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见希特勒 豆瓣: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2

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2 作者：杨奎松

来源：《二十一世纪》 　四、关于1927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呼吁发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帐单上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已经达到了1.2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和青年国际还有单独的预算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青年团组织。但是，随着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开始，中共组织的发展和工作推进的需要，变得更加迅速和难以预测了。于是不仅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要向中共提供工运费和青运费，农民国际和济难国际[33]也一度开始专项提供农运费和济难费。再加上军事工作的全面展开，联共(布)还不得不委托苏联军事当局设法提供兵运费。而为应付频繁出现的意外事件，共产国际还通过专项拨款给在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一笔特别费。进入到1927年以后，随着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举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后中共转入地下并在全国范围进行武装暴动，大小事件频繁演出，整个经费援助的情况自然也就成了一笔糊涂帐。

　　下面仅据已有的资料说明共产国际为几次重大事件提供资金的情况：

　　(1)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据上海区委检讨第二次(2月22日)武装暴动的情况时谈到，此次暴动经费约支出2470元，实际花掉1789元，余671元。据特委会报告称，为第二次武装暴动，曾准备用3000元活动海军，仅花掉1000元。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据上海区委报告，曾向俄国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国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国民党人提出援款要求，国民党人则同意给罢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万元。

　　(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93号秘密会议决定，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名义，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款项中，给上海工会理事会汇10万卢布，以便上海工会理事会将这笔款项用于救济南京事件中的中国受害者。

　　(3)开办党校。经莫斯科批准，决定在汉口办党校，开办费4.97万元，月费预算为1.42万元。

　　(4)湖南农运。7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3.95万元。

　　(5)转入地下。8月9日，鉴于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要单独租房居住，不可两人同住，以免发生危险。国际代表为此拨款1000元。

　　(6)秋收暴动。8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并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秋收暴动预算“至多不可超过沪钞一万元。”

　　(7)建立军队。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组织南昌暴动，然后南下占领广东汕头，接运苏联武器，以便装备一个军的提议。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伦送款30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帐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

　　(8)为将已经送去库伦的41名接受过军事或政治工作训练的中国学生送往广东，加强南昌暴动部队的骨干队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把他们送回国去拨款4000美元。

　　(9)京汉粤汉铁路罢工。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并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由林育南带去给岳州以南至安源的罢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汉口)的罢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济。初步计划：平均一个工人6元，坚持一个月。

　　(10)北方暴动。10月，共产国际代表未经中央同志，单独汇给北方局3000美元用于组织暴动，后又寄出4500美元。

　　(11)紧急会议。11月，为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预算。

　　(12)广州暴动。据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报告称，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总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为广州暴动用去了近10万元。[34]

　　除上述重要事件的专项拨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经费援助情况亦可扼要列举如下：

　　(1)5月26日，青年团中央书记报告称：共产国际原定每年2.4万元的预算已取消，青年共产国际决定每三个月提供经费7000元。中共中央书记报告称：党的预算，连同特别费，只能有1.5万元。

　　(2)5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05号秘密会议决定，每月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1000美元用于在帮助中国同志组织军事工作.

　　(3)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号秘密会议决定致电鲍罗廷、陈独秀等，说明已给通过领事馆武汉政府寄去200万卢布，但强调说：这笔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队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必须了解实际上为此在做什么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将按确定的贷款数额(进一步)寄出经费。”

　　(4)8月，鉴于国共关系破裂，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复开会讨论以后的预算问题。从最初提出总的预算每月8.2万元，后减至4万到5万元，强调一定要细细地与共产国际代表核算。同时也要求党员要自己谋生活，组织部要切实收党费。据组织部长报告称，自筹党费估计或可有3000元。

　　(5)9月6日，共产国际为中共拨款17128美元。

　　(6)9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报告，已与济难国际代表商定：济难国际每月提供两湖地区1500元，江苏2000元，广东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转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应请济难国际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济难国际1928年初为1927年后3个月实际拨款1.9万美元。

