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爱你们经历沧桑后的容颜 好莱坞不相信年轻之越老越勇的女人们

　　山鲁佐德

　　《纽约时报》常驻好莱坞的记者在采访米歇尔·威廉姆斯时说起一段往事，很多年前这位记者认识一位相当优秀的男演员，对方没有争议地得过奥斯卡奖，但之后的几年里他在很多不怎么样的电影里演着不怎么样的角色，而他没有抗拒或者逃避，理由是：“我是个演员，提供给我的是这样的角色，我只能接受。”威廉姆斯听了这段故事，回应是：“我同意他。我们是演员，只能接受提供给我们的角色。”

　　不能强求转型和改变，在好莱坞环环相扣的严酷工业环境里，女演员的职业宿命是打一场持久战，年复一年和重复的、模式化的角色相持，和偏见相持。相持，而不是对抗，这是很艰难的，因为在迷雾中不能确信找到方向，并且，必须在若干年后面对一张作品质量良莠不齐的履历表。

　　在不需要表演的商业大片里学会表演，这是凭借姣好相貌很小年纪在好莱坞抛头露面的少年偶像们艰难学习的一课。

　　克里斯汀·邓斯特在《忧郁症》之前，演过什么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呢？《夜访吸血鬼》里的小吸血鬼？那一大半是童星的幼龄制造的传奇色彩。其后十几年里，她的形象被定格在邻家甜心，粉红女孩，以蜘蛛侠的女朋友玛丽·简为典型代表。在广大宅男观众的心里，他们的Kiki（克里斯汀的昵称）像吸血鬼那样不会老去，她是永远的梦幻少女。

　　在不需要表演的商业大片里学会表演。这是很多凭借姣好相貌很小年纪在好莱坞抛头露面的少男少女偶像们艰难学习的一课。矛盾或者悲哀，他们通常是在好莱坞之外的环境——多数是在欧洲的影展上——被验证和认可了表演的专业能力。在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里，和邓斯特演对手戏的是夏洛特·兰普林和夏洛特·甘斯布，两个文艺片女王，但这电影的分量是落在邓斯特一个人的身上：就像片名提示的，故事里天地即将倾覆的灾难其实只是女主角嘉斯汀混乱心理的投射，导演是试图用客观的外部世界来呈现一个女孩内心的绝望。确切说，《忧郁症》是冯·提尔在宣泄他自己无可救药的忧郁绝望，他必须要感谢邓斯特，她的表演作了他的意图的完美代言，更甚一点，如果没有姑娘的表演，这部本质上做作的心理剧就彻底丧失了说服力。

　　很多漂亮的姑娘们在韶华正好的年纪里演了很多不值一提的片子，在这些会被定义成“烂片”的电影里练习着表演。

　　杰西卡·切斯坦的遭遇刚好和邓斯特颠倒一下。切斯坦在茱莉亚戏剧学校受过表演的科班训练，在纽约和洛杉矶的舞台上摸爬滚打千锤百炼，她先惊艳了帕西诺、继而以“莎乐美”的形象惊艳了美国戏剧舞台，这样的女孩在27、8的年纪进入电影圈，说是厚积薄发也不为过。但即便是像她这样已经窥见过表演的奥秘的女演员，在好莱坞被提供的也不总是能给她发挥余地的角色和电影。

　　帕西诺有理由捧她，因为在《王尔德/莎乐美》这部纪录他在洛杉矶排演《莎乐美》过程的电影里，他用镜头纪录下切斯坦在表演中爆发的惊心动魄的美。同一个女子，到了平庸的B级片《德州杀场》里，也只是一个普通漂亮的女演员。她在戛纳被制片人们注意，是因为她和马利克合作过，或者她在拉尔夫·费因斯的新片里惊鸿一瞥地做了高品质花瓶，而同时在美国国内上映的小成本电影《帮助》几乎不被提起，直到金球奖的提名让《帮助》重回人们视野，普罗们陡然意识到切斯坦在这片子里多么明亮、温暖、讨人喜欢啊！

　　在通往影后或优秀女演员的长途列车上，窗外的风景并不总是怡人，好演员未必是在“杰作”中熏陶的，更不可能从不失手，现实很无趣也很无奈：很多时候，一些漂亮的姑娘们在韶华正好的年纪里演了很多不值一提的片子，她们是在这些也许会被定义成“烂片”的电影里练习着表演，等待着下一个遇到的角色能让她们爆发积压许久的能量。戏抬人，是幸运。人抬戏，是这个行业天经地义的游戏规则。

　　制造一夜成名童话的好莱坞，其实不是一个相信童话的地方。也许有性感甜心佳人辈出，造星流水线上数十年地重复制造明星梦的幻想罐头，但表演不能速成更不能被批量制造，表演是一场在岁月中的鏖战。青春不是女演员唯一的本钱，好演员要能够在蛰伏中准备得够充分--若能勇敢地面对职业的风险，能从容地面对时间留在眼角和额头的痕迹，年华老去的女人更能撑起满台好看的戏码。

