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英文:上海滩黑道传说18

三．3．01.
　　盛典刚过，1931年7月中旬，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等流域普降大雨，持续将近两月的雨水，造成17省受灾，灾民高达8000万至1亿左右。8月6日，上海市各界成立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推举许世英为主席，王震为副主席，杜月笙和虞洽卿、王晓籁、张啸林等11人为常务委员。8月17日急赈会又增设了500组劝募组，每组负责劝募1000元。杜月笙与王晓籁、张啸林等担任劝募组委员。

　　1927年之后，杜月笙开始积极追求上进，对社会工作的参与热情高涨，无论是介入工运、调解纠纷还是募集善款，都干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在赈灾募捐方面，仅1927年到1931年4年间，杜月笙就参与了对浙江水灾、陕西旱灾、东北水灾、长江水灾等灾害的赈济，其所作所为无不令人赞叹。
　　比如说1928年7月和9月，浙江先后两次遭受飓风暴雨，33县1市共七十余万人受灾。浙江成立了水灾筹赈会，聘请蒋介石、张静江、虞洽卿、王晓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64人担任筹赈委员，又在上海设立驻沪办事处，杜月笙和虞洽卿、张啸林、王晓籁等任委员。一场赈灾义演下来，据当时报纸报道，所有门票“共售券资40578元，杜委员月笙销券独多，计11235元，占全额四分之一强。”

　　到了这次的长江大水灾，杜月笙表现更为活跃，不夸张的说，所有委员里，他是最卖力的一个。当张啸林在“急赈会”全体执委会议上提议，各位有房出租的执委捐出一月租金时，杜月笙率先表态，将华德路豪宅月华坊的两月租金共6600元全部捐赠。随后成立的劝募房租委员会，他和张啸林、王晓籁、王一亭、朱子桥、许静仁、邬志豪、虞洽卿等人一起担任了特别委员。
　　杜月笙还做了个别具一格的倡议，号召各界将婚丧嫁娶所收的红包捐出来。首当其冲响应的就是黄金荣，黄老板那年64岁，生日庆典共收到贺礼50288元，经杜月笙、张啸林劝说，全部捐了出来。
　　连爱财如命的黄老板都捐了，别人更没话说。接下来像袁履登的父亲89岁寿庆所得12000元、吴瑞元母亲丧礼所得4万元、屈文六父亲丧礼所得2784元等等，也都如数捐出。
　　此外，杜月笙与钱新之、张啸林发起了一场类似于福利彩票的慈善香槟会，连同获奖者的捐款，共募得25万元，其中杜月笙个人捐了2万。他还向自己的朋友劝募，比如从韩芸根处募得52600元，从张澹如处募得5万元，杜公馆全体工作人员也捐了几千元。
　　除了募款、捐款，杜月笙还出钱购买面粉等物品，用以救济灾民。急赈会8月26日拨给汉口的1万包面粉中有5000包由杜月笙个人捐助，拨给皖南、皖中、皖北的5000包面粉全由杜月笙个人捐助。除了自己，杜月笙还动员金廷荪、钱志翔、黄振东、黄涤箴、李应生等五人各捐面粉1000包。另外，他还给江北灾民捐了棉衣5000套，外加1万元现金。
　　急赈会从成立到1932年5月24日结束使命，共募得赈款261万1771元3角8分8厘，支放260万7049元7角9分，实存4721元5角9分8厘。杜月笙的募款和个人捐款总数在53万元左右，超过整个急赈会募款总数的五分之一。

