倩女幽魂医师拓本大全:附 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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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全利

中国人重“名”,且由此产生了名人或名牌效应:买东西要名牌货,听戏要听名角戏,旅游要到名山大川,读书要读名著,剪彩要请名人,仿佛能剪出好运,饭店必请名人题匾,似乎可以题出财源,倘是三流名人、亚名人、准名人,则一定要加上“著名”二字的冠词,还有什么十大名酒、十大名胜、四大名旦、八大名小吃……真是为适应着国人的重名心理,各种各样的“名”层出不穷。

由于重“名”,各种“名牌战略”也应运而生。不过,在物质上搞“名牌战略”尚是“小乘法”,“大乘法”乃是在人的“包装”上搞“名人战略”,从而产生"“名人效应”。汉语有“附骥”一词,是指蚊蝇附在好马的尾巴上,可以远行千里,其比喻义是依附名人而出名。附骥术由来已久,其方法自然也有种种。

采取“粘附学”,以达到“人以人传”的目的,是附骥的惯用手法。有些人为了依附名人,不择手段,死乞白赖,拉上种种莫名其妙的关系。不是小同乡,便说是大同乡;年龄相差十几岁乃至二三十岁,拉不上同学关系,便说是同系同校,甚至说“在某某短训班上一起听过报告”;名人已经作古,便撰写回忆录,把自己和名人的关系写得亲密无间,友谊深厚,名曰纪念故人,实属抬高自己,尽管那位名人曾经批评过他,或者他曾经对那位名人搞过小动作,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反正幽明不通,阴阳相隔,死无对证。然而,古今中外许多事实说明:粘附不等身,正如蚊蝇不等于好马一样。就说是货真价实的同学关系吧,但古人云“孔子弟三千,贤人七十二。”连大教育家孔夫子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尚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其中高材生才占百分之二点几。即使同为“贤人”者,其德能亦不等同。孔老先生说,子路在“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主管军政)”,冉求在“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当县长或大夫家的总管) ”,仲弓“可使南面(当大臣)”。对有些学生明显的缺点,孔子曾坦率地指出,如说“柴也愚(愚笨) ,参也鲁(迟钝),师也辟(偏激) ,由也喭(鲁莽)”,还骂过樊须“小人哉”, 宰予“朽木不可雕也”。他们虽是“同学”,但樊须、宰予能与子路、丹求、仲弓相提并论吗?古代这类拜师同门,可德才殊异的例子是很多的,强粘硬附,不但令人可笑,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附骥”诚然有时可“一荣俱荣”,却也常常会导致“一损俱损”。师生关系该是可以“粘附”的吧,但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指出的“炎而附,寒而弃”之弊实在令人警策。譬如南宋淳熙五年进士陈自强,曾经是韩侂胄的童师,教过“子曰”、“诗云”。陈自强在京师等待放官时,看到韩侂胄专权揽政红得发紫,便托经常出入韩府的房东去拉关系,韩侂胄居然还记得他,提拔他当了大官。从此,陈自强依附韩侂胄而贪赃枉法,几年中积聚赃款几十万绢(千钱为一绢)。但可悲的是,韩失势后,陈也被抄家贬滴,最后死在广州。如此“附骥”,鄙而悲之!

“粘附学”的孪生兄弟是“巴结术”,以达到“以巴求荣”、“以荣扬名”的目的,是附骥的通常伎俩。这种“巴结术”,大致有以下八种类型:从目标上分,有战略性巴结与战术性巴结,前者深谋远虑,后者急功近利;从手段上分,有物质性巴结与精神性巴结,前者偏重贿赂,后者精通捧场;从程序上分,有直接性巴结与间接性巴结,前者开门见山,后者曲径通幽;从方法上分,有口头性巴结与文字性巴结,前者甜言蜜语,后者笔下生辉。自然,也有将各术综合运用,左右逢源者,其效果更佳,堪称“巴门高手”。这类“附骥”之辈,决不会自报家门是“马屁精",也不一定都是胁肩馅笑、面目可憎的小丑,而往往是让人舒舒服服 灌饱了阿谀的迷魂汤,还自以为是饮了玉露琼浆,迷迷糊糊地被牵着鼻子掉进其罗网。《资治通鉴》载“禄山体充肥,腹垂过膝,尝自称腹重三百斤”。故此,唐玄宗问他的肚子怎么那样大,大野心家安禄山答曰:“更无余物,正有忠心耳! ”一句话说得唐玄宗心里乐开了花。《庄子·列御寇》载:“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 可谓是公开地欢迎、鼓励阿谀的壮举。又有《汉书·邓通传》记:“文帝尝病痛,邓通尝为上嗽吮之。”一副吮痂卖乖,巴结讨好的佞人丑态跃然纸上。试想,“正有忠心耳”,是多么顺耳悦心;秦王、文帝的痈得以吮,痔得以舐,解痛止痒,好不快哉。

然而,这些巴结、讨好、卖乖、阿谀、奉迎之徒,都是心怀鬼胎的。在《红楼梦》里,贾政身边的清客相公卜固修、单聘人、詹光,这三位的尊姓大名,正是 “巴结术”者的嘴脸与灵魂的写照:他们不顾羞(卜固修)、善骗人(单聘人) 目的是为了沾光(詹光〉。古往今来,被列入“骥”的名单中的对象有皇上,有权臣,有显贵,有富豪,而没有一个庶民、小卒、仆役、乞儿,原因就在于为了“附”而沾光。为此,有些正直者是把他们当作“吾贼”的。宋代王谠所撰《唐语林》载:“李昭德在则天朝时,谀佞者必擢用。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有数点赤,谐阙请进。宰臣洁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进。’昭德咤之曰:‘洛水石,岂尽反耶? '左右皆大笑。”一块白石头上有几个红点,就要奉献给武后,理由是“此石赤心”,也就是说它忠于武则天的周朝。只是反语不得:洛水中的石头绝大多数是白的,难道它们都想造反吗?李昭德可谓反语得入木三分。李贽在《初潭集》中也录有一件轶事:“郭弘霸为左右御史,时大夫魏元忠病,僚属省候,弘霸独后人,忧形于色,请视便液,即染指尝之,因贺曰:‘凡甘者病不瘳;今昧苦,当即愈也。’元忠恶其媚,暴语于朝。”魏元忠不吃阿谀那一套,反让尝尿的郭弘霸丢人现眼,大快人心。李贽记下这则轶事,禁不住赞曰:“千古无元忠!

如同有骥就有蚊蝇附其尾一样,有名的人也难免有人与之攀附。这里除攀附者要有自知之明外,“骥”们也应正视别人的“附”。北宋儒生鞠咏,文章深受达官王化基赏识。王知杭州时,鞠中进士并受命作杭州仁和县知县,他即去信并呈上得意之作,满以为借王之力可扶摇直上。可到任后王对他的文才不独不夸,反而对他的政绩考查十分苛刻。鞠大失所望,于是转而在治理县政上下起功夫来。后来王化基当了参知政事,首举鞠咏之才,并对人说:鞠咏有才,我担心他气峻而骄,所以先抑制他,使他具备敏于才、勤于事、谦待人的美德。这启示人们:要出名就应靠真功夫,不能企望附骥成名。须知:附骥而成千里,虽有名在,但终非自己才干;攀葛而上,终无根底。同时,“骥”们要加强思想教育,予以正确引导,严加督促,让人在实践中出真知、长才干,成为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