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观杨恒先生的全文，当然能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儒家“的理想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仁爱孝悌、礼义廉耻、信义节气哪一点和人吃人有关系呢？”问得好！但如果我们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会知道问题的实质所在了。一位垄断国企的老总对一位农民工说：不错，我一个月的收入就抵上你干一百年的收入，但这是革命分工不同，建设大局需要，我们都是为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所以我们要精诚团结，亲如手足，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各取所得……你看，这位老总的千万年薪中已有相当一部分是吸的底层老百姓的血了，而这种强权造成的分配不公正在向“吃人”的制度转化，试问，为这种强权分配制度找到合法理论依据的所谓“分工论”、“大局论”、“和谐论”，和这个“吃人制度”有没有关系呢？尽管这些“论”中全是仁义道德，全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吃人的字眼。想想看，儒学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中国皇权专制的关系，是否同一个道理呢？难怪鲁迅对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下过一个十分刻薄的定义：“侍奉主子的文化。”
然而，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根，是生长了几十个世纪的民族精神的参天大树，是一座生发蕴藏着无数伟大人格和精神瑰宝的文化矿藏。面对这棵生机勃勃的参天大树，一柄“侍奉主子的文化”的板斧是根本砍不倒的，因此鲁迅又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这些“中国的脊梁”，你又无法否认他们是喝着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的。
儒学为一个等级森严、高度垄断的君主专制社会提供理论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委实是一个“吃人社会制度”的帮凶，但以儒学为主的文化又架构了一个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大厦，其中不乏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瑰宝，这又是不争的事实。可见，中国传统儒学实质上处于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体系中，尤其它的核心价值，更是如此。本文试图从这些核心价值中列举出几个“二律背反”，以求教于杨恒先生和有兴趣的国学爱好者。
一，上面说过，由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垄断所有社会管理权的“家天下”，用现代眼光来看，是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正义的，说为其权力合法来源提供理论依据的儒学宣扬的是“天下为公”，要把人大牙笑掉。独霸公权和“天下为公”怎么说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但是，我们能仅仅用现代眼光看待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吗？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怎样黑暗、腐败、落后，它都有社会正义而言，都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天下为公”。否则，这个社会的人民就无任何希望了。因此，说儒学核心价值中具有特定历史指称的“天下为公”思想，是非常有道理的。其一，儒学认为“君权天授”的君主专制和血缘等级和大自然的法则一样，是人类社会天然合理的法则，是人类最完美的政治社会理想，是“天下大公”。这种认识对儒学大家来说，是虔诚的，无私的。而我们是绝不能用现代认识水平去要求我们的祖先。其二，应该承认，在结束“家天下”的历史条件根本还没有具备、或者还遥遥无期时，儒学勾勒的政治理想在中国现实历史中，的确是最佳的社会状态和最好的历史选择。皇室内讧、手足相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时，统一和平、君臣守制、上下忠孝、民众休养就是希望和理想，就是社会正义；外族入侵、山河破碎、奸臣卖国、生灵涂炭时，外御强敌、内保民生、忠君除奸、收复河山就是民族大义，就是最大的“天下为公”；当奴隶解放的条件根本不具备时，“做稳奴隶的时代”当然比“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要好得多，前者就是“天下有道”，就是太平盛世，就是“仁爱天下”。可见，用现代民主政治的目光来看，儒学的核心价值就是维护君权天授，就是推崇公权私有，和真正的“天下为公”背道而驰；然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儒学的核心价值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又的确具有“天下为公”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本质。这是第一个悖论。
二，作为维护君权天授、君臣等级的儒学，说穿了，的确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在除了皇帝和其极少数几个至亲是主子、其余人等全部是奴隶的“家天下”中，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制造着大批具有严重人格缺陷的奴才，而这些奴才中又以皇权统治的政治精神基石——官僚队伍为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上文说过，在中国皇权时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无论在伦理道德领域还是在社会实践领域都具有“天下为公”、“社会正义”的内涵和特征，因而它同样能催生出伟大的社会理想，崇高的政治信仰，尤其能催生出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凛然的社会正气。我们无法否认，在中国皇权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队伍中，的确有一批精英人物，他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力量，高尚的道德品德，渊博的学识胸襟，优良的个人修养，凛然的崇高气节。“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文天祥正气歌中列数的这批人物，正是中国历代社会精英的代表，他们正如鲁迅所说，堪称中国社会的脊梁。然而，即使在这批脊梁身上，由于其政治信仰最终被“侍奉主子”的文化所限，其人格往往也是分裂和畸形的。在他们身上，甘当奴才的残缺人格和为正义殉道而产生的伟大人格力量可以融为一体，追求政治理想的献身精神和把这种追求寄托在“忠君”上的愚忠能够共为一炉。嵇绍身为竹林七贤领袖嵇康之子，却远没有嵇康那样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把忠君作为他最高的政治理想。他在乱箭中血溅帝袍，慷慨赴死，保护的不过是一个昏庸的皇帝。文天祥面对侵略者严词驳斥，视死如归，其一身浩然正气感天动地，永留青史，但他所殉葬的却是一个没落腐朽的南宋王朝。
