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乒联博物馆:建国初期六大中央局

东北局

1、1945年9月，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控制东北的决心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的工作。到1945年12月，全国各解放区调往东北的部队达10．7万多人，干部约2万人，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0人(含4名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力量。在9月15日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并且第二天就电告各大解放区。

　　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为进一步推动东北的工作，给东北局发出指示，重申了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要求东北局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6月16日，中共中央为加强东北工作的领导，发出了关于东北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决定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由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7月3日至11日，改组后的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当时北满根据地的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和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共19人，以及部分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

　　1945年11月至1946年3月，东北局由沈阳迁往本溪，这段时间，完成了我党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转变；形成了发展4大根据地思路；组建了4大军区；组建了3纵、4纵两大主力纵队。

　　2、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全国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分别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东北局成立1953年的高饶事件直接导致了大区制的撤销。有“东北王”之称的高岗和掌握着华东区党政军大权的饶漱石，从1953年下半年起利用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的时机，进行一系列篡党夺权阴谋活动。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高饶的阴谋提出了严重警告。1954年2月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高、饶受到了严厉批评。1954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各大区行政委员会随同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销。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任第二书记，马明方同志任第三书记，黄火青、吴德、黄欧东、陈锡联同志任书记，喻屏、强晓初同志任候补书记。东北局成员由十八人组成，除上述人员外，还有赖传珠、冯纪新、关山复、周桓、白潜、王新三、倪伟、李范五、赵林等同志。后来，顾卓新同志于1962 年从国家计委调到东北局任书记。

　　关于东北局的工作任务，八月北戴河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局的时候，小平、彭真、富春同志都曾谈到过。他们讲了三条十四个字：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十月北京会议期间，周总理对东北局怎样做工作又提出了十六个字：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

　　东北局成立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1960 年11 月初于长春南湖招待所召开的。东北局机关设在哪里的问题，当时考虑，长春地理位置居东北地区的中心。经过研究，大家建议设在长春。后来，周总理的意见还是设在沈阳，因为沈阳历史上就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东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东北局机关就设在沈阳了。

　　1965 年，东北局人事作了一些调整。鉴于赖传珠同志去世，白潜、冯纪新、关山复同志相继调离东北局，沈越同志任计委主任，倪伟同志任财委主任，喻屏和强晓初同志不再兼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工作。东北局委员新增加了曾绍山、吴宝山、沈越、张树德、李治文、徐元泉、于林等七位同志。总的说，东北局的班子是团结的，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东北局的领导集体团结一致，齐心努力，同东北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为推进东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宋任穷个人来讲，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摆脱“左”的束缚，如在一段时间里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工业方面“以钢为纲”等。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当时东北的工作有缺点也有错误。在宋任穷主持东北局工作的六年多时间里出现的问题，当然应该由宋任穷负主要责任。1966年东北局撤销。

西北局

　　西北局一般是指中共中央西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的代表机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设置过，最早可追溯到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同年11月，陕甘边红26军正式成立红42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红42师随后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4年2月25日，在四合台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根据地最高军事机关——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岱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2月，为了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高岗被选为中共西北工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指挥部政委，协助前敌总指挥刘志丹指挥红军作战，参与了西北红军与西北苏区的创建工作。

　　1935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惠子俊（1910－1944）被选为书记。会议确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不久，谢子长因病逝世。9月中旬，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立即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为统一红军的领导，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旬，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在所谓“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人及红26军、陕甘边区一批干部逮捕扣押，并无辜杀害了一些同志。使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在此关键时刻，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当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错误关押的严重情况后，毛泽东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中央处理”。从而使刘志丹、高岗等人得救。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28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1938年11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管陕、甘、宁、青、绥5省工作和5省蒙古族、回族工作，下设民族研究室，专门研究蒙、回民族问题。郭洪涛、李富春、牙含章、谢子长、王若飞、贾拓夫、李维汉、谢觉哉、高岗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维汉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1941年5月13日，中央决定将1939年初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延安城北张崖村），统管西北地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书记高岗，副书记谢觉哉，组织部长陈正人，宣传部长李卓然，统战部长贾拓夫，社会部长张邦英。