　　他确信这个姑娘身上具有光芒和能量——她是一个好演员，因为她在蛰伏中准备得够充分。

　　前些时候布拉德·皮特因为《生命之树》得了一个表演类的奖，站在领奖台上，他感谢了电影里的搭档们，特别提到女主角时，开了个不伤大雅的善意玩笑：“她在好莱坞一线创造了一张在成人电影行业里才可能出现的成绩单：2011年有7部她主演的电影上映，2012年将有5部，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姑娘！”

　　这个不可思议的姑娘是杰西卡·切斯坦，1980年生，制片人和影评人注意到她，是因为去年五月在戛纳首映的《生命之树》，她像一朵空降在美国电影圈的奇葩，兼有一尘不染的清澈新鲜和游刃有余的成熟从容。这年她31岁，这是一个对女演员而言绝不能算是“稚龄”的年纪。她本名杰西卡·霍华德，是执导过《美丽心灵》的导演朗·霍华德的女儿，而她改了这个能暴露她在电影圈血缘牵连的名字，在很多年轻姑娘以为应该用青春换取运气的年纪，她甘心泯然众人地在茱莉亚戏剧学校上学，演舞台剧，挣不多的工钱，直到阿尔·帕西诺在芸芸众生里挑中她演《莎乐美》，直到完全不凭借父亲的人脉也能招来好莱坞A级制片人的注意。在威尼斯，帕西诺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发布会上对各地的记者们说：“看完这电影我希望你们能记住，女主角叫杰西卡·切斯坦。”这并非是前辈有意提携后来者，而是作为同行，他确信这个姑娘身上具有光芒和能量，是在时间里历练和沉淀的能量——她是一个好演员，因为她在蛰伏中准备得够充分。

　　青春不是女演员唯一的本钱，若能勇敢地面对职业的风险，若能从容地面对时间留在眼角和额头的痕迹，老了的女人更能撑起满台好看的戏码。

　　其实，好莱坞是一个不相信运气的地方。也许有性感甜心佳人辈出，造星流水线上数十年地重复制造明星梦的幻想罐头，但表演不能速成更不能被批量制造，表演是一场在岁月中的鏖战。这就不奇怪这些年每到秋冬评奖季，表演类奖项会偏爱“老人”。去年娜塔莉·波特曼看似以30岁的“低龄”得了影后，但不要忘了，她早在12岁入行，在好莱坞已经打拼了18年。克里斯汀·邓斯特在去年五月的戛纳影展凭《忧郁症》拿下她从业以来的第一个影后，那个时候，她做演员的年份已经超过了她第一次演电影的年纪。

　　梅丽尔·斯特里普在半个月前又一次捧起金球奖的影后，虽然有人感叹“前度梅姨今又来”，她这样常青的演技派的存在，对同代人和后辈都是极大的压力。但这个行业对她的尊重和认可，也让好莱坞这台散发着机油味的工业机器保留了艺术的灵韵之光：在这个大环境里，青春不是女演员唯一的本钱，若能勇敢地面对职业的风险，若能从容地面对时间留在眼角和额头的痕迹，老了的女人更能撑起满台好看的戏码。

　　就看今年金球奖表演类奖项的提名：《阿尔伯特·诺伯斯》的格伦·克洛斯，《谈谈凯文》的蒂尔达·斯文顿，《未成年》的查理兹·塞隆，《杀戮之神》的凯特·温丝莱特和朱迪·福斯特，《帮助》的维奥拉·戴维斯，一眼看去都不年轻了。即便是看上去年轻明媚的米歇尔·威廉姆斯和杰西卡·切恩斯坦，也都是有阅历有故事有坎坷的姑娘。今年奥斯卡的竞选前景混沌得很，但无论影后最终归属上述任何一个，至少我们能确信一条：好莱坞不相信年轻，更像手工艺活的表演，是需要时间成全的一场拉锯战。

　　“我记得你年轻时的模样，可我更爱你此刻饱经沧桑的容颜。”杜拉斯小说里的这段话，送给在好莱坞越老越勇的女子们，刚刚好。

　　像湖面上游弋的水鸟，人们只看到水面上的悠然闲散，却看不到水下脚掌扑腾得厉害。

　　如今斯特里普阿姨的演技已然被圈里圈外奉为“神级”，仿佛她演什么角色都是信手拈来。穿一身普拉达就成时尚女魔头，眉毛轻挑，冷面毒舌。换上1960、70年代良家主妇的西装小外套和A字裙，化身贤淑的外交官太太茱莉亚·查尔德，与世无争，热爱厨艺，写出两卷本《如何掌握法国厨艺》，至今是主妇们的指路明灯。过去几年她演的都是些“小小的佳片”，这些电影因为有了她而好看起来，我们不知道在梅姨日渐发福臃肿的身体里，能住下多少丰富鲜活的灵魂。

