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和女娲的故事:刘源：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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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1031 于 2012/1/28 0:58:0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作者:刘源
核心提示：我们与官产学媒、主流非主流的共识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分歧是，客家想惊险一跃，尽管有苏联东欧解体灾难在前，仍挡不住要全面实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土家想造反再乱，尽管曾自陷崩溃被否定，还记不住阶级专政“不断革命”是条死路；我家认为，社会与政治改革，要用经过实践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在突飞猛进而又积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国，我们必须严防造反余孽与民粹主义“愤青”合流的极左大破坏；又需警惕狭隘自大民族主义加“暴民”造势的极右大爆发！“文革”之鉴，德、日法西斯之鉴，后人必要鉴之。历史是过去的真实描述，然而绝不可能完全真实。历史是一面镜子，既照着今天，又照出明天！
另注：此文是刘源上将为张木生新作所写的序言，集中探讨了他对历史文化观的认知与看法。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到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著书，雨过不忘惊雷。

作者简介　　作为刘少奇的幼子，刘源是刘家后人中唯一从政的。他1951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当过知青、做过铆焊工。他的从政生涯自公社副主任起步，历任副县长、县长、副市长，36岁时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进入不惑之年后，他步入军界，现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上将军衔。
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
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⑴写了篇千字前言。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还未到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马不停蹄，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密切的交往，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远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惧艰苦环境，谈工作，谈学习，谈理论，谈人生，同辇促膝，不舍昼夜，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可谓，时居庙堂，不愧忠智之士；或处江湖，常怀赤子之情。
这本小册子，集中了他近年来从财税制度角度对政府行为的探讨。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说起来有多么复杂，实践起来有多么曲折，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唯一检验。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从税务杂志到财税体制，到政府执政为民，他见微知著。
在北京，我们有的是机会，常扎堆儿神侃。或许是熟不拘礼、憨痴无恭，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我只用两句玩笑话：站稳“义和团立场”，不当亡国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国联军道路”，不忘狱中志，不变强国心。在他那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要么选择义和团的“两难”；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装洋耍酷。
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
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哪里，都有丰富多彩的大学问。
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到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著书，雨过不忘惊雷。
有官没官，官大官小，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职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一脉相传，矢志不移！
从《我读……》，追考《……说实话》。“读”为“说”，“读”深为“话”真，“读”得好、就为“说”得“实”。
“察起点，定基点”，为的是“超越左右”。
“先搞清，再搞定”，也是本书的主题：
战问
几年前，一家著名电视台评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大腕主持人和名嘴嘉宾一唱一和，谴责志愿军残杀美国少爷兵，意思是说中国人太野蛮！这话符合全球化“普世价值”：凡沾上“共党”，都归为“恐怖”。
现时，太多自封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共、反恐战除外）！连带着，也就贬低武力，诋毁武士。
要说反对人类自相残杀，恐怕没有人不赞同。
特别在中国，先进的真超前，落后的够邪性：某大屠宰场“人道先兵”，猪牛羊先“执行电刑”“安乐死”，再“过刀”放血。如此非暴力，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虽不敢苟同，又能说什么呢？然而，再“人道”、“畜道”的地方，或常会深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潜意识，不能自拔；最“反战”、“反暴”的人，或也为衣、食、住、行、抢配偶，打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
战争来自人的欲望，人欲不灭，消灭不了战争！
谁都怕战争、恨战争；可是，谁都逃不脱、躲不开战争。
由此，结晶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智慧——战争文化。我绝对无意指责那些调侃战争、游戏战争等艺术形式，既然是大文化嘛，就笃定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我只想说，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
对此，不谙世故，很无奈；不知善恶，很可怕；知恶行善，很不易、很可敬！
许多人，总不明白：
“养兵即为战”，天经地义！但兵活着，绝非仅为战。
军队，专司暴力；但不意味着战士都崇尚暴力。恰恰相反，人命就一条，人心肉长的，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恐死本能，面对血腥残杀，兵的内心，最反暴力。
因此，全世界的军人不约而同，都自称“崇尚和平”！而中国，自古更有“善士不武”、“乐杀不祥”的哲理，“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非战”兵法，享誉全球⑵。