　　1942年9月，西北局由延安城北张崖村迁到延安城南花石崖砭。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延安整风的关键阶段，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地方县级和部队团级以上的党员干部300多人，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同志，中央党校一、二部的学员到会旁听。西北局高干会后，西北局下属五个地委，即关中地委、绥德地委、三边地委、延属地委、陇东地委。当时的陕西地下党工作归关中地委管，甘肃地下党工作归陇东地委管，宁夏地下党工作归三边地委管。

　　1945年10月改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习仲勋分任正副书记。1947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4月21日，我军收复延安。5月中旬，西北局机关迁回延安，驻王家坪。解放战争后期，习仲勋、马明方分任正、副书记。1949年夏改组，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一、二、三书记。1950年2月，第一书记：彭德怀 ，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三书记：马明方（至1950.4）；副书记： 马文瑞（至1953.1）； 贾拓夫、张稼夫、汪锋（至1953.1）、赵伯平（至1953.1）为常委，1949年6月14日，西北局迁入西安。

　　1954年4月27日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决定而取消。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重新设立西北局。经中共中央决定，西北局委员共22人：刘澜涛、张德生、张仲良、王恩茂、汪锋、高峰、高克林、张达志、王甫、王林、白治民、王世泰、赛福鼎、赵伯平、方仲如、李景林、冼恒汉、宋平、戎子和、杨静仁、李登瀛、高健君。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第二书记张德生，第三书记：胡耀邦；书记有：张仲良、王恩茂、汪锋、高峰、高克林、张达志。候补书记有：王甫、王林、白治民、刘刚。西北局秘书长为王甫（兼），西北局经济委员会主任为王林 （兼），西北局组织部部长为白治民（兼），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为宋平，西北局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为李登瀛，西北局财贸工作办公室主任为戎子和，西北局办公厅主任为韩劲草。1961年1月28日， 杨静仁任西北局书记。 1962年1月，杨植霖任西北局书记。1963年9月，胡锡奎任西北局书记。1965年5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65年7月， 王甫、王林任西北局书记。 1965年12月，霍士廉任西北局书记。 196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取消。

华东局

　　中共中央华东局

　　中共中央在华东地区的代表机关。1945年9月由山东分局和北上的华中局合并组成。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秘书长郭子化 。负责领导华东各解放区的各项工作。1949年迁往上海。第一书记饶漱石，第二书记陈毅，副书记康生，组织部长谭震林，宣传部长舒同。负责领导中共上海市委、山东分局、南京市委、浙江 省委等地方党组织和各项工作。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将中央文库内保存的中央档案送到北京，移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在这批档案中有方志敏在狱中书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文稿数篇。方志敏被俘后关押在南昌监狱，从南昌到上海数百里，文稿从监狱安全传送给中央是一件可歌可泣的事件，反映了方志敏的谋略策划、结交朋友的诚实可靠和档案人员的机智勇敢

中南局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华中局及新四军军分会：“以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邓子恢同志现在安徽工作，以饶漱石同志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5月22日，陈毅、刘少奇发出通令：“奉中共中央电，任命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委员，以刘少奇为该会书记。”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在汉口成立，管辖河南、湖北、江西省委及武汉市委，刘少奇同志任华中局书记。同年12月，华中局改为中南局，广东、广西省委及广州市委也划入其中。1954年中南局被撤销。邓子恢是中南局第二书记，负责党政军工作及接管武汉重任，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解放初期，武汉是中南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也是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交通运输的中心。从1949年5月至1955年4月，武汉先后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中共中央中南

曾经是林彪的住所

局、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南军区所在地。

　　中南局的第一书记为林彪，第二书记为邓子恢。林彪同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在黄浦路附近的中南军区司令部工作。

　　中南局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建立和巩固中央政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等，包括著名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在党中央的要求下，由中南局具体在中南六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开展工作。

西南局

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

　　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同时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分别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党政军工作。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正式成立；