　　整个募捐过程中，最值得一书的是1931年9月14、15、16日，杜月笙联合王晓籁、张啸林，发起沪上著名京剧票友在大舞台举办的三场义演。不仅杜月笙、张啸林亲自登台表演，连杜月笙新娶的夫人、京剧名角姚玉兰也复出舞台——这是她结婚后唯一一次抛头露面。
　　前面说过，杜月笙酷爱京剧，还专门拜苗胜春为师学艺，偶尔也会登台表演。他第一次登台是1922年，在无锡荣宗敬(荣毅仁的伯父)50岁寿辰的堂会上。后来也只参加自家或朋友的堂会，以及大型慈善义演。
　　因为是海上闻人，而且一定跟慈善挂钩，通常杜月笙的公开演出，虽然票价昂贵，但也必定爆满。那会儿梅兰芳的演出，一等票价5元，而杜月笙则要10元。所以这三场演出下来，门票收入高达59500元，当然全部上缴了急赈会。而同年2月，杜月笙等邀请梅兰芳来沪义演，为河南、江西两省募捐，门票收入11386元，就远有所不如。
　　一次次的急公好义，确实极大的提升了杜月笙的公众形象。而这一场水灾，还帮助他结交了仰慕已久的大银行家陈光甫。
　　现在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再说说杜月笙的国民银行，这家银行出了点问题。
　　银行开业之初，两大巨头田鸿年、苏嘉善精诚合作，再加上方方面面都得给杜先生面子，整个业务做得都还不错。
　　不过一年之后，确切的说，是从1930年夏天开始，苏嘉善病重，不得已在家休息，不再过问公事，田鸿年毕竟背景和能力都要逊色一点，根本无力独当一面，于是危机乍现。
　　田鸿年干的一件蠢事是调款到黄金交易所投机，亏了五十多万，幸好苏嘉善底子打得好，到年终结算，整个国民银行总算还有盈余19万。田鸿年内心有愧，向杜月笙引咎辞职。
　　田鸿年是杜公馆老人，杜月笙也不好太责备他，但还是接受了他的辞职，并请来傅筱庵的公子傅品圭来接任总经理，这是1931年初的事情。

　　真正让杜月笙伤心难过的是随之而来的苏嘉善病故。作为心腹智囊及得力助手，苏嘉善的离去，在杜月笙有如曹操之失去郭嘉，有五雷轰顶般的痛。
　　苏嘉善临走前，请杜月笙帮忙替他中学即将毕业的大儿子在银行界安置个位置，杜月笙自然一诺无辞。可是当苏嘉善说明想让儿子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杜月笙不禁心里打起鼓来。但是他不能不让苏嘉善安心，只能故作轻松的回应：“闲话一句，我来办。”
　　杜月笙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这上海商业银行的老板，大名陈光甫，列名上海滩四大银行家，排名犹在钱新之之上，是金融界的顶级大腕。他的银行有个死规定，任用人员，一律公开招考，不买任何人的面子。确曾有人找他安插私人，无不被断然拒绝，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这样的事情有过几起后，陈光甫的用人制度在银行界就无人不知，连与他素无来往的杜月笙都有所耳闻。
　　苏嘉善病逝之后，杜月笙替他办了很排场的后事。出殡那天，从顶马到灵柩，送丧行列长达数百米。杜月笙那天身体有恙，但他坚持亲自执绋，一直送到终点，而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

　　不久之后，苏公子毕业了。
　　杜月笙很为难。一方面他绝对要兑现当初的承诺，另一方面他又实在想不出好的办法。他倒是有自信陈光甫一定会收下这位小朋友，怕只怕收得不够痛快，如果真是这样，那最后不管事情办得再好，别人也会说“原来杜先生办事也有不漂亮的时候！”，那这个面子丢得就大了。
　　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找杨管北来商量。杨管北是杜月笙新的智囊，未来将是苏嘉善的接班人，他的事我们以后再细说。
　　这算是找对人了。杨管北和陈光甫是同乡，并且私交不错，这样，就正好由他去做说客。结果真是不辱使命，陈光甫非常爽快，给足了杜月笙面子，破例不经考试就录用了小苏，令杜月笙心存感激。
这些都是杜氏家祠开祠之前的事情，开祠盛典过后不久，1931年7月，长江发生大水灾，陈光甫运气不好，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的一笔食盐生意，在长江里遭遇沉船，食盐见水就化，根本无法抢救，结果直接损失高达一百多万元，而市面传言就变成了几千万。几千万，这可是天文巨数，一下子就闹出了储户的信心危机。我们都知道，信心比金子宝贵，所以现在，陈光甫麻烦大了。