　　现在她演《铁娘子》，多少人惊呼“好强大的气场！”演强势的女人，一不小心就显得刻意了，但偏偏她连一点“演”的痕迹都没有，水到渠成自然得很。局外人以为她这尊金球奖拿得轻松，而事实上，梅姨在表演上的修炼是不动声色的“外松内紧”，就像湖面上游弋的水鸟，人们只看到水面上的悠然闲散，却看不到水下脚掌扑腾得厉害。

　　好的表演，终归需要用功，用功于无形。为了演撒切尔，斯特里普像外语初学者听录音那样听撒切尔当年的演讲和国会辩论，她扮演她，是在不断努力接近一个和自己始终存在隔膜的人。在纽约的首映式上，斯特里普开玩笑地说：“撒切尔是个雄辩家，她的强势会让采访她的人胆怯然后丢了立场，这是我要用余生去学习的。”斯特里普和撒切尔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她在表演中再现了那个强势的“铁娘子”，是技巧和经验的功劳，但是不能免俗的，这种质感的表演，首先是敬业的胜利。

　　“敬业”是种态度，若说得煽情些，这些被演技眷顾的女人们，如果她们比同行走得更远，那是因为她们更执着些，对“表演”这种终身制的职业爱得更深些。

　　可以多执着？格伦·克洛斯在百老汇演《阿尔伯特·诺伯斯》是20年前，而她为了把这戏改编成电影，用了17年。她执着于这个剧本，因为“没有什么电影像它这样思考女扮男装的问题。”《阿尔伯特·诺伯斯》和《男孩不哭》、《哭泣游戏》是本质不同的，它关心的不是性别倒错或同性之爱，这个发生在19世纪末都柏林的故事，讲述的是女人的被剥削和被压制，一个女人为了生存而假扮男人在一家旅店里当侍者，心惊胆战地隐藏着自己的秘密，在压抑和躲藏中，她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明白“我是谁”。克洛斯曾说：“诺伯斯这个角色对我而言，是有关表演的一切——她的内心是一片沉默的空白，她是一个等待被完成的人。”今年64岁的她执着于拍出《阿尔伯特·诺伯斯》，是因为在这部戏里，在这个角色里，有她对表演的全部理解。

　　女演员，首先是女人，先生活，然后表演。人先得感受，学会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蒂尔达·斯文顿在纽约宣传《谈谈凯文》时，这样形容自己：“我来自一个和你们截然不同的星球，我们那儿做事的方式完全不同。”她这话并不是针对英国电影环境和好莱坞的不同，只是关于生活：她住在苏格兰乡间，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农耕文化的作息，远离发达数字时代无孔不入的信息，也远离名利场的是非。她说，无论在戛纳、威尼斯或纽约和好莱坞，她始终是兴高采烈的异乡游客，而苏格兰乡下是她唯一的家，在外漂泊后必须回去的家。她珍惜家，珍惜日常生活，放映结束的交流会上，她不谈表演的技巧，她说，人先得感受，学会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斯文顿被视作这个时代最擅长刻划人物微妙内心的女演员，《谈谈凯文》的导演评价她：“可以摆脱台词，她深谙沉默的力量，关于表现人的孤独、隔阂和莫可名状的内心波动，她是最好的。”而她本人却说，她没想过会做演员，她演戏，是因为放弃了写作，因为写不出心里的感受。这个在德里克·贾曼的实验电影里开始表演生涯的女子，没有受过方法派或技巧派的训练，但她依靠直觉揭开了表演的秘境：女演员，首先是女人，先生活，然后表演。

　　查理兹·塞隆是一个美得无可争议的女人，她的美是一种类似真理的存在。但很多和她合作的导演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她的金发碧眼和美腿，而是“她很强，内心很悍”，这份“强悍”凌驾在她的美貌之上。《未成年》的导演扬森·瑞特曼的回忆里，“我第一次见她，坦白说，有点被吓到了。”而对于她的表演，瑞特曼完全不吝啬他的赞美，他记得电影结尾是一段5分钟的长镜头，一气呵成，当时他觉得“不是在看拍摄，像是直接坐在电影院里看成片。这样的表演可以作为教科书。”

　　当事人怎么说？“我至今不完全明白表演是什么。每一次，是我经历过的生活让我接近了我演的角色们，但我知道，那只是扮演。我不是活在表演里的人。如果做一个好演员意味着要活在角色里，要消灭自己的生活，那我宁可不是个好演员。”这话不装，也不矫情，因为塞隆确实这样实践着——在生活中磨砺得内心强大，强大到能够胜任任何角色。

　　一个尽职的明星不得不把私生活变成一场巨大的表演，而一个好演员明白，表演的力量来自聚光灯外。所以当有记者问米歇尔·威廉姆斯：“演过梦露之后，你是不是也有巨星的感觉了？”姑娘回答：“没有，完全没有。我一点都不喜欢‘巨星’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