　　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组成人员的通知，任命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陈赓、王维舟等21人为委员，邓小平、刘伯承等6人为常委。

发展

　　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办公，先后设立的内部组织主要有：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财经委员会(后改为财经工作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农村工作部)、外事委员会、保密委员会、党校、西南日报委员会、西南工作杂志委员会、文教工作组、人民武装委员会、国际指导委员会、民族工作委员会、直属机关委员会等。邓小平、刘伯承调中央工作后，1952年9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

　　中共中央西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对西南的重庆和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行全面领导。此间，正是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还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创造性地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西南地区实际情形的方针路线、法规法令、政策措施，全面领导了西南地区的各项重大运动及和平解放西藏的斗争，对西南全境的解放、人民政权的建立、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团结与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撤销

　　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以适应国家的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重大决定。

再次成立和撤销

　　1960年10月，恢复中共中央西南局，李井泉担任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李大章、廖志高、阎红彦、张经武、周林、于江震、阎秀峰. 1963年8月--1965年11月，陈刚、程子华、张国华、贾启允、刘植岩、任白戈、曾希圣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中共中央西南局取消。

西南大区其它机构

　　由于重庆是当时的西南大区所在地，是大区直辖市和中央直辖市，因而设于重庆、冠以“西南”二字的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外，还有众多的西南大区一级的机关、团体、学校、商场设于重庆，如1950年2月22日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1955年5月撤销)，以及此后成立的“西南人民纺织公司”、“西南人民广播电台”、“西南人民图书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团校”、“西南师范学院”、“西南人民出版社”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南全区性的各种会议在重庆召开。所有这些都表明：解放初期的重庆，继承了其历史上作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的中心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依然发挥着其西南地区中枢与核心的作用。

体成立过程

　　11月8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二野前指，由长沙乘汽车到达常德市。常德驻军

　　和地、县、市机关干部及广大市民，从下南门码头到西门白云中学（当时的军分区司令部，今市老年病医院），冒雨列队夹道欢迎。欢迎的群众手执红、绿三角小旗，上面写有“欢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等标语口号。为感谢常德人民的盛情，刘、邓临时决定下车步行，他们打着雨伞，神采奕奕，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一直走到白云中学。以刘、邓为首的二野指挥机关和第三兵团广大指战员在常德、临澧、石门、桃源等地驻了1个月左右（二野第五兵团驻邵阳等地）。这期间，二野首长日夜操劳。11月9日，邓小平在军队干部会上传达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作战局形势报告，要求全体干部战士，发扬二野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防止骄傲自满和贪图享受的情绪，掌握政策，为西南人民多作贡献。11月21日，刘、邓首长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4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忠告，要他们停止抵抗，听候改编。

　　1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

　　西南局成立后，配备了西南各省市的干部，组建西南公安部和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的领导和接管班子，制定《接管重庆市治安肃特工作计划》（草案）和入城后的工作、方针、任务、步骤。11月26日，刘、邓首长在常德向二野第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一部，发出“关于速歼长江南岸之敌，相机占领重庆”的指示。这一指示发出前后，二野部队在常德人民的热情欢送中离开常德，向西南挺进。第十军于10月31日从桃源出发，沿川黔公路，经沅陵、凤凰，11月11日解放贵州铜仁。第十二军于11月1日从石门出发，经慈利、大庸、花垣，9日解放四川秀山，10日攻占酉阳。第十一军于11月2日从临澧出发，经慈利、桑植西进，配合友军歼灭龙山、来凤之宋希濂第一一八、第五十军。

　　11月下旬，二野主力向川东南、黔西北迅猛推进。为及时指挥部队作战，11月28日，刘、邓率二野前指离开常德，沿川黔公路向重庆方向转移。留守常德的二野干部战士亦于12月份离开常德。至此，常德人民圆满完成了迎送二野集结整休、挺进西南的光荣任务。

