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青居士服:传统音乐治疗理论

乐药同源

一、声、音、乐

声音是宇宙中的一种基本成分，是宇宙结构的特有形式。远古，先人把声音与宇宙自然联系起来，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受、认识，对自然印象不断描述、模仿，在劳动生活中创造了音乐，找到了音乐形成的自然规律，逐渐形成了音节、调式、律制；并且在将声音逐步发展为优美的音乐的同时，建立了音乐与宇宙基本物质的最初联系。在距今近六千年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家发现了一只埙，这半坡埙只有一只音孔，能吹奏出一个小三度的两个音：me—so，或者1a口do，说明先人创造音乐的历史非常悠久。

春秋战国以前，  “音”和“乐”两个词一直是分别使用的。如古汉语中，把声、音、乐分为三个层次。按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专著《乐记》的说法：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声”泛指一切声音，古代又称之为天籁、地籁、人籁等；“音”特指有秩序、有条理、有组织的声音，相当于由乐音缀合而成的音调、曲调、音响组合等；  “乐”，在上古时指的是诗歌、音乐、舞蹈三种因素混为一体、尚未分化的艺术活动，孔子时代作为教育必修科目“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之一的“乐”，就是这种混生性的艺术活动。中国古籍上第一次出现“音乐”一词，是在《吕氏春秋·大乐》中：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此后，“音乐”一词逐渐取代原先“音”一词的地位，用以指称音乐这一艺术门类；而“音”一词的含义则逐渐变窄，仅指有确定音高的乐音(例如“五音”)。到后来，“乐”一词才作为“音乐”一词的简称而用来指称音乐。

传说中，中国人在远古就创造了歌乐。据考古发现江苏吴江  梅堰和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骨哨(经测定，河姆渡骨哨为距今  7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它们虽然主要是用作捕猎鸟类的诱媒，但在模仿鸟的鸣声时能发出一定音程关系的音，表明它  已初步具备了原始乐器的性质。西安半坡村的埙，经测定是距今  67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遗物，1吹孔，1指孔，奏出两个音，  相互为小三度关系。《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鞘冒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说  在帝尧时代，质模仿山林溪谷中各种大自然的声音作成音乐，用捕获来的兽皮蒙起来作鼓敲打，用石块相击来伴奏，还装扮成各  种各样的动物，和着音乐跳舞。说明先人在劳动和生活中模仿着大自然的声音，仿效“凤凰之鸣”而成音律，仿效“山林溪谷”而成歌。他们用“上帝玉磬之音”、“天籁”来描述大自然中优美  的音响。相传为尧、舜时代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实际就是人们在土鼓、石磬之类原始乐器的伴奏下模仿兽类形态的舞蹈，它是原始人类狩猎生活的反映，人们也从它得到鼓舞的力量。葛天氏之乐是“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吕氏春秋》)，即舞者拿着牛尾巴，边舞边唱。所唱的8首歌中，有《遂草木》《奋五谷》《总禽兽之极》等，表现了人们盼望  农牧业获得好收成的心愿。阴康氏之乐是在洪水为患，水道壅  塞，“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吕氏春秋》)的情况下用来作为“宣导”的一种乐舞。朱襄氏之乐则是在干旱为灾的时候用来招致“阴气”的一种音乐。这些都是和原始人类的牛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葛天氏之乐所唱的8首歌中，开始两首一为《载民》，一为《玄鸟》(即燕，或说为凤凰)，前者含有祖先崇拜的意思，后者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关于黄帝族有“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左传·昭公十”七年》)之说，可见黄帝族是以云为图腾的部落。黄帝时的乐舞名为《云门》，颛顼(传说为黄帝之孙)时的乐舞名为《承云》，都和图腾崇拜有关。至于朱襄氏之乐的“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吕氏春秋》)，伊耆氏之乐所唱歌词“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春泽”(《礼记·郊特牲》)之无异于咒语，反映出这些原始音乐和巫术的联系。在原始社会中，音乐常被人们视为一种具有魔术般力量的手段。

中国的音乐美学和音乐理论，很早起就十分发达，自公元前3世纪以后，在音阶、音律以及调式等方面有广泛研究，五声与天地宇宙的五行以及五方等的音乐哲学，在公元前2世纪业已完成，