孙子曰：“兵以利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很简明，战争服务于经济和政治，是低一个层次的“手段”。这没错！但由此想当然地误认军队也是低俗一个档次的“工具”，则大谬！
战争这个最大的怪物恶魔，凶残强暴，杀人盈野，万事避让。当人的生命、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系于旦夕，甚至人类毁灭在即，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人造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战争，亡国旺族，绝非一般的“手段”！一旦开打，吞噬一切，万端环绕，自身变为中心；
军队，兴邦灭种，岂可仅视为“工具”？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
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和打仗有关，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在这点上，什么人种都一样。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也不是和平鸽。
关于战争，似知而又非知的“点”可不少。随意拈来：
杀人，当然不好；可多数人认为杀坏人尚可。
进一步，“杀生”也不能说好，一些人反对得厉害，但谁离得开杀生？包括“打了左脸伸右脸”的大主教、持戒吃斋的大和尚，全得治病吃药，杀菌灭毒打虫子；都需吃穿住行，果蔬蚕裘不算生？不杀生，人活不到现在！
很遗憾，不打仗，就没有人类的今天。
战争，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敌人），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敌）人。不管科技多发达，武器多智能化，战争中敌对的还是人，打杀的还是人。
认为“敌”不是“人”，“杀敌”不算“杀人”，西方人最爱矫情：在阿富汗、伊拉克，自己死几千、不得了，杀掉人家几十万、不算数；朝鲜、越南人死了几百万，老美眼睛都不眨；而千万、上亿的印第安人与黑人，被驱逐屠戮，被贩卖虐杀，“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藁⑶”，谁统计？谁心疼？
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描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萨时有句名言：“也许他是狗娘养的，但他是咱们的狗娘养的。”知此，就明白什么叫“同态复仇”了：
用我的对称、打你的非对称，用我的全接触、打你的非接触，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以命抵命！不再费劲刺王公，就叫妇幼炸平民！飞机撞大楼、路边人肉弹，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玩儿的就是这心跳；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此恨汹汹无绝期！
不可理喻，千古胜负如赌博；无论善恶，名帅痞子难掂量。见利忘义、避战毁国，图利忘危、求荣得辱；拿破仑也铩羽奔北，本·拉登却得意高歌，谁也别笑话谁。
大家都承认，兵凶战危，侵略如火。
道德极差劲、兵法最厉害：用间、暗杀，兵之正法；劫持、收买，战时常例。
目的极高尚、手段最卑劣：核弹、化武、生物战……坑、蒙、拐、骗、谋、诈、抢，军队作战，无所不用其极，是对生命的大摧残，是对文明的大破坏。
兵最老实，不骗自己，才不厌诈，乃以诈立！
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
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
寓生于死，生死相依。很难解释，尽人皆知的残暴“手段”、世人都恨的恐怖“继续”，怎么会屡屡荣膺历史、文明、文化中划时代的圣杯⑷？
新中国远离战争几十年。坦诚说，即使军人，对战争血泪也几无感悟，对种种荒诞谬论，多听之任之。倒是百姓，更念之忧之。
令我惊异钦佩的是，张木生、李零、王小强、杨松林，或许还有未曾谋面的丁力，都不是军人。但他们却把战争蕴涵的真谛，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回述，鸿篇卓著，大义凛然。不苛求句句精当、字字珠玑，端赖于大事无误、大理公正。“文采风流今尚存⑸”，实乃真军人也！
史上真军人，未必曾是兵！国内外著名的军队统帅、战法兵学大家、军事战略大师，没当过兵、没统过军的，比比皆是，何尝鲜见？最典型的不用追远，建国前后的“五大领袖”，除朱德总司令外，四位都没当过兵！但哪个不是文武双全、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我们曾迷信一个经典定义：迄今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
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
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
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⑹”！
我们不该认真检讨、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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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问
我们常满怀深情地说、唱：“祖国啊祖国，亲爱的母亲！”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赞美词了，但细究追索，字义词源上并非没有毛病：祖国的“祖”，来自男性崇拜，专指男性长辈；祖、先，各指我们的男女来源。严格讲，“祖国啊祖国，我们亲爱的父亲！”才名副其词。
此例，绝不碍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却能以小喻大。
中国史观，近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或许莫过于按苏联的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中间一段：所谓“奴隶社会少奴隶”（奴隶制度占主体证据不足）、“封建社会不封建”（分封建邑制度不为主）……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国家“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
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建制”大一统，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甚至没有类似美国的普遍黑奴制记载⑺。我们的正统通史却讲，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⑻。
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大重组、大融合，有天下共主；与欧洲封建的小国寡民无共主不同。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柔远能弥，四海一家，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蛮夷戎狄，中原和亲，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
春秋礼崩乐坏，僭越滥封，乱世割据，始变贵族传统，平民可凭战功取爵。
秦始皇的大一统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