　　(7)11月17日，因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涉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党费月预算仍维持1.2万元，中央7000，各省5000，工运费和特别费单列。

　　(8)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预算为5.5万元。但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涉谈判未果。

　　(9)除非正常性开支外，共产国际在1927年预算内的拨款总数为187674元。[35]

　　由上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

　　(1)1927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费一项，每月平均当不超过1.2万元。连同特别费，中共中央每月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到的款项平均在1.5万元左右。但加上济难费等，特别是到8月以后，每月经共产国际联络局提供给中共的费用，平均应在2万元左右。

　　(2)1927年几乎整整一年中国革命的急剧动荡，造成了共产国际临时性开支大幅增长，中共依照正常预算开支也全无可能，再加上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济难国际、农民国际，以及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等相继介入，因此这一阶段的财政收支已难有确切的统计。

　　(3)由于这一年重大事件频出，受难者众多，故济难国际的援助力度极大，且已形成定期拨款。

　　(4)自8月以后，因国共关系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艰危，并成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唯一援助对象，因此，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经费援助的要求也明显提高，以致与掌控金钱的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发生意见分歧。为此，双方均对现状表示强烈不满。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批评说：“他们不相信中国党”，“管钱管得非常糟”。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经费，中共中央应有权自己进行分配，而不应采取交给共产国际代表掌握，中共中央反而要向其申请批准这种作法。共产国际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个懂财务的人来担任会计。但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却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作法。他在给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好，由于共产国际的拨款不是从一个渠道进行的，因此在中共党内造成了极不健康的现象。“迄今为止，党通过国际联络局每月收到大约2万墨西哥元，但这项预算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中央以各种理由请求我们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拨给或多或少的款项。而且几乎为每件小事都提出请求。什么样的要求没有提出啊!只是建议散发个传单或宣言，需要调人到某地去，中央派个书记到省里去，就连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会立即向我们提出拨给追加经费的要求。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结果，“所有从地方上来的同志都要举行报告会，以款待俄国同志。例如，如果俄国同志对暴动特别感兴趣，那么在每次报告会中都会十分详细地叙述暴动的准备情况，几乎所有报告都千篇一律地这样做。如果对必须立即举行暴动的情绪已经消失，而方针是进行组织工作，那么所有同志就立即开始叙述他们省里这方面工作的前景。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同上海省委书记邓中夏)的事务性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还开始滥用感情，每天跑来要求经费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狱，歇斯底里地责备我们，说我们为救援这些同志没有做任何事。”[36]

　　(5)共产国际方面的拨款仍旧存在着严重不足和拖欠的现象，对危机中的中国革命影响甚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对救助激进工人的态度有所不同，中共中央没有任何资金可以救助那些因为投身中共的事业而失业的人员，不得不从自己的预算中拨款，而共产国际代表相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拒绝为此增加预算;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动往往难以迅速反应，做事拖拉。对此，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即曾表示过很强烈的不满。他在给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为什么你们一次也不给我寄来薪水?光靠空气是难以为生的，只好东借西凑靠别人恩施。总之，钱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地混乱：昨天和前天我们才收到一部分钱，这是四个多月来第一次。你们自己可以想象，没有钱会对团的立生什么影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尽可能地借着、拖着。各省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得到一个戈比，有些团委简直是四处散逃，大概是因为饥荒”吧。[37]即使是主持对中共拨款并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明确认为：“现在给中共的预算，即大约2万墨西哥元是不够的。如果考虑到困难的工作条件，党所担负的诸多职能，如在农民中、工会和军事组织中的工作，以及必须建立经常的联系，路途又很遥远等等，那么党用这些钱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我建议拨给党的总预算为3.5万墨西哥元。应该责成它放弃任何慈善活动，通过国际工人阶级声援的办法帮助它来做这件事(指救助失业人员-引者注)。责成它按时给五个大省-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和北方省委各3000墨西哥元。责成它拨给其他省各500墨西哥元，最后责成各地将全部预算的2/3用于报刊。责成党为工人和农民出版一份通俗的报纸。”“如果党同意这些条件，那么预算必须增加到3.5万元。”[38]
五、关于1928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来自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要求追加经费的呼吁，共产国际有没有在1928年的预算中做出反应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给其在中国的代表的两封信里一探究竟。