　　储户担心银行倒闭，争先恐后前去提款，银行门口排起的队，比北京早高峰天通苑城铁站的场景还要壮观。不过三天时间，众人就提走了二千多万，超过了总存款额的一半。眼看银行危在旦夕，而前来取款之人却是有增无减，陈光甫不由得想起50年前的胡雪岩。

　　也是在上海，50年前的胡雪岩是中国首富，旗下产业众多，其中的阜康钱庄是当时国内名列前茅的金融机构。胡雪岩几乎是一夜之间的破产，正是源起于阜康钱庄的挤兑风潮。
　　胡雪岩起家靠的除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就是浙江巡抚王有龄，而他的发展壮大异军突起，则更多的依赖于晚清名臣左宗棠。当然他和王有龄、左宗棠都是互相借重的关系，可以说没有胡雪岩早年的慧眼识珠，就没有王有龄日后的飞黄腾达；而没有胡雪岩不遗余力的经济支持，左宗棠这个宰相断然不可能那么有底气的嚣张。
　　然而事情也坏在了这里。左宗棠和另一个宰相李鸿章极不对付，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李鸿章誓要打击左宗棠，自然要从剪除其羽翼着手，首当其冲选定的就是胡雪岩。

　　整治胡雪岩，李鸿章罕见的动用了手下两员最能干的心腹大将：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他的后人我们已有所交代——在幕后策应，上海道邵友濂——他的后人，本书也将提及——在台前冲锋。先说说这个道，是道台的意思，道台大体上是四品官，按现在的官称找不到相对应的职位，应该是介于市长和省长之间的一方首长或项目特任首长，权力之大，足够造福一方，也足够祸害一方。
　　两大高手齐出招，自然不同凡响，先是邵友濂利用职权耍流氓，强行冻结了胡雪岩一大笔资金，然后静观其变。也该胡雪岩倒霉，那段时间他正和老外对赌生丝行情，老胡做多老外做空，老胡损失异常惨重眼看就要支持不住，这时盛宣怀和邵友濂阴招险招无所不用其极，招招齐奔胡雪岩财富帝国的心脏阜康钱庄，其结果就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般的挤兑风潮，只几天功夫，上海阜康总部及全国各地几十家分号通通黯然倒闭，胡雪岩其它所有事业随之瞬间崩溃。只剩下一个药店胡庆余堂，因为属于公益事业的性质而未被查封，但也不再属于他。

　　上海商业银行的遭遇倒是和政治无关，但任何挤兑风潮的后果都是一样的严重。虽然有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倾力相助，一车车的大洋运过来，无奈提款者实在太多，再多的钱似乎也是杯水车薪。陈光甫万般无奈，只好跟同业相商，从各家银行借一些钱来充门面。于是一卡车一卡车的银元美元日元被拉到商业银行，到深夜再原封不动送回去，借以稳定储户的情绪和信心。但是提款的队伍依然人潮汹涌，局面丝毫未见好转。