秦始皇，收周秦千秋之功，罢“封建”，创“一统”：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政，秦驰道是高等级的国家公路，秦直道是战备高速路，如此大功谁也抹不掉，引领世界先进。可叹，秦始皇也有砸锅崴泥的地儿，他搞学术大一统（焚书），想收拾知识分子的人心（坑儒），被骂翻天，很不成功。
汉承秦制，骨子里是秦始皇，但阳儒阴法，拢取涣散的人心。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尊儒尊孔是虚拟领导，代替活不长的真实领导，其效甚好；兴立祠畴，老百姓交各种祠堂宗族管，拜祖、愚民，抬死人、压活人，鬼得很。
“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王小强曾集中概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货币、汇兑、纸币、商品交换和资本经济……是回归重要史实的大手笔！他把秦汉以后2000多年的经济制度，概括为“小农经济加市场”，认为这绝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庄园式“自给自足大农经济”，并远先进于欧洲的封建。不论怎么评价，他的理论创新（或可加杨松林的网上激辩），都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观的一个重大探索！
无论按欧洲标准还是中国史论，秦汉相当于法国“太阳王”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民族国家，该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基辛格也说：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多年。这以后，虽然魏晋南北朝复辟了一段，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已趋式微，“大一统”始成定基⑼。
原本是封建制度的“礼崩乐坏”，然而，按“社会形态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却叫“成熟的封建社会”，岂不成了“封建社会不封建”？
原本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罢封建”大一统，倒叫成“封建大一统”，岂不荒唐？
大一统，利大于弊，有利必有弊。文明痼疾，腐朽自大，高度的文明带来高度的腐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⑽”！
毛泽东好像说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要感谢农民起义。而中国的“大一统”，则要感谢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五方之民”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恕我这里又不得不扯上战争和武力，包括应对游牧部落“胡未灭”的挑战，镇压境内“烧不尽”的野火，平息庙堂“吹又生”的廷变，侵略、劫掠、革命、暴乱、反叛、起义，无休无止；蛮族大入侵、农民大起义，没完没了！
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无穷的征战。皆知其所害，不知其为利之大。战争造就“大一统”！
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
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各民族共同创造融合而成。
战、武融合，还融出中国的“和文化”：从“慎战”、“不战”、“全胜”，到以战促和、和而不同、知和而和……充分反映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规律，创造出只有中国才特有的战争理论，举世赞赏。
对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谐”、“和睦”、“和平”，老外总吵吵不理解、“不透明”。而对任何中国人来说，“以和为贵”，于脑于心、实实在在，早就融于血液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之魂！
当之无愧！战争，荣为历史、文明、文化的里程碑！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西北对东南、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除了商起于东而灭夏、朱元璋北伐撵走蒙元以外，都是西北“狼”东北“虎”冲向东、南，逐鹿中原而得天下。小邦周克大邑商，秦灭六国，是西北征服东南；汉之兴自蜀汉；隋唐聚起关陇；三国两晋、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烽火连天下；西夏、辽、金、元、朱棣，甚至李自成都是或北或西，挤压征服东南；满清更是北方夷狄；连毛泽东统天下也是在延安打下根基，刘少奇先期抢占东北后，几乎原样走了大清入关的“龙兴之路”，横扫千军。怎么这么巧？
原来西、北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寒流”、“高压槽”，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司马迁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
中国古代特现代化，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独特的大国。国家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汉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产物。夷夏杂处，如大旋涡，内外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于农于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陈寅恪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即为汉人，胡化即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⑾”。
正可谓，一统之世，民族胡越一家；多元之体，文化水乳交融。这种融合还在进行中。
中国从没有统一的宗教，老百姓只要不造反，各信各的教，各有各的庙。没有宗教战争，对外侵略性肯定比西方小。中国文字一脉单传，没有失落的文明，全世界又是独一无二。
西方的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是偏见。西方历史，古代四分五裂，近代才有统一民族国家。他们聚少散多，我们聚多散少；他们的合是合中有分，联是邦联，我们的分，有“天下共主”，有文化道统“一贯制”；他们的蛮族南下、被蛮化，我们的蛮族南下、被汉化，万里长城永不倒。封建制下，欧洲的领土和人民是领主封君的私产；我们自汉以降两千多年，“国”与“民”、“公器”也，“民贵君轻”被奉为圣训圭臬。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比近代美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还现代化。
全世界的古代社会，民主代表原始，专制反而代表进步，此不可不察也。
西方一向是以他们的“前后”当我们的“前后”，这对解释中国历史一窍不通。
西方一直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列强说了百年：边疆、国界、统一的民族国家都是近代概念，对历史上的大国，只一个法儿，大卸八块。
前台、后台有人家的分工。强盗逻辑，才是不折不扣的硬道理，靠的是帝国主义的硬实力、硬武力！