　　在4月3日的信里，他说明了共产国际上半年向中共、日共和朝共拨款的情况。在谈到对中共的拨款时，他提到：第一季度应拨给他们25641美元;第二季度每月拨给他们12820美元。同时拨给中国共青团7692美元作为整个上半年的经费，而青年共产国际亦资助给中国共青团10256美元。[39]在这里，给中共的拨款头两个季度合计应为38461美元，平均每个月约为6410美元。给共青团头两个季度的经费合计为17948美元，平均每个月约为2991美元。

　　在8月10日的信里，他说明了共产国际下半年给中共、日共、朝共拨款的情况。具体到给中共的拨款是：下半年经费128205美元;给中国共青团第三季度3653美元、第四季度3666美元，及支援款5128美元。同时依照商量好的预算，以济难国际的名义拨给中国党上半年的经费2.73万美元，拨给广州专款8000美元，拨给广东和汉口专款各1000美元。[40]给中共的拨款平均到每个月，应为21367.5美元;给共青团的拨款平均到每个月应为2074.5美元。而从另一则文献中可知，1928年度济难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济难费，上半年每月为6000美元，7-10月每月为9000美元，合计为7.2万美元，加上通过在国际上开展募捐运动所募集到的5.9万美元，仅济难国际提供的经费在头10个月就达到了13.1万美元。[41]

　　注意到这时美元兑中国元的比价约为50：100，可知中共上半年每月可得经费1.28万中国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4.27万中国元左右;共青团上半年每月可得经费5892中国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约为4145元。

　　192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共产国际拨款数量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显然与中共中央的反复要求和新一届代表大会的召开有关。已知5月和6月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代表曾几度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强烈呼吁给予援助，并提交了新的预算。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经费不足，才导致近半年来党的许多负责同志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枪杀。因为就连党中央委员每月也只能得到27元，不仅不能有效地掩护自己，更无法在被捕后实施救援行动。[42]由于中共中央这时提出的经费预算过于庞大，超出共产国际联络局权力所及，因此共产国际的反应只是迅速与济难国际和联共(布)政治局协商，然后通知其驻中国代表，准备再为中国党拨款14000美元，并由苏军参谋部第四局另拨35000美元，用于救济项目。[43]然后，把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那个雄心勃勃的预算送给了斯大林去决定。

　　中共中央新的预算大致分为5个项目，各省的费用、中央的费用、工运费、济难费和特别费。它提出，共产国际从8月起，每个月应当提供的工作经费应为10.4万元，另外应为5月和6月追加每月3万元的经费，为7月追加5.7万元的经费。另外，苏军参谋部还应为中共提供军事工作经费每月3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应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工运费每月2.3万元;济难国际应为受难的中国同志提供济难费每月5.38万元;青年共产国际应为中国共青团提供团费每月2万元;农民国际应为中国农民运动提供农运费每月1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为中共准备的预算总额为20万卢布，折合中国元约等于22万元，上半年已拨出12.5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度总预算中尚未分配的经费，也只剩有12.5万元。然而，仅中共中央要求的党费一项，连同5、6、7三个月的追加经费，就已经达到63.7万元。若再加上预算中要求的军事工作经费、工运费、济难费、团费和农运费等，总共需要195.8万元。中共中央还要求另外提供一笔100万元的基金，以备紧急时可以动用。这样的数字显然让共产国际无法接受。皮亚特尼茨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共拿县数乘上要给县委拨出的一定的钱数，就得出需要给省委拨出的钱数。但却没有说明：“有没有县委?县委需不需要钱?”他们提出有4600名被监禁者，每人每月要援助3元，共1.38万元;有1万个家庭需要救济，每个家庭4元，共4万元，合计每月需要5.38万元。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所有被监禁者，所有家庭是否都需要救济?能否可以不给救济?”他指出：“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款项。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他们的预算不作详细讨论，是不能给他们拨款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党的钱越多，它们就越不想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而在这个报告中所表明的倾向是：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44]

