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对于丹评价随意性及其负面作用 (1)

　　不知《本色于丹(上)》是怎么讲的，看了《本色于丹(下)》不是滋味。“百家讲坛”对于丹评价中的随意性，匪夷所思。该“讲坛”曾于1月中旬推出了“悲剧式人物”的内容，其基本观点很难成立，笔者立即在“今传媒网”上发了《质疑央视“百家讲坛”所谓的“悲剧式人物”》一文，曾对“百家讲坛”为其提供平台提出过“把关不严”的看法。然而，对于于丹评价中的随意性，其负面作用要大大超过前者，因为后者不仅仅涉及新闻媒体如何运作自身、如何保持声誉，而且会使受众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文化现象，产生严重的误解。

    当前对于人物评价中，“著名”的帽子像青头苍蝇一样嗡嗡乱飞，这一词本来的严肃与神圣，随着嗡嗡乱飞被当做烂泥踩在了脚下。这一现象的出现、蔓延，不排除含有起哄与恶搞的因子，但更多是社会心理浮躁的表现。然而，与“百家讲坛”对于丹的哄抬相比，无疑是小巫一个。且看“百家讲坛”是如何哄抬于丹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

    “当今中国一种文化现象的符号”

    “象征”、“符号”，到底算不算表述某事物本质的顶尖级的词儿？而这样的词儿是否反映了真实的于丹？

    “象征”、“符号”以及“百家讲坛”尚未赠予于丹的“标志”三词所传递的信息相近，均有表示“在某个方面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功能。例如国歌、国旗是我们国家的象征，探月工程是我国当前航天技术的标志等等，除了国歌、国旗，没有任何歌曲、任何旗帜可以作为我国的“象征”，没有其他任何技术能成为当前我国航天技术水平的“标志”，更没有任何词儿能在此场合来描述“中国”级的。窃以为，其他任何词儿配不上在这种场合使用，老祖宗们似乎还没有发明出在这一场合使用的超“象征”、超“符号”的词儿。

　　我国历史悠久，有无什么人物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对我国古典文学有卓越贡献的李白、苏轼、曹雪芹等等，可能不知“象征”、“符号”二词是什么滋味，就连大家公认的现代文化中的巨人鲁迅，也不过是个“旗手”而已。被称为“兵圣”的孙武，其撰写的《孙子兵法》成为后世多少将领必读之经典，并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有谁说过他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象征”、“符号”？扁鹊、华佗，能“起死回生”，只不过被当成“神医”罢了。我孤陋寡闻，迄今还没有听说哪个人明确提出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在实际中被当做“象征”、“符号”而且为大家所公认的人物，恐怕除了孔子再无第二个人，于丹能成为千百年来大浪淘沙后砥柱中流的“孔子第二”吗？

　　看了“百家讲坛”于丹的讲述，除了下文要谈的问题外，我的感受主要是：其一，她作为一个年仅40岁的学者，能有如此的学识，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口才也堪称一流，让人叹为观止。其二，她在“百家讲坛”的表现是出色的，“百家讲坛”选她来讲，不能说不是慧眼识珠。其三，讲述后的反响用“空前”二字形容也不为过，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功不可没。其四，于丹是能正确对待评价、正确对待自己的，表现了一位名人所应有的态度。其五，我本人获益匪浅，今后还将继续看“百家讲坛”，包括继续看于丹的节目。但实事求是地说，于丹的专业理论功底、知识储存、学术业绩等等，在同一专业领域可能还是“小字辈”，且不说全国，就是她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恐怕也不是第一流的。据我所知，北师大的这一专业，就出现过像黎锦熙、陆宗达、黄药眠、钟敬文、启功这一类被学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她与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比，都有不小的差距。这些人物中没有一个是什么“标志”、“符号”，怎能轮得上作为“小字辈”的于丹？“百家讲坛”的解说词还将“国学”与“超女”这一时尚但表意含糊的词儿联在一起，意在对“标志”、“符号”进一步强化一下。如果将这些桂冠硬加在于丹头上，于丹也就不是真实的于丹而与“孔圣人”比肩了。

　　(二)

　　有人可能说，于丹作为“符号”，仅仅指的是文化的一种“现象”而不是泛指文化，仅仅用于当今中国“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所有文化现象，这还不行吗？可以明确回答，用“符号”肯定是不妥的，前文已述，在此不想赘言。在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文化现象”主要有些什么？而“当今中国”的文化现象指的什么？她能与“当今中国”哪一种文化现象的符号搭上界？

