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

何友中

作者简介：何友中，女，1947年生。北京女一中高中毕业。1967年至1977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戈比公社额仁宝力格大队插队10年，曾担任第二小组副组长和大队会计。1977年参加高考，被包头师专中文系录取。后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1980年至1984年在包头三十六中学教书。1984年调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工作，曾在纪检组和科技教育处工作，曾任主任科员、副处级检查员。1994年调到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投资咨询部工作，具有国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和高级经济师职称，参加了160多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多次荣获全国和北京市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

　　“惊雷唤醒大学梦，好雨润滋久旱心。放牧边疆十载整，重开考试未来新。”当我回首往事时，最让我难忘的、最能激发我感情的、最让我终身受益的事，就是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每当我想起茫茫雪原上艰难行进的那辆卡车，我就坚信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正如丰子恺说的：“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

惊雷唤醒大学梦

1977年10月初，我送孩子回北京时还没听说高校招生改革的事，回到大队照旧到蒙古包去登记工分。11月初到公社银行为牧民取预付款时，突然听人在说恢复高考的事，我先是一愣，赶紧凑了过去。三个中年人正说得起劲。
　　粮店的孟和说：打倒“四人帮”后政策还真的不一样了。
　　孟和是粮店主任，知青到公社经常到他家吃住。
　　砖厂的刘宝和说：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又该整顿了。
　　别看刘宝和只是个小学文化，分析起形势来一套一套的。
　　我也和他们聊了起来：你们刚才说的高考的事是真的吗？
　　孟：这消息千真万确呀。10月20日晚广播电台已经公布了这个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两篇大块文章。你还不快报名。
　　我：我倒是在北京时就听说，邓小平主持教育工作后，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可我们都这么大了，又结婚有孩子，人家能要吗？
　　孟：听说招生条件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我：国家还真是没忘了我们这些“老三届”。
　　我激动得脸通红，眼泪涌到了眼眶上。
　　孟：前几年招生你怎么没报名啊？
　　我：那时我对上大学已经死了心了。咱们既没后台，出身又不硬，报名也是白报。张铁生交白卷那年，我们队××、××考得都不错，结果都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被录取，后来××觉得前途渺茫自杀了，估计和上不成大学有些关系。
　　××：你不是扎根派吗，怎么也要走啊？
　　这个人总爱找知青的毛病。
　　我：我们这批知青是国务院用大轿车从天安门出发送到草原来的，再苦再累我们当然要坚持。我到草原已经十年了，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草原，应该是把根留在了草原吧。现在恢复高考，就是祖国在召唤，“四化建设”急需人才，能报名的知青和当地年轻人都应当报名。
　　从银行取钱后，我没在公社耽搁，就赶紧骑上马往回返，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所有的知青。到大队40多里的路程，一路上我一会儿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会儿唱《翻身农奴把歌唱》，还作了一首诗，大声朗诵着：“老邓抓高考，《人民》载巨章。出身权力废，考试变寻常。闻讯心激动，加鞭喜欲狂。飞奔相转告，做伴报名忙。”

考期紧张雪路封

我们队当时只剩七个北京知青，已全部结婚。我丈夫石康对于考大学始终在犹豫，他说，这么多事情要干，怎么能说走就走呢？他担任大队副书记，想得很多。我说，这是党和国家给咱们的机会，就试试嘛，就算你陪我走一趟行不行？考不上咱们还继续在这儿干。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勉强同意。在我的鼓动下，最终我们队有四个知青报了名。没报名的北京知青有两个是六六届体院预科初一的，文化课没学过多少。还有一对知青夫妻，一个生完小孩后身体不好，一个正在盟畜牧兽医学校学习。报名的另外一对夫妻是宋建生和赵久胜。宋建生是我中学的同学，初中和高中一直担任学习委员，数学特别好，人也长得漂亮，要不是“文革”，她应该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中学时我非常崇拜她，直到现在也常感叹可惜。当时她担任大队小学老师，她丈夫是锡盟知青，干活是把好手。我们公社二队的谢小庆也报了名，他在牧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我们五个人都是在草原入的党。
　　报名要交四张照片，这可难住了我。去旗里照相馆照相肯定来不及了，大雪封路根本也找不着车。回去翻箱倒柜凑了四张，却是两个底版的。其中两张是把结婚照剪成了两个单照，看着剪开的照片心里难受极了。名是凑合报了，接下来再一细思量，准备考试的困难太多了。1977年底我已经接近31周岁了，年初刚生完孩子，7月份又做了一次流产，身体比以前瘦了许多。大队书记对我的报名也不支持，怕我复习功课影响了年底的结账。再有就是想复习也没有复习资料呀，翻来翻去找到一本北京慰问团送的知青科普小丛书（农业知识方面的）。该填报考志愿了，报文科还是理科呢？考数理化没书不行，只能考文科了，靠现编撞大运吧。报什么地区的大学呢？从照顾孩子考虑必须回北京；从专业考虑我想学会计，只能报辽宁财院。由于当时到偏远地区招生的学校和专业有限，我报的志愿顺序是：北京师院、辽宁财院和包头师专。最后一个志愿是兜底的。
　　记得考场设在东乌旗一中，考试时间是1977年12月13日至14日。刚一进入12月，我们队四个报名的知青就开始打听去东乌旗的车。那年冬天，东乌旗又遭受了特大白灾，路边就可见到牲畜的尸体。听说东边满图宝力格牧场的雪和蒙古包一样高，运粮车靠铲雪车开道，200公里走了五天五夜，所以一般的卡车都不敢出车。正在我们焦急难耐，以为考试无望时，12月8日我们终于打听到驻扎在公社的防火站（负责在边境开垦防火道）有一辆卡车要去东乌旗。我们立刻动身赶到公社住下，盯住了这辆车。10日听说车要出发了，我们就一大早在车旁边等着，一直等到午饭后1点多才准备走。管他呢，能坐上走就行。车上拉了两个汽油桶、几捆牛皮和好几麻袋东西，我们四个和两个防火站的人就坐在麻袋上。车开始向北行进，看样子是打算从边防公路走，上了边防公路就比较好走了，但是要多走50公里，也就是说一共要走180多公里。
1977年的冬天格外冷，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1℃，白天的气温也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那天就算天公作美，没刮白毛风，就是干冷干冷的。雪原显得特别空旷、辽阔，雪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一开始我们高兴得有说有笑。
　　××：咱们队50多知青走了几个大学生了？
　　××：招生走的也就八个人。
　　××：咱们队离东乌旗太远了，所以得到的招生指标太少。
　　××：走的人都是有后门吧，不是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防火站的人说。
　　××：我们队倒不是，牧民和知青都同意先照顾那些身体受过重伤的知青。1971年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是在打火时脸被烧伤的。
　　××：是啊，×××是1973年去吉林大学理论物理系的吧，她是在农场启动柴油发动机时双手手腕被打伤了。
　　××：我们包的×××是1974年去内蒙古农牧学院的，人家是从香港回内地上中学，后又插队的，属特殊情况，应该照顾。
　　××：后来北京体院、内蒙古师院和锡盟农牧学校又招走五人，有些人家是点名要的。
　　××：石康，你出身挺硬的，怎么没走？
　　石康眯着小眼睛笑着说，我要走了，不就找不上她了吗。
　　大家都笑了。石康当时还真没想走，只向着自己的理想奔着。
　　××：何友中，你爸不是国家科委的吗，怎么没走呢？
　　我：我爸只是个副总工程师，没权啊！又有历史问题，家被抄，住房被占，父母都在湖南劳动改造，姐姐的出国、入党都受影响，我哪有可能走呢。所以这次有了机会我就抓住不放。
　　接着我又说：想想自己也挺可笑的，1966年是我们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现在高考报名我比谁都积极。
　　××：啊？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可找到罪魁祸首了。
　　一只手打在了我的头上。
　　我：不是我写的。
　　我赶紧喊冤。我说，其实谁写的并不重要，当时有几个人头脑清醒？还不是都被卷在极左潮流里。
　　××：还真没想到10月份《人民日报》那两篇文章能写得那么透彻，咱们也受 “四人帮”的毒害不浅啊，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回再看以前的事心里清楚多了。
　　××：那两篇文章挺带劲，说打倒了“四人帮”，就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理直气壮地抓好文化考试。
　　××：这回有邓小平做主，我看是个真考试了。
　　聊了没过多久，呼出的热气就将帽子和领口给冻上了，大家只能把头尽量埋在皮得勒里。卡车摇摇晃晃地缓慢地爬行在雪的海洋中，我的思绪飞到了“文革”开始的1966年。1966年6月6日在原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教室里，一个同学感情激动地在大声朗读着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信里给升学制度扣了好几顶大帽子，什么“反动”、“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罗列了好几大罪状，说使不少同学有严重的“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最后还提出了两个“直接”，让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请党直接从高中毕业生里挑选一批人去升学等等。虽然我已感觉到自己是在被批判之列，也没有被挑选去升学的可能，但是也积极举手表示拥护，卷进了“文革”的狂热之中。由于当时我任班长，所以让我在全校庆祝“废除高考制度”大会上代表全班发言，记得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就把社论上的几句话说了。这个发言还在广播电台播出过。这件事下乡后我从没提起过，总感到是个不光彩的事，这不是也多少宣传过极左思想吗。现在想想确实太愚昧无知、太幼稚可笑了。卡车突然停了下来，误车了，雪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赶紧跳下车用铁锹铲雪。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摇着，走着，一会儿我的思绪又飞到了女儿身边。1977年1月我准备生小孩，也是遇上雪灾，大雪封了我们队通向公社和旗里的道路。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一辆汽车来过我们队，连粮食也快断了。孩子出生前一天，大队的大车（四匹马的马车）到道特公社拉粮还没回来，所以去公社医院是没有可能了。孩子就出生在大雪覆盖的小土坯屋里，后来回想起来很是后怕。孩子三个月时，为了给她打防疫针，我牵着牛车，徒步走了40多里路才到了公社医院，结果没药了，白去一趟，孩子跟着遭罪不说，万一得了急病可怎么办。由于当地牧民居住分散，我做会计工作经常需要骑马外出，有时孩子必须托人带，如果把孩子放在当地人家，他们的卫生习惯离我们的要求相差太远。这样1977年7月我们把孩子放到北京昌平的一家农户托养，好歹医疗条件有保障，气候也好多了。自己受多少苦都能忍受，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再受苦了。自从把女儿送回北京后，我的心就被女儿牵走了。的确，生孩子后的我身心都变得很脆弱，总怕失去这个娇嫩的小生命。所以，为了孩子，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一次考试。
　　当卡车驶入“额仁”草场时，发动机突然熄火了，这可怎么办。这时已是下午4点多，天已经有些昏暗，如果车发动不起来，我们几个肯定会冻死。多亏当地的司机有办法，七搞八搞车又动了起来。终于上了边防公路，车开始向西行进。路好走多了，但是还有差不多100公里的路程。看看表，已经是晚上6∶30了。天慢慢全黑了，没有月光和星光，四周死一样寂静，只有车灯的微弱光线和发动机发出的粗重的喘气声。我们不停地搓着脸，怕给冻伤。越冷越想方便，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就要下车方便一次。司机不耐烦地说：“懒驴上磨屎尿多。”为了赶路，我也不好意思老让停车，就用手使劲按住小腹，按得生疼，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敲驾驶舱顶。又是忍无可忍了，再忍忍，再忍忍，等到车停下，着急的我下车没走两步就一头栽在雪地上。不好，尿裤子了。太不好意思了，内裤湿了一大片儿，我也不敢声张，完事后赶紧又爬上了卡车。时间太难熬了，怎么还不到呢。由于多次的方便，身体的热量流失的较多，再加上又饿又冻又紧张，我感觉快晕过去了。一直到晚上快10点，车才到东乌旗，一共走了9个小时。当时我全身都冻僵了，动弹不了，是让别人生拉硬拽给拖下了车。两脚一粘地，从下往上疼得直叫唤。司机还坏笑着说：“知道疼就没死。”真让人哭笑不得。好容易找到一家小店，只剩一间屋，也没有煤生火，照顾我们两个女的住了进去。无论如何，我们是活着到了，可以参加考试了。第二天我们在东乌旗大街上溜达时遇到了老旗长以登木加布，他听说我们准备参加高考，就邀请我们到他家住。以登木加布的妻子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后来我们两个女的就住在了他家。和蔼可亲的老旗长是我们队牧民的亲戚，在运动中曾被打倒。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感谢那位司机和老旗长老两口。
　　12月13日考试开始了。文科第一天考政治和史地，第二天考数学和汉语文。政治和数学大部分题都做了，就是不知对不对。语文作文的题目是《在红旗下》和《论实事求是》，我写的是《在红旗下》，写得激情饱满，就是很空，不知怎么回事，下乡受这么多锻炼，怎么就写不进去呢。史地考得最差，好多挺简单的题都想不起来，连省会的名称都搞不清楚，后悔下乡十年只顾劳动没看书。出了考场一聊，发现别人考得更糟。
　　回来的时候雪更大了，我们坐的是解放三零（顺着六个轱辘）。由于走的是南路，一天只能走60公里，不过心里一点都不着急了。半路住在“道特”公社，到家整整走了两天。一个多月后通知我去检查身体，全公社共有五个报名的，只通知了我一个（其他人1978年都比我考得好）。机会太难得了，我又踏上了艰难的路程。由于雪太大了，坐车走到“道特”公社，往旗里就再也过不去了，我的心全凉了。1973年招生考试后，就听人家说，考完的成绩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审和体检，招生的人在体检时搞点小名堂，最后打表说你血压不行也上不了大学。唉，原来最担心的还是政审，没想到一开始就栽在了体检上。一点儿戏也没了，太让人懊恼了。又一个月后，听说因雪灾没检查身体的考生旗里都盖章通过了，我喜出望外，真是太感谢旗政府和招生办了，如果他们硬要卡，我们这些最下层的知青又能怎么样呢？政策确实不同了。
　　当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激动兴奋自不用说，但更多的是羞愧。我被第三志愿包头师专中文系录取。考得确实不好，政治、数学考得还可以，都70多分，史地不及格，总分262分。还好，比文科录取分数线多22分，还弄了个全旗文科第三。想当年，我所在的女一中，是市重点，90％多的高中毕业生都能考上大学本科，我这个高中保送生，考这么点分数真是“无脸见江东父老”。可是这也不能全怪我，乡下连课本都找不到，想看书也没书看啊，和城里条件好的考生比较，“公平考试”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啊！有自嘲诗：“考前不看书，赴考尿急出。考场头发紧，考完羞愧哭。”

面壁读书三载整

当时是准备放假再回大队（丈夫1978年考走），于是结账分红交账。收拾停当，自然是先回北京看孩子，然后去包头上学。1978年4月开学时，包头师专七七级中文系是在麻池的平房校舍上课（没在本部），周边是荒郊野岭。校舍虽然简陋，但是“谈笑有鸿儒，出入无白丁”，老师不少是北大和北师大毕业支边的，而同学中考300分以上的也不乏其人（后来才知道知青出区很难）。由于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次高考，同学的年龄相差极大，我最大31岁，最小的18岁。到了学校才知道我和大家在学习上的差距有多大。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大多是中专师范的老师，曾在这所学校进修过，一个比一个知识渊博；年龄小的有不少是单位的通讯员，不少人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班里大多数同学都看过不少中外名著，老师说到哪儿，他们就能跟到哪儿。对于打倒“四人帮”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同学们讨论得异常热烈，而我在发现受害的同时，也发现在自己身上有不少“谢惠敏”（系刘心武作品《班主任》的人物）的影子。面对文学的博大精深和新观念的激烈碰撞，我既有些发懵，也有些痛苦，我怎么这么无知落后呢，怎么就找不到自信了呢？整整十年没有看书啊，知识青年已变成文盲和科盲了，思想已经快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落后使我感到压抑和羞愧，进而下决心奋起直追。记得当时整个春天我们吃的都是几乎没有油水的菠菜，脸都快吃绿了，可这些并没有影响我们高涨的学习热情。我暗暗地在追赶大家，考试前经常躲到学校的墙外，面壁苦读。虽然“文革”把学习的最好时期耽误了，但是我要用加倍的努力把失去的学习时间都补回来。在包头师专的三年我是靠着学校发的二等生活补助过来的。至今我感谢包头师专（现包头师院）既为我开启了知识的大门，也为我打开了思想的枷锁。有怀念诗：“‘陋室’品位高，食堂档次低。蒙羞不气馁，面壁苦求知。”