　　斯大林并没有轻易地否定中共中央的新预算。为准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供了大约10万卢布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6月14日一次拨出9万卢布给中共用于应急。共产国际因此电告中共中央称：3个月内可增加党费9万元，约合4。6万美元，济难费3个月也可增加1。2万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以便确定对中共中央所提预算的态度。[45]委员会研究的结果，最终同意为中共增加下半年的预算，比较上半年拨款12.5万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给中共的经费可增至34万卢布。[46]折合中国元，平均每月已超过6万元。

　　共产国际在这一年里也曾有过大规模援助中共的设想，但未能实现。这就是4月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给总书记处布哈林的建议。以米夫的名义提出的这个建议主张，由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在南方创立革命根据地，争取建立由领导同志参加的军事政治中心。“中心的任务是：1、随着游击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扩大正规的红军;2、坚决实施土地纲领;3、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4、首先在毗邻地区开展农民运动;5、在附近的工人中心地区建立联系和加强工作。”为此，它提议要求苏联军事部门：“(1)将今年苏联军校毕业的20到30名共产党员立即派往中国革命部队活动的地区。规定每个小组都要掌握各种武器的专家。(2)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的地区。(3)拨给100万中国元由中共中央用来进行上述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4)尽快派军事顾问去中国。(5)争取与上述地区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无线电器材。”[47]这一计划显然未能具体实施，除了派遣军校学生和通讯专业的学生回国，以及由苏军参谋部派出军事人员前往上海就近指导的设想很快落实了以外，拨款百万以及输送军事装备的工作显然都没有成为事实。

　　六、关于1929-1931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1928年下半年的预算没有能够在1929年得到继续。由于联共(布)成立了预算委员会，对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进行反复审核的结果，是决定要适度削减给中共的经费。决定：“拨给205128美元，扣留百分之三用于党在这里的开支和东方出版社方面可能的支出……剩198974美元，可以分四次拨出(每三个月拨一次)。”对中国共青团1929年度预算的决定是：“每季度正式预算4120美元，一年16408美元。此外，还将有援助款项，第一季度可以给援助款5128美元，以下季度的援助款额另告。”[48]由此可知中共1929年每月得款应为16581美元，以1929年的最高兑换价，应可折合中国元约为3.68万元;共青团每月得款约为3080美元，折合中国元约为6844元。比较1928年下半年平均月预算6万元的水平，这个数字无疑对中共的触动极大。