李零反对用“封建专制主义”词组。因为在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俩词儿不能捏一块儿。我托木生转告，他的道理咱明白，但在中国，词义矛盾不大，这个词组还取消不得。否则，秦始皇、隋炀帝、唐太宗、慈禧……不叫“封建专制”，叫什么？你们得先找出个同义词代替。哥儿俩没回音，估计私下跟我抬杠：两码事，别搁一勺儿烩。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主义、封建迷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与西方概念不同，与咱老祖宗的“分封建邑”原意，也早已风马牛不相及。常常，称其名、不逮其意，名不副实；用其词、生发歧异，词不达意。——所以，急需换换。
正如今日之“民主”，早已没有与“君主”对应的那个原词的原味儿了。西方公认：英国、日本和泰国这样的君主国，是“完全民主国家”；而推翻国王的尼泊尔，却算“非民主专制国家”。更怪诞的：就连视民主为“专利”的美国，对“民主”都没个准确的定义。时髦说，叫“广场三原则⑿”；咱们说，那叫“为民选主子”！——所以，急需澄清。
“封建”，如此重要的政治、历史概念，竟这般扑朔迷离、无所适从；“民主”，如此常用的历史、政治词汇，都这样离题万里，含混不清！
我们，包括你和我，都“反封建”、“举民主”！总要有个明确一致的坐标、共识吧？
时下，如此这般的虚实之事，多矣！正是，“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⒀”。
我们不该返回理论原点、澄清定义，重塑、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路问
近年，仍常有人从国外搬个什么“主义”新名儿忽悠，甚至连理论内容和实际业绩都懒得介绍，就奉为完美理想的唯一成功范例，并神秘地说：从没经过中国化“变味儿”。
对中国这样人多、地大、古老、事稠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学习超强大国的终极经验，还是套用寡民小国的顶峰实践，不变味儿，肯定行不通！即使是口头推荐，也得先翻成中国话呀？
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人有许多病都治不好，更不要说绝症。病笃乱投医，西医不灵找中医，中医傻眼找巫医，病人总是在三者间转磨。
国家走的路，我们可没少折腾：美国、日本、苏联制度，都是生吞活剥、全套照搬；南斯拉夫、新加坡、匈牙利模式，当作佛脚灵丹、又抱又啃。木生比喻：神农尝百草，拿自身试验到上吐下泻的地步！
文化史观上也如此：传统不灵求现代化，资本主义没门儿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撞墙再寻回传统，也是转磨。释、儒、道、法、阴阳术……甚至医学、红学、养生学都来凑热闹，信誓旦旦：不仅救中国，还能救世界！
1840年之后，面对资本主义文明，中国落后了。蛋糕太大要切着吃，西方列强瓜分豆剥，小日本大野心，要一口鲸吞中国，败得最惨。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屡战屡败，却屡踣屡起。
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自然自觉地顺应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了世界奇迹。
我们与官产学媒、主流非主流的共识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
分歧是，客家想惊险一跃，尽管有苏联东欧解体灾难在前，仍挡不住要全面实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土家想造反再乱，尽管曾自陷崩溃被否定，还记不住阶级专政“不断革命”是条死路；我家认为，社会与政治改革，要用经过实践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
在突飞猛进而又积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国，我们必须严防造反余孽与民粹主义“愤青”合流的极左大破坏；又需警惕狭隘自大民族主义加“暴民”造势的极右大爆发！“文革”之鉴，德、日法西斯之鉴，后人必要鉴之。
历史是过去的真实描述，然而绝不可能完全真实。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照着今天，又照出明天！
在颐和园幽静的后山，木生问：
“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了！而没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论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你认为，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只闷头默想：在当下的社会中，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能够弥合“左右理论”求得的“最大公约数”，可能非“新民主主义”莫属了。
他是明知故问，我则借题发挥——将此问题留给读者们考证思索，请大家一块儿来回答。
这不是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回归新起点的又一重大课题？
几十年中，从“闭关锁国”年代的“小反革命”，到“两个凡是”环境中的“解放先驱”；不论在改革开放初期挺身陷阵，还是作为先知先觉的“自由化”精英，张木生和王小强们，凝聚了多少热血志士的共识。
世纪之交，他们准确预见了“投机赌博新经济”造成的“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警告了今天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挑战”、“新三座大山”和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大对策、大战略，很多今天被采纳，明天也将被验证。
每逢关键，他们卷起的思想旋风，今人难以企及。
有人说，看看眼前，除了一双筷子，日常所用的一切，都已被“西化”了，还反什么？如果管这叫“西化”，所有人都不反对。然而，李约瑟说过，当今世界大部分文明，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发明创造之上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于其他所有国家。这话远非全球共识，却还有人说是“中化”，甚至联系到“威胁论”！
当今的社会，民主、自由、开放多了，几乎没人“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
多种思潮、多极政见、多元文化甚嚣尘上，反复碰撞、磨合杂交、融会贯通。
加上阶级界限模糊、人际关系繁复，差别含混重叠，虽有新的矛盾凸显、激化，倒也并非你死我活。
按说，官场、民间的容忍度该高些，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
然而，也是今天，知识爆炸淹没你，影视网络淘汰你，权钱食色诱惑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真难！坚守中庸、左右开弓，确实可能两面不认同、两端得罪人、两头不落好。能超越左右，摈弃主流非主流，何其不易！
眼前，不是没路，而是路过多：大街小巷，曲径天路，阡陌纵横，眼花缭乱。说得再好，走不了、行不通，瞎掰；看着再靓，走太慢、行路难，边儿靠！
路，是要人行走的。选路，历来作大难。唯一的标准就是实践的结果，又好又快，科学发展！
前书的《说》，现书的《读》，无论“说”的，还是“读”的，“返回马克思的原基点”也好，“改造文化历史观”也罢，我们革命的初衷，根本如一：为了和平，为人的解放奋斗！我们建设的目的，始终没变：强国富民，为了多数人服务！
蒋介石说：“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老蒋的话，很多都错得吊诡。他这话，我爱听，但绝不敢说正确。起码要加不少匡定诠释、修正说明。
首先，不论是否投降，共产党犯的错误，海了去了；经历的失败，大了去了；垮台被消灭，多了去了！不败、不错、不垮，何来投降？老蒋好像自说自话。
其次，共产党不投降，不等于说共产党员不投降。事实上，党的总书记都有不少背叛、变节的。国际国内，早年近年，不胜枚数。老蒋这话，忒诡异⒁！