二、远古乐药同源的依据

(1)构字同源。根据考证，在上古，乐、药二字同源。此一字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即纅、柴，药是从乐得声，这说明先人很早就认识到音乐与药物治疗具有天然的联系。

(2)乐理医理同源。古代的乐理、医理均建立在中国哲学阳阳五行的基础之上，五行学说在战国秦汉之际成为各学术领域的指导思想，同样也渗入音乐与医学领域。古人将五音形成的不同意象与五行相配属，形象地描述了徵音躁急动悸像火的特忡  羽音悠远像水的特性，宫音浑厚温和像土的特性，商音凄切悲怅像金的特性，角音清脆激扬像木的特性，从而在这些观念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抽象的联系。中医学引用五行学说通过取象比类等方法将人体结构和自然现象一——配属，借以说明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及病理演变，并指导医疗实践。

五行归类是将自然界和人、音声按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属性归纳概括为五大类。木：五方、五季为南、夏，五味、五色为酸、青，脏腑为肝胆，五官为目，情志为怒，五音、五声为角、呼；火：五方、五季为西、秋，五味、五色为苦、赤，脏腑为心、小肠，五官为舌目，情志为喜，五音、五声为做、笑；土，五方、五季为中、长夏，五味、五色为甘、黄，脏腑为脾、胃，五官为口，情志为思，五音、五声为宫、歌；金：  五方、五季为东、春，五味、五色为辛、白，脏腑为肺、大肠，五官为鼻，情志为悲，五音、五声为商、哭；水：五方、五季为北、冬，五味、五色为咸、黑，脏腑为肾、膀胱，五官为耳，情志为恐，五音、五声为羽、呻。

(3)用途同源。由：厂远古时代的音乐渗透在许许多多角落里，并同各种具体的人类活动直接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原始的音乐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在古人的眼里，音乐与治疗有着天然的联系，音乐、歌舞舒体悦心，流通气血，宣导经络，与药物治疗一样，对人体具有调治之功，《史记·乐书》云：“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晋代阮籍在《乐论》中这样说：“天下无乐，而欲阴阳调和、灾害不生，亦已难矣。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都认为音乐是使人精神平和，身体康健的重要保证。

用音乐来治病疗疾验案，历代医书有记载，如《医部全录》等医籍说上古有医能用管乐的形式诊治疾病，“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服如故”，说的是被人扶着来的、或是抬者来的病人经过音乐的治疗，都能恢复健康。《儒门事亲》这部医书中记载了金元时期的医家张从正用音乐治疗“忧而心痛”的病人。明代万全用音乐的方法使“小儿喜睡，二日不能开”康复。清代张潮这样说：  “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箫而愈，某患齿疾病，予授以吹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也。”

音乐治疗身心疾病也十分引人注目，文学家欧阳修曾患“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在多方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向友人学琴，通过琴声而“乐乐愉然”，疾病康复，“久之不知疾之在体矣”。  《汉书》中有个故事，说汉元帝为太子时，曾经“体不安，健忘不乐”，类似于健忘症，结果通过吹箫、读奇文，治愈了这个病。

音乐治疗的方法在古代确实被中国医家视作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

音乐与阴阳五行

一、古代乐律

人们习惯将音乐称作五音六律，五音指的是音阶，六律指的是音乐的律制。

五音，是古人对五声阶名的称谓。

音阶是在一定的调式中，按音高次序排列的一组音。五音分别称作宫、商、角、徵、羽，在古代与我们现代发音大致相同，  “gōng、shāng、gé、zhǐ、yǚ，声音由低到高排列成五声音阶，即首调唱名的“do、re、me、so、la”。五音是古代音乐的基本音。西周中晚期的编钟，总音域已达三个八度，各钟发音序列基本上按此排列，那个时候音阶、律制已经渐臻齐备。

五音之间不带半音，宫音和商音、商音和角音、角音和徵音、徵音和羽音之间都相距一个整音。当第一级音高决定了，其他各级的音高也就决定了。《淮南子·原道训》中这样说：“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指五音一般是以宫音为音阶的起点。