　　还在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得知了共产国际决定削减自己经费到每月3.3万元的消息。12月26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称：中共经常费每月6万绝不能减少，且应提供兵运费每月2.4万元，特别费年预算也应达到100万元。[49]当然，中共中央也注意到自身的问题，开始严格进行征收党费的工作，要求每月收入20元以下者要交5个铜币，30元以下者交2角钱，60元以下者交3角钱，100元以下者交5角钱，收入在100元以上者要特别征收。同时则检讨过去经常不照预算开支，导致亏空现象严重的问题，决定今后严格照新预算开支，各省1.9万元不变，宣传部由2300元压缩为2000元，特科由3600元压缩为3000元，给共青团的补贴减少到1000元，交通费保持4000元，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领导人的生活费均减少2元，原有的娘姨费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但无论怎样节约开支，党的经费仍然存在很大的空缺。新任总书记向忠发不能不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乃至斯大林本人发出呼吁。他一方面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们收到了关于削减我们预算每月达33000中国货币单位的电报。考虑到中国的条件要求有更大一笔款项，我们打算再次申明我们的理由，请求增加预算。”另一方面则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斯大林，明确提出：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遍布整个中国，我们的处境异常艰难。六大之前工作人员的损失已经相当严重，六大之后被杀被捕的人数更大大增加，六大新中央开始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其组成人员就有三分之一多被杀被捕。最近两个月，包括满洲、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总共21个省的省委被国民党摧毁，一些省委的全部工作人员都遭到杀害。基层党组织的情况自然更加糟糕。任何群众性斗争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激进群众被开除或辞退，在失业现象极其普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在群众中建立和巩固党组织的影响。而在国民党力量有所加强的地区，农村苏维埃也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久经考验的军事工作人员陷入绝境，而党又难以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所有这一切，重建党的组织、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建立党的影响、帮助农村中被打散的军事人员、派人到军队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乃至于为了预防万一而设立储备金，都需要共产国际在财政上给予大力的援助。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却突然减少了我们的预算。“在过去的月份里我们竭力节省开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生活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克服财政上的困难。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那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了，我们在党内的基础会更加薄弱。”据此，中共中央恳请斯大林“理解我们的这些困难，并向我们提供我们所要求的援助。我们希望您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恢复我们最初的预算，此外，根据那个预算，您还可以拨给专项经费。这些专项经费的作用主要在于恢复国内被摧毁的党组织和恢复在农村失去的地位。为此中央必须拥有军事干部，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无法解决专项经费问题，那我们请求您将此问题提交联共(布)中央讨论，以期它能在我们处于绝境时给我们以帮助。”[50]

　　中共中央的要求并没有很快地得到反应。共产国际联络局的代表明确认为由于在拨款的操作上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中共中央对1928年下半年预算的增加产生了误解。他们报告称：审核中共1928年收支情况的结果证实，负责具体拨款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拨给中共的款项要比应该拨给他们的多。共拨出了15500美元(我们已经注意到，寄去救急的46000美元他按月拨给了他们。因此1928年最后四个月他每月拨给他们68000墨西哥元)。很可能由于这种情况，中国同志给斯大林写了充满绝望的信。信的副本送给了我们。他们认为，与去年相比，他们的经费几乎削减了一半，(现在每月拨给他们约33000墨西哥元)。相差确实几乎一半”。但是，他们多半是把按月拨给他们的那用于救急的46000美元连同定期拨款的数额算在一起，当成是正常拨款了。当然，他们也承认，济难国际1929年拨给中共中央的款项比应拨给他们的少了一半，这对中共中央也产生了压力。因为几乎每个党多余的钱大都是从济难国际的钱里挪用的。[51]

　　但很明显，凡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都不会认为1929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是合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雷利斯基就坦言：他不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要削减中共的经费。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他们的经费是不足的。他们有18个省，走一趟要花很多钱。他们有红军。他们出版4个机关刊物，印制大量传单。我们不讲应由谁提供资金，他们应该弄到自己的经费，但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钱就会影响工作的开展。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到会减少他们的预算。这对工作会有影响。他们有300名党的工作人员，但这些人拿到预算的很少比例，减少编制不会有什么好处。中国人的住房条件不允许在党员家里举行会议，为此需要有专门的房子，而这需要大量的钱。国民党在按照奸细工作的常规搞暗中破坏活动。国民党学生得到指示，要潜入我们的组织。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党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52]

　　雷利斯基的质疑不仅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理解，直接参加预算委员会，并负责联络局的皮亚特尼茨基反而明确告诫雷利斯基不要干预经费问题。然而，眼看中共的经费不仅得不到增加，而且还因为货币贬值在进一步减少，特别是注意到共产国际联络局的代表为控制中共的开支，竟将每月的经费分成10次，即3天一次小额付给，雷利斯基忍不住还要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道：尽管指示我不应干预经费问题，“但我仍认为有义务提及这一问题。现在在当地那里只付给中国同志3.3万元。过去付这3.3万时美元比价为2.2元，而现在付这笔款项时美元比价已为2.8元(2月)，换句话说，党的预算由于货币贬值削减了近30%。”如果说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削减了，而且还故意要每隔几天发放一次，这已经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损失，那么济难国际经费不能按时到达，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济难国际在1929年头三个月几乎没有送来一个戈比。4月之后经过长时间交涉，到后来也只收到了几千元。8月份以后济难国际答应寄来1.8万元，结果一直拖到11月。11月又借口中国的济难会还有3万元储备，只给了它6000元，12月只给了3000元，1930年1月也只给了3000元，2月负责拨款的代表干脆告诉中国同志说没有收到济难国际的钱。“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经费时断时续，影响到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代表团已多次给你们写过信。我认为除了安排好这个问题外，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整个预算问题。党的各方面工作都在扩大，党正在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可能性……，开办党校，巡视员经费外出-这一切都要求增加党的预算。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仿照西方(波兰)党的例子，(应)同时拨给党用于不同用途的专项补助。”[53]