第三，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
重新干起，百折不挠！山高水长，嵯峨浩荡！
越是困难、迷茫、挫败、失望之时，越显出这样一批：独立不倚，卓而不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
永不投降的共产党人！
张木生下大力写出：《我读李零》。
我使大劲郑重推荐：读张木生！
2010年6月18日
⑴张木生著，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
⑵笔者兼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深感中国兵法对战争理解阐述之精辟深奥，深知中国古今兵学在世界上的影响。
⑶（唐）王昌龄：《塞下曲》。
⑷中国近代史的起端就是由罪恶的鸦片战争划定。
⑸（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⑹《孙子·始计第一》。
⑺殷墟商王墓大规模人殉、“五奴匹马束丝”的记载，远不足论证奴隶制生产方式占主体。农奴制则更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⑻认定中国有奴隶社会的理论，多把封建社会分期划在西周、春秋、秦汉、魏晋。故称（西周的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
⑼许倬云称为“编户齐民的天下国家”。“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古代的封建社会转变”，“封建制度崩坏后，人民不再属于诸侯领主，而是进入国家组织”。（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32页。）
⑽《尚书·周书·秦誓下》。
⑾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4年。
⑿简言之，在中心广场上选举、游行、言论自由。
⒀（唐）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⒁蒋介石曾亲手勾决枪毙了变节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和不少共产党叛徒；也饶了没投降的陈独秀；还收了已投降的张国焘……
链接
张木生，1980年代初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跟随杜润生先生共同参与农村改革开放的设计，现为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
1965年7月，初中毕业后他同陈伯达之子陈小农一起到内蒙古插队落户。“文革”爆发后，他们就回到了北京。他回到母校，却没有斗争老师的心思，而是与一些在校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红色少年公社，想效法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办讲习所，搞共产主义实践，至少可以认认真真地读些书。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讲习所几乎就要在湖北红安办起来了，但是由于1967年1月掀起的“红色风暴”使各级组织一下子瘫痪，于是办学校的计划落空。1967年冬，张木生去了大寨，然后在北京呆了一段，第二年春天回到他插队的临河，与六七个从北京来的知青一起办起了讲习所。这其中有一位叫李秋梦的知青，在讲习所干了一个月，觉得没意思便回生产队自荐当上了队长，并试着推行小包干、增加自留地、办副业，没想到竟使生产队增产十几万斤粮食。
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张木生，在大量的读书和思考的基础之上，张木生在1968年秋写出了一篇三万字的长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在知青中间刮起了一阵“张木生旋风”。文章对斯大林体制、农业学大寨、知青下乡、包产到户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招来一股巨大的批判。
来源: 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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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刘源是如何当上最年轻省长
从下往上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痛苦，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河南文化产业网讯：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
1981年，刘源大学毕业到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担任第“十七把手”。
1984年，刘源被全票选举为河南新乡县县长。
1985年，刘源被全票选举为郑州市副市长。
1988年，刘源在候选人名单之外，被河南人民选为河南省副省长。选举后人大代表们纷纷对刘源说，如果你父亲泉下有知，一定会欣慰的……
1992年，当他调离河南时，朴实的河南人民对他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好”！

记者：您父亲的冤案平反昭雪以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您的身份地位都有了变化，从“黑帮”子女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第二号领导人物的子女。您父亲平反后，对您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吗？
刘源：我算是经历了一个从上翻到下，又从下翻到上的过程。
从下往上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痛苦，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比如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在我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还没有平反，同学们都对我很好，河南文化产业发展大家很平等。我们是七八个人一个宿舍，80个人一个班。在宿舍里，男孩有的晚上打扑克，有的看书，很吵闹，我在床上喊，你们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有时候拿一个馒头边吃边往教室走，也不抬脑袋，别人向我点头笑，我有时没看见，或是不在意，这也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上了一年的大学以后，我父亲被平反了，情况就变了。变的不是我，我还是我，我没变，但是人们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们之间很自然地出现了一条鸿沟。同样你喊一声，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人家会说，你狂什么狂，你算老几；你见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说，这小子不认人了。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变，怎么人家对我的态度变了呢？这时候就得自己调整了，所以那时候得特别注意对面来个什么人，你先向他点个头，然后再赶快过去。你本来被吵得睡不着想喊一声，但是算了吧，别喊了，怪讨厌的。
记者：您1982年大学毕业时应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农村，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当了最后一名副主任？