　　邓小平在常德日理万机期间，还非常关心和及时指导常德的工作，注意了解新区开创工作情况。他到常德不久，就听取常德地委书记乔晓光关于常德解放后开展新区工作的情况汇报。11月11日，邓小平在民众戏院（现人民电影院），给常德地、市、县与驻军领导共1000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作了长达3小时的形势报告。他首先分析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精辟地评述了新时期的任务和方针政策。他在讲话中还肯定常德地区的新区工作经验。他说“常德地委书记乔晓光同志到新区几个月的时间，抓了三项主要工作：一接管城乡政权；二筹粮支前；三剿匪反霸。这三项工作抓对了，有成绩，特别是支前工作抓得及时，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和交通运输。在这些开创工作中，南下干部同地下党同志一起通力合作，初步打开了新区的局面。这些具体经验，对西南新区工作是值得参考的。”在讲到干部问题时，他指出：听说常德地区南下干部很多，地、县、区三级领导班子齐全，连县的部长、局长、干事、科员和区里的书记、区长、助理员等都基本上成套配备。干部多、班子齐，这有好的一面，可是，西南地区别说区委的班子，连县的班子还没有配齐，这也有好的一面，可能被迫走个正确道路，这就是积极培养，大胆起用地方干部。邓小平用这种巧妙的方法，给常德地区要大胆培养起用地方干部作了明确的指示。

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一九五零年二月八日）

　　首先，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①的报告。实际工作中证明，过去西南局所决定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但是过去，而且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也还是正确的，这一点很重要，它关系到今后如何建设西南，扎根坐稳的大问题。

　　其次，讲一讲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主要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改造九十万起义投诚人员问题。他们之中有胡宗南的副长官裴昌会②的部队，有西南“剿共”游击司令王缵绪的部队等等。现在我们已把这批部队集中起来，他们对共产党的改造，表面上表示“欢迎”，但实际上“哭脸来把笑脸装”，内心是很不情愿的。所以，有的说：“我当了三十来年军阀，现在作了阶下囚”，表现很伤心。有的说，他的军已有三十多年历史，被共产党去改造感到痛心，并表白自己过去对各党派都有帮助。有的在发起义通电和签字时流着泪，表明他起义是迫不得已的。还有的说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贯进步，对中国共产党很同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方面都以起义有功自居，企图以此为资本，保持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改造他们的部队表现消极甚至抵触。再加上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官的破坏，所以对这九十万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西南局对改造起义投诚人员的指示很明确。首先，要把我们党的方针对这些人讲清楚：第一、你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第二、共产党无个人恩怨；第三、要从组织上、思想上按照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第四、在政治工作制度上，政委有决定权。要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这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之点。总之，我们对起义投诚人员，无论是个别谈话，还是开大会小会，要反复宣传党的方针，并向他们指出：政治改造是痛苦的，进步慢则痛苦的时间就长，进步快则可以缩短痛苦的时间。有的起义将领对我们的改造有抵触，开始故意穿得破破烂烂，当我同他谈了第五次后，他开始转变了，之后头发也理了，好衣服也穿起来了。有的起义将领开始还带钢盔，有的穿得比街上摆摊的人还难看，真是无奇不有。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表明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还没有改变，在谈话中也表明了这一点：有的说：“共产党要打乱血统③，首先把我的打乱；有的说：“刘先生④来我相信，贺先生⑤来有点怕，徐先生⑥来不欢迎”。还有的对他部下讲：“共产党杀人，我挨第一刀。你们挨第二刀。”上述言论，都暴露了他们的阶级本质。所以，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改造，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人在广安就有三千人的血债。如果不首先把下面的起义部队抓紧，就谈不到对他们的改造。