　　进入到1930年，随着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共产国际开始有了新的借口。他们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设法从红色区域通过打土豪等办法，去获得经费。并且因为自身经济上的问题，通知中共中央5、6两个月将停发经费。这种情况不能不进一步引起中共中央的强烈不满。这个时候，因为共产国际给款始终存在拖欠现象，中共中央已经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5月16日，它甚至通过江西省委密告红四军前委，提出：“望你们万分注意的一件事，中央经费目前断绝来源，正在向前发属省全国革命非常紧张的，全党工作将受经费之影响。中央目前已无存余，万望你们立刻竭尽所有所有的方法，迅速解款到中央。目前一次最低五万元，以维系全国工作上之需要。你们要同群众作广大的鼓动与宣传，引起群众认识共产，拥护共产党，自动向党捐助。当然，经过党团的活动，同时要极力节省你们的开支。经常解款到中央至急。”[1]

　　因此，它在得知莫斯科的决定后，不能不在5月18日再度直接写信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申诉。

　　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他们写道：“中共中央请你们注意经费问题方面的以下事实：1、到4月底一直没有支付给我们6.3万墨西哥元，[54]而5月份我们迄今尚未收到应领的半个月的经费。2、每次拨款都延误，而已拨给的经费中央也无法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因为这些经费大都以很小的数额一点点地拨来。3、共产国际批准给我们创办报刊的经费，我们迄今分文未收到。但印刷厂无法推迟创办，我们只得把作为其他用途的钱拿来办印刷厂，这自然又使其他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我们的工作因此大受影响。由于经费困难，已处于危险之中的机关搬迁，联络员出差，给各省组织的经费，救援被捕人员等等，都不能及时进行。这使工作困难重重。尽管半年来中央多方努力，这里负责经费问题的同志仍未取得任何改善。不久前获悉共产国际5月和6月根本不给经费，因此这里的同志不得不自己设法找钱。如果这里偶尔能找到一些办法，那根据经验来看，这只会使本来就一再延误的拨款工作变得更糟。目前革命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国内工作，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工作恰恰要求经费上的支持。在白色恐怖反攻的条件下用钱营救被捕者比以前更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多的款项延迟拨付，在最重要的关头也会造成巨大的政治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真关注这一问题。”[55]

　　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他们在重申了经费不及时、不到位、小额拨付无法分配，以及金价上扬，继续照跌价后的墨西哥元付款，月收入与预算相比减少30%等情况之后，明确告诉斯大林：不能指望来自苏区的帮助，因为红色区域提供的支持不仅不经常，而且根本不能满足工作的迫切需要。[56]

　　1930年夏，斯大林确定了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方针，要求中共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为此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显然，要落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这种情况促使他重新关心起中共的经费问题来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8月间分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保证经费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压力，皮亚特尼茨基明确承诺：“今年共产国际驻上海全权代表将给中共支付一切旧债，从4月份起中共每月将领到金币。”周恩来提出应把款直接汇给中共中央，皮亚特尼茨基则表示：“我负责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中共，我向您保证，在你抵达之前中共将及时收到按照黄金比价折算的所有现款。如果没有办到，你可以致电莫洛托夫同志，而且我是当着奥斯廷[57]同志的面说这个话的。”斯大林也对周恩来许诺说：“今后你们应按黄金比价收到经费。”