刘源：我之所以去农村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当时我大学所有同学都留在北京，我完全可以留校当助教，或者给领导当秘书，但是我觉得农村需要我。我在农村待过7年，17岁去，24岁离开的，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种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1982年去的河南，一直待到1992年，一共10年多时间。先在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我是第十七把手，前面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干部。很快中央开始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当时公社里年轻的大学生就我一个，全县也没几人，特别是正牌大学毕业的，所以一挑就挑着了，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又当了副市长，就是到了郑州了。
记者：您当选副省长的时候最初不是候选人，听说是人大代表们联名把您推举上去的。河南文化产业发展当时这在全国是首例，而且那时您36岁，当年是最年轻的副省长。
刘源：因为当时我在郑州市分管开发区建设，到天津和大连考察开发区。我正带队在天津，准备天津考察完了到大连去，就通知我说你赶紧回来，推举你当副省长了，我一听愣了。回来以后无所适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干什么。回来后一天的时间，我闷在开会的那个招待所宿舍里，不敢出门也不敢离开。后来说一投票就选上了。
当时一说我当选了，就让我上台去鞠了几个躬，下面很多代表都流泪，下来以后好多人争着跟我握手。说你爸爸在开封要是在天有灵啊，他看到我们河南老百姓把你给选上了，肯定高兴。我知道人家是冲着这个来选我的，要不你一介书生，当选副省长，人家流什么泪啊，因为他们想到了老一辈，所以才感动。
当时河南台的电视记者问我的感想，我就讲了这么几句，我说我很清楚选我的人民代表是对老一辈感情的转移，我自己只有一条，干好工作，全力以赴，决不谋私。
当时我确实并不在候选人里，是代表在会上主动联名提名，然后直接当选的。后来才听说，这在全国是第一个。
当时我就很震惊，而且我感到压力非常大，责任非常大，真有一点我父亲当选国家主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他们把这种重望寄托到我的身上，而我怎么能跟老一辈比呢？我上去很可能干砸了，把老一辈的名声都砸在里头，我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期望值这么高，我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说，只有尽力去干。
我妈妈听说我当选以后，挺高兴的，说你就好好干吧，我也不跟她说什么。我确实觉得大家都是看老一辈的份上，只要我干好工作，大家都支持。
记者：您还是很谦虚的，事实上很多人都说您在郑州当副市长的时候干得很出色，据说当年郑州的许多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您家，打的到您家去的人都不收钱。
刘源：那不是，人家都说是我干得出色，但大家都知道党政干部这一行，河南文化产业发展任何事情都不是你一个人能干的，都是大家干成的。关键是群众都支持。其实大家是对老一辈有感情，也总觉得我们挺冤屈的，所以就把很多的同情寄予我们身上，包括很多业绩呀都愿意转移到我的身上。
比如说当时我分管拆迁，回民区拆迁非常地难办，我去了跟人家拍拍肩膀，跟人家讲，咱们市政不改造怎么行呢，你不搬没办法改造。他就说，算了算了，冲着你，你能到我这里来做我的工作，看你爸爸的面子，咱不说什么了，走。
也确实有出租车拉人到我家门口司机不要钱的，还对我朋友说，你就跟刘市长说，他爸是好人就行了。看看，大家都是冲着老一辈的，我哪儿满足得了群众这么高的期望值呀，所以咱就得好好干。
记者：走的时候是不是很不舍得？
刘源：走的时候也是有感情的，许多人还都不知道呢，我只到七里营公社刘庄村去告了个别，大家都挺舍不得的，我是从那个村走的。怕张扬，没在郑州市告别，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许多人还是跑到火车站去了。
刘少奇的儿女们
中国有句古话，忠臣有后。刘少奇家的子女在父亲去后的30年里，依靠个人的努力，取得了足以告慰父亲、足以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成绩。
刘平平：在美国读取双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原国家商业部科技司司长。
刘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委，中将军衔。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刘亭亭：中国内地第一个考取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女学生，河南文化产业发展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
刘小小：曾以北京市高考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后被北大保送出国攻读生物学。
记者：听说您的小妹在1979年参加高考，她是总分第二，那时您父亲还没平反。大家都说，刘少奇的小女儿考得这么好，真是忠臣有后，这也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现在您的兄弟姐妹都很有成就，觉得对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安慰吧？
刘源：我们这几个孩子现在取得了一点成就，有自己的努力，也有机遇吧，机遇还是很重要的。
我的姐妹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的。我姐姐平平特棒，她原来只读到高中一年级，后来在食品研究所搞研究，比较出色，然后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每年都得靠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她5年学完了大学本科、拿了两个硕士和一个博士学位。她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从来没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在美国她改名叫王晴。她的博士导师特别得意，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学生，5年拿4个学位，还是中国第一个食品教育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有人去采访她的老师，说你教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学生，她是刘少奇的女儿。他大吃一惊，说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我只觉得她是个很聪明的学生，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她会以这种精神来学习。
我妹妹亭亭学的是商学，她开始去的是波士顿大学，学国际关系，后来是哈佛商学院，她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上哈佛商学院的女生。我的小妹妹小小也很出色，考大学是总分第二名，化学、英语是第一名，学的是生物工程。
采访结束时，王光美说，往事都已过去了，她不愿意再去触碰它，今天活得有意义是最重要的。
后记：2006年10月13日，王光美因病在北京去世。
