪酒女郎行政拘留了15天。如此这番，几个部门依然不敢怠慢，又联合多家单位，制定了一个个体酒吧和餐厅的制度，将全市的酒吧和餐厅的老板组织起来，分批办了学习班。从那以后，上海的酒吧和餐厅的宰客现象得到了根本控制。
做了一年市长后，在一次人大会议上，朱镕基说：去年夏天，上海电冰箱厂着火。我决定免除厂长职务。这下不得了了，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样做“太过分”了。火灾暴露了工厂管理问题，几百万国家财产烧得精光。我不能让步。现在这个厂的职工很重视安全。要管好上海，不坚决是站不住的。
他自言当市长最大的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么事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常常抱怨“大气候”不好，其实，“大气候”是“小气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来从严治理“小气候”，“大气候”就能改变。当前治理整顿需要我们从严执政，令出法随，不能讲一套，做又是另一套，必须扎扎实实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没用。
管住当官的嘴
群众对官员大吃大喝反映强烈。朱镕基率先制定了“四菜一汤”制，带头履行。
一位官员回忆：一次，市里在虹口区开会，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比较多，虹口区的区长就在政府隔壁的宾馆里借了个会议室。朱镕基的车到了区政府的门口，司机问会在哪开，值班的回答说，在隔壁宾馆。
朱镕基于是径直来到了宾馆门口，对着迎上来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区长，我是来开会的，不是来吃饭的！”然后扭头就上车打道回府。
这可急坏了那位守在门口的工作人员，忙跑去告诉区长，区长心知市长搞错了，以为把他叫到宾馆来吃饭了，于是赶紧打电话进行解释。
“哦，是这样啊，那是我搞错了，我向你道歉，马上回来。”朱镕基接到电话后，这才调头回来开会。
朱镕基执行“四菜一汤”出了名，邓伟志回忆：一次在闵行，朱镕基因为忙，迟迟未来吃晚饭。大师傅已做好了四菜一汤。接待员便让他回家了。
可朱镕基因吃饭晚了，肚子太饿，四菜一汤没吃饱，便问：“还有饭吗？”答：“没有了。”
朱镕基笑笑：“算了！”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
朱镕基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告诉下属官员：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
他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批条子。数年中，从未有人见其破例(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及国家会计学院题词算是特例)。
朱镕基同时决定向公众敞开言路，市检察院及下属12个区、10个县建立控告、检举贪污、受贿罪案接待室。市民可以通过电话、信函、口述等方式检举官员，只要不是有意诬陷，错告、控告检举失实的，言者无罪。
一时间，各种检举信和电话雪片般向有关部门飞去。
一名副县长，被查明侵占集体财物2500多元，收受外商贵重高级打火机1只、梅花牌手表3只、西服一套，以及有关单位送的高档礼品；
另一位副县长在装饰住房时，利用职权侵占集体财物3000多元；
……
举报被查实后，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腐败官员撤职的撤职，入狱的入狱。媒体对此不断公布，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仅1988年一年，报请查处的委办局干部达29名，上海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贪官前往自首的情形。市监察局在次年公布了一组数字：全市各级干部上交和拒收回扣、酬金共4231人次，金额达58万余元；上交礼品共有24613人次，折合人民币达123万余元；违反规定责令补交、偿付费用的585人次，金额16万余元……通报批评的有52人次，给予行政处分的有400余人。
“给我留一口棺材”
高压反贪一直在上海持续了多年，其中的压力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市政府一名领导对吴德让说，“你们遇到的困难、受到的委屈，党和政府是理解的。”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直到退休后，这位曾经为上海的反腐工作不遗余力的干部依旧深居简出。
朱镕基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说“给我留一口棺材”。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说，这说明：朱镕基决心大，破釜沉舟，同时他知道反腐的人没好下场。在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有人反反腐。反腐者有被反掉之可能。
这位在上海多次耳闻目睹了朱镕基所言所行的官员给朱镕基的评价是：
“清官，腐败分子的阎王爷。”
1989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吃喝受礼，以权谋私的现象依然存在，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决心对腐败现象作坚决的、不懈的斗争！”
全场热烈鼓掌。
朱镕基接着又说：完善人民群众的信访和举报制度，依靠群众监督；支持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
全场再次热烈鼓掌。
布衣市长:从不刻意掩饰感情是人性化的政治家
朱镕基平素对下属要求很严格，实际上他心地很善良，心很软。他有常人的喜怒哀欢，从不刻意掩饰自己的感情，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政治家。
在有些人的印象中，作为市长，朱镕基对属下官员管理过于严格，多少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熟悉他的人则称，那只是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他其实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刚来上海的时候，朱镕基打破常规，向属下公布家庭电话号码，让秘书传达给大家后，他还不放心，再三询问，“我家的电话，你们知不知道？我再说一遍……你们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我不嫌电话多。”
即使如此，下属也还是不敢轻易往他家里打电话，倒是他一想起什么事情来，常常忘了时间在深夜，打电话给他们。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原行长龚浩成习惯早睡早起，但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要被朱镕基的电话从被窝里拉起来。
有一次，龚浩成睡熟了，电话铃又响了起来。龚浩成的爱人去接电话。
“喂，龚浩成在家吗？”
“你是什么人啊？”龚浩成的爱人问。
“我是朱镕基。”
“什么时候了？这么晚还打电话来！”随丈夫从北京调过来不久，龚浩成的爱人并没有听出电话那头的人的身份。
“哦，那对不起。”朱镕基搁下了电话。
第二天上午，她告诉龚浩成，昨天夜里有个叫“朱镕基”的人打来电话。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那是我们的市长啊。”老婆稀里糊涂把市长给挡回去了，虽然知道朱镕基不会为这样的一点事情计较，但龚浩成还是有点哭笑不得。