重开考试改人生　　

恢复高考的决定似惊雷，如好雨，激发了一代年轻人发奋读书的热情。“文革”让我对上大学死了心，恢复高考让我重新焕发青春朝气，重圆大学梦想。1977年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从一个牧羊女成长为一个大学生。毕业分配不久，我却得了乳腺癌，手术后又切除了双侧卵巢，身体极度虚弱。恢复一些后，单位同志们看着我那苍白的脸色也不敢给我太重的工作，但是我不甘心闲着，于是我开始了自考。我想，“文革”耽误了十年，不能再耽误了。靠着在师专打下的基础，最终通过了中文本科12门课程的自学考试，圆了自己的大学本科梦。1994年孩子准备高考，我从内蒙计委调到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从政府计划部门转到正在面向市场的事业单位，无疑又是一次挑战。由于曾是副处级，年龄又大，行政处室不好安排，就把我放在业务部门——投资咨询部。工程咨询业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专业性要求很强。面对IRR（内部收益率）、NPV（净现值）一大堆技术经济指标，我又发懵、痛苦起来，又成了最无知、最不自信的人。面对找工作的难度，没别的办法，只有学习。50多岁的我又开始参加这考试、那考试，还好通过了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和非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职称考试。挑战和机遇永远是并存的，继续学习不但使我回北京后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还圆了自己学习经济专业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当过教员、公务员和公司职员，经过继续学习和长期的工作实践，专业领域不断拓宽。现已参加了160多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如《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北京盲人学校改扩建项目建议书》《锡盟东乌旗草原生态旅游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为北京市现代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特别是为内蒙古锡盟东乌旗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让我有了回报第二故乡的感觉，感到特别欣慰。我还参加了一些研究课题，如《北京市“十五”规划前期研究资料汇编——21世纪初期北京市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奥运场馆融资及运营方案研究报告》《高技术项目可行性研究程序的研究报告》《高新科技投资指南》等，和同事们合作，多次获得全国和北京市工程咨询优秀成果奖。近十年还在国家、省市重要刊物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中国知青诗抄》还收录了我怀念草原的一首诗作《思念》。
　　“青春热血草原奔，‘而立’别夫学校行。病后自学拿大本，夕阳未辍论工程。”2002年我55岁退休，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后才为国家干了22年，所以后来还在单位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今年我的活儿不多，又报名准备参加“投资咨询师资格考试”。我们这些“新三级”大学毕业生，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都希望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多作一些贡献，来回报党和人民的培养。正像我们知青聚会经常唱的歌“我们这一代要一辈子艰苦奋斗”。
　　“惊雷唤醒大学梦，好雨润滋久旱心。放牧边疆十载整，重开考试未来新。”当我回首往事时，最让我难忘的、最能激发我感情的、最让我终身受益的事，就是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每当我想起茫茫雪原上艰难行进的那辆卡车，我就坚信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正如丰子恺说的：“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
　　21世纪的年轻人，希望你们能珍惜现在的学习环境，为了新的梦想前进吧。

五、那一个梦想 

邵又乔

作者简介：邵又乔，女，1949年出生。1969年四川江油县双河公社插队知青。1971年至1978年成都龙泉驿区五金社工人。1978年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至1992年四川省外贸学校任教师。1992年至2000年省服装进出口公司边贸部副经理，驻俄罗斯子公司总经理。译文：短篇小说《婚礼》（《俄苏文学》1985年第2期）；《童心》（《苏联文学》1986年第5期）；科普文章《天气之神》（《科学文艺》1985年）；《一亿五千万》（《世界人口动态》1988年第4期）。论文：《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一个战略性问题——谈工业设计》（《工厂管理》1988年第6期）；《谈出口促销中的外销人员》（《四川对外经贸通讯》1988年第3期）。

　　当分数公布知道自己胜券在握时，我已怀孕近三个月。询问招办得到的答复是学生期间不能结婚、生子（此条例后来解禁），否则作退学处理。怎么是这样？要上学就不能要孩子。我多么喜欢孩子。我多么想要这个孩子。我的孩子，那么理解、支持我。在繁忙的上班、复习、高考之际，没用妊娠反应来干扰，甚至我从自行车上重重摔下也没产生任何后果……不忍心将你扼杀啊。可是，人生漫漫长路上，那个与生命同在的梦想如此强烈，那个曾被剥夺而今来临的机会那么不易，不甘让它付之东流啊。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搭末班车，晚了点，它绝尘而去不会等你片刻的。
必须要付出代价啊，挣扎中做出痛苦的抉择。对不起，亲爱的孩子，原谅妈妈的残忍。心在哭泣，在滴血，在刀剜般的痛……

上大学不是梦

读小学时我就想将来一定要上大学。
　　母亲常说，平时要善于学习和积累，做什么事一定要坚持又坚持，绝境中会有机会出现的，那时你才不至于错过……母亲作为成都名校树德中学的高材生，抗战时期考入同济大学医学专业。外祖父的突然去世断了经济来源。面对上有老母，下有弟妹的无情现实，母亲万般无奈，只好退学，找工作，担起养家重担。谁又能想到十几年后的1956年，已有五个孩子的母亲，竟然通过严格的考试，考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
　　母亲的经历成为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学习比较自觉，喜欢读书，不费劲，无需父母操心。小学时中队长、大队委一路当来有十道杠（少先队干部的标志）。中学时也是班干部、活跃分子。不光数理化名列前茅，音体美也不落后，图画老师常给我100分，办墙报自然是主力。长跑游泳，唱歌跳舞样样参与，良性循环。在我看来，念完初中、高中、上大学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不渺茫，不是梦。

 “文革”，上大学成了梦

　　1966年夏，我正上高一。六月某日的课在一片惊诧、哄闹中结束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校园高音喇叭成天播放《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课不上了，高考废除了——这一停课时刻如同一个历史画面突然定格。
　　国家主席成了“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学校校长成了修正主义凯洛夫教育路线的忠实信徒和走狗；连平日里慈祥可亲的校医也竟然是国民党少校特务……阶级敌人无处不在，红色江山岌岌可危！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红卫兵、红小兵们热血沸腾，斗私批修，检举揭发，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破四旧，造反造反……
　　当我们“扒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腾的骏马”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已是1966年11月了。
　　首都北京多么令人向往。她气势恢宏，古老博大，处处体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无数历史遗迹、风景名胜该是我们流连、瞻仰的地方吧。可是我们是来革命串联，不是来游山玩水的。除了在天安门广场留影一张以作纪念，我们不登长城，不仰故宫，不游颐和园。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北大、清华等大学抄大字报。顾不得凛冽的寒风，抄啊抄，天天抄得手臂发酸……
　　一日，倦了，累了，信步来到未名湖前，坐下，发呆。波光粼粼，碧云蓝天，闭上眼睛。整个人如同坐完过山车般停下来、静下来。突然间，这半年的经历一一浮现。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问自己。轰轰烈烈中怎么会有空洞、失落？困惑、迷茫如同潮水在心中交织。那个大学梦呢？心愿在红色岁月里显得多么苍白。北大，此刻我就在你的怀抱中，何时我能作为一名学生徜徉在大学校园里，拿着课本走进教室、实验室、图书馆？——阳光下的白日梦罢了。
　　青春的岁月，蹉跎的岁月。1967年学农——修筑公路。一镐挖下去硬土上全是白道道，汗水湿透了衣衫。以后便是学工——在一个国防厂食堂打杂，洗菜、蒸馒头、包子。体重达到了历史之最……
　　光阴荏苒，百无聊赖。好在喜欢读书。找书来读，不管任何书，只要到手便如饥似渴。慢慢地我便成了逍遥派，疏于参加造反派的活动，最后干脆退出。读书成了我最大的乐趣和精神寄托。文学喂养了我，启迪着我。可那个年代要找到一本书何其难，因为书都成了大毒草。社会风气是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有一天，弟弟鬼鬼祟祟拎着两个麻袋往床底下藏，我忙喝问干什么。弟弟说是邻居昭用弹弓打碎了省财贸干部学校（我们父母供职的学校，当时全校教职工到“五七干校”去了）图书馆的窗户玻璃，翻窗入室偷的书，不敢全拿回家，托他帮忙藏一些。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我来帮你藏”。这些书被我接管后便成了日夜不离的伙伴了。

下乡插队，梦想渺茫

1968年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哭、闹、装病耍赖，在班主任、街道办轮番上门轰炸下，再顽固也难抗命运的安排。我在班上历来属于积极分子之类，轮到下乡不可能不去。似乎，我不蹚地雷谁蹚地雷，我不下乡谁下乡？没有犹豫和动摇，第一批就乖乖报名下了户口。临行前好友惜别合影，题点什么词吧，大家都很伤感。就题“壮别天涯”吧，我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样子。
　　1969年1月26日，伴随着闷罐火车隆隆的声响，我们唱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这首苏联《共青团员之歌》，来到江油县双河公社下乡插队。社员敲锣打鼓，用萝兜、扁担将我们简单的行李挑到各自的生产队。我与组合同伴禾被带到一座山梁上孤零零的小土屋前。
　　这真像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小泥屋啊，我居然冒出这种联想。
　　“这就是你们的家了”，队长的话打断了我的臭浪漫。“劳动工具和口粮到保管室去领。你的隔壁这家是富农，小偷小摸惯了的，要提高警惕，防着点。”
　　什么，原来有一户富农且小偷作邻？我与禾顿时傻了眼。这才看见土屋后面还延伸了两间破败的房屋。进得土屋，两间木板钉的单人床，上面铺着稻草。一个米柜，两把木凳，一根扁担两个水桶，一口水缸，这就是全部家当。屋内居然没有窗，关上门一团漆黑，大白天也得点灯。要命的是两扇门关不严，中间有一指宽的缝隙，真可谓“风打着门来门自开”。即便从里面关上门，外面往门缝里轻轻一拨，门闩就开了。安全是大问题！倚着门框，眼见光秃秃的山野满目苍凉，耳听呼呼北风刺耳尖啸。面对现实才知什么是现实。这时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不行，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能与富农住一起？与禾一商量便跑到公社去反映，于是我们被分到了另一个生产队。那是一个有着六七家社员的大院子。队里显然没有做好接待知青的准备，原先作为保管室的堂屋正在被腾空，砌灶……我们就这样安顿了下来。
　　修地球的日子挖土、挑肥、插秧、打谷、割麦，还要经营一小块自留地，否则没菜吃。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看不到前途。时而浮上心头的那个梦想仿佛更加遥远、渺茫。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而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变成轻柔的怀念。
　　这是我所喜爱的普希金的一首诗（至今还能背诵）。它给我力量，像安慰剂，支撑着心中的梦想不致完全破灭。
　　归还弟弟那两麻袋书时，其中没读完的和特别喜欢的被我截留“贪污”带到了乡下，与其他能搞到书的知青“互通有无”。赶场天便是我们交换书的好日子。那些故事会、读后感、探讨、面红耳赤的争论都是对知识的渴求啊。
　　书也常被我带到田间地头，成了劳动中间休息时的放松和享受。更有痴迷之时，欲罢不能。往往禾炒菜做饭，我烧火，就着灶膛里的火苗念小说。一边烧火技术炉火纯青，一边小说读得绘声绘色，记忆深刻。
　　同学琪有个半导体小收音机。他偷听“敌台”，给我们讲长篇小说连载《心有千千结》，才知道有个台湾作家琼瑶。一次琪宣布他要跟着收音机自学英语。学英语？我们中学学的可是俄语呀。“英语肯定用处大些，”他说。“现在浪费时间不如学点新东西，将来肯定有用，我坚信。”他的宣言和执著果然让他1977年考入大学。
　　优秀的劳动表现和获得“五好社员”、“劳动积极分子”奖状的我，迎来了1971年初的招工。这次招工的是一个省级大厂。尽管小队、大队一致推荐我，但因父亲的“右派”问题政审不过关，结果被招走的是禾。兴奋的禾，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走了。留下我孤身一人，心灵一片灰暗，失落、伤感、绝望……

 进合作社，梦想似乎更加不可企及

终见祥云瑞光。第三批招工开始，招工的单位是市郊龙泉驿区无线电二厂。1971年9月底，我离开农村回到成都。汽车将我们从火车站直接载到龙泉驿。可是，怎么不是到无线电二厂而是径直拉到龙泉驿镇革委？命运又开了一个玩笑。原来我们这批知青大都是右派子女或大大小小有家庭问题的所谓“黑五类”、“麻五类”子女，或是走“白专道路”的苗子。无线电二厂招工是个幌子。其实是镇上的“木器社”、“缝纫社”、“铁器社”等八大社——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招工。上当受骗！在讲阶级路线的年月，出身不好等于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只能在社会底层干苦力。公民哪有知情权、选择权！牢骚、愤怒有何用，难道回农村？无助无奈，只能就范。
　　我被分到五金社。工人大都是大叔大妈之类，设备也是大厂淘汰的，老得掉牙。五金社生产台虎钳。我当上车工，每天的任务是车丝杆、丝杆头，工作时间还三班倒。重复、单调、乏味。理想与现实差距如此之大，那个遥远的梦想更加遥远不可企及。如果说当知青时还朦朦胧胧幻想着命运的改变，现在你已不再是知青而是工人——生活似乎已经定型。

　　庆幸自己有读书的爱好。也许母亲早年的教诲已经潜移默化，不浪费时光已成习惯。除了上班，业余时间大都看书，有时甚至连政治学习、开会也手不离卷。在阅读中获得的不仅是充实，也是在渴求知识中积累着知识。

 恢复高考，梦想成真

　　1977年冬，高考恢复。 无视科学，无视公正的时代结束。通过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回归。
　　当我知道自己能参加高考时，离考试只有一周时间了。五金社这批返城知青无一人报名。是失望太多麻木了，是受张铁生白卷打击不再相信了，还是消息太突然没回过神来？总之，这么短时间要准备显然来不及。可是，那个植根于心的梦眼看有实现的机会，却让它失之交臂吗？考，要考。哪怕考不上，哪怕仅仅去体会一下考场的氛围。
　　我报了美术专业。那一两年迷上画画，参加过区文化馆短期培训班。就这样，在没复习的情况下硬着头皮上阵。居然通过了统一的文化考试——得益于平时知识的积累。接下来是专业考试，共考了两场。第一场，考基本功，静物写生——画赤脚医生的红十字药箱；第二场考创作——自由命题自由作画。我的命题是“攻关”。画了两位青年女工，一站一坐，手端饭盒，一边吃饭一边指着铺在桌上的图纸，作研究讨论状。
　　等待消息。心态平和。自己安慰自己：你是临时抱佛脚，仅仅为了去体验一下考场的氛围。业余学美术才一两年，功夫不扎实。你又已经28岁，学艺术已是高龄，考不上可能性大。结果是我所填报的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未将我录取。
　　读书不成就结婚吧。1978年2月我结束了爱情长跑，结了婚。
　　直到1978年4月初，我的同学，当年插队时宣言用收音机自学英语的琪突然出现。他参加了1977年冬季的高考，考的就是他自学的英语专业。他说，1977年录取工作结束后年龄偏大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信，中央即下发了扩大招生文件，主要从大龄和原来政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补招，他便是其中之一。他被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此番前来告别，“你一定要去考，你肯定考得上，争取西师见”，他如是鼓励我。