笔者在此援引罗点点的叙述，是因为她文字的简捷；但笔者觉得对父辈的理想是抵触还是接受，爱琴还是有抉择的自主的。她最终选择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说明她决定以父辈的理想、信条，为自己的理想和信条。
在共产党有着崇高威望，人民把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中国的诞生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之际，河南文化产业发展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子女，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那是从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选择。
如果说刘爱琴的婚姻，是出于党的利益和原则、国家体制不同的考虑；刘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苏关系始终隐藏着难料变异的因数。
关于刘允斌的婚姻悲剧，同为中南海里孩子的刘亚非的父亲刘振德，有一简要的概述，他曾于1956年至1967年间，在刘少奇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他回忆说：
允斌曾向我谈起他的婚姻问题：“我们的离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之间感情上没有丝毫的裂痕，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坚持回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给双方心灵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呀！”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我感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平静。
“我在苏联学习时，爸爸多次写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我自己也发奋读书，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识学到手。就这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几乎把身体累垮。爸爸得知这一情况后，写信严肃地批评我说：”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健康，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必须马上改变那种摧残身心健康的学习方法。‘那时，外国人非常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都不赞同我那种玩命的学习方法。当然我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姻问题了。后来，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河南文化产业发展而且又不能马上回国，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长时间的苏联姑娘结了婚。那时中苏关系是很好的。我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爸爸给我写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说实话，接到爸爸的来信，我的思想上斗争了好几天。我多么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能回到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得到的这片古老而神圣的热土呀，我知道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送我们出国留学是为的什么，但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动员爱人跟我到中国来，但她因不懂汉语，而且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怎么也无法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我愧对她们母子呀，在我们许多人的想象中，好像苏联人结婚、离婚都很随便，其实各有各的规矩，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的妇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侣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真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允斌的那位苏联夫人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58年。我曾带她到外交部办过出境手续。她只会用汉语说几句简单的问候用语。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几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紧张，而允斌又是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谁也很难抽出时间来陪她。语言不通，生活又不习惯，她怎么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饭厅陪她坐了一会儿，用生疏的俄语想一句说一句，同她交谈。但这无法排泄她心中的苦闷。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难行。
她这次回国以后，他们两人才下了离婚的决心。河南文化产业发展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注：见刘振德著《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其实，经受心灵折磨的并非只有刘允斌和他的苏联夫人玛拉，要孩子做出艰难选择的父亲刘少奇，他的内心首先要经历一番苦涩。特别是当他的三个孩子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时，他对苦涩的咀嚼就要重复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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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楼
传奇将星沉默中期待重生
最近，刘源上将调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一事，引起不少人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他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更因为这位“从上跌到下，又从下翻上来”的将军有着曲折传奇的经历。
从生长在中南海的“红苗子”，到“文革”中的“黑五类”；从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到副省长，再到解放军上将……刘源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
“国家主席的儿子”也经常饿肚子
刘源的父亲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但是，刘源自记事起“从来没有国家主席儿子的优越感”。相反，父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使他“从小就觉得自己和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