五音系统是先人对自然声音的感受和归纳而产生的，先人在阐述五音系统时采用了比类取象的思维方法，因五音的不同感受而阐发成不同的意象。《管子·地员》说是五音分别代表五种不同的牲口、家畜，是牲畜的呜叫，这五种动物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牛、羊、鸡、猪、马；  “凡听徵，如负豕而骇；凡听羽，如马鸣在野；凡听宫，牛鸣峁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形象地描述了徵音躁急动悸，羽音悠远，宫音浑厚温和，商音凄切悲怅，角音清脆激扬。古代五声与五畜的读音基本相同后来汉语对五畜的称谓发生了变异，今天的读音和古代已不相同。五声源于五畜，不仅是音声相同，而且还有图腾的渊源。据专家考证，牛图腾氏族远古、上古居住在中原大地，“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以“羊”为图腾标记的氏族有羌、羝、羯等，羊图腾氏族在乐舞时，以模仿羊鸣之声为特色。在甘、陕地区的民歌中，商调式要比其他地区多。马是匈奴人的图腾，羽与驭、御等字的声母、韵母均相同或相近。

古代还有传说五音代表了天上五个不同的星宿，中宫，即北斗星；商是东方青龙七宿中心宿的三颗星中的主星；角是东方青龙七宿中的角宿；徵，东方青龙七宿中的氐宿；羽是南方朱鸟七宿中翼宿。五声调式有五种，以宫为主音的宫调式，以商为主音的商调式，以角为主音的角调式，以徵为主音的徵调式，以羽为主音的羽调式。如果是七声音阶(如徵、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就有七种不同的调式。

不同调式的音乐，具有不同感染力，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史记·战国策·燕三》中关于荆轲刺杀秦王的记载，文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不同调式的音乐对人情绪的感染力，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十皆垂泪涕泣，有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土皆眩目，发尽上指冠”。

荆轲去秦国刺杀秦王，临行前，高渐离为他伴奏，唱的是变徵调的乐曲，周围的人都垂泪涕泣；荆轲改了前面的调式，唱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转为慷慨的羽声，周围的人马上群情激昂，怒目圆睁，怒发冲冠。

随着音乐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用统一的名称来称呼不同乐器的各个音高时，就出现了音名、律名体系。

据记载，早在周代就有了一套律名，这些名称多半源于打击乐器及其颜色、大小、方位、特性等。为了理解和掌握各个音律之间的音程关系，古人通过计量管或弦的长短已懂得可以借助数学手段。管子以及他们的门徒，通过对于弦乐器的弦长或管乐器的管长的量度，通过数学计算来思考音程关系，这样，数字这种符号手段就不仅仅在编号的意义上，而且在严格的数学计算和逻辑推导的意义上，成为人类借以掌握音高、音程的符号。

律，在古代指的是律管，后来作为测量音高的方法。

在音乐发展中，律管的数目和长度有了一定的比例，逐渐形成了十二律，古人说：“律和声”(《尚书·舜典》)，指的是用律来调节和规范声音的高低。古人将一个八度划分为十二部分，称作十二律。而我们常说六律，并不说十二律，这是因为奇数各律称

为“阳律”，偶数各律称为“阴吕”，简而称之为“六律”，分别是：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钟吕  蕤宾  林钟  夷则南吕  无射  应钟

中国古代传说中伶伦，亦作泠伦，为黄帝时代的乐官，据说是发明律吕据以制乐的始祖。《吕氏春秋·古乐》有“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的一段记载，说伶伦模拟自然界的凤鸟鸣声，选择内腔和腔壁生长匀称的竹管，制作了十二律，暗示着“雄鸣为六”，

是6个阳律，“雌鸣亦六”，是6个刚吕。《古乐》篇还汜载厂伶  伦制乐的传说。记载中对黄帝以前氏族社会的乐舞，只列其内  容，而名之以氏族名称；  自伶伦作《咸池》起，始有专用乐名。