　　当我找到有限的复习资料时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这一次五金社竟有12名当年的知青报名，领导非常不满：“不务正业，不抓革命促生产，不安心本职工作，大学都拿给你们几爷子考起了？做梦！”并在大会上宣布统统不准假。病假（哪怕有医院开的证明）、事假、补假都不准。看你们去考！这种狭隘、愚顽、霸道的做法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哪能跟今天幸福的高考生相比呢？他们被家庭、社会高度重视着，呵着护着，连考试期间娱乐场所都要降低分贝。时代的变迁让人感慨。
　　岂知这反而成了一种动力，促使我们更加发愤——就考给你看。结果成绩公布，龙泉驿区哗然，文理科状元均出于此小小五金社，我也以368分的分数名列前茅。我们12名参考，6名被录取。
　　喜悦、激动、兴奋。眼看多年的梦想即将实现。
　　然而，命运却又一次让我面临选择。
　　当分数公布知道自己胜券在握时，我已怀孕近三个月。询问招办得到的答复是学生期间不能结婚、生子（此条例后来解禁），否则作退学处理。怎么是这样？要上学就不能要孩子。我多么喜欢孩子。我多么想要这个孩子。我的孩子，那么理解、支持我。在繁忙的上班、复习、高考之际，没用妊娠反应来干扰，甚至我从自行车上重重摔下也没产生任何后果……不忍心将你扼杀啊。可是，人生漫漫长路上，那个与生命同在的梦想如此强烈，那个曾被剥夺而今来临的机会那么不易，不甘让它付之东流啊。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搭末班车，晚了点，它绝尘而去不会等你片刻的。
　　必须要付出代价啊，挣扎中做出痛苦的抉择。对不起，亲爱的孩子，原谅妈妈的残忍。心在哭泣，在滴血，在刀剜般的痛……
　　我舍弃了腹中的孩子，被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录取。
　　终于圆了难圆的大学梦。当“文革”停课那一定格画面重新启动时，竟然经历了12年。一个人的遭遇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注定要体会时代的悲伤与快乐，无法游离于它之外，无法抗拒，逃遁。
1978年的10月，阳光真好，天蓝如洗。北大未名湖畔的白日梦成了真的。当我在重庆北碚火车站一下火车远远看见同学琪——他作为师兄来迎接新生。“你怎么知道我考西师？”我很奇怪，并没有通知过他。
　　“我在女生宿舍门上看见了你的名字。”他说。
　　我们笑了。

六、难忘的情怀：下乡笔记 

杜天麟

作者简介：杜天麟，男，1950年生，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文科类经济企业管理（大专）专业。1968年11月插队落户于桐梓县新站区夜郎公社的朝阳大队狮子山生产队。因自幼酷爱文、史、地学科，“文革”期间与已故原贵州省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蹇先艾交往从密，受其熏陶及感染，自身修养和文学功底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曾任贵州省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秘书，兼原中国物资报社贵州省记者站工作。先后在各类报刊杂志及省广播电台上发表过近40万字的经济论文、纪实文学、时事新闻报道、游记散文和杂文，并20余次获奖，现是贵州省写作学会会员。

　　我相信：大多数和我一样走过那段艰难历程的同龄人，绝不会因今天的成熟而断然否定当年的那一种对信仰和理想的追求。尽管，那是一种纯真里蕴含的幼稚，但, 亦不能因此而否认“真诚乃是人生的一种美德”。须知，生活如水，浅尝方知炎凉，浸润始懂甘苦。生活终究教会了我们许多不能写进教科书里的人生哲理。更何况“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人，不能像蜜蜂，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滞留在被蜇过的伤口里。生活对一个人的“磨难”，倘若仅仅只是消极地去理解为“不幸”，实则是远远不够的。人的才德，有如名香，愈经燃烧或压榨，则其香愈烈。或许，这就是生活对一个人，乃至对一代人的有益塑造。这种历练已深深地注入我的生命之中，使我总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无声地支撑着我，鞭策和促使着我……

（一）知青生活记趣

彻夜不眠的歌声与浪漫的花絮
　　知青的命运，就像一杯定额分配的苦酒，喝与不喝，都由不得自己。当“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无可选择的现实，一大批“7601部队”撒向全国广大的农村（这是当时流行在知青中一种无奈的自嘲和幽默的调侃，十分生动而又形象。“7”即：锄头，“6”即：粪瓢，“0” 即：粪桶，“1” 即：扁担）。倘若说，知青们在“插队落户”的生活中，能够忍受在那艰苦环境中的磨炼，却无法摆脱那种为前途担忧而焦躁、痛苦的思想熬煎。
　　最初的日子是艰难的。然而，人世沧桑，岁月如歌。生活是条奔腾的河，浪漫的青春年华不能容忍寂寞。哪里有知青，哪里就有歌。即或是在一片枯寂而茫然的清贫日子里，歌声排遣和化解了我们心中的惆怅与落寞，寄托了对亲人的无限思念，也倾诉着对未来美好的希冀。
　　每当寂寥的夜晚，尤其是皓月当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那种忧伤感怀，以及生活中的失落感，便会油然而生。为借助歌声以度过难眠的长夜，我们住地的保管室，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山乡，便成了无人喝彩，却能尽兴自娱自乐的音乐大舞台。
　　当时在知青中广为流行的乐器是小提琴、口琴、二胡、笛子和广东的秦琴。传唱最广的歌曲是外国名歌中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山楂树》《卡秋莎》及《红梅花儿开》等（当时均为禁唱的靡靡之音，属“黄色歌曲”之列）。风行一时的《南京知青之歌》《草原之夜》《梅娘曲》，以及《航标兵之歌》更是不胫而走。特别是对《秋水伊人》那歌词中：“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情景，只换得眼前的凄凉……”尤有身临其境的切身感悟与体会。
　　同学之间各自下到不同的县、区知青点，便写信联系，相互传抄歌曲而互通有无。可惜在那个年代，没有“卡拉OK”，更不可能系统地向专业老师求教，全凭相互带动和影响。虽然，抑或因自身五音不全而难免跑调，但仍是那么一如既往地执著而唱得异常地投入。或许，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缘由。非无怪，圣人孔夫子也曾因为陶醉于音乐，竟然三月而不知肉味。可见，余音绕梁的音乐，魅力又是何等之大。
　　我因从小就耳濡目染父亲吹奏口琴，对口琴早已无师自通。其中，《马兰花开》《纺棉花》《绣荷包》《歌唱祖国》和《洪湖水、浪打浪》等曲子，则是我每次吹奏的拿手好戏。此时大显身手，更加使得原有的演奏技巧得到了极大的长进。尤其对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那优美轻快而动听的旋律，更是情有独钟。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使我们暂时忘记了现实的困苦，完全沉浸在对美好憧憬的向往之中。
　　其实，是那“挡不住的春风吹进心怀”，犹如“蔷薇、蔷薇处处开”。这无疑是知青们在青春期中，潜意识里隐隐萌动的活力，使之能得以倾诉和宣泄的一种渠道。因而，伴随我们度过了多少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和艰辛的农耕时光。
　　面对山下潺潺流淌的夜郎河，我们因气盛而相互较劲，竟能比赛似地一连吹奏或唱上二十几首歌而毫无倦意。当然，此类现象在全国各地的知青点中，也都普遍存在。如果当时能有现今的条件，说不准在全国知青中，又会多出好几个像蒋大为似的知青歌唱家。
　　值得庆幸的是：2002年9月末，我因连日收看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青海宣传周”中的“魅力12” ——歌舞曲《花儿与少年》，那浪漫律动的旋律，不由再度勾起了我对知青年代的不尽遐想，恍惚中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那段难忘的艰辛岁月。遏制不住的怦然心动，驱使我于当天凌晨写信，饶有兴致地回答了现场向全国观众提出有关青海的五个问题，并大胆地向该频道提出了希望栏目改进的粗浅看法。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2003年元旦中午，我有幸地在该频道中看到，由主持人王筱磊宣布的五个幸运观众，我竟是其中之一，还打出映有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及所在地的字幕。将由青海省旅游局邀请赴西宁参加2003年8月2日“张健横渡青海湖”的活动，这不由令我欣喜万分，激动不已。
　　正是有了这样的契机，在此基础上，我又自费乘长途汽车，从西宁出发，全程穿越青藏公路而至拉萨，切实领略了“西藏的瑰丽风景在路上”。最终圆了上初中地理课时，受厉其昌老师那生动形象的描述与影响，早就编织好了的儿时梦，一了我“向往西藏，走近拉萨”的夙愿。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而意想不到的一大收获啊！

2003年10月18日 放木排·水打柴

我所在的张家田小队，恐怕是全国农村中最小的生产单位，总共才有七户人家。其中两户是刚刚分户单过的兄弟俩，另一户却是早已丧失劳力的五保户。好在张家田的田土各半，且住户也相对集中。我先是暂住在紧靠赵立贵家隔壁的保管室（兼擀制面条），不久，便移居到赵立生家的一间简陋磨房里居住（他的儿子小名叫“猪儿”）。
　　张家田的地势相对平坦而紧靠夜郎河边，缓缓流经该地段的潺潺河水，平时并不是很宽，最浅处刚淹没脚背。去公社赶场径直走便可到，但是，到新站区却必须趟水过河。
　　每年农历五月在连天的暴雨中，如期而至上涨的“端午水”，使得平时看似平缓的河面陡然加宽了许多，河水骤然间变得十分混浊，水深且湍急起来。因当地无船，非乘坐打谷子用的挞斗而不能行。否则，就休想过河。这一年一度的汛期，往往会将上游及沿岸两边的枯枝败叶或松散的树根，一起冲进河里，有的胆大农民便会就近在水边打捞飘浮的木柴。此时，却是地处夜郎河上游的习水县林场，乘势顺水而下的地漂放木排，流经蒙渡、松坎，再下至四川綦江的最佳时期。陆地运送木材的运输费用高，木材损耗较低；而水运放排的运输费用低，但木材损耗却高。不过，两相比较起来，还是水运的价格要划算些。
　　虽说，当时农村住房、饮水、柴薪，以及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尚能自给自足。然而，单一传统的小农经济在“以粮为纲”的指导下，动辄就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和“投机倒把”的大帽子，而被“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农民一年的经济收入，全靠土里刨食，生活极为清苦，非等年终结算分红，才能得到现金。所以，放排就成了当地农民增加额外收入的另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

　　漂放木排的风险很大，相当辛苦。放排人大多是习水县的当地农民，他们生性豪放，从小练就有一身好水性，颇似《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张顺”。对于木排的捆扎、漂流、拆卸、捞取，都相当熟练而在行。放排期间，团队出行，随身带上自行准备的简单锅碗及铺盖，不定点地逐水而居，更无固定住所。
　　不论在风里浪中，他们整天都赤裸着上身，仅穿一条短裤，手中握着顶端上绑有铁钩的长长竹竿，视放排情况，不时还要跳进波涛汹涌的河水中，借助流水的冲击，奋力猛地推上一把，使木排不致打横，因而堵塞后面飘浮来的木排。但是，大多数木排还未飘流到夜郎，就早已被撞击得七零八落，因而，加大了放排人在水中操作的难度。一天下来，浑身上下无一丝干纱，非等夜间稍事休息时才能得以换洗。
　　一般放排人都要在夜郎待上两三天，饮食也非常简单，晚上就近在农民家的屋檐下，或在张家田靠河边的空地上，随便搭建个简易的三角形窝棚歇息。不时还要打着手电筒，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或提着昏暗的马灯在河边来回地巡视，那情景就像是守候在河边的打鱼人。
　　我因好奇心使然，曾主动地与他们交谈，顺便也想了解一下放排的情况。只见那负责做饭的中年人，一脸的愁苦而神色黯然。他一边添柴烧火，一边正忧郁地低声哼唱着：“世间三百六十行，不知放排算哪行。风吹浪打水中漂，浑身没件干衣裳。闯荡江河无定居，出没急流险滩里。风餐露宿难安眠，夜半倍加思娘亲。”那歌声异常沉闷，尤为显得哀婉凄凉，让人听了伤感得直想哭。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当前的处境，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怀使我一下子就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
　　当得知其中一人的手臂被木排擦伤，流血不止，感同身受的怜悯骤然而生，我立即拿出从家中带来的药膏和纱布，为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并留下了几粒止痛片，他们很是感动。见我是知青，且又是一人，便特地为我捞上一根三米多长而较粗的原木，待劈碎晒干后，就足够我一个多月烧饭用的柴薪了。
　　弹指一挥间，时光流逝40年，夜郎河的水质与流量，以及整体生态环境，已远远不及当年，也不知现在还时不时兴漂放木排。回想起当年涨“端午水”时，在那宽阔的河面上，在那奔腾咆哮而混浊的河流中，放排人在水里殊死搏击的情景，又是多么的刺激而令人难以忘怀啊！