　　“文化现象”的外延是相当宽泛的。广义的文化现象，恐怕囊括人类社会一切有影响的外在性表现。仅就狭义而言，也指精神生产能力、精神产品等方面有影响的外在性表现。那么，“百家讲坛”所说的“文化现象”，指的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退一步讲，即使指狭义的文化现象，而这种现象就有文化传播、文化变迁、文化冲突、文化精神、文化模式、文化整合、文化遗传、文化运动、文化创新、文化改革诸多方面的外在性表现。例如秦始皇在统一大业中，包括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车同轨等等，秦始皇莫大功劳引发的是文化变迁、文化整合现象，对此，有谁说过他是我国这一文化现象的“符号”？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史学体例，一直影响后来的二十四史并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学有着巨大的开创之功，他引发的是文化创新现象，又有谁将其称为这一文化现象的“符号”？不知“百家讲坛”所说的“文化现象”指的哪一种？是上述所列的，抑或还指别的什么？于丹是否有超过上述人物之处？如果真的超过，能否一定就是“符号”？又是哪种文化现象的“符号”？

　　(三)

　　将“象征”、“符号”加在于丹头上的，不是普通观众，也不是主持人张越，而是“百家讲坛”的解说词。普通观众即使喊声“于丹万岁”也没有什么，主持人即使脱口而出地拔高一下于丹，也只是个小小失误。解说词中这样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不敢武断地说是代表中央电视台，起码代表“百家讲坛”的态度与看法。

　　“百家讲坛”这样做，至少有如下负面作用：

　　 其一，在受众中造成误导。其主要表现是，将一部古代经典庸俗化了。受众中竟然有不少人提出：下岗了，或是孩子吸毒了，或是癌症晚期了等等，在《论语》(包括《庄子》)中有什么解决方法的问题，而不是领会古代经典的实质。这样的结果，客观上毁坏了学习古代经典的学风，这恐怕是广大受众、《论语》(包括《庄子》)的撰写者与研究者包括于丹在内，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在此还应提出的是，一种文化的标志是多方面的，仅从文化人这个角度，应是最能代表这种文化最高水平的人物，才能胜任其“象征”、其“符号”一类的名号。如果降低标准，随意选用代表人物，就会相应地降低这一文化的总体水平。这样,受众所理解的我国文化的“灿烂辉煌、源远流长”,与实际的“灿烂辉煌、源远流长”在含金量上会有不小的区别。显然上述做法，会使受众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文化现象，产生误解。

　　其二，对于当前社会心理中的浮躁，推波助澜。社会心理浮躁的一个显著表现是，一些人善于起哄式地制造“明星”，而“著名”二字的批量生产，正是这种起哄式制造的结果。当今，“著名”二字可以随便给、随便送了，随着这种“随便”也就廉价到一文不值。其发展趋势必然是，“著名”的帽子，就不只是像青头苍蝇铺天遮日地嗡嗡乱飞，而会形成一切都要遭受咬伤与破坏的“遍地皆是的鼠患”。如果“象征”、“符号”以及“标志”也像“著名”这样廉价，其离死期就不远了。

　　其三，造成多方面的伤害。中央新闻媒体直接参与制造“学术明星”，造成的伤害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的悲哀，是中国学术研究的悲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悲哀。首先，对被随意拔高者的伤害。传播学一个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大众媒体，有一种“社会地位赋予”功能，著名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对此多有论述。当一个人上了新闻媒体，本来不出名者也出名了。这种“社会地位”的“赋予”，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潜力发挥、业绩取得，都有鞭策作用。但当新闻媒体制造“明星”时，则超过“赋予”而是“拔高”了。窃以为，此时则会对被随意拔高者造成伤害。《后汉书》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王安石《送陈升之序》的“君子恶名之溢于实”以及其他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能说不是付出沉痛代价后历史人物的感受与历史经验的总结。即人们对于名不副实、名超于实，是反感的、讨厌的。当代学界泰斗季羡林拒绝接受大师的桂冠，同样是学界泰斗的钱钟书低调做人，在他们心中有无对“名之溢于实”的厌恶，很是耐人猜测；正是他们没有被拔高而维持的本真，赢得了人们更高一级的尊重；于丹一再表明：“不希望有过多的褒义词(将自己)糊满”，“让我做一个真实的人”，这可以说是一个学者面对桂冠的明智选择与她在“盛名之下”的内心不安。

　　不仅学者如此，连一般受众也对此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影响到被随意拔高者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其次，使新闻媒体的声誉受到戕残，对新闻媒体的运作造成伤害。说实在的，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了不少好的节目，在观众中留下深刻印象：阎崇年、毛佩琦、钱文忠、孙立群、王立群的严谨，刘心武研究角度的新奇，易中天、于丹的通俗，马未都的诙谐，使象牙塔里的文化走到亿万群众之中，央视“百家讲坛”的策划是可书可赞的。但在众多人对“名不副实”的厌恶下，“百家讲坛”滥用“象征”“符号”以及对于丹的随意抬高，使自身的声誉受到戕残。吾观之，新闻媒体的随意拔高，与假新闻对自身所带来的伤害没有什么区别。1958年报道亩产1000斤、2000斤时，人们还相信，等报道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时，人们就骂开了，这不是新闻媒体在作践自己？“百家讲坛”要在今后健康地运作自身，就应改变这种不妥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