五音只是表示乐音的相对音高，  十二律则是乐音的绝对音  高。五种音阶的五个调式，用十二律式来定音，可行六十调，

十二律的建立，说明我国早正数千年前就能科学地将音的一个八度划分为十二个部分。有些音乐教材为了便于学习习，将十二  律分别对应于西洋音名符合，见表1。

古人计算音的确切音高，有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叫做三分  损益法。

用现代的音乐原理来说，就是均匀的弦在张力不变时，其振  动频率与弦的长度成反比， “三分”是指将某发音体(弦线或管广)平均分为三段，

“损”是指去掉这三段的一段，即3／3—1／3=2／3。振动体三分损一处发的音，比全长发的音高纯5度。假如某弦为1发音为do，去掉1／3处所发得音就是它的上纯五度肋音。反之，振动体“三分益一”，也就是3／3+1／1二4／3处的音则能发出它的下方纯四度的音。

二、五音五行五脏

五行是中国古代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概念，指的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构成。在五行体系中，不同物质可以相互匹配送人将五音形成的不同意象与五行相配属，形象地描述了徵音躁急动悸像火的特性，羽音悠远像水的特性，宫音浑厚温和像土的特性，商音凄切悲怆像金的特性，角音清脆激扬像木的特性。于是，这些观念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抽象的联系。

五脏是人体内心、肝、脾、肺、肾五个脏器的合称。脏，古通藏。五脏具有“藏”的特点，藏精、藏气、藏血、藏神为其共性，故又名五神脏。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广泛联系六腑和其他组织器官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因而五脏对人体的生理、病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五脏在生理功能上各有专司，病证上也互不相同，其间的依存、制约、协调平衡关系，以及脏与脏，脏与腑，乃至人体与自然界的关系，主要用阴阳、五行理论及脏象学说来阐释。中医学对五脏的认识与现代解剖学中的脏器不同，它不仅指脏器的形态、部位，而主要代表脏器与气候的关系以及脏器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所反映出来的种种征象。

五脏藏精、藏气、藏神的功能早在《内经》中已阐述：  “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素问·五脏别论》)，“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灵枢·卫气》)。精、气、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所以五脏在人体生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心主血脉和神志，心脏通过血脉将气血输至周身。心又为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中心(相当于现代认识的大脑的主要功能)，在人体内处于最高主导地位。肝主疏泄、藏血、藏魂和主筋。疏泄即疏通、调达之意，肝主疏泄能调畅气机，使体内升降协调，并调节情志，协助脾胃消食运化。肝有贮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功能，《灵枢·本神》指出：  “肝藏血、血舍魂”，故肝又有藏魂的功能。肝血精气还滋养联络关节、肌肉的筋膜，维持人体的运动，因此肝主筋且关系人体的运动。脾主运化和统血，促进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和水谷精微的输布，并统摄血液不致溢出经脉之外。肺主气、司呼吸，为人体气体交换的场所，且与宗气的生成密切相关。肺又主宣发和肃降，宣发卫气和津液输布全身，并通过肺的气化将体内浊气排出。通过肺的肃降将吸人的清气以及由脾转输至肺的津液和水谷精微向下布散，并将代谢后的无用水液下输膀胱。肾主藏精，与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密切相关。肾又主水，在调节人体水液平衡方面有重要作用。

古人在运用阴阳五行理论解释世界的过程中，在长期的体验、实践中，发现音乐、脏气之间有互动、共鸣的关系，不同调式的音乐分别对人体脏腑有相应的影响。五音分别与五脏相通，即宫通脾、商通肺、角通肝、徵通心、羽通肾，  《内经》中说“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指出根据五行的配属特征，五音和五脏有特定的联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五音能够配属于不同脏腑，脏腑的机能状态也能通过五首、五声表现出来，可以反映出脏器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种种征象，所以古人把五音、五声和脏腑的配属用于临床诊断。在《医门法律》中，记有：“《内经》本宫商角徵羽五音、呼笑歌哭呻五声，以参求五脏表里虚实之病。”

早期医学家特别重视人的素质在疾病发病学上的作用，体质分类的方法有多种，有些就是利用五音系统来划分归类的。《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根据五音的清浊高低、阴阳属性结合人体气血多少、经络上下将人体质分作五类，然后又根据五音太、少、正、偏的区别，将每一类再推演为五，得二十五类人，他们的体质在生理、病理上都各有特点。

在气功导引中，也常常利用五音人五脏的原理，在体内真气运行时将五音默念或以气引声，分别送人五脏，来发挥五音对脏腑的调理作用。

由于情志是建立在脏腑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五音对人情志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汉代班固这样说：  “闻角声莫不侧隐而慈者，闻徵声莫不喜养而好施者，闻商声莫不刚断而立事者，闻羽声莫者，闻宫声莫不温润而宽和者也”。

