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城堡2 枯木之杖:【帝王将相】治世的开创者——汉文帝

治世的开创者——汉文帝

    刘恒（前202年—前157年)是汉朝的第3个皇帝（不包括两位汉少帝的情况下），汉族，汉高祖刘邦第4子，汉惠帝刘盈弟，母薄姬，被立为代王，建都晋阳。惠帝死后，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吕后死，吕产、吕禄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刘恒在周勃、陈平支持下诛灭了诸吕势力，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文帝，在位23年。汉文帝在位期间，是汉朝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过渡时期。他和他儿子汉景帝统治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治世”，被史家誉为“文景之治”。 
    初封代王
　　薄姬是吴（今江苏苏州市）人，秦末，魏豹自立为魏王，纳薄姬为妾。楚汉战争初期，魏王豹被韩信、曹参打败，她也成了俘虏，后被送入织室织布，而魏豹被刘邦派去守荥阳，后被刘邦手下周苛为除后患杀之。刘邦见薄姬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她生下刘恒。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带兵平定了代地陈豨的叛乱，就立8岁的刘恒为代王，都于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
    代王即位
　　汉文帝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文景之治”就是对他政绩的充分肯定。文帝名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薄姬。

　　刘恒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是很幸运的。刘邦共有八个儿子，吕后仅生了一个，即惠帝刘盈。在惠帝去世后，吕后为了使自己长期掌握政权，对刘邦其他的儿子们大开杀戒，吕后共害死了四个。刘邦的大儿子刘肥最后未被陷害，得以善终。吕后最后死时，刘邦的八个儿子只剩下了刘恒和刘长。
　　在刘邦的众子中，刘恒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这和他的母亲有关。母亲薄姬原是项羽所封魏国王宫的宫女，在刘邦打败魏国后，将许多宫女选进自己的后宫，后来便和薄姬生了文帝刘恒。但刘恒出生后，薄姬却遭到刘邦的冷落，地位一直是“姬”，没有升到“夫人”，所以，文帝刘恒从小就做事小心，从不惹是生非，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刘恒八岁时，三十多位大臣共同保举他做了代王。虽然地位没其他王子那样显赫，但这恰好帮文帝躲过了吕后的迫害，幸运地活下来，后来又幸运地登上了皇位。
　　刘邦的旧臣陈平和周勃在吕后死后，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然后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代替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他们觉得刘弘不是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最后，他们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赴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相反，这使他起了疑心，他的属臣们也意见不同，有的认为是一个阴谋，有的则分析说不会有假。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的意思是：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我不久要即位天王，将父亲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启延续禹的那样。占卜的人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现在一般的王要高一级。
    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一步步小心从事，深怕又中了计，丧命黄泉路。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又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平安地继承了皇位，住进了未央宫。
    巩固皇权
　　军权是最大的权，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有司衙门分别诛杀少后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皇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封赏功臣、宗室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文帝前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随刘恒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刘恒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三月，立窦氏为皇后。
    镇压诸侯王叛乱
　　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了。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的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开创治世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文景时期又逐渐趋于表面化。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怎样才能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安民为本
　　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在“安民”方针指导下，归纳起来，文帝采取的措施有：
    减省租赋。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减轻徭役。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令列侯归国。文帝即位之初，列侯多居长安，远离所属食邑，造成“吏卒给输费苦”，给人民增加了一项新的转输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即诏令列侯回归封邑，做官吏的及有诏令特许的，要将太子送归封邑，其他任何人不许留居长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弛山泽之禁。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废除过关用传制度。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凭证），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文帝取消出入关的“传”，从而有利用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入粟拜爵。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文帝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躬修节俭。文帝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文帝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
    第一个治世
　　由于文帝采取了上述的方针和措施，就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帝和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治世。
    司法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现在，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改革刑制。改革的起因是缇萦救父。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汉代的肉刑主要由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去鼻子）和斩左右趾（砍去左足或右足）。淳于公因为做过官，所以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公幼女缇萦非常悲痛，便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说：“臣妾愿意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罪。”文帝怜悯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令其携女归家，并且下诏废除肉刑，改革刑制。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后世有许多评说，大多是认为出于“悲怜”缇萦，体现了文帝的“德政”。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边疆政策
　　汉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匈奴。自白登之围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文帝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此外，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南越。在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尉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文帝即位，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汉文帝抗击匈奴入侵的战争
　　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死。文帝即位，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 和亲 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文帝急令丞相灌婴将车骑8万迎击匈奴，自率诸将诣甘泉宫（故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作为应援。匈奴右贤王见汉军大队来攻，遂退出塞外。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 和亲 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
　　老上单于初即位，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派宦者燕人中行说为护送使者。中行说不愿去匈奴，被强令出使。中行说忿恨上路，到匈奴即投降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对他亲信倍至。中行说在匈奴千方百计破坏汉匈的和亲关系，鼓动老上单于伺机南下攻汉。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中宫（秦宫，故址在今甘肃固原），前锋直抵雍县（今陕西凤翔南）、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 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 和亲.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绝 和亲 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文帝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第二年，文帝死。
　　景帝时，继续执行高祖刘邦以来的和亲政策，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注意改善与匈奴的关系。因此，匈奴对汉只有一些小规模的边境袭扰，不再有大规模的军事入侵。
    历史评价
    司马迁：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史记·孝文本纪》
    班固：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汉书·文帝纪》
    司马贞：
　　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史记索隐·孝文本纪述赞》

【摘自：中国做人做官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