对于学者型的官员，朱镕基向来很尊重。
1988年上海市九届人大会议期间，朱镕基与教育界代表一起座谈。著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时任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于漪委员发言说，上海中小学基础教育很困难，很多中小学校舍破旧落后，师资不稳定，政府应该追加投资或增加财政预算。
讲到这里，于漪不客气地说，“落实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看说功，唱功，关键要看做功。”新当选的市长朱镕基边听边记，听到这里，插了一句话，“我的唱功可不行啊。”
“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于漪说，但当年教育方面的财政预算确实增加了，教育附加费也增加了一些，这些措施很得民心。
宝钢有个名叫曾乐的电焊工，技术十分了得，外号“焊神”。他的技术帮助解决了诸多市政工程中的难题。1990年代初，这名工人得了肝病，后被怀疑为肝癌。朱镕基得知后，批示让卫生局长亲自到医院去，并让在上海的院士和所有的肝病专家都集中起来为这名工人会诊。
朱镕基有一个业余爱好，拉京胡，唱上一段京戏。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说，有一年春节，他同我们一二十人一起联欢。我们带夫人，他带小孙子，又唱又拉，自拉自唱，如同一个普通人家的爷孙俩享受天伦。
周瑞金说，朱镕基平素对下属要求很严格，一开会，干部就紧张，一些副市长也一样。实际上他心地很善良，心很软。他有大国政治家的风度，讲话充满政治智慧，又不失幽默。西方政客都有人格面具，他没有，在他身上有常人的喜怒哀乐，从不刻意掩饰自己的感情，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政治家。
魅力市长:妙语连珠 对"外"从不遮"丑"
有评论家认为，在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的三年时间内，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将上海市市长的形象进一步提升，更加符合“国际化”的标准，这无疑增加了他以后在中国政坛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上海历来受国际关注，浦东开发开放后更是如此。上海给了朱镕基许多出现在外国各界人士面前的机会。最为成功、最让朱镕基的形象为海外关注的是1990年3月16日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1989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决定创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它的宗旨主要是向市长提供有助于提高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加速上海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信息与建议。
据浦东史料征集办公室的资料，为开好这次会议，朱镕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邀请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1990年时，由于受“六四”风波影响，许多原定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性会议被迫取消或推迟，但上海首次市长咨询会议仍在当年3月16日顺利举行。
许多国际企业家都被朱镕基的魅力所折服，包括格林伯格。这次咨询会后，格林伯格不但没有撤资反而作出加大对华投资的决定。而且，他和朱镕基的友谊从此保持着。
1990年代以来，当中国在为加入WTO几经挫折的时候，格林伯格四处发表演讲，倡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并多方敦促政府尽快完成与中国的入世谈判。
市长咨询会议的功能当年就见效了。
1990年10月，上海召开国际金融研讨会，这是在3月份市长咨询会议上诸多国际知名企业家建议的基础上举行的。国际工商界与中国金融界人士共20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
这是国际金融界和中国金融界自“六四”风波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影响颇深。
之后，上海金融市场逐步开放并日趋活跃。
朱镕基对“外”是从不遮“丑”的，这或许有助于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早在1990年5月初，浦东开发办成立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当着众多中外记者的面谈上海投资软环境的不足。他说，这方面我们还有不够理想的地方，官僚主义，效率不高，互相扯皮。有些外国企业不愿意到上海来洽谈投资，因为我们有一个弱点，往往是“见小忘大”，对眼前的利益斤斤计较，而对长远和全局的利益考虑太少，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
浦东开发办原负责人、刚卸任的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沙麟说了一件旧事。
朱镕基的人格魅力也在出访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示。
1991年4月，朱镕基最后一次代表上海出访西欧各国28天，途中他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欧洲华人学会理事长、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曾写过一篇《朱镕基在汉堡印象记》，发表于1991年5月4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该文记录着朱镕基在海外的影响。
关愚谦写道：“不管怎样，朱镕基这次被任命为副总理，在国外的报纸上，普遍受欢迎并对他寄以很大希望，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他说话幽默，妙语连珠，但又不失分寸，甚获德国人士的赞赏。
德商俾斯麦先生(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俾斯麦的后裔)对我说：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
……“他后面的译员实际上已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他完全可以用英语和德国各界人士交谈，而在德国的所谓白领社会，用英文已是极普遍的事。
汉堡市长佛协劳博士今日显得特别殷勤，不离左右。”
……“他在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时，一点也不避开上海在开发浦东地区遇到的资金少、黄浦江河道浅等等困难，同时又提出了今后克服这些困难的信心，很有说服力。
“朱镕基还很幽默：我们欢迎德国的朋友赶快到上海去。如果你们还想看上海的落后的东西的话，赶快去，不然，五年十年以后，你们想看也看不到了(全体大笑)。”(资料支持：实习生沈晓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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