三、音声阴阳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用以概括对立统一关系的一对范，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在一定的范围内，阴阳既可以代表两种相互对立的事物或势力，又可用以分析同一事物内部所存在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故《类经·阴阳类》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古人运用阴阳来分析相关事物的对立属性及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并把握自然界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及其基本规律。阴阳的对立统一观点被古代医家引用于医学领域，与长期所积累的解剖、生理、病理知识和疾病防治经验相结合，并被赋予了特定的医学含义，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医学特点的阴阳学说。诸凡人体之禀赋、结构、功能以及疾病之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用药等莫才；有阴阳之分，并以阴阳学说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等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自然与人体“天人相应”的整体联系，从而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阴阳代表着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属性，因此，凡属剧烈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暖的、明亮的事物或现象都属于阳的范畴；凡属于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事物或现象都属于阴的范畴。阴和阳的相对属性引入医学领域后，将对于人体具有推动、温煦、兴奋作用的物质和功能，统属于阳，将对于人体具有凝聚、滋润、抑制作用的物质和功能，统属于阴。

总之，阴阳学说认为，阴阳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普遍性表现为不论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都能纳入到阴阳这两个范畴中去。由于自然界事物或现象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故其阴阳属性在划分上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定的条件下阴和阳之间可发生相互转化，如前所述；二是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具有无限的可分性。这是由于物质世界存在纵横交错的复杂联系。因而使事物或现象表现为大小深浅不同的范围或层次，具有无穷的可分特性。即是说，当事物或现象分解为阴阳两个方面之后，对其每个方面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从而探究其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阴阳矛盾关系，即阴阳之中复有阴阳。可以看出，正是这种不同层次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反映出中医学的阴阳学说对于客观事物的错综联系和变动不居，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音乐的形成以及反映的阴阳的思想，是先人对自然的感受和认识。《吕氏春秋》中说：“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表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下一上，合而成章。”认为阴阳的消长变化是音乐的根本所在，正如《类经图翼》所说：“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太极”即指物质性的气，乃是宇宙变化之本始。《素问·阴阳离合论》说：  “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意思是说，变化万千的众多事物或现象，无一不是阴阳矛。盾的展开和体现。

“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  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  乐者天地之和也。”以音乐的离而复合，合而复离，比作阴阳的交通变化；以终而复极，极而复返，模拟天道的周而复返；以或  急或徐、或柔或刚、或短或长，与日月星辰、寒暑温凉等自然界  的运动变化相联系。

这一思想同样反映在创造乐器的过程中，“伏羲氏削桐为琴，  面圆法天，底平象地，龙池八寸通八风，凤池四寸象四时，五弦  象五行”。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琴的形状取白天地，既所谓“面圆  法天，底平象地”，琴上的结构龙池、凤池、五弦等的大小、尺寸、数目，都是对自然现象的模仿。明代著名的医家张景岳，在《类经附翼》中，用“律吕相生  卦气图”来显示律吕变化的规律，把阴阳、五行、五音六律这许多宇宙自然、音乐现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说：  “十二律为神  物，可以通天地而合神明”。这里的神明，指的是人的心神。

五行和阴阳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通常人们说“阴阳五行”。行可以解释为“动”，代表事物运动发展的特征。古人将五  音配属于阴阳五行的哲学范畴中，不仅是为单纯音阶制定，而  是将音乐、人、自然都看作是一个对立统一运动着的整体，这是传统音乐疗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

音乐与脏气情志

一、音乐情志互动

1．乐由情生  传统音乐理论认为，音乐产生于人的思想感情，而人的主观思想感情的变动，则是受客观外界事物影响的结果。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感情激动起来，就表现为“声”(包括乐音和噪音)，这种声互相应和，其变化有一定规律的成为“音”(乐音)，把音按照一定组织奏作起来，再加上舞蹈，就成为“乐”  (音乐歌舞)。音乐表现不同的感情，因而反映并影响社会的治、乱。音乐直接呼唤、激发的是情感与意志，由情感体验出发，不同的人凭自己的生活经历而联想到的具体对象也很不相同。因此可以说，音乐的内容具有情感的确定性与对象的不确定性相统一的特点。音乐所用的材料与结构是非语义性的，这也正是音乐与语言艺术的根本分界线。从表面现象看，活的语言艺术(书面记录除