刘源出生于1951年初春。那时他已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刘源7岁入学读书，按照家里定下的规矩，他和哥哥姐姐一样，都离开家住校学习，生活各人自理。上世纪50年代末起，“大跃进”造成了经济困难，全国进入饥荒期。学校按定量给学生供伙食，刘源兄妹也经常饿肚子。
刘少奇要求孩子们9岁时必须学会游泳，11岁学会骑自行车，13岁开始生活自理。每年逢寒暑假，孩子们必须到工厂和农村劳动。
1964年7月，刘源进入北京四中读初中。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到连队“当兵”。1966年举行国庆节阅兵时，他被选入国旗护卫队，和战友们一起迈着矫健的正步从天安门广场走过，接受祖国的检阅。
人生低谷时记下父亲的遗言
1966年，刘源15岁。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美好时代”发生了剧变。“文革”的风暴，首先对刘源的家庭袭来。全国的“红卫兵”众口一词地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经过反复考虑，刘少奇找到周恩来总理，说为了尽早结束运动，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周总理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后来，刘少奇还郑重地向毛主席提出此事，说要带着全家回湖南老家或延安种地。刘源回忆说：“幼稚而年轻的我们得知爸爸的这些打算，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以前，我们听说爸爸‘犯了错误’，感到难受、委屈；如今，我们透过政治斗争的风雨，看到了爸爸那颗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炽热的心，爸爸在我们心目中更加高大了。”
刘少奇在处境最艰难时留下的遗言，至今让刘源刻骨铭心：“我过去曾多次对你们说，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人民。”
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批斗株连到刘源兄妹，他们经常在学校受到批斗和围攻。家庭的不幸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刘源的哥哥姐姐们一个个被赶出中南海，哥哥刘允若和一直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外祖母董洁如先后被逮捕入狱，大哥刘允斌在包头被逼卧轨自杀，大姐刘爱琴被关进“牛棚”……
沉默中期待重生
1967年9月13日凌晨3点多，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王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住处，宣布对她正式逮捕。当天，刘源和姐姐刘平平、妹妹刘亭亭三人，被抛上一辆卡车，强行逐出了中南海，回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斗。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次竟是和父亲的永诀。
此后，18岁的刘平平也被关进大牢，刘源常常在学校里受围攻、批斗，在社会上受歧视。为了生存，刘源曾和另一位老革命家的儿子一起去卖血。
一年后，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名到边远的农村去。1969年新年前，刘源离开了他熟悉的北京，来到风沙弥漫的雁北阴山深处——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插队落户，开始了长达7年的艰苦劳动生活。
由于周总理亲自过问，1975年秋刘源被批准返回北京。第二年初，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入学通知书。直到1980年2月，刘源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1982年夏，刘源大学毕业。
河南人民送他一个字：“好”
1982年，大学毕业的刘源来到河南农村工作，那是父亲刘少奇曾经战斗、蒙难的地方。刘源被派到新乡县七里营乡，当时叫七里营人民公社。刘源在公社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排名最末，主要负责社队企业和一个管理区的工作。
刘源在公社里踏踏实实干了一年。1983年4月，经新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一位当年和刘源一起工作的村干部回忆说：“刘源吃穿用都不像高干子弟，农家有什么他吃什么，不挑拣，经常喝白粥啃红薯干。他很谦和，跟村里的老乡们有说有笑，毫无距离。”
1988年1月，河南省第七届人代会爆出一条大新闻：37岁的刘源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当选为副省长。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此消息一出，举国轰动，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例。河南人民大会堂里掌声四起，刘源深深鞠躬，再鞠躬，抬头时已经泪眼蒙眬。“下面很多代表都流泪，好多人对我说：‘你爸爸在开封要是在天有灵，看到我们河南老百姓把你给选上了，肯定高兴。’我妈妈听说我当选以后，挺高兴的，说你就好好干吧。”
刘源知道，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关系到9000万百姓的衣食住行。他要对这一方百姓负责，让他们生活好些，不受苦受穷。他任职的4年半时间里，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他总是全力推进各项改革，让民众早一点快一点尝到甜头。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离开河南那天，刘源不想声张，因此只去了新乡七里营乡刘庄村告别，准备就这样去火车站。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许多人还是跑到郑州火车站等着为他送行。
朴实的河南人民对刘源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好”！
低调的刘政委带“最苦的部队”
1992年，河南省副省长任上的刘源进入军队，在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担任政委，被授予少将警衔。
尽管武警水电部队的条件非常艰苦，但对于从小就有“军队情结”的刘源来说，成为军人等于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刘源带领这支号称“中国最苦的部队”，建三峡、战边疆、上高原、下海岛，他身先士卒，埋头苦干，参与了几十项重点建设和抢险工程，被国家授予金奖，人称“金奖铁军”。
1998年，刘源晋升为武警总部副政委，负责水电、交通、森林、黄金等几个警种部队以及武警在西南、西北片区的工作，依然是艰苦的地方，任务也更加艰巨。但他一干就是5年。
2000年，他被授予中将警衔。
2003年，刘源调到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副政委。适逢中国军队第十次大裁军，他参与了总后勤部系统4所院校人员向地方移交的工作。他很看重这次移交对于军队的意义，将其形容为“剪掉尾巴，轻装上阵”。
2005年12月，刘源调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最近，刘源上将调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