人类走向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必须培养健全的人格，而健全人格的灵魂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儒学的核心价值——忠君，无疑是一把阉割健全人格的刀子，并和人类解放的总方向背道而驰。然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乳汗哺育出来的“民族脊梁”和社会精英，他们在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义、理想、信念而战中盛开的精神之花，却如灿烂星光照耀千年夜空，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其中有为民请命的忠心赤胆，天下为公的宽广胸怀，舍身求法的无私无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寸土不让的爱国精神，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些丰富、珍贵、瑰丽的民族精神遗产如果剔除了儒学的反动内核，则当为普适之价值，天下之大道，完全可以为将来中华民族的公民社会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可见，这又是一个悖论。
三，孔夫子说到底是一个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精神活动中应该占主体地位。而我们称之的儒学虽然传承了孔夫子的衣钵，但经过两千多年后来者的添加、延伸、附会、嬗变，已经不可与孔夫子的本原学说同日而语了。尽管如此，孔夫子的教育思想包括他对人类认知规律的探求，仍处于一个“悖论”之中。
《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对孔子言论的记载和理解，应该说点出了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要义和宗旨。可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目标是一个封闭、循环的系统，可以正推过去，也可以倒推过来。我们姑且正推过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可见，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认知的最高目标是“明明德于天下”，而要达到这个目标的首要前提，就是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的首要前提，又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如此类推，每后一个环节都是前一个环节的必要前提，最后一个环节，才是求知。那么，作为人们接受教育、格物求知的终极目标——“明明德于天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所谓明德，不就是孔子之前历代贤明君主的德性吗？其中包括荛、舜、禹、商汤、周文武王等。而贤明君主的德性当然不是局限于个人的品德，而主要是指所谓天、天道通过圣人的心灵感悟而具化为人类最理想、最合理、最和谐、最完美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和社会法则。通过比较，孔子认为西周的礼乐制度是“明德”的典范，而“明德”的核心价值，则是“仁”。可见，将圣人的“明德“昭示于天下，其首要前提是治理好国家，便顺理成章了。
然而，把教育的终极目标定位于一个理想化的政治社会，而且这个政治社会在人类发展阶段中又是一个十分蒙昧、落后的社会形态；把认知的最高境界定位于管理这个所谓理想政治社会所必备的素养、知识、品德，就会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堵寒了人们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客观真理的大道；其二，使人的学习、认知过程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认知路径在“当官”这个目标前便止步不前。中国数千年来，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不都是抱着“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这个目的穷经皓首的吗？而到了十九世纪末，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已大踏步地推动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老学究们却把火车当作颠覆天朝道统的邪物加以诅咒！
但是，你能否认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吗？不能，你根本无法否认。“有教无类”，难道不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最伟大的教育平等观念之一吗？对学习方法的探索，对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对学习中认知规律和过程的总结，对学习的诚心、恒心、信心、虚心重要性的阐述，尤其是对个人道德修养以及学识修养的理论指导和具体指点，都是人类学习、认知历史中的丰富宝藏，其博大精深、受用无穷，是不言而喻的。
这又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乏世界上最优秀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和学习的诚心、恒心、信心、虚心，不乏卓越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学识修养，但却和人类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创建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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