外)也是凭借声波振动，通过听觉器官，在时间中层现的，但语言所用的声音有语义，是词义的外壳；音乐则不然，各种乐汇所唤起的联想是从情感激发中自由展开的，不遵守语义学的规则。

《乐本篇》列举了哀、乐、喜、怒、敬、爱各种不同感情在音乐上的不同表现，进而提出：“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指出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必然会影响人的思想感情，因此必然会从音乐中得到反映；反之，音乐表现的不同，也必然会对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起反作用，给予潜移默化的影响。“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概括，音乐具有社会

教育作用。强调既然音乐能对社会起反作用，影响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就应该使音乐成为社会教育的工具，与礼、刑、政一起，在不同的方面发挥作用，以安定社会，使国家大治。从早期的音乐著作《乐记》中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可见这是儒家音乐思想的核心。它在后世被称为“乐教·”。古代还将宫、商、角、徵、羽五音，附会为君、臣、民、事、物；  “乐者，通伦理者也”，  “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

2．以善为美

中国传统音乐在音乐美学方面，要求以善为准则。孔子曾通过对《韶》和《武》两个乐舞的评论，提出了“善”和“美”的音乐美学准则：“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还说过：“人而不仁，如乐何?”“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他实际上强调的是音乐表现(包括内容和形式)要符合于“善”的道德规范。《乐记》继承、发展了这—音乐美学思想，更反复提倡“德音”、  “和乐”，反对“溺音”、“淫乐”。具体提出这两对名词的，虽然只是在《乐象》和《魏文侯》篇，但是用各种说法表达这个意思的文字却占到《乐记》全文的一半左右。

3．畅志移情

中医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将养身和养性紧紧结合在一起，强调良好的道德情操是修身养性的前提。也就是说在传统观念中健康的内容至少包括了道德修养。

古代早就有“仁者寿”的说法。为什么注重道德修养，人可以获得健康?因为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性情安定，气血调和，各种生理活动可以按正常规律进行，诚如孔子所说“大德必得其寿”。

音乐兼有养身养性的功用。在传统音乐的“乐与人和”的观念中，  “和”的实现，也是为了成就社会人生的和谐统一，是成就包括家庭、亲友、朋辈、婚姻、君臣、臣民等在内的和谐关系，带有浓重的社会伦理色彩。

音乐对人性情、品格的形成具有铸造作用，既能表现人的情感，又能陶冶人的情操，从而使人致善，有益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孔子教授弟子六艺，把礼乐放在首位，使音乐成为儒家施行审美教育的主要科目。《乐记》中说得好：“闻其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音乐意境的描写让人畅志舒怀，同时由于传统音乐中隐伏着哲理，促使人了悟哲理的力量，从而树立起坚定的意志和信心。歌颂正直、朴实、善良品性的乐曲，使人性格中积极、真善的成分得到光大；宏伟、气势磅礴、歌颂人类与自然搏斗的音乐让人勇气倍增，坚韧不拔；热情、朝气蓬勃的乐曲使人更加进取；委婉、宁静的曲调让人心灵更加美好。在疾病康复期，音乐的特殊作用可以调动体内的积极因素，促进健康。

例如古典乐曲《幽兰》传说是孔子所作。孔子周游列国，得不到诸侯的赏识，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君接纳他的政见，在从卫国到晋国的途中，见到幽谷中的兰花，芬芳香馨，但却与杂草为伍，淹没在野草之中，正如贤德之士怀才不遇，于是托物寄怀，写下了这首乐曲，述说自己即使不得志，也要像幽谷兰花…样，不为处境所左右，坚持自己的理想，焕发生命的芬芳。唐代琴家赵惟说：《幽兰》“清声雅质，若高山松风；侧声婉美，若深润兰菊”，有独特的色彩与效果。推及人生，对健康同样要具有信心，坚强的意志是战胜疾病的动力。—一些病人患了恶性肿瘤之后，仍以坚定的意志与疾病作斗争，使生命力显得异常强大，不治之症也能得到缓解。