　　其次，选择好先从哪个部队开始改造？我们利用起义部队之间的矛盾，首先，改造王缵绪的部队。我对王讲：“你很有功，有功必有奖，但我只能作穿针引线的人，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但你的部队必须改编。”这样，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⑦也不会恐慌。第二步，改编川鄂绥靖公署杨森的部队。第三步，开大会把改编的部队调开，一是便于解决粮食问题，二是有利对起义部队的改编。我十八兵团原有九万余人，一下扩大到二十几万人，无法熔化，后来照西南局指示分成两股。最后，改编裴昌会兵团，我们派了一个工作团，由黄陵青同志带领三四百名干部到裴兵团去，由一野副参谋长李夫克带领军政干校的三四百名干部，到董宋珩⑧那里去。我们发了两个命令：第一、明确职权，给予军代表很大的权力。明确规定：军事代表不签署，对上对下皆无效。军代表可以直接召开军官会议。第二、部队中建立战士委员会，取消反动组织，特别是取消特务的政治工作，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第三、要建立一套组织。特别是对电台，政治机关要把所有电台人员集中起来训练，并割断他们的横向联系。现在向刘、潘、邓的部队也派去了我们的军代表。根据我们的工作实践证明，西南局对改编起义部队的方针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注意克服急躁和怕麻烦的思想，其表现是：一部分同志感到与起义部队在一起搞不惯。一部分同志主张把伪军官拉出来，或要枪，或要人，简单从事，这两种思想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了解，改造好旧军队，特别是改造好那些土匪武装，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改造它，让他们流散到社会上去，有的会变成新土匪，就会妨碍社会治安，影响群众生产。大仗好打，小仗难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如对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工作搞不好，就会给我们今后的革命工作带来损失。

　　第二、关于接管成都问题。我们对城市工作缺少经验，干部多是农村或小城市来的。第一无经验，第二与旧职员搞不来，有的同志认为“最好是一脚踢开，我来。”以后经过开会批评，这种思想慢慢克服了。接管对象有伪国防部一部分及省的一部分，省的归军管会接。接管要有重点，银行及造币厂应首先接，其他如学校等可慢一点。目前已接的差不多了，二月间可以大体接管完毕。

　　川北部队很少，情况了解不多。西康才派人进去，还须与刘文辉谈判，我同他谈了三次，廖志高⑨同志谈了二次，最后他才同意把政权交出来。川西在二月份已把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对成都的特务还未开始抓。总之，大乱子未出，小乱子不断。

　　第三、关于公粮问题。接西南局指示后，曾作了调查研究。有人反映，广元城郊不出粮食，川北对粮食问题有讲价钱的味道，但执行西南局指示无问题。川西搞了个征粮条例，经西南局批准后，一公布马上就有反映。首先杨尚伦反映公粮重，因他是代表地主“国大代表”，所以，对他反映并不怕。但是党内一老同志张秀淑也有反映，虽然尚未听到农民的呼声，却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便组织几批同志下去调查。一号已回来一个组，据说按一般的比例，农民是交得起公粮的，但顾虑是一下交不出来。灌县有二个村，一个村地主交百分之四十几，另一个是地主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如讲民主评议，则川西的粮食是可以拿出来的。西康的粮食，曾和刘文辉谈了一下，他也搞不清楚能出多少，总之，比较困难。

　　征粮是件很大的事情，搞好了，今后困难就少，财政、生产等问题都可解决，否则就会增加我们困难。走群众路线，民主评议是个很好的办法，不但完成了公粮，而且发动了群众。另外保管也是个大问题，要把仓库、口袋、生虫子、老鼠吃等等问题解决好，把消耗减到最少。一颗小米须经十八道手续，因此要加以爱护，防止损失。

　　第四、关于军队工作问题。西南局提出反倾向斗争。十八兵团某些方面比较严重。有的说：“我们对上级对得起，就看上级对我们怎么样?”在大陆战争结束后，他们还觉人少了，你要二千万人干什么用?过去战争时期我们拚命的扩建部队，壮大野战军，但今天还要这样多的部队如何养的起？现在不是要扩大，而是如何减少军队的问题。到西康去的同志没有生根的打算，我要求去的干部要作二十年的准备，因为去的越久，就能学到更多东西，比新调去的干部要好得多。有的提出到成都的是一等军，到川北的是二等军，到西康去的是三等军。这是根据生活条件提出来的。此种思想不克服，对工作会有妨害，人虽然在西南，心还是水上浮萍，未扎下根。这次会开的很好，我们要很好教育干部扎—下根、安下家，西南就是家，只有下决心好好作工作，才会作出成绩。