　　走投无路之下，陈光甫想到了杜月笙。于是托杨管北出面求援。“我想除了杜先生，怕是再没有人帮得上忙了。”
　　杜月笙正愁不知道怎么还陈光甫的人情呢，况且这也是在金融界扬名立威的绝好机会，如何肯轻易放过？遂当即叫来万墨林，吩咐道：“你挨个打电话，把烟赌两档上体面点的朋友，通通给我请过来。”
　　杜月笙有一个习惯，和电影《教父》里的柯里昂教父类似，就是从不拨打电话。他的电话，都是万墨林伺候。万墨林是个怪才，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记忆力惊人，尤其擅长记电话号码，杜月笙所有来往的几百个号码，全在他脑子里，绝不出错——当然那个年代的电话号码也短，相对好记一些。
　　杜先生招呼，谁敢怠慢？加上那会儿不堵车，所以没多久人就到齐了。杜月笙开门见山：“明天9点银行开门前，各位可以凑齐多少现款？都报个数上来。”
　　挨个报数，最后一个刚一报完，万墨林居然就算出来了：“一共是200万。”
　　“很好。”杜月笙开始布置任务：“明天9点，请大家务必准时送到上海商业银行，存进去。”
　　众人散去，杜月笙再交待万墨林打电话给国民银行，要求备好100万现金，明早跟着自己的车走，送到商业银行去。
　　想了想还是怕不保险，便又让万墨林通知相熟的工商界人士，通知大家明早8点到杜公馆来，当然不是共进早餐，而是共商大事。
　　早8点，客厅里熙熙攘攘，众星云集人已到齐。时间有限，杜月笙的发言越发言简意赅，总而言之就是解释上海商业银行的这一单食盐生意损失没那么大，要求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并且，应该给陈光甫捧捧场。怎么捧呢？“请各位老兄帮帮忙，从今天起，凡是上海商业银行的存户，不要再参与挤兑，最好还能再存点进去。没有开户的，现在就跟我去开个户头，把手头能调动得开的现款，全部存进去。”

　　一切交代清楚，安排妥当后，杜月笙带着随从，驱车直奔商业银行，后面紧跟着两辆汽车，装的是国民银行拿来的100万现金。
　　将要到9点的时候，上海商业银行门口，等待取钱的储户早已排成了几条长龙。杜月笙故意让他的黑色雪佛兰开到队伍最前面停下，他的车牌号“7777”上海滩尽人皆知，人们一看杜月笙来了，只当也是来提款的，排前面的就直叹晦气，“丫挺的肯定得加塞。”
　　没想到杜月笙下得车来，径直往银行大门走去，后面跟着七八个随从，个个手里都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银行保安早已推出了一条路，待杜月笙走近，银行大门豁然打开，配合得跟中超联赛的假球黑哨一般默契。
　　不一会儿，银行职员喜形于色奔出大门， 贴出大红喜报：杜先生存进100万元。
　　杜月笙名头实在过于响亮，这一举动瞬间就动摇了不少人的排队热情。正在此时，各种各样的小汽车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土行、赌场的老板们，或亲自赶到，或差人代劳，但见一提箱一提箱、一麻袋一麻袋的直往银行里运，装的赫然全是现大洋。

　　紧接着工商界的代表们也都带着钱陆陆续续赶到，大红喜报也一张接一张的贴了出来。这下几条长龙一下子就都散了，排在后面的人走了大半，剩下的当然还很多，但很少有人再排队，反而是看热闹的居多。大家都知道，摆明了这是杜先生要帮忙，杜月笙的影响力没有人会怀疑，尤其现在不仅上海滩的烟赌圈子、就连工商界都动员起来了，那这商业银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一场绝大的风波，就此烟消云散，陈光甫对杜月笙，唯有至诚的感激。
　　本节后记：
　　1934年，杜月笙斥资156万元在当时最繁华的爱多亚路建起一幢大楼，命名为“中汇大厦”， 作为自己银行的写字楼，国民银行就此更名为中汇银行。
　　中汇银行开张那天，盛况不必细说，反正比国民银行开张时更加气派更加热闹。同业间送来的堆花，相对于惯例，则数额更大，期限更长。最引人注目的是陈光甫，他以上海商业银行的名义存入50万两白银，时间不是惯例的3天，而是整整一年，且利息分文不收。
　　这之后，杜月笙在银行界就混得风生水起了。不久即当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银行公会理事，并应邀出任二十多家银行、信托公司的董事、监事，成为上海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