传统音乐讲究清、静、淡、远的意境，与传统医学提倡顺应自然、“恬淡虚无”的法则同出一辙。“恬淡虚无”本是道家的思想，植根于老庄的理论体系，——直是养生学的重要指导思想。《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清代程履新曾注解说：“恬者，内无所蓄，淡者，外无所逐；虚无者，虚极静笃，臻于自然”，可见恬淡虚无的根本目的，是“臻于自然”。这种思想并不是远离社会“超尘出世”，而是一种通过施乐使人的性情归于安和，精神安宁，身心健康的措施。

在忘却俗念、至和至平的境界中，人的情志臻于“中和”。古人称：“兴到而不自纵，气到而不自豪，情到而不自扰，意到而不贵浓”。从防病疗疾的角度上看，就是心神安宁，情志舒畅，气血调和而达到身性相和的佳境。

二、音乐与脏气互动

春秋时期，秦国著名医家医和开始将音乐“和”的法则引入到音乐治疗学的范畴中，来说明音乐对生理状态的影响。

《春秋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了距今2500年左右的著名医家医和关于音乐可以调养人体、防治疾病的理论，文中这样说：“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

中声以降，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怊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意思是说，五声有所节制，音乐缓急适当，始终有所规律，音乐就会对人体状态产生有益的调节作用。“中声”以下，再弹的话就有“淫声”，扰乱人的心志和听觉，使人失丧平和的本性。琴瑟之节，是为了防治“六疾”。

古人还认为，音小不过分细，音大不过分粗，才能谐和万物，谐和才能完成美好的音乐。谐和的声音进入耳朵藏于心底，心就安定快乐，音太细人心不满足，音太粗人心受不住，就会产生疾病。

历史上，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对音乐养生防疾都十分推崇。

音乐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阴阳气血调和

中医学把阴阳的相对协调、和谐视作是健康的标志，而疾病的发生及病理过程，就是因某种原因所导致的阴阳失去平衡。阴阳失衡是传统医学对疾病发生和发展的高度概括。

人与自然、人体自身都处于——个相协调的阴阳平衡的整体中。自然环境、社会因素、体内各种物质、心志情绪，其阴阳平衡的关系一旦受到破坏，就很有可能成为致病因素，从而危害人体。例如：自然界的六种气，风、寒、暑、湿、燥、热(火)，如果发生异常变化，就会成为致病因素；气血、津液为人体之基本物质，如若运行失常，津液停滞则为痰湿，血溢脉外则成瘀血。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是人的正常精神活动，如若太过，超过生理活动范围，亦能致病。

从表面上看，人体所患的疾病都是以各不相关的局部症状表现出来的，但如果用阴阳、脏腑、经络来分析，就可以发现，凡病都是全身和局部的综合病机表现，不存在单纯的局部

病变，也不存在没局部病变的全身性疾病。人体各脏器不仅在生理上相互联系，而且在病理上也相互影响。无论疾病的变化是如何复杂；在传统医学中都总归于阴阳的偏盛偏衰。一般来说阴阳中的任何一方偏衰，即自身的抗病能力下降，体内阴阳双方相互制约关系就受到破坏，而导致另一方的相对虚性的亢奋；或者是任何一方绝对亢盛，超过正常生理限度，则导致另一方的相对不足。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内部充满着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故《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体的一切组织结构，既是有机联系的，又都可以根据其部位和功能特点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生理联系中医学认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产生和生理功能的维持，都是阴阳矛盾双方保持对立统一、协调平衡的结果。如功能与物质的代谢及转换过程，即是阴阳相互制约、相互资生、不断消长的过程。正是由于阴阳双方能始终保持其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所以生理功能活动能够维持正常。若因某些因素而致阴阳双方运动平衡的关系无法维持，甚则相互分离，则生命共同体亦将破裂，其生命活动亦告终结。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传统音乐疗法促进人体阴阳平衡，立足点是将人体与自然界联系，  《素问》中说：“道在于一，一者何?天也。使吾身脏腑之气，与天地运行之气，合为一也。能一者不病，不能一病”。主要精神是人要遵循自然规律。音乐治疗是促进人体的阴阳两方面相互协调并