　　第五、关于进军西藏问题。正如小平同志说的，我们对西藏的情况很生疏。我曾找一些人谈了一下，其中有道士、和尚、博士、留洋学生，男的女的都有，搜集到了一些情况，有些情况很有用。从已了解到的情况看，有两个问题最困难：第一个是运输问题，要比用兵困难好多倍。地是冰冻的，雪很厚，卡车很难进去，好的卡车一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修路须有特别工具，路比崖还坚硬，路修不起来，运输就很难解决，因此，对修路及运输要有一个长远计划。据了解，西藏还有帝国主义势力，故兵可以多去点，但要精，电影队、剧团等可以慢点去。多路进军也是一个办法，可能比较容易些。接济没有问题，但有的东西可能搬不进去。第二是政治问题。现在情况了解得太少，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又那样讲，因此，要组织一个学习委员会，把对边疆有经验的人组织在里面，集中学习民族政策约法八章。同时，准备藏文的宣传品。他们对民族问题有些意见，首先要把国民党的汉化方针丢掉，国民党要夷人变为汉人的政策是失败的。其次是国民党放官放大了，卡不住了。第三是政权未弄清楚，他是政教一体，政为教服务。一般农民无地位，当了喇嘛后才有地位。政教分开的提法不好，还是提信仰自由为好。西藏有的人文化水平很高，有的还懂英语，英国在那里培养了几千青年，他们把老年人抬起来，而实权在青年手里，所以主要是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把以上两个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搞得不好，还要被打出来的。

　　第六、关于财政问题。节衣缩食的口号要提出来，成都公教人员生活水平最低，十分艰苦，开座谈会时，他们向我们诉苦，结果我向他们诉了一顿苦，因此，现在要提出过“节衣缩食”的生活。财政搞不好，其他一切问题都不好解决。但西南地区地广人多，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得好，财政问题也是容易解决的。

　　铺摊子安家，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现在有两个来源：一从军队中调，只要西南局作了决定，保证不讲价钱，无论从三五兵团或十八兵团调都行；二是从川西北军政委员会调。

　　我听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后有两点感想：第一是方针明确；二是坚决。这表明我们西南局的领导很强。我坚信有了西南局正确领导，西南地区的工作一定能做好。

　　[注释]

　　①即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

　　②裴昌会：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时，任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胡宗南为绥靖公署主任，所以说他是胡宗南的副长官，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四川孝泉起义。

　　③所谓“打乱血统”，是指人民解放军在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时，把它们原有建制打乱，进行重新编组。

　　④刘先生，指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⑤贺先生，指贺龙，西南军区司令员。

　　⑥徐先生，指徐向前。

　　⑦刘文辉，为国民党西康省主席；潘文华、邓锡侯都是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潘、邓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雅安宣布起义。

　　⑧董宋珩，为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布起义。

　　⑨寥志高，当时为西康省委书记兼川康军区政治委员。

解放西藏中的作用

　　中共西南局在准备解放西藏方面的工作是卓越的。他们在承担了中央交付的经营西藏的任务之后，即迅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展开了积极的双重准备：一方面确定进藏部队及其军事首长，筹划武装开进西藏所需的诸般物资，一方面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各种可能。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草拟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毛泽东逐一进行了审核和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予以同意。

　　这十项条件的具体内容为：

　　①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族来。

　　②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③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④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⑤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⑦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⑧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⑨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

　　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

　　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实行买卖公平。

以上谈判十条，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为了祖国的统一、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尊重历史、照顾现实。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1950年7月解释说：“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9]除因巩固国防的需要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外，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文化等所有的一切，事实上全部维持旧观。

华北局

中共中央在华北地区的代表机关。1948年5月20日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而成。第一书记刘少奇，第二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聂荣臻。委员有董必武、徐向前、彭真、滕代远、黄敬等。负责统一领导华北解放区的党、政、军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董必武任书记，刘澜涛、杨秀峰为副书记。后刘澜涛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