2007年10月26日  “老权威”——赵兴臣

赵兴臣幺爷是整个生产队干农活的“老把式”，平时总是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布衫，闲暇之余，一根长长的旱烟袋从不轻易离手，一脸的威严而不苟言笑。一般队长在安排好生产队的农活后，都要尊重地向他说一声，他俨然就是一个不是队长的“队长”。虽说，平时上下辈分的人也可以开玩笑，但却很少有人敢和他戏言，因此，我们私下叫他“老权威”。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抢收完麦，紧接着就是抢种插秧的繁忙季节。天刚蒙蒙亮，男劳力就全都下到秧田插秧。我们因初来乍到，幺爷不屑一顾地说：“笼鞋套袜的，哪像个做庄稼的样子？”他的老伴幺娘在一旁劝慰道：“轻声说话不费力，口气好一点。刚离开父母的城头学生娃娃，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抬轿子也请不来人家。”我不服气地一时兴起，脱掉鞋袜就下田，拿起秧把就学着插秧。幺爷见状，不由“嘿嘿”地笑了。他连忙又关切地说：“‘插秧不要怕，下田大张胯’，这样桩子才站得稳嘛。”
　　即或是在烈日当头，酷热难挡的正午，抑或是在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的倾盆大雨之中，为加快抢收抢种的进度，夜以继日地抢农时，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艰辛。由于我不习惯身披那湿漉漉而沉重的蓑衣并冒雨插秧，因此，一天忙碌下来，浑身上下像个泥猴似的，累得腰酸背痛地直犯困，有时竟连饭都不想吃，倒上床便睡。繁重的农活，一直要忙到农历端阳的前后五天，才稍有空闲。否则，过了这一时段所插的秧，均起“白线”而颗粒无收。
　　对于庄稼人来说，田地里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凝聚和他们的辛劳与汗水，联系着在他们生命血液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脉络，也承载着每一个家庭的全年希望。所以，幺爷对我们因见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返青时而欢欣鼓舞，就认为即将丰收在望的想法表示出不以为然。他常说“做农活最讲究的是三晴两雨，庄稼、庄稼，只有颗粒归仓后，装进屋头，才算叫做庄稼”。确实，在以往科技含量不高的小农经济中，各种自然灾害的不确定因素难于胜算，当然也只有待“颗粒归仓后，装进屋头，才算叫做庄稼”了。这不仅是幺爷的口头禅，也是他熟谙农事而了然于心且富有经验之处。
　　在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为严重，普遍的女孩子最多只读到小学就辍学在家干家务活。由于当时农村按照人口数和“人七劳三”的分粮政策，致使农村家庭中，“超生游击队”的队员屡见不鲜。为摆脱家庭的困境，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就过早地参加了集体劳动，去“混工分”。因此，张家田小队的女劳力较男劳力多。每到插秧时节，大嫂、幺娘她们总是把我甩在后面，再合拢来围成一个圈，使我无法走出，并嬉戏地打趣道：“捕到了好大的一条鱼。”这也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看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向前”那首古诗中所描写的深刻意境与含义。
　　记得下乡的第二年刚开始在当地推广新品种的“矮脚稻”， 因此，遭到了农民传统意识中习惯势力的抵制，加之干旱年成不好而歉收，我们队每个劳动日的工分才合0.13元。幺爷愤怒地骂道：“妈的，连喂牛的草都没得。”我因此而感同身受地写下了“农夫盼雨如盼油，苍天不知人焦愁。骄阳久旱田裂口，忧虑开镰愁过冬”的这首打油诗。
　　收工吃完晚饭，一般都在幺爷家开会，由他的儿子赵立海记工分。只见满屋弥漫着浓烈的旱烟味，呛得人直咳嗽而睁不开眼睛，汉子们围坐在一起开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缓解一下精神上的饥渴。妇女们则“嘴说话，手打卦”，没有一丝空闲，直至深夜10点钟过才散会。
　　闲暇之余，幺爷咂上一袋旱烟喜欢和我“摆古”。他曾随口将夜郎的由来，用四言八句的形式吟出：“瓜蒂连绵属起基，唐朝入步自山西。黔湖建业福欢地，后转夜郎各立居。建坝吼滩沙木台，五房一脉递分支，子孙繁衍相传继，世代莫忘八句诗。”并饶有兴致地道出历史上的一些典故由来。
　　其中，多以秦始皇的故事和传说有关。如孟姜女为什么会哭倒长城；再如云贵地区为何多山，这是秦始皇用“赶山鞭”赶来的；另外，由于古代唯尊者讳，又因为“正”与“政” 同音，为了避讳秦始皇名字“嬴政”中的“政”字，所以，要将正月读作“征月”；还有，为什么不能在正月间洗被子，这是因为正月间被子湿了，恰好暗合了“真背时”的谐音（即从正月间就开始背时倒运，晦气）。这就是民间传统风俗中，在正月间不兴洗被子的缘由。
　　亲近大自然是现代人因返璞归真而追求的一种审美情趣，贵在自然，美在发现。或因自己“观石赏根玩钱币，钟情山水好探奇。集邮收券藏书报，皓首穷经痴研迷”的情趣使然，对类似这种流传在民间的趣闻轶事，我颇感兴趣。狮子山幺爷、四爷的母亲——大婆，曾不止一次向我们津津乐道地提及：“当年，听说红军要来了，谣传要共产共妻，吓得我们躲在山上，整天都不敢回家。晚上就见到贺兰英率领的红军队伍，他们就是打着火把过夜郎的。第二天回到家，没有任何东西被损失，秋毫无犯。后面来的队伍还杀富济贫，为我们开仓赈粮。”
　　对她那段深情回忆的讲述，我记忆犹新。但是，不知她所说的“贺兰英”，是否指的就是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可惜，当时正处在为生计奔波而发愁的知青年代，对这段红色革命的经典历史我并未深探其究，具体详情也不甚了了。
　　张家田的大婆、赵兴臣幺娘，以及狮子山的四爷、四娘和幺爷、幺娘，是几位心地极为善良而又宽宏大度的老人。她们都曾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我做过农活，不论到她们哪家，总不忘递上一杯滚烫的浓茶，并宽慰地对我们说：“好生劳动，让你们爹妈放心。喂口猪，几年以后再建一栋房子，谈个媳妇，还不是一样地过日子？”虽然，我们暗地里好笑而不屑一顾，但从内心里我却很是感激。试想，当你远离父母，孤身一人时，能听到这种关心而体贴的话，又岂有不动容而不动情之理？
　　由于和农民们朝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我对这段难于忘怀的知青生涯至今还心存感念。对此，我不曾有过太多的抱怨而认为命运的不公（当然，因“八年抗战”而还未返城，陡增父母的经济负担及家人不尽的牵挂，则另当别论）。所以，在这不解的知青情结中，那挥之不去的乡情与乡愁，促使我在返城工作后，几度重返夜郎乡，曾试图深入生活，以便希望再次亲耳聆听并整理记录下来。可惜，因事事有意而无意，无意藏在有意中。遗憾的是，好些上了年纪的亲历者，都已先后作古，早已将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带进了天国，成为一个永久之谜。
　　为此，我曾欣然写下了一首“恋山恋水几徘徊，民风民俗难释怀。回首青春浪迹路，趣闻轶事入梦来”的七言律诗来以兹纪念。 

2007年12月28日　怀念王秘书

　　夜郎公社的王维彬秘书，是我在三年知青生涯里，所见公社干部中对知青最为同情且最为理解的人。他口才极好，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并能讲出好多谜语，供我们煞费苦心地去猜度。
　　至今，我还记得他曾经说过的，在当地流传久远，老幼皆知，有关夜郎地名的那首顺口溜：“新站起脚到沙台，观见夜郎好文采。岩门对着石狮子，凤凰坐看白碑台。平桥过来斩龙垭，后台官山是赵家。盘龙困在贾村岗，河村对着螃戏虾。”
　　另外，他还出过好多条有趣而生动的谜语。如：“生在青山一块柴，死在匠人手中来。两边两对金耳锁，中间夹个祝英台。低头看见孟姜女，眼泪汪汪哭起来。”以及“少时青青老来黄，几经敲打配成双。受尽搓磨都不算，还被别人论短长。有朝一日肝肠断，弃旧迎新抛路旁。”再如：“四四方方一块田，猜到够你吃半年”等之类的谜语。直到我们实在猜不出来，他才嬉笑着去揭晓：前者是村姑挑水时的动作和木制的水桶，以及草鞋，后者则是农村家庭为积肥而必备的粪坑。乡间的民俗文化粗俗而不乏诙谐，直白却又十分形象，纯属充满乡土气息与韵味的原生态创作。这也使得我们本来就平淡无奇的知青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特别是那草鞋的谜底，倘若仅从谜面上看，极似一个在封建社会受尽磨难而遭到丈夫抛弃，有着悲苦身世的童养媳。然而，揭晓答案却是如此出乎预料。现在回味那些朴实而形象的谜语，才算是真正认识和体会到个中饱含着的朴素哲理而若有所思。似想，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在现实生活里，有的家庭不也正是在演绎着类似这样的情景吗？
　　王秘书身材清瘦，看上去非常精干，思维敏捷而十分活跃，较之其他公社干部更为通情达理，时年还不到40岁。但凡生产队或当地农民有事找他，只要不超出原则，在他手中能办的，他总是设身处地地站在农民的立场，尽可能及早地办好，从未见他有过推诿而敷衍塞责。因此，在当地群众的印象中，他的口碑极好。
　　由于当时物资紧缺，城市尚且如此，就更别说农村了。购买一切生活必需品均要票证，或由公社出具相关证明。如知青们遇到购买煤油、火柴、电池、香烟等，抑或在生产队遇到自身无法处理好的实际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到王秘书，一般都能很快地得到顺利解决。
　　他的家就在底水生产队，妻子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典型主妇，从不多言多语。其女儿当时也才12岁，受父母的影响，很是活泼而极有礼貌。我因与底水队知青点的同学张庭建私交甚笃，加之王秘书对我个人的评价及印象又好，所以，和那里的农民都很熟悉，我时常去玩，并与他们相处得十分友好。
　　在我被抽调返城的前一夜，他真诚地邀我住在他家。此前，从不抽烟的我特意买了两包“朝阳桥”香烟，与他彻夜长谈。他由衷地为我高兴并真诚地祝福，勉励我今后要在文学上再继续努力深造。他深有体会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在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思想上要有所准备。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不要老是总跟自己过不去。你的自尊心太强，一定要以坦然的心态而勇于地面对。”他客观地指出了我的优缺点，并殷切地期盼今后能在报刊上见到我所发表的文章。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精神鼓励。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也身为公司秘书并兼任《中国物资报》贵州记者站的工作时，除了我的口才和“打门棰”不好而无法与他企及，却总是以他作为我工作中的榜样，从不有意刁难找我出具证明或办事的人，且能勤奋地在文学基础上猛下工夫，尝试着以不同体裁的写作手法，不论在经济论文、纪实文学、时事新闻报道、游记散文和杂文等方面，力求从不同的全新角度去观察社会，审视和捕捉世象热点，诠释和剖析其产生的现象和根源，并以不同的题材去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认识与感悟。
　　虽然，人无完人亦无全才，但是，自身的品行、素养、自强和对求知的欲望是成正比的。凭着循序渐进的刻苦精神，聊以欣慰的是，我在多年熬更守夜的“爬格子”而“苦行僧”似地修行中，好歹也算是小有成效。诚如英国大文豪、伦理学家培根所言：“写《虚荣心之轻视》的作者，也不反对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的扉页上。”当然，我也未能因此而脱俗。所以，1997年11月初，当我因公出差而顺道再度重返夜郎时，也还不忘带上自己早已刊登见报的各类文章，准备送给王秘书而与之共同分享。但是，我却意外地得知他已不幸病故的噩耗。这真是印证了物是昨非而世事难料，不由得使我深感震惊而难过异常。

　　由于公务在身，我又要匆忙地赶到张家田和狮子山为那里的几户农民照相，所以，我根本就无法抽空去看望王秘书大嫂，怀着不尽的遗憾与怅然，只好无奈地就此作罢，悻悻而返。然而，王秘书对我在三年知青生涯中的关切、帮助与影响，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却是我所见过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对知青最为友好而善解人意，且又能认真勤勉工作的形象。

（二）感悟与反思　划破记忆沉睡的星空……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旧时的事儿早已淡漠。然而，三年的农耕生涯，那依依的恋情，如烟的往事，却隐隐地沉淀在大脑的皱褶里。它时不时像夜幕中闪亮的流星，倏然划破记忆沉睡的星空，把人带到那早已逝去的岁月，令人感慨万端而遐思不已……
　　翻过瘦瘠的沙台大坡，极目远眺，可以依稀看到夜郎场坝口上那棵生长已数百年之久的老黄桷树，以及在竹林掩映下的村寨轮廓。再走近些，就可听见夜郎河水那淙淙流淌的“哗哗”激响。当年，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就是在这里“扎根”的。巧的是，这座落在古夜郎土地——桐梓县新站区群山环抱中密集的村落，其名字就叫夜郎乡。
　　当充满田园风光的幻想，像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似地破灭，艰苦的环境，贫困的生活，以及远离父母的孤独感接踵而来。严酷的现实就像那冰山一样，毫不留情地撞击着知青们憧憬中那理想的“泰坦尼克号”。情绪由此跌入低谷，激情变成泡沫，那首反映知青真实心态，倾诉对家乡和亲人无限缠绵的缱绻与怀想，以及对自身未来表现出担忧的《知青之歌》，通过那忧郁悲怆的曲调被尽情地宣泄出来而风靡全国，广为传唱，不胫而走。
　　伴着昏暗摇曳的煤油灯光，在“吱溜、吱溜”的磨声中，我们度过了多少个难熬的不眠之夜。“一棵茅草，一颗露水”，“哪方水土不养人”？这既是乡亲们开导和宽慰我们的话，又是他们为农村家庭中，普遍多子女而辩解的口头禅……当精明、能干而又不失其狡黠的队长，从过年的“裸体”糖中选出一粒，十分珍惜地慢慢品尝时，小女扑进怀中，舐犊情深的他竟当着我们的面，将糖吐了出来，喂进孩子的口中，并自我解嘲地说：“大人咽口痰，细娃吞口血。”可他那尴尬的窘景，却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心中老是沉甸甸的。以至我在1974年重返夜郎乡时，将两斤水果糖送给他作“见面礼”后，心中才得到了某种释然。
　　我们这批知青，大多曾经经历和品尝过在艰难困苦中的磨炼。多年后，我们用知识凝练的拂尘，除却那心灵残存的灰烬，用辩证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进行深刻的反思，因而，对历史与现实尚能有一个对比和参照。少了对物欲过分追求的不安与浮躁，多了沉稳的冷静与理智的思考。面对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以及物欲横流的商海，我们大都能自强不息地恪守本分，虽贫而不堕其志，艰难而平和地守望住自己现实中的家园。
　　诚然，“上山下乡”运动是我们这一代人并不幸运的历史。但，这一难忘的经历磨砺和奠定了我们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品质。“接受再教育”的历程，造就了共和国历史上这一代人的特殊性格和优良品质。即不贪婪，不馋佞，更不会因一己之利而背叛自己坦荡做人的初衷。在人生旅途的驿站中，这一始料不及的一大“收获”，使我至今不悔。
　　蓦然回首，不觉又过20几个春秋，“老三届”知青中，极少有人沉沦。已近不惑之年的他们，不论个人的际遇，或因偶然因素给自己铸就了什么样的一生，甚而“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入现实的门阶”（俄·普列汉诺夫)。但是，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刚毅与坚强，依然包含并折射了历史的必然。记忆有时会筛去历史的沙子，留下的，或许要比消逝的更美丽。 