与宇宙自然的阴阳变化相统一。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音乐追求，是平和、典雅、玄远、温厚的境界，即乐于人和。

2．气机升降有序

升降出入是人体气化功能活动的基本形式，也是机体阴阳矛盾运动的基本过程。阳主升而阴主降，阳主出而阴主人，人体的生理功能活动及人体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无不通过阴阳的升降出入而实现。诸如人体之清阳上升，浊阴下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以及脾升胃降、肝升肺降等，都是阴阳升降出入运动的体现。音乐促进阴阳平衡，在于音乐成分促使气的升降出入有序，气的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功能更为顺利，气血的关系更为协调，血脉正常运行。血能载气，气能生血，从而使机体处于旺盛的生命状态。

嵇康在《养生论》中说：“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

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西汉的窦公，年幼时双目失明，便开始学琴，并坚持做导引，活了180岁。嵇康认为窦公没有服什么长寿药物，却能如此高寿，完全是他长年鼓琴的结果。所以，采用音乐来养生防疾，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目前从医学界到社会各个阶层，都很关注“潜证”、“未病”的防治，音乐“治未病”的思想对防病治病的意义很大。音乐调理脏腑机能，具有治疗“潜证”的作用。按照未病学的观点，我们经常处在“亚健康”的状态中，此时虽然不能用各种检查仪器对疾病作出定性定量的判断，但机体的确含有发生某种疾病的趋势。用“阴阳”的观点来说，  “阴阳平衡”的状态已经受到了破坏，在临床上，确实有一些人诉说自己的各种不适，但是却因“检查不出来”，被告知为“没有病”。中医学对潜证状态的处理显然优于西方医学。一些查不出毛病在哪儿、却又感到不舒适的患者，常到中医师那里寻找调理的办法。乐疗就是这种“潜证”的良药之一。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以音乐着眼寸：生命的自然调节，使脏腑机能恢复正常。

3．脏腑相音

从传统乐疗的角度上讲，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与脏腑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这一认识基于五行生克规律。如前所述，《内经》以五行生克来统一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与五音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个规律，一脏之病可以用所属之音治之。

如肝属木，禀性条达疏畅。木调使人消除忧郁，解除痛楚，安然入寐。

心属火，有蒸腾热烈的气氛。徵调欢快、轻松，可以通调血脉，抖擞精神，对气虚的病证尤为适宜。

脾属土，土性敦厚，万物赖土以承载，赖土以生化，所以古人认为脾能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为气血生化之源。宫音谐和温厚，助脾健运，旺盛食欲。

肺属金，具有清肃之性，以降为顺。商音铿锵肃劲，善治躁怒。

肾属水，水性滋润，有寒凉、闭藏、下行的特性。

肾主藏精，对脏腑有滋养、濡润的作用。羽音柔和，有助肾之妙用。

不难看出以上这些都是古人运用古代认识世界的哲学原理，加之长期的实践所作出的结论。

此处根据五行生克的原理，一脏之病，不仅可以用所属之音治之，也可以用所生或所克之音治之。

什么是五行生克?

“五行生克”是五行学说表述不同事物间的两种最基本的关系。

相生：指一类事物对于另一类事物具有促进、助长和资生的作用。表现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复生木。

相克：指一类事物对于另一类事物具有抑制、约束的作用。五行相克的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据五行生克的理论，脏腑接受音乐的调理，是诸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是依据个体的具体情况、脏腑的偏盛偏衰、五行生克规律而产生的。

传统音乐治疗中将音乐与辨证系统相结合。例如脾虚病人，食欲下降，消化不良，神疲乏力，消瘦，面色无华等，大多胃肠平滑肌运动紊乱，消化酶活性下降，吸收功能障碍，免疫功能受影响。在辨证基础上选择相应音乐“补益脾土”，确能收到良好效果，最明显的是食欲增加。有些受乐者非常乐于这种形式的调理，他们根据各自的条件，在饭前、饭后、或进食时聆听和缓的音乐，取得身体和情绪同时调整的功效。音乐的旋律、节奏呈一种规律的波浪起伏，与消化系统的活动获得同步，使生理状态在低水平上呈出紧张——松弛——紧张——松弛的运动变化，功能得以调整而正常发挥。此所谓“补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