　　然而事实上，当周恩来于8月下旬回到上海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周回国后马上就向共产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说明了上述情况，没想到马克斯告诉周说：经费没有给够，这是事实。但共产国际的经费很大程度上要靠将仓库里的货物变卖出去换取现金才能支付，而现在仓库里积压着价值14万美元的货物卖不出去，自然不能很快支付中共的经费。周恩来难以理解共产国际经费变成商品的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斯设法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斯答复称：“如果共产国际每个月都寄给我新的经费，即固定的月津贴，那么我就可以支付旧的欠款。”但随后中共中央很快就了解到，要指望马克斯把库存的货物卖掉来付清拖欠的经费，短期内完全没有指望，况且共产国际即使给马克斯寄来了经费，他也出于生意上的需要没有照约定拿它来如数支付给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此不能不再度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进行投诉。它在信中告诉他们称：从2月份到9月份，共产国际一共少支付给中共17.97万墨西哥元。10月份共产国际寄来2万美元，马克斯却只支付给中共中央不到1万美元。鉴于周恩来回国，肩负斯大林要求中共中央加强苏区工作和将大批为苏区起草的文件送达苏区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明确说明：“由于经费困难，我们无法与苏区保持联系，我们无法建立一系列联络机关，甚至不能派人前往这些地区。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文件仍然放在中央。”不仅如此，由于经费困难，我们失去了派人到军阀部队做瓦解敌人工作的许多机会;由于缺少经费，我们甚至不能转移我们受到破坏威胁的组织，不得不把它们仍然留在原地;由于缺少经费，中央印刷所遭到破坏后，我们再没有钱来建立印刷所，报纸已找不到固定的印刷所印刷;由于缺少经费，我们与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不仅如此，即使是为维持现有的工作规模，“中国共产党每月的开支早已超过了1.5万美元。最近两个月实际上我们已经支出了6万多中国元(大约等于2万美元)。因此我们已经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借了22693中国元。我们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借了7630中国元。我们为日报就花掉经费25576中国元。此外，我们还向各省委支付日常的经费58648中国元。这个月的状况简直无法忍受，各省委都致电致函来要求提供经费。我们都回答说，没有经费。”“我们恳请共产国际立即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并电告我们。再说一遍，先要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拖欠的旧款。然后每个月再给我们补1万美元，记在我们没有收够的经费帐目下(总共拖欠的旧款等于179700中国元，即52800美元)。此外，我们请求每月给我们按时寄1.5万美元，作为固定的资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度过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最困难时期。”[58]

　　中共中央的这些抱怨，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深表同情。它于10月下旬接连致信皮亚特尼茨基指责马克斯，称：“财政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造成了党、共青团、甚至工会整个工作的混乱”，甚至使远东局的工作也处于瘫痪状态。周恩来-这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如今也变得焦燥不安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们在这里自作聪明持说：请出版报纸、呼吁书，请派人到苏区去，请组织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用来招待来上海办事的人。我们失去了许多人(如在汉口的军事工作者)，只是因为没有钱租用住宅”!十分明显，远东局强烈地批评说：“中国的政治局，由于不能按期收到经费，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收到和能收到多少，就到处奔波，开始向私人借债，最后为了党的需要经常要花工会的钱。政治局的一些优秀的委员不去做政治工作，却花费整天整晚的时间咒骂我们，并为了党的某种需要而到处找门路去弄几个美元。我们认为，在这里向您重复中国同志的一切理由都是多余的，我们只向您提出请求：为了中国运动的利益请解决资金问题。马克斯是不会支付的，也不要指望从他那里挤出钱来。请派一个工作小组来，它会向您讲述马克斯那里的真实情况。”[59]