1990年2月20日　再度重返夜郎乡

　　1999年4月末，为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学友相邀，我再度重返曾下乡“插队落户”三年之久的桐梓县新站区夜郎乡，又回到那人生转折的第一驿站，去体味和寻觅那往日的踪迹……
　　这里是响当当的唐代夜郎古县城。这里就是自1300多年以来，从不因毁誉或褒贬而改其名，至今仍在中国版图上唯一叫“夜郎”的地方。虽然，它与曾写下“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盛赞《史记》语）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笔下，那口出狂言“汉，孰与我大？”的“夜郎国”无关，尽管，此夜郎非彼“夜郎”。但因历史的误传，后经文人墨客的概括引申，早已被转换为“夜郎自大”的成语，加之唐代文学家柳宗元“黔驴技穷”的寓言，又被夸大渲染，更是使之一度蒙上了穷乡僻壤而孤陋寡闻的不白之冤。
然而，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终归湮没了“夜郎国”那朦胧的梦幻，反倒使之增添了不尽的神秘而成为一个千古之谜。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试图圆说这个梦，又有多少人窥探并希冀解开这个难解之谜？现今，因其历史文化的凝聚力，融古今为一炉、结各民族为一体，使其知名度愈高，由此引发和带动的商业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由于夜郎文化的唯一性、民族性、神奇性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及旅游价值，以至，为争打“夜郎”这块无人不晓的品牌，与之毗邻的外省地区也为抢注和争夺“夜郎”的冠名权而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各持己见。因而，曾引发了学术界莫衷一是的纷争。
　　所幸，早在1989年初，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部主任釜泰彦先生，以及《北海道新闻》记者村川亘先生，就冒着料峭的春寒，不远万里，率先专程前来此地深入造访，曾在《朝日新闻》上专题发表了长篇通讯《中国·夜郎见闻》。这是国际友人对唐代古夜郎故地的首次揭谜和探访，并已取得了初步探索性定论的成效。
　　毋庸置疑，夜郎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的特殊符号，只有让“贵州”来传承夜郎文化的秉性，以达到有序利用，永续发展，才能无愧地向世人彰显其正宗的一脉相传。近年来，贵州各地为力求打造好“夜郎”品牌，无不希望借助夜郎文化的影响力，以此来推动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遥想当年的生活情景，翌晨，朝阳撩开了萦绕的淡淡山岚，那袅袅的炊烟从每户农家的屋顶上升起，伴着长长的牛哞声，人们又开始了周而复始地新一天劳作。夜晚，万籁俱寂，月光如水，山间的小路清晰可见，我们踏着月光，挨家串户地随便走动，就像在自家屋里一样……
　　回想起1991年阳春三月，我到遵义县物资局采访，也曾顺便取道过夜郎乡，时逢夜郎乡乡长到新站区开会，正准备返回夜郎。当听说我曾是下过夜郎的知青，便特意邀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同行。我随口打趣道：“嗬，不简单。好一个年轻的‘夜郎王’！” 
　　汽车在崎岖坑洼的山路上颠簸，戛然而止。历史的长焦距镜头，重新将我从遥远的沉思中拉回到现实。改革开放和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春风，早已为广大农村开辟了新的视野，科技兴农和普及推广良种，远非我们下乡之时可比，再也不是当年生产队幺爷咒骂“妈的，连喂牛的草都没得”的时代了。触景生情，一阵悲喜交加的酸楚，一种难以遏制的乡恋与乡情，使我情不自禁地隔河高喊队长赵立华的名字。随着应答声，在竹林遮掩下的屋前房后，一下子竟涌出许多人来，虽说看不清面孔，隔河呼应，长声悠悠，此情此景，着实令人感动。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不顾队长的劝阻，以致忘了脱鞋，便径直向河滩跑去。
　　“想不到啊，事隔20几年，你还会再来看我。”老队长紧紧握着我的双手，反复地感叹道。我们竞相侃侃而谈，相互努力寻找因岁月的刀斧留在各自身上的痕迹，试图把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以及离别多年的眷恋，全都浓缩在这短暂的相聚时刻，并不停地和其他的人亲热地打着招呼。
　　席间，我借花献佛地轮流向在座的乡亲们真诚地敬上一杯，酒未沾唇，心自醉了。队长内疚似地说：“羔儿，那年月艰难，照顾不周，别往心里去。”我心中一热，啊！多么淳朴、厚道的父老乡亲。望着那满桌的饭菜，面对这位与我父亲同年的老农，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竟高大起来。我由衷地说：“如往心里去，我怎会第三次来呢？”乡长当即站起身来，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就在你跑下河滩的那一瞬间，使我非常感动。看得出你对下乡经历和老队长的感情之深。”
　　饭后，我与乡长信步走在夜郎小街。那铺面相连的商店及个体户开办的电视、录像放映室，充分显示了商品经济的意识已无处不在，时代毕竟前进了。面对着修缮一新的夜郎小学，“叮当”作响的各种手工作坊，以及横跨两岸的夜郎大桥等标志现代文明进步的设施（当时尚未与公路联通），又怎不令人倍觉欣慰呢？
　　自1976年以来，由于加强和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县里及乡政府曾多次派人到海南省“天涯海角”的涯县学习，培育出被夜郎人称之为“神仙种”的优良稻种，粮食亩产逐年提高，传统的本地油菜，已被长势高大粗壮，颗粒饱满的改良品种所取代。尤其是那100多条灌田渠道，20余口水塘和三座水库等水利设施，因有专人管理和维护，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乡长结论式地说：“夜郎要干现代化，先学外地好办法。”
　　如今故地重游，感慨万端，万千思绪，顿上心头。是啊，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并不等于经济的富足，政治的开明，以及社会的进步。固然，“妄自菲薄”不足矣取，但是，盲目地“夜郎自大”，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应摒弃。只有清醒地直面现实，承认差距，才能走出山外，放宽视野，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如今，夜郎人豪迈地以“夜郎志大不自大”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来展示着自己壮志凌云的风姿。
　　这里的山山水水，曾留有我们为理想而跋涉的青春足迹。尽管，此间也曾有过心灵被咬噬而痛苦的思想熬煎。至今，这种牢固的记忆，仍历历在目，积淀在脑海深处的皱褶里而永远定格。虽说“青山依旧在”，但跨越了30个春秋，却又历经沧桑而“几度夕阳红”。
　　举目四眺，一抹夕阳正斜照在不远处那早已残破的太白坟上。骤然，一种“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悲壮从我心中掠过。流水易逝，岁月无情。然而，能经受得起历史考验，并在后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与口碑的，又该是何等的不容易？
　　李白原是被唐肃宗流放到夜郎的。面对当时被人们普遍视为畏途的蛮荒之地，他曾忧虑地叹息：“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并在给好友王昌龄的寄语中，流露出“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不尽牵挂与难言的忧愁（王昌龄，字龙标）。尽管，他在过三峡时遇朝廷大赦，因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欣然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脍炙人口的诗句，以及从他那“天地再新法今宽，夜郎迁客带霜寒”的诗句中可知，其本人并未真正到过夜郎。然而，出于对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的景仰，夜郎人对他却寄予了无限的思念，因此，才会有后人为他树碑、造亭、筑墓之举。所以，该地区众多的古遗迹，不论因景仰而附会或流传，竟都能因此而有幸地与“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仙”结缘，使得“青莲行吟留遗韵，古县犹见太白魂”而闻名遐迩（李白，号青莲居士）。
　　在当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太白站，修筑的太白亭、挖掘的太白泉，建造的太白桥，以及被省外命名的太白山、太白湖、太白区等。足见，敢于不畏强权，刚正不阿而针砭时弊，热爱和关心百姓疾苦的诗人，纵使离世久远，人民对他仍是不会忘怀的。

抚今忆昔，浮想联翩。我的心中顿时翻卷着一股从未有过的感情潮水，它涓涓而来，汩汩而去，轻轻而又沉重地拍打着我那颗游子般的心…… 

（三）难解的知青情结—写在“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之际

用“少年不识愁滋味”和“初生牛犊不畏虎”，来形容“老三届”知青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插队落户”时的真实心态，想来是十分形象而恰如其分的。因为，那年我们大多才十七八岁，时值风华正茂而血气方刚。
　　不可否认，知青生活是冗长而又落寞的。因精神文化与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使得我们年轻骚动的内心不时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孤独感。此间，我们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从热血沸腾到忧伤失望；从政治狂热到人格扭曲；从单一纯真到逐渐成熟；再由深刻反思到新的振奋。
　　情感也曾有过大起大落和大喜大悲。
　　农村艰苦、落后的现实，琐碎、平淡、混沌的生活，不断地撞击着我们对生活怀有的浪漫与热情，也在逐渐地摧毁着我们对理想的憧憬与向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当时的那种复杂心境，乃是现今没有备尝过艰辛与磨难的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光荣与梦想，扭曲与复归，蹉跎与崛起”，就是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形象写照，以及知青群体意识的一种人格复苏到思想境界的提炼与升华。
　　我相信：大多数和我一样走过那段艰难历程的同龄人，绝不会因今天的成熟而断然否定当年的那一种对信仰和理想的追求。尽管，那是一种纯真里蕴含的幼稚，但, 亦不能因此而否认“真诚乃是人生的一种美德”。须知，生活如水，浅尝方知炎凉，浸润始懂甘苦。生活终究教会了我们许多不能写进教科书里的人生哲理。更何况“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因各自“上山下乡”的境况不尽相同，更由于“插队落户”的时间长短各异，对此的感受也心态不一。但是，在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产生的根源，自有其特殊的使命和意义。尽管，“插队落户”的艰辛时光，对正处在发育生长期的知青来说，或许就是一种“磨难”。然而，不下乡而待业在城里，果真就是“幸福”吗？倘若按部就班地读书，难道全都能如愿以偿地考上大学而前景一片光明吗？可惜，没有假设，时光更不可能再现或倒流。
　　“世上怜才休恨少，平身失学本来多。天公有意君知否？大器先须小折磨。”（清，李调元）
　　人世沧桑的坎坷，磨砺和铸就了我性格中某些方面的刚毅与坚强。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我：只要自己不倒下，奈我其何？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提着头发就能脱离地心吸引力的奇异功能，那么，我们就必须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并直面人生。其实，幸福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究竟用什么价值尺度去衡量它，完全取决于自己是否能摆平心态，能否用一种感恩的心去看待生活。
　　如果说，我们对此也都曾经有过忧伤抱怨时，然而，我却早已将这人生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尽都在默默之中淡化为咀嚼橄榄时，苦涩后的回甜。因为，一味地沉湎和计较在得失之间，显然是脆弱的；或因迷失于痛苦的记忆之中而不能自拔，自怨自艾，则更是可悲的。
　　人，不能像蜜蜂，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滞留在被蜇过的伤口里。生活对一个人的“磨难”，倘若仅仅只是消极地去理解为“不幸”，实则是远远不够的。人的才德，有如名香，愈经燃烧或压榨，则其香愈烈。或许，这就是生活对一个人，乃至对一代人的有益塑造。这种历练已深深地注入我的生命之中，使我总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无声地支撑着我，鞭策和促使着我……
　　我很赞成“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之后，我们的心中已没有了神灵”。这话真实地道出了绝大多数“老三届”知青们的共同心声。即不再盲从，更不人云亦云。尽量保持正直而不愿让良知泯灭，及至人到中年，仍能固守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面对任何挫折、失意，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执著，更不会因此而丧失做人的尊严与信念。严肃而认真地对待工作，安然而平淡地过着生活。这一坚韧的意志与顽强的毅力，大抵源于在特殊年代里的那一种磨炼。
　　我们却很难用语言来诠释当年知青们迫切渴望返城，而今又结伴相约，重返曾令他们沮丧而诅咒过却又梦绕魂牵的故地。或许，这就是他们因心系黄土地而“剪不断，理还乱”，却又永远也难解的一种知青情结。

1999年元月6日　尽管有过忧伤时— 纪念“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

1968年，正值狂热的政治运动把“上山下乡”推向了新高潮。同千百万个面临高、初中毕业而又无法继续深造的同龄人一样，我照例成了其中的一员。三年的农耕生涯，无疑就是我们跨出校门、走进社会，在人生旅途中的第一驿站。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体魄和性格及人生观上，影响和决定了我的一生。即或是在抽调返城参加工作后，为了警策和振作自己，我曾几度重返下乡的故地，寻觅和追忆那往事的踪迹，以期从尘封的记忆中，再度获取能够激励而催我奋进的某种力量。
　　韶华易逝，岁月无情。当文凭炙手可热，我们这一代人却又落伍了。学历终将会因上帝的笔误和历史轨迹的偏差，被永远的定格在初中。为了最终圆一个梦寐以求的“大学梦”， 我与两个小学的同窗好友相约，互为勉励，分别以而立之年，总算赶上了“电大”和“自学成才”的这趟“末班车”。我们清醒地相互告诫：仅以一纸文凭来体现人生价值，那境界未免太低。因为，只有博学多才，方能够使自己的视野和心胸豁达起来。况且，“人生没有单行道”，积累和充实自己，是为了明天。
　　三载求学，自认未混文凭。心中感慨许多，由此体会并感悟到：“学而后知不足。”人生本是一页十分含蓄的篇章，要想更好地去通晓，就必须努力去探索，去创造。因毅力是自信的忠实伙伴，在不断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中，理智地去面对现实，唯此，才能游出情感困惑的旋涡。
　　由于工作性质及个人爱好所致，我曾因“打门棰”不好而一度自卑。故，甘愿以勤补拙而挥汗笔耕。一方面可提高写作技艺，另一方面又能陶冶情操并完善自己。因强烈的自尊心和积极的参与感与奋进心使然，我不揣自陋地悉心观察，虚心求教，及时捕捉社会经济热点，大胆剖析，几易其稿而数度获奖。然而，此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又岂无风雨？
　　如果说，用“情感似海潮，理智似堤坝，为挡住情感的偏激，堤坝忍受着海潮的浸蚀和拍打”（此为已见报的自写格言）来形容我在1990年6月首次获得全国物资系统经济论文三等奖，因无端横遭责难而被阻止到辽宁兴城参加研讨会，并出席颁奖仪式时的复杂心境，是十分形象而恰如其分的。那么，当以后面对再度突如其来的“红本子”，我的心中却再也不会泛起那愉悦的涟漪。我已深深地体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理内涵，此刻，更多地则是只想感激那些平时默默“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
　　其实，幸福与愉悦的感受，是一种因自身努力而达到被世人认可，并由心灵的平和所产生的欣喜；而痛苦与忧伤的体会，则是因内心孤独无助，彷徨无奈之时，必须隐忍由孤独到坚强而转变的一种思想熬煎。然而，这种难于言表的复杂心境，在相互转换的过程中，非亲历者所能体验品尝。
　　这也使我油然地联想起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性格决定命运”的那句名言。通常，命运是对人而言的，即吉凶祸福，寿夭贵贱等。因此，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先天性的色彩。但是，能否在此基础上还应再加上一句“环境决定性格”？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就曾说过：“命运不是运气而是抉择；命运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命运不是思想而是怎样去做；命运不是放弃，而更重要的是掌握。”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人总会面临许多重要的关口，此时，最需要自己做出理性的判定与抉择。倘若，因瞻前顾后而患得患失，或以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为准则，随波逐流，则永远也达不到理想的彼岸。
　　的确，命运是动词。尽管，命运犹如人生长河中的一叶小舟，然而，理想是风帆，但舵手终归还必须是自己。唯有掌准生命之舵，才能驶向花开之境。所以，我从未因偶遭挫折而抱怨惨淡的人生。在喜忧交加的心境炼狱中，凭借这坚韧的信念和顽强的自信，不断地战胜了另一个自我，并在否定中得到了新的“扬弃”。
　　岁月沧桑一条河。试想，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每一个人无不平静而不拒凡俗地生活着，甚至，有时心都早已被生活磨蚀得都有些麻木了。然而，当我们用心去揣摩生活中类似老蚌衔珠、蛹化成蝶、涓流成河等人生旅程的感受时，会不会又有新的启迪与教益呢？因经历了坎坷，备尝过难言的苦涩与艰辛，我们才学会了珍惜，更能深刻地理解社会与生活中的宁静与淡泊。殊不知，经历过而又有所感悟的，才是人生最值得总结而深思的道理。有贤者曰：“日月经年，世事无常。人生如月，盈亏有间。”斯言妙矣！极富辩证的朴素哲理。
　　这是因为：人，是一个多棱镜的复合体。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场合，遭际不同的境况时，因不同的思维而折射出不同的心态，以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更由于竞争的激烈，积淀了身体的疲惫与心力的憔悴。在不同的工作、学习和生存环境之中，抑或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人为因素的制约，有时不得不在言语和行为举止上收敛一下自己，甚至，还被迫去改变一下自我，使之能适应所处环境中的人际关系。
　　然而，至今我仍固执地坚信：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或有错，但是，错得光明磊落，也要比那种貌似正确，而实质却卑鄙下流要有骨气得多！
　　毋庸置疑，忠贞不渝的信念，百折不挠的勇气，傲岸不屈的人格，炽热真挚的情怀，执著而顽强的追寻，这是人们为之努力而争取达到的做人准则与最高的境界。其中，积极奋进的念头就像一块磁铁，当你认为自己必将成功之时，你会感到这个想法就像磁石一般地正把你拉向成功。因此，不排除机遇的偶然对个人来说，其举足轻重的重要性，有时几乎可以和个人素质与具备的学识而相提并论。
　　“人贵有自知之明”。抑或有人因自怨自艾而明哲保身，但是，我却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就我所形成的人生观及个人性格而言，“即或是在生活的激流中冲刷，纵使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我却永远也不会因此而成为一块圆滑的鹅卵石。虽然，有的棱角将会被磨去，但是，相应的棱角却突兀而起”（此为已见报的自写格言）。唯有自强不息，不断地去汲取知识的养分，最终必将“天道酬勤”。
　　以至，在1996年初我随省直扶贫工作队到盘县扶贫一年，其间，由于妻身患绝症，虽经多方治疗，终因无力回天，抛下我及未满13岁的小女而撒手人寰。面对镇政府及乡亲们的关切和理解，在“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抉择中，使我在医院发票已开具的情况下，主动将错算多收的1326元医疗费追回，毅然地上交给妻的单位。并在妻后事安排完毕的一周内，又匆匆赶至石桥，决心要为当地老百姓办点实事，借以回报并冲淡心中的忧伤。
　　我与省老干局的张绪晃设身处地站在农民的立场，晨访山岚，夜走象鼻岭，驻扎小果浪，足迹踏遍了全镇最边远的地方。在镇政府的积极支持配合下，组建了新的村民委员会；果断地严查了多年来轰动全镇，乃至上告到县里，却悬而未决的经济纠纷；在扶贫工作中自觉地抵制了来自被查处人上万元金钱的诱惑；并争取在我们离开之前，敦促当事人如期如数地兑现了占用农民土地而应补偿的所有款项及房产。对此，老百姓深为感动，他们的纯朴和通情达理，为我们组织和顺利修通“上寨—白岩箐”长六公里、宽五米的乡村公路而扫清了障碍。
　　村民们特意对前来考察验收的六盘水市组织部欧阳副部长由衷地说：“子子孙孙们走在这条路上，都要念叨省直扶贫工作队的好处。”为此，他们因感激而自发地商议要为工作队铭文刻碑，被我们坚决地制止了。但是，我们却因在扶贫工作中展示了人性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内心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感与成就感。我打趣地说：“口碑比石碑好！”虽然，我们离开石桥已好几年，但凡镇里的工作人员来贵阳办事或开会，不论多忙，都要约我与张绪晃见上一面，那浓浓的乡情和依依的眷恋之意，至今仍念念不忘。
只有真诚生活，坦诚做人，才能真正领会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深刻含义。虽说在这一年，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不幸，然而，却能使我心甘情愿地尽自己绵薄之力而但求尽心。我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心态，无不缘自“上山下乡”那段刻骨铭心的难忘经历。伴随着这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勇敢而坚定地直面人生，走完自己认准了的路。
　　有道是：“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否则，一旦失去了精神这一支柱，就有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脱离了大地这个母亲。借用时下流行的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以不懈的努力和特有的执著来争取社会的承认与肯定，或许，这就是对“人必自助乃后天助之”的有力注脚。对此，我笃信不疑。 
　　诚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同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维特点与行为方式。现今，新生代的“70后”、“80后”，甚至“90后”们，或许不屑一顾地再去“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唯有我们自己，因心中还残留着当年的梦痕。尽管，那些陈年的往事，有过惨然、枯寂、迷惘，甚至还有过压抑；但却也曾有过浪漫、快乐、追求与向往。那是一个曾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那也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一种无悔的青春。    
　　诚如与我同为下乡知青的儿时好友谢彬如（现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在其《知青与读书》一文的结尾中所言：“窃以为，知青与读书，有如另外上了一所大学，珍惜自己的知青经历，便仿佛是在珍惜财富，也就是近乎于在珍惜一张名牌大学的文凭。”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曾有人说，“知青运动”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某种历史现象的倒退与蹉跎岁月。此论信然者有之，权且作参照而另存。只不过，知青运动与知青群体是不可混为一谈而淆说的。艰难时世的不期而至，无疑会给人予劫难亦给人赐予，此于古今中外而皆然，概莫能外。问题的实质在于：亲身经历者能否将其“化腐朽为神奇”，并从中辨析和受到应有的启迪与教益。

尽管，那过去了的便缈若烟云，或许，那只不过是一场轻飘的梦幻。当今天重新来审视40年前，曾经在我们生命长河中流淌过，至今萦绕在心灵深处的知青岁月，仍是那么令人难于释怀，又是那样的清晰、隽永……

　　                       根据原下乡日记片段，陆续整理并修改于2007年12月
　　                                              2008年8月28日重新订正、补充

七、命运，1977

兰善清

　　作者简介：兰善清，男，1957年生，湖北郧县人。现任该县教育局副局长，中学高级教师，曾宪梓教育基金获得者，市政府津贴获得者。1977年考进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84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深造，先后在郧县师范、郧县教研室、郧县教育局工作，出版有教育教学著作《作文流弊导引》《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教育论文写作概论》，出版有文学专集《笔照心海》《我写故我在》，发表各类文章五百多篇。

　　12月，隆冬如春，千万知青的1977年12月呀，吉星高照，每一阵寒风都是温暖的，每一片冬云都是灿烂的，每一道惨白的阳光都是精彩的。这个冬天是这么美好，是过年和娶媳都不及的。大家脸上都是喜滋滋的，表情都是乐哈哈的，情绪都是最最好的，说话、生气都一团和气。这个月考试啦，久违了的来真格的考试，属于寒窗学子展示看家本事的考试，又属于寒窗学子们了。命运将在这一月中决定，由自己凭本事决定，这一月，苦难的知青们将走下十字架新生。

　　学大寨的号子还在山山岭岭热火朝天，可听来却不再心烦，倒似乎让人感到了劳动情景的动人；饿着的肚子仍饥肠辘辘，红薯、红薯叶、红薯面是考试时的基本伙食，可已不感到难受难熬，倒是觉出“饿其体肤”的考验之美。看到了前途的日子，是天高地阔的日子，看啥啥顺眼，想啥啥顺心。有生以来，好像没获得过这样的光景，我悉心拥抱着这样的时光，希望昼夜不眠度过。

　　历史走过了1976年，一个平常的顺序年却又是国运、人运转机年——1977年自然而来。这个时序更替而来的年份，起初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后来童话一般的变化了。那年春天，还在抓阶级斗争，还在战天斗地，还在跑河南买红薯干度荒。从春天到夏天，人们都还在“文革”的政治气氛里过日子。太阳还是那样火辣辣的照，地干得一片焦灼，“学大寨”的大军到处招展红旗，人们已习惯了听政治口号充饥，用绝望代替希望。知识青年们还在等待着推荐上大学的机运，据说我们那个小公社给了两个指标，至于落到谁头上，还不敢说，但至少与我无缘。因为父亲曾在上世纪30年代作了三个月的保长，家庭成分又是上中农，这些政治条件都注定了我被推荐的可能性为零，一个上中农子女被推荐了，那还不把贫下中农子女气死？尽管那时的我在乡亲们中口碑不错，多受表扬，但在是非原则，特别是给我实际好处的问题上，那些有说话权的人们，一定知道他们的阶级标准，好是好，歹是歹，表扬归表扬，立场归立场。所以，我压根也不想政治为我开恩，我只想天气好一点，该有雨的时候下场透墒雨，不要把人旱得死去活来；该晴的时候，不要让我们吃长芽的粮。现实与人过不去，天不要跟着落井下石。那年月老天被人们惹毛了，专与人不善。没有前途和希望的青春比垂垂暮年还苦。当我苦累一天，吃罢并不甚饱的晚饭后，望望怎么也走不出去的山沟，黑魆魆的夜色如黑沉沉的心情，没一丝明亮。无聊之极时，我与二哥一人一把二胡有心情没心情地咯吱咯吱拉到夜深人静。那只深通人心的乖犬温驯地盘卧于面前，充当了我们友好的知音。

中秋九月，我正在我那所村办小学忙碌，听到一个令我高兴欲狂的消息：国家改革招生制度了，不搞推荐选拔了，什么人都可以报考。我的天哪，这是真的吗？世上真有这么好的事吗？国家真会这么做吗？该不会说着玩的吧？那三天三夜里，我激动，我傻想，我面无表情心里却翻江倒海。面对我那群小学生讲课，时而语无伦次，时而喜泣无常。课上得这节连着那节，上午连着下午，人简直就亢奋得失了控制。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邓小平复出才有的呀。邓小平，您真是知识青年的大救星啊，我们该怎样感谢您呢？

　　一时间，消息爆炸性地传遍人群，到处沸腾。抓阶级斗争的工地被激动的知青们冷落在一旁。他们看到了命运的太阳明媚的照来，绝望的日子即将打住，知青的前途只有少数人光明的时代行将终结了。大家白天干活，晚上翻出过去的书本开始自学，工地上不再耍闹或无聊的抽烟，而是一堆一堆地挤在一起讨论问题。比起他们，我条件好些，作为民办教师，我一直与书本打交道，对知识并不陌生；我有星期天，可以关起门扎实地搞一整天；还可以向同行求教，与他们交流。然而，我们的基础总是太差，差得跟文盲差别不大。从小学到中学，教我们的老师不敢教不能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水平能力之低，低得也实在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我根本没听懂过他们讲的作文课是啥味儿，没听懂过他们讲的理化课是怎么一种知识，也不知道小学与中学有啥区别。如今要考试，就好比要在青石板上种庄稼，要在烂泥坑上盖房子，谈何容易？时代害苦了我们，时代现今向我们施以恩典时，我们有什么能力接受这份恩典？怨谁尤谁？牢骚谁抱怨谁？青春无法赔偿，知识只好从头学起。学吧，只当学生时代从今天开始。我安排自己的补习进程，有时来人频繁，学习效率极低，我就悄悄躲在木楼上，把梯子抽了，这样，连母亲也不知我哪儿去了，我就安安静静，无纷无扰地坐了一天一夜。倦了打会儿盹，醒了接着搞。母亲四处叫我，我模模糊糊听到，模模糊糊地忘记回应。这种方法效果真好，几个星期日就把几年的中学教材啃吃了一遍，待到集中培训补习时，我已做了几本习题，写了十数篇作文，背了相关的知识和定律……

　　11月，我顺利地报了名，没什么关卡。准考证需交五角钱，我拿不出。民师每月四元的工资需半年一领，现在还不到时间；母亲赶着编出了一挂草鞋，湿着卖不出去；此时的鸡也不下蛋了，家里没什么可卖。母亲逮了一只嫩公鸡缚住给我说：“孩子，嫩鸡子好卖，五角钱总该换得下吧？”我抱着鸡子赶到区上交报名费。一位吃公粮的人看我东张西望，料定怀里的鸡子是卖的，就问我卖不，我脑子里只有“准考证”、“五角钱”的概念，因而，一听问，忙说卖，问人家五角钱买不买。对方掏出五角二话没说，我感激不尽，连忙拿去领了准考证。此时的我不禁想起一位叫范进的古人，他也是这般穷，中举后还在抱着鸡子换米粮，那窘状令人堪怜。我雷同了范进的光景，能有他那般中举的幸运吗？

　　12月，隆冬如春，千万知青的1977年12月呀，吉星高照，每一阵寒风都是温暖的，每一片冬云都是灿烂的，每一道惨白的阳光都是精彩的。这个冬天是这么美好，是过年和娶媳都不及的。大家脸上都是喜滋滋的，表情都是乐呵呵的，情绪都是最最好的，说话、生气都一团和气。这个月考试啦，久违了的来真格的考试，属于寒窗学子展示看家本事的考试，又属于寒窗学子们了。命运将在这一月中决定，由自己凭本事决定，这一月，苦难的知青们将走下十字架新生。

　　学大寨的号子还在山山岭岭热火朝天，可听来却不再心烦，倒似乎让人感到了劳动情景的动人；饿着的肚子仍饥肠辘辘，红薯、红薯叶、红薯面是考试时的基本伙食，可已不感到难受难熬，倒是觉出“饿其体肤”的考验之美。看到了前途的日子，是天高地阔的日子，看啥啥顺眼，想啥啥顺心。有生以来，好像没获得过这样的光景，我悉心拥抱着这样的时光，希望昼夜不眠度过。

　　考试在热切地期盼中到来。读书以来就未曾经历过这种考试，大家都有些不习惯。对比过去多年的不考试，现在这样一本正经的考，都觉得有些滑稽，有些好玩。不过，谁也不敢儿戏，都知道时代变了，这考试肯定是要兑现的。你游戏了，不会再碰上“张铁生”那等运气了。考场上我见到初中、高中同学，以及之前的学长、之后的学弟们，胡子一把的，满脸褶皱的，都信心十足。

　　考罢，我将半年的激动迅速收敛起来，好歹都交给公平的命运去决定了。我平静地回到了故乡，再与我的几十个学生打交道。我已深深知足了，能让我公平地参加考试已是我最大的运气了，其他夫复何求？不过，我还是希望考试揭晓晚一点，我怕早了，万一落榜，母亲的春节会过得极不开心。儿子无能，让母亲失望，那就是罪过了。母亲对我寄望深重，平时连一只蚂蚁也不踩死，那都是为儿子积德惜福，累积前程。虔之诚之，临了，儿子若给她争不了气，老人家何以支撑？因而，我暗祷：如果我落榜，也让我落榜在春节后吧！老天啊，我这厢乞求了！

　　发榜的日子没按我的意思来，偏就在春节前发布了。我忐忑不安地听到最后也没听到自己，那一刻天昏了地暗了，如坠万劫不复的深渊。尽管事先已有思想准备，但在事实来临时，什么思想准备都不济事了。千般悲哀，万种痛苦，母亲背转身擦了泪花又转过面来，慈祥地安慰我：“没事儿，好政策不变了，明年考上也不晚。”考取的青年们春节里喜洋洋地去未婚妻家拜年，我则像丢了八辈子人似的走不出门。跟人家怎么说呢？多少年盼着凭本事考，而今让你凭本事考了你却没本事了。推荐，你没有政治条件，考试，你又没有本事，哪头都占不住，你无前途就只能十足地认命了。这个春节打算作为生命的复活节，却被自己的无能变成了黑色的背运节。

　　1978年来了，失落慢慢丢开，再试一次吧！一些考取却因体检问题刷下来的考生心情更加灰暗，还没有我这等“再来一次”的斗志了。一天，在我挑灯夜学之际，从公社忽然传来消息，让我第二天去县城体检，说我在去年录取时被录漏了，本次补录时被发现方补上。这真是喜从天降，全村人几乎都惊奇得睁大了眼睛。是传说还是真事？是玩笑还是实话？是梦幻还是现实？先录的人早已喜过了，上帝这是又专为我致喜一次呀，也是专门在我身上制造一个好事多磨的故事呀。

　　管它是真假，是真事是谣传，我立马赶到指定的体检医院，看到我的名字真实地写在上面，我才激动地泪眼蒙眬：是真的，我被录取到一所专科学校，如果身体不差，我就会如愿走进大学，我的高考就宣告成功，命运将从此改变。

诚惶诚恐的接受完体检，一切正常；又接受了政审，有好心人关照，顺利通过。不久，录取通知来；不久，我如愿以偿地离开了早已想离开的故乡。离开故乡的那个春天，正值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老诗人郭沫若的致词《科学的春天》非常令人振奋，我激动不已地听了又听，不禁感到人生的春天、自然的春天和国家的春天一同降临时，是这般的让人美不胜收。我们这些深受“文革”之害的一代人如今成了幸运儿，新的前程来了，赶紧赶路吧，不堪岁月挥手扔于身后。

2003年10月18日　放木排·水打柴

　　我所在的张家田小队，恐怕是全国农村中最小的生产单位，总共才有七户人家。其中两户是刚刚分户单过的兄弟俩，另一户却是早已丧失劳力的五保户。好在张家田的田土各半，且住户也相对集中。我先是暂住在紧靠赵立贵家隔壁的保管室（兼擀制面条），不久，便移居到赵立生家的一间简陋磨房里居住（他的儿子小名叫“猪儿”）。

　　张家田的地势相对平坦而紧靠夜郎河边，缓缓流经该地段的潺潺河水，平时并不是很宽，最浅处刚淹没脚背。去公社赶场径直走便可到，但是，到新站区却必须趟水过河。

　　每年农历五月在连天的暴雨中，如期而至上涨的“端午水”，使得平时看似平缓的河面陡然加宽了许多，河水骤然间变得十分混浊，水深且湍急起来。因当地无船，非乘坐打谷子用的挞斗而不能行。否则，就休想过河。这一年一度的汛期，往往会将上游及沿岸两边的枯枝败叶或松散的树根，一起冲进河里，有的胆大农民便会就近在水边打捞飘浮的木柴。此时，却是地处夜郎河上游的习水县林场，乘势顺水而下的地漂放木排，流经蒙渡、松坎，再下至四川綦江的最佳时期。陆地运送木材的运输费用高，木材损耗较低；而水运放排的运输费用低，但木材损耗却高。不过，两相比较起来，还是水运的价格要划算些。