　　因为不能按照预算支付经费而使斯大林向苏区和红军大量派遣工作人员的工作受到阻碍的情况，就连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前往上海就近帮助制定联络和指导苏区与红军办法的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以盖利斯为首的这个小组到达上海，并进行了数周的工作后，就直截了当地致电第四局负责人别尔津要求汇款。盖利斯指出：“党的财政状况非常严峻。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的预算不能保证完成现有任务。”要想指望红军把苏区里面一些值钱的物品拿来变成现金，在目前的条件下几乎行不通。党现在比任何时间都更需要钱。因为党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量的资金，培训人员和派遣他们去苏区是绝对办不到的。“在党现有资金的情况下，只能偶尔派遣个别一些工作人员，根本谈不上派遣大批工人。派遣一名工作人员需要花费200到240墨西哥元，用于购买食品、车票等花销。”现在必须要花钱来“建立通往苏区的固定路线、向苏区派遣人员、寄发指示等。在这方面迄今为止都以手工作业方式进行工作。人员派去了，但是在他们出发后，谁都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中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在路上耽搁好几个月，而到达的人员也无法报告什么。在护送站没有建立固定的路线之前，军队的工人化、指导人员的派遣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中央没有钱，周恩来特别请求我向你(他不认识你)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他们以帮助。我们局认为有必要帮助他们，因为中国人的经费状况的确不好。他们不能经常收到从共产国际方面寄来的钱，而开支却很大。举例说吧，印刷所被捣毁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印刷所需要1万墨西哥元(3000美元)。刘云牺牲了，主要是他没有钱租用住宅。”在目前的情况下，“当一切势力为了消灭我们而动员起来围剿党和苏区的时候，应该通过发放一次性补助金的办法去帮助中国人。”为了瓦解军阀部队、建立固定的路线和联系、向苏区派遣人员等目的，至少应当汇来10万美元作为一次性补助金。[60]

　　得知这种情况后，斯大林显然对皮亚特尼茨基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这导致皮亚特尼茨基不得不找其下属算帐。在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的申诉信后，他马上写信给在中国上海长期负责为此拨款的马克斯，指责他自作主张地将钱投入了企业，没有按照市场的比价向中共支付金美元，等等。这位代表也非常委屈，他抱怨说：他在中国工作了3年之久，从未听到过皮亚特尼茨基提出什么意见，这意味着他过去的工作没有问题。而把大部分的款项变成商品运到上海来，争取将本来是用于掩护的假公司确实变成一个企业，也是皮亚特尼茨基同意的。至于没有能够按照预算支付给中共经费，多半也是因为莫斯科寄来的钱不够，且明令其“每月支付1万金美元，并把整个款额压缩到10万金美元”，并非他个人的作为。但无论如何，马克斯还是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由于他和联络局之间就整个公司的运转问题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上的记录，他自知自己将会成为这种局面的牺牲品。[61]

　　马克斯被调离之后，中共得到共产国际的拨款变得顺利多了。尽管共产国际依旧没有增加对中共的经费，仍旧是每个月1.5万美元，但再不用墨西哥元付款了，中共中央也用不着几天一次跑去领取那些小额现金支票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的整个上半年。在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的自供状中，他的供词也清楚地记述了共产国际经费没有变动的这种情况。他写道：“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美金，(相当于)中国五六万元。”[62]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由于经费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已经几乎见不到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整个中共的工作重心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已经发生了转移，即60%以上的干部和工人骨干被派到苏区和红军中去了。再加上罗章龙等工会干部另立中央，中共发生严重分裂，其城市工作自然大为收缩，机构和人员都大幅减少，所需各种经费自然也就相应减少了。第二是与苏区和红军的联络线在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的指导下建立起来之后，苏区与中央之间的联络开始变得畅通起来，结果中共中央很快就从红军那里得到了几十万银元。[63]这意味着，中共不再完全指望从共产国际那里取得经费支持了。随着1931-1932年间中共中央机关接连遭到破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被迫分别离开上海前往苏区或莫斯科，中共中央最终甚至完全迁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固定的经费支持也就逐渐地中止了。当然，依据现有的零星的史料记载，至少到1932年底前后，莫斯科仍旧在以每月7万元左右的标准向中共中央提供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