　　虽说，当时农村住房、饮水、柴薪，以及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尚能自给自足。然而，单一传统的小农经济在“以粮为纲”的指导下，动辄就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和“投机倒把”的大帽子，而被“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农民一年的经济收入，全靠土里刨食，生活极为清苦，非等年终结算分红，才能得到现金。所以，放排就成了当地农民增加额外收入的另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

　　漂放木排的风险很大，相当辛苦。放排人大多是习水县的当地农民，他们生性豪放，从小练就有一身好水性，颇似《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张顺”。对于木排的捆扎、漂流、拆卸、捞取，都相当熟练而在行。放排期间，团队出行，随身带上自行准备的简单锅碗及铺盖，不定点地逐水而居，更无固定住所。

　　不论在风里浪中，他们整天都赤裸着上身，仅穿一条短裤，手中握着顶端上绑有铁钩的长长竹竿，视放排情况，不时还要跳进波涛汹涌的河水中，借助流水的冲击，奋力猛地推上一把，使木排不致打横，因而堵塞后面飘浮来的木排。但是，大多数木排还未飘流到夜郎，就早已被撞击得七零八落，因而，加大了放排人在水中操作的难度。一天下来，浑身上下无一丝干纱，非等夜间稍事休息时才能得以换洗。

　　一般放排人都要在夜郎待上两三天，饮食也非常简单，晚上就近在农民家的屋檐下，或在张家田靠河边的空地上，随便搭建个简易的三角形窝棚歇息。不时还要打着手电筒，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或提着昏暗的马灯在河边来回地巡视，那情景就像是守候在河边的打鱼人。

　　我因好奇心使然，曾主动地与他们交谈，顺便也想了解一下放排的情况。只见那负责做饭的中年人，一脸的愁苦而神色黯然。他一边添柴烧火，一边正忧郁地低声哼唱着：“世间三百六十行，不知放排算哪行。风吹浪打水中漂，浑身没件干衣裳。闯荡江河无定居，出没急流险滩里。风餐露宿难安眠，夜半倍加思娘亲。”那歌声异常沉闷，尤为显得哀婉凄凉，让人听了伤感得直想哭。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当前的处境，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怀使我一下子就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

　　当得知其中一人的手臂被木排擦伤，流血不止，感同身受的怜悯骤然而生，我立即拿出从家中带来的药膏和纱布，为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并留下了几粒止痛片，他们很是感动。见我是知青，且又是一人，便特地为我捞上一根三米多长而较粗的原木，待劈碎晒干后，就足够我一个多月烧饭用的柴薪了。

　　弹指一挥间，时光流逝40年，夜郎河的水质与流量，以及整体生态环境，已远远不及当年，也不知现在还时不时兴漂放木排。回想起当年涨“端午水”时，在那宽阔的河面上，在那奔腾咆哮而混浊的河流中，放排人在水里殊死搏击的情景，又是多么的刺激而令人难以忘怀啊！

                                                                                             　　2007年10月26日 “老权威”——赵兴臣

　　赵兴臣幺爷是整个生产队干农活的“老把式”，平时总是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布衫，闲暇之余，一根长长的旱烟袋从不轻易离手，一脸的威严而不苟言笑。一般队长在安排好生产队的农活后，都要尊重地向他说一声，他俨然就是一个不是队长的“队长”。虽说，平时上下辈分的人也可以开玩笑，但却很少有人敢和他戏言，因此，我们私下叫他“老权威”。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抢收完麦，紧接着就是抢种插秧的繁忙季节。天刚蒙蒙亮，男劳力就全都下到秧田插秧。我们因初来乍到，幺爷不屑一顾地说：“笼鞋套袜的，哪像个做庄稼的样子？”他的老伴幺娘在一旁劝慰道：“轻声说话不费力，口气好一点。刚离开父母的城头学生娃娃，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抬轿子也请不来人家。”我不服气地一时兴起，脱掉鞋袜就下田，拿起秧把就学着插秧。幺爷见状，不由“嘿嘿”地笑了。他连忙又关切地说：“‘插秧不要怕，下田大张胯’，这样桩子才站得稳嘛。”

　　即或是在烈日当头，酷热难挡的正午，抑或是在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的倾盆大雨之中，为加快抢收抢种的进度，夜以继日地抢农时，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艰辛。由于我不习惯身披那湿漉漉而沉重的蓑衣并冒雨插秧，因此，一天忙碌下来，浑身上下像个泥猴似的，累得腰酸背痛地直犯困，有时竟连饭都不想吃，倒上床便睡。繁重的农活，一直要忙到农历端阳的前后五天，才稍有空闲。否则，过了这一时段所插的秧，均起“白线”而颗粒无收。

　　对于庄稼人来说，田地里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凝聚和他们的辛劳与汗水，联系着在他们生命血液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脉络，也承载着每一个家庭的全年希望。所以，幺爷对我们因见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返青时而欢欣鼓舞，就认为即将丰收在望的想法表示出不以为然。他常说“做农活最讲究的是三晴两雨，庄稼、庄稼，只有颗粒归仓后，装进屋头，才算叫做庄稼”。确实，在以往科技含量不高的小农经济中，各种自然灾害的不确定因素难于胜算，当然也只有待“颗粒归仓后，装进屋头，才算叫做庄稼”了。这不仅是幺爷的口头禅，也是他熟谙农事而了然于心且富有经验之处。

　　在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为严重，普遍的女孩子最多只读到小学就辍学在家干家务活。由于当时农村按照人口数和“人七劳三”的分粮政策，致使农村家庭中，“超生游击队”的队员屡见不鲜。为摆脱家庭的困境，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就过早地参加了集体劳动，去“混工分”。因此，张家田小队的女劳力较男劳力多。每到插秧时节，大嫂、幺娘她们总是把我甩在后面，再合拢来围成一个圈，使我无法走出，并嬉戏地打趣道：“捕到了好大的一条鱼。”这也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看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向前”那首古诗中所描写的深刻意境与含义。

　　记得下乡的第二年刚开始在当地推广新品种的“矮脚稻”， 因此，遭到了农民传统意识中习惯势力的抵制，加之干旱年成不好而歉收，我们队每个劳动日的工分才合0.13元。幺爷愤怒地骂道：“妈的，连喂牛的草都没得。”我因此而感同身受地写下了“农夫盼雨如盼油，苍天不知人焦愁。骄阳久旱田裂口，忧虑开镰愁过冬”的这首打油诗。

　　收工吃完晚饭，一般都在幺爷家开会，由他的儿子赵立海记工分。只见满屋弥漫着浓烈的旱烟味，呛得人直咳嗽而睁不开眼睛，汉子们围坐在一起开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缓解一下精神上的饥渴。妇女们则“嘴说话，手打卦”，没有一丝空闲，直至深夜10点钟过才散会。

　　闲暇之余，幺爷咂上一袋旱烟喜欢和我“摆古”。他曾随口将夜郎的由来，用四言八句的形式吟出：“瓜蒂连绵属起基，唐朝入步自山西。黔湖建业福欢地，后转夜郎各立居。建坝吼滩沙木台，五房一脉递分支，子孙繁衍相传继，世代莫忘八句诗。”并饶有兴致地道出历史上的一些典故由来。

　　其中，多以秦始皇的故事和传说有关。如孟姜女为什么会哭倒长城；再如云贵地区为何多山，这是秦始皇用“赶山鞭”赶来的；另外，由于古代唯尊者讳，又因为“正”与“政” 同音，为了避讳秦始皇名字“嬴政”中的“政”字，所以，要将正月读作“征月”；还有，为什么不能在正月间洗被子，这是因为正月间被子湿了，恰好暗合了“真背时”的谐音（即从正月间就开始背时倒运，晦气）。这就是民间传统风俗中，在正月间不兴洗被子的缘由。

　　亲近大自然是现代人因返璞归真而追求的一种审美情趣，贵在自然，美在发现。或因自己“观石赏根玩钱币，钟情山水好探奇。集邮收券藏书报，皓首穷经痴研迷”的情趣使然，对类似这种流传在民间的趣闻轶事，我颇感兴趣。狮子山幺爷、四爷的母亲——大婆，曾不止一次向我们津津乐道地提及：“当年，听说红军要来了，谣传要共产共妻，吓得我们躲在山上，整天都不敢回家。晚上就见到贺兰英率领的红军队伍，他们就是打着火把过夜郎的。第二天回到家，没有任何东西被损失，秋毫无犯。后面来的队伍还杀富济贫，为我们开仓赈粮。”

　　对她那段深情回忆的讲述，我记忆犹新。但是，不知她所说的“贺兰英”，是否指的就是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可惜，当时正处在为生计奔波而发愁的知青年代，对这段红色革命的经典历史我并未深探其究，具体详情也不甚了了。

　　张家田的大婆、赵兴臣幺娘，以及狮子山的四爷、四娘和幺爷、幺娘，是几位心地极为善良而又宽宏大度的老人。她们都曾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我做过农活，不论到她们哪家，总不忘递上一杯滚烫的浓茶，并宽慰地对我们说：“好生劳动，让你们爹妈放心。喂口猪，几年以后再建一栋房子，谈个媳妇，还不是一样地过日子？”虽然，我们暗地里好笑而不屑一顾，但从内心里我却很是感激。试想，当你远离父母，孤身一人时，能听到这种关心而体贴的话，又岂有不动容而不动情之理？

　　由于和农民们朝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我对这段难于忘怀的知青生涯至今还心存感念。对此，我不曾有过太多的抱怨而认为命运的不公（当然，因“八年抗战”而还未返城，陡增父母的经济负担及家人不尽的牵挂，则另当别论）。所以，在这不解的知青情结中，那挥之不去的乡情与乡愁，促使我在返城工作后，几度重返夜郎乡，曾试图深入生活，以便希望再次亲耳聆听并整理记录下来。可惜，因事事有意而无意，无意藏在有意中。遗憾的是，好些上了年纪的亲历者，都已先后作古，早已将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带进了天国，成为一个永久之谜。

为此，我曾欣然写下了一首“恋山恋水几徘徊，民风民俗难释怀。回首青春浪迹路，趣闻轶事入梦来”的七言律诗来以兹纪念。

八、“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

黄 伟

作者简介：黄伟，男，1954年12月出生，江苏金湖人。1965年在颍上县城关中学读初中。1979年至1983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既属老三届，又是新三级。1983年至今在安徽教育学院（2007年改称合肥师范学院）政法系、历史系，从事“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和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其间，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进修。现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安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共安徽党史学会常务理事。1994年被评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评聘为历史学教授。2006年被评为省优秀德育工作者。

　　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离录取分数线仅差3分。我并未气馁，下定决心，继续挑灯夜战攻坚克难。困了用冷水洗把脸，累了站起来做上一遍广播体操。上大学求知识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以前没有机会，现在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有放弃的道理！1979年7月，第三次参加高考，我终于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如愿以偿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历史专业。

　　毕业之时我们欢乐地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年后，全班同学如约聚会，没有太多辉煌，只有些许成功，人生阅历丰富了，人生信仰没有改变。90位同学，工作在不同岗位上，贡献各有特色，至少有6人已经被评为教授，我忝列其间。毕业之后的20多年间，我始终在安徽一所高校工作，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为下海经商所动，没有被金钱物质诱惑。甘于清贫，爬格子、吃粉笔灰从无怨言。往好里说是敬业，不客气地话就叫“一根筋”、“认死理”，穿越时空我与“许三多”神交。

　　我的童年是在皖北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颍上县度过的。说她小，因为她比卢沟桥旁的宛平城大不到哪里去，城里大街小巷都是青石板路，没有高楼大厦，道路的宽度不能开汽车。说她古老，因为有废弃的县衙门旁相向而坐的一对石狮子、护城河和城墙的残垣断壁为证。城外五六华里有一个花园，人称“游家花园”，花园里有两样不起眼的动物狗熊和猴子。每年踏青之日，孩提时代的我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去目睹它们的尊容。我的妈妈是县城关小学的一位教师，以前读过高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高中毕业就是知识分子了。她很强调对自家三个“光头”的教育，时常提起远亲近邻家的孩子学习用功，考取了县城中学，还有谁家的考上了北京名牌大学。懵懂里的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读书是有用的道理，经过小学校的围墙都会听听里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有机会去妈妈那里，也有意地在教室门外向里张望。1959年，我虚岁六岁，终于可以报名上学了。我在妈妈的带领下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学校。负责报名工作的是妈妈的同事，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朱忠贤，据说她是这所小学的一块牌子。她查看了我家的户籍之后说：“你不满六岁，暂时还不能入学。”听了这句话，让我很沮丧。不过接下来的面试，她发现我对拼音字母和加减法都有不错的准备。于是决定给我一个机会——当“旁听生”。如果能够在一个学期结束时，语文和算术考试成绩达到90分，就可以正式入学。最终我如愿以偿地顺利入学了，因为学期考试我的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接近满分。记忆里，在上小学的开头几年，那时县城还没有电灯，每天晚上用煤油灯照明，看书必须靠近灯光，可是太靠近了，第二天发现两个鼻孔里全是黑乎乎的东西。我如饥似渴地学呀学，语文、算术考试常常取得满分，获得妈妈和老师们的夸奖，也满足了一个小孩子的虚荣心。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又记忆犹新的年代，由于种种原因闹了饥荒。刘少奇后来总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灾荒袭来，粮食匮乏，饥馑遍布全县，人们面黄肌瘦。开头卖粮搭配高粱面和山芋面，接着肥田的黄豆饼也变成了抢手货，再后来就有一部分人饿饭了。一天，小学老师带领全体学生去县城南门外的田野挑野菜充饥。记得当时的我因年幼体弱走路经常摔跤，其实南门离学校并不远，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多数同学并不识得野菜，我也一样，面对辽阔的土地只是觉得新鲜，半天下来筋疲力尽，收获寥寥无几。

　　1965年9月，我考入了颍上县城关中学，全家人为我祝贺为我而高兴。爸爸为奖励我，特地买了一只图案是母鸡啄米的闹钟，几只小鸡围在鸡妈妈附近，母鸡随着秒针的走动在啄米。它每天早晨6点钟准点报时，我会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赶往学校。初上中学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课程正规，老师要求严格。朦胧中我徜徉着大学的梦想。然而，大学梦想的翅膀不久就被折断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文化大革命”的前兆波澜不惊。听别人说正在批《燕山夜话》，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流的所谓“三家村”，我并不理解，过几天也就淡忘了。又过了一段日子，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家里人都坐在院子里的凉床上，手持芭蕉扇边赶蚊虫边聊天纳凉。妈妈在看报纸，突然高声说了一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在场的人没有人能够理解，更没有人解答。对于一位求知欲旺盛的少年又意味着什么？若干年之后，我才缓过神来。真是不堪回首啊，耽误了我整整十年的黄金读书时间，今日回忆至此，我依然百感交集。

　　8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当时人们熟悉的《十六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运动以青少年学生为先锋，清华附中的学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而轰动一时。全国各种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学生们迅速冲出了校门，学校停课闹革命，“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游行示威，“打倒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我不用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霎时，平静的小县城“革命”风雷激荡。县委书记白肇义、副书记王晋玉被戴上了高帽，红卫兵开了他们的批斗会，随后，他们被反绑着双手游街示众了。我跌跌撞撞地跟着游行的人群看热闹，有人随意辱骂他们，还有人时而把土块抛向他们，他们面色苍白，踉踉跄跄……

　　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消息传来，我们那一帮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趾高气扬起来。革命的大“串联”成了热门话题。“串联”去，走“串联”去。一批又一批红卫兵“串联”去了。这时，我只有12岁，妈妈一百个不放心，不让去。另外，老爸没有发话。他早年参加新四军，获得过多枚功勋奖章。1948年解放济南时，炮弹片伤及头部，险些致命。这时他在县人民武装部任政委。平日里，他工作很忙，无暇顾及我们弟兄三人，任凭我们玩耍、打弹弓。但是，离家“串联”这样的事情，是需要得到他的允许才能行动的。我软磨硬泡，嘟嘟囔囔不开心。老爸终于说话了：“你走路都会摔跤，身体太弱，走不了那么远。围着办公室的房子，背上背包走100圈，你试试行不行。”“如果能够坚持下来，就同意你去‘串联’。”我信以为真，傻乎乎地围着办公室开始了我的“串联”。引来了许多好奇的小孩，他们跟着我走，不久便乏力散去了。当我完成100圈的时候，老爸已经被造反派揪到“地委”所在地阜阳去了，在那里他遭到了三天三夜的围攻。我没能去“串联”是肯定的了，只在红卫兵“接待站”得到了一个“差事”，接受妇联干部张崇瑛的领导，为那些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的 “串联”小将们服务。每天接待他们，打水送饭，为他们打地铺添铺草，也算是为“革命”做了一点贡献，并以此聊以自慰。

　　1968年，我们学校已经按照中央指示“复课闹革命”，但是喧嚣的社会闹得老师无心上课，学生也不能安心听讲。必须学习的最重要课程是毛主席著作，包括著名的“老三篇”，亦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我们对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的事迹了如指掌，人人都会背诵，有的人还能够倒背如流。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敬佩，他们精神十分感人，但也没有必要天天背诵，把他们庸俗化呀！那时，为了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校时常组织我们去农村体验劳动，县人民武装部有一个农场，每逢收割季节降临，我们一帮小孩子也都会踊跃参加。小孩子毛手毛脚，我第一次收割高粱就出了麻烦。身高1.68米的我加入了成人的行列，接近2米多的高粱秆我从未见过，更不知道如何把它割倒放下，比划着大人的样子用锋利的锄头砍倒了几株。半个小时之后已经腰酸背痛，很难弯下腰了。谁知直着腰挥舞锄头，一下子就砍到了自己的左腿上，白色的骨头暴露出来，流血不多，也不怎么疼痛。包扎之后，养伤半月有余痊愈，留下了一个疤痕。人间的事都很难预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等待我的漫长而繁重的农活才刚刚开始，收割高粱只是冰山一角。

　　传统意义上的学习专业知识，已经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以来，我入中学时学习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俄语字母早已荡然无存，近些日子学到了几句英文，每逢集会都会不着音调地呼喊：“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寿无疆！），“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Serve  the  people”（为人民服务）。

　　1968年底，中苏交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保卫祖国，驱赶侵略者苏联修正主义出国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对事件的进展进行了适时报道。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全国成立十个建设兵团开垦边疆，部分野战军也去种粮备荒了。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大规模开展起来。这时我面临三个选择：继续留校学习；上山下乡；应征入伍。继续留校学习，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学无内容亦无所得。上山下乡，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广阔天地炼忠心”，对于扎根农村我还没有思想准备。应征入伍，保家卫国，既适应祖国边境形势需要，也符合本人意愿。我出生在军人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当兵出身，对部队有一定的了解。当时，妈妈因身体欠佳，去安徽省军区104医院检查了，爸爸工作依然繁忙也不在家。依稀记得我曾经给他们撰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准备参加人民解放军，“报效祖国”的真实心境。这在今天的人们眼里是万分可笑又有点滑稽的事情，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哪有家书说大话的？可是，那封家书是我当时的思想认识，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时过境迁，不知者不怪罪。

　　1969年12月，我满怀喜悦的心情收到了《应征入伍通知书》。内容如下：

　　最高指示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黄伟同志：

　　你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祖国征召，履行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职责，这是很光荣的。望接此通知后准备入伍服役，并于十二月八日前来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武装部

应征入伍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一个转折点。在那个非常年代，当兵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一身戎装更是千百万青少年的梦想。身穿绿军装，头戴五角星军帽，衣佩红领章，我还差几天15周岁神采奕奕当上了一名小兵。年底，我和一批新兵坐轮船，乘火车，再步行100余华里，几经周折到达了部队所在地——安徽省白湖农场。

　　白湖农场地处庐江、无为、巢湖二县一市境内。昔日的白湖，白浪滔天，沼泽遍地，芦苇丛生。1953年围湖造田，分东西两个大圩，162平方公里，耕地约13万亩。它既是全国特大型农场之一，又是全省最大的罪犯教育改造基地。

　　部队到来之际，已经把罪犯迁移至西大圩。我们部队是野战军，赫赫有名战功卓著的12军，军长是李德生。12军34师约万人奉命驻扎白湖农场东大圩，种粮备荒。部队本来就是一个锻炼人的“大熔炉”，更何况军垦农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呢？！

　　新兵需要接受入伍教育和训练，还有一个不雅的称号，老兵管他们叫“新兵蛋子”。面对荒凉的土地，新兵们怨声载道，“我们当兵是选对了路，入错了门。”新兵受训结束之后，我被分配到一○二团一营炮连一排二班。我们的火炮是82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就是大渡河畔三发炮弹挽救红军的那种炮。炮被分解开来成三部分，由三个炮手扛于肩上，说实在的，作为一炮手的我30斤的炮身扛了几天，一发炮弹也没有打过。由于把生产放在第一位，军事训练极少，紧急集合屈指可数。紧急集合时穿好衣服，打起背包，肩扛炮身在三五分钟之内迅速集中站好队列。一天深夜，紧急集合了，连长下达口令——跑步前进。炮身加上背包约有40斤，这样的负重还要跑步，对于我来说很够呛。对于一个15岁，面带稚气，从来没有受过高强度锻炼的少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凭着以前围绕办公室走100圈的耐力，咬牙坚持着。朝霞微露时，我们跑步行军10多华里，完成了一次训练任务。值得庆幸的是，我竟然没有掉队。班长胡立生说：“你还真行啊！”不过，连长很快发现了他的队列里有一名小兵。

　　一个月之后，团卫生队为各连集训卫生员，连长毫不犹豫地派我去参加集训，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不过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关怀照顾。在团卫生队，我们学习了人体解剖，什么骨骼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等，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十分新鲜的知识。还学习了最基本的药物知识，针灸和中草药知识，以及战伤急救、护理知识和护士们都要掌握的静脉注射、肌肉注射。三个月之后，我以优异的成绩结业了，不谦虚地说，20多位学员我考试得到了唯一的一个100分。因为我很较真，也很仔细、很努力，骨子里透着今天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战士“许三多”认死理的味道。从此，我比普通战士多了一个药箱，每天背着它下田干农活。

　　白湖的环境艰苦，农活繁重。夏天，蚊虫孳生，密度极高，张开手一把就能抓十几只。晚间，战士们都躲进棉布蚊帐里说话，不能在蚊帐之外开口，因为张开嘴巴蚊子会误入口中。水田里蚂蟥成群，无论是插秧还是拔草，蚂蟥会随时悄悄地爬到人的腿上叮咬吸血，那是防不胜防的。战士们怨天尤人，调侃道：“白湖好，白湖好，不长粮食只长草，白天蚂蟥叮，夜晚蚊子咬。”干农活可不轻巧，有人计算过，全连人均20多亩土地，全部种植水稻。上级的要求是亩产800斤。战士们可不是袁隆平，并没有多少农业知识。当时的口号是“苦干、实干加巧干”，今天看来那时充其量是蛮干。化肥农药滥施无度，不讲什么科学性。水稻已经成熟，不到一周时间就要开镰收割了，为了消灭虫害照样喷洒农药，从不考虑粮食的农药残留问题。化肥是调拨来的，不计成本，为了提高产量，大量施用，根本不顾及地力有没有后劲的问题。第一年稻田里常常见到青蛙、黄鳝、蛇以及各色浮游生物，三年之后这些生命基本灭绝，连蚂蟥也很少见了。

　　在我大脑的记忆库里印记最深的是，我们到来的第一年冬天，干的第一桩农活，整理土地——所谓“田成方”，开干渠，挖支渠。早晨8点开始挖土方，规定每人若干任务，至晚上10点还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连队指导员坚决不允许收工，战士们饥肠辘辘消极怠工。在关键时刻，连队指导员手持电声话筒扯着嗓门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以鼓舞士气，殊不知战士们早已泄气无心恋战了。为了达到水稻亩产800斤，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加班最长的一次是1972年元旦前夕，霜冻将至，为了丰收又能丰产，必须在霜冻之前完成收割和脱粒工作。这一次，我们连续工作了整整两天一夜，36小时除去吃饭和大小便时间，都在脱粒机上连轴转，不停顿地脱粒。那是超常人的劳动强度，那种疲劳和折磨难以言表。过度疲劳造成的人员受伤事故频频发生，战士的手臂伸进了脱粒机，腿绞进了扬场机，鲜血淋漓，终身致残。

　　工作最艰苦的日子是每年的立秋前夕，既要抢收早稻，又要抢种晚稻，俗称“双抢”。“双抢”正敢上酷暑季节，烈日当空，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气温高达38℃ — 40℃。田里的水被晒得滚烫，每天都是超负荷劳动。收割水稻时，稻田里一点风也不透，汗水浸透了衣服，潮湿的衣服被高温烤干了，再被汗水浸透，又被烤干。到了下午，衣服上已经结满了盐霜，变得有一点硬了。一天，大家正在你追我赶收割水稻。突然，有战士远远地高声呼唤：“卫生员，三班长晕倒了。”我提着药箱匆匆忙忙跑过去，让战士们帮着把他抬到树阴下，仔细查看。身材高大微胖的三班长休克了，汗水湿透了衣服，他是中暑了。快把他的衣服解开，拿草帽为他扇风，针灸人中穴、灌“十滴水”，待他稍微苏醒了，又给他喝了一些盐开水。

　　“回营房休息吧！”我说。

　　他摇摇头：“不！轻伤不下火线。”

　　一个小时之后，他站立起来，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猫着腰继续娴熟地大把大把地割水稻。我远远地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内心有些酸楚，很难说得清那时是什么感受。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时的士兵每人每月伙食费12.5元，生活十分艰苦。因为是重体力劳动，一日三餐都吃米饭。每日早餐咸菜是必备的，但总是软绵绵的有点臭味。冬春之交青黄不接，战士自己种的菜不够食用，最近的集镇——塘串河也没有蔬菜供应，连队常常以煮黄豆拌酱油佐餐。战士每月有微薄的津贴，第一年每人6元人民币，以年限递增，依次为7、8、10、15元人民币。我当兵五年，满打满算552元人民币，连队驻扎在白湖中心没有物品可买，五年兵役结束，我还结余260元人民币。潜移默化，我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文化大革命”是全社会的灾难，部队也未能幸免。强调政治挂帅，每天晚上各个班都要开班会，汇报思想动态，人人都要解剖自己。干活有没有偷懒？有什么样的私心？没有私心，也要“狠斗私字一闪念”。 每个星期三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最初几年，按照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方针，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当水稻被病虫害侵袭时，战士们嬉笑顽皮地说：“遇到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把学“毛著”庸俗化是一码事，我的文化程度成了学“毛著”的拦路虎又是一码事。我对许许多多的理论问题一知半解，特别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喜欢用典，信手拈来的成语典故在著作中随处可见，每每读书至此，我都如坠入雾里云中。

　　1971年9月下旬，平日里总是关心照顾我的八班长，在一个黄昏把我约到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神秘兮兮地说：“据可靠消息，林彪出事了。具体什么事情，过几天就知道了。”我顿时就懵了，一个受人崇敬的在井冈山就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啦？“十一”国庆节过后没几天，团部通知全团紧急集合，传达中共中央文件。团政委宣读了《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并说“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全体官兵鸦雀无声，人人都感到惊愕。我屏住了呼吸，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十六七岁的战士思想十分单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深思过。然而，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很长时间我都沉默寡言处于沉思之中。沉思的结果是，我决心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要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这个决定对我的人生道路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是很难明白事理的，“学习学习再学习”是天堑变通途的唯一出路。连队里的前后几任文书应富治、郑建华、唐金用都是高中毕业生，战士们管他们叫“秀才”。我对他们的“博学”充满了敬仰，把他们当作楷模，开始练习钢笔字，查《新华字典》，坚持读书看报。《人民前线》《参考消息》和《解放军报》是经常阅读的，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读鲁迅杂文，但是对他的文章理解比较困难，有一种时代的隔膜感。

1973年七八月间，张铁生事件轰动全国。张铁生在大学招生考试中交了白卷，写了一封充满愤懑又带有乞求色彩的信，被江青之流利用了大做文章。张铁生不足为训，但我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大学还在招生，我是否还有机会。我的大学情结魂牵梦萦，久久难以释怀。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经过夏战三伏，冬战三九，五个春秋寒暑的严酷摔打，可谓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锻炼了身体，更锻炼了意志品格。我单薄的身体强壮起来，部队的培养使我具有了坚持不懈的毅力，比起以前更加执著了。从此，遇到困难，我总能毫不畏惧，无论工作、学习还是搞学术研究，做任何一件事情绝不半途而废。一个人一生中有了当兵的历史，终身受益。

　　1975年3月，告别给我带来严峻挑战的白湖，告别朝夕相处饱含激情的战友，告别锻炼我把我从一个少年培育成一个成年人的部队，我依依不舍流连忘返，这一年我刚满20岁。

　　3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重返白湖。而今的白湖已经田成方，林成网，花果香，鱼满塘。青山秀水，绿野平畴，道路纵横，楼舍林立，形成了农工商综合发展的经济格局，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场已经崛起。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虽然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但目睹眼前的一草一木，感慨万千，忆起当年在白湖战天斗地的情景，依然心潮澎湃。

　　离开部队，我来到安徽省省会，在省立医院口腔科工作，专门为患者镶义齿。一切都从头开始，我的老师陈忠海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支援内地的高级技工。他技艺精湛，在安徽是数一数二的。在他的精心教授下，加上我细心领会，不怕吃苦，勤于实践，我进步很快。到第三个年头，我已经可以镶全口义齿了，这在解放前意味着徒弟出师了。我也钻研了当时能够借到、买到的为数不多的几本口腔专业的书籍，但是，医院人才济济，专业性极强，没有文凭是难以立足的。渐渐地我感到了压力的存在。“推荐上大学”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我到来时日苦短，没有出色的表现，更没有过硬的后台。请客、送礼、走后门均非我擅长，我在彷徨中无所适从。好在安徽省图书馆与医院毗邻，每逢星期天我都会去那里，或借书看杂志，或听讲座交朋友，算是精神寄托吧。

　　1977年10月，电波里传来了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消息。事后得知，在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首次倡议恢复高考，邓小平当场拍板赞成。中国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敞开了大门。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仓促上阵，成为570万名考生中的一员，参加了平生第一次高考。那一年，出现了夫妻同考、兄妹同考、父子同考、师生同考的奇怪现象。话又说回来了，我稀里糊涂地上了一年初中，脱离学校学习算起来已有11个年头了，根本不懂得如何复习考试，第一次考试名落孙山在情理之中。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今天时髦的话叫“永不言败”。总结经验，我执著地继续努力。我需要兼顾上班和考试两件事情，8小时工作制，白天必须上班，不能旷工，不许迟到早退。只能在晚间复习考试内容。那年头，物质匮乏，市面上买不到复习资料，补习班名额有限。有好几次，我都是站在教室窗外，伏在窗台上听着记着的。在我学习处于极度困难之时，我遇到了父亲的老战友一家，他们家住在合肥第四中学院内，认识不少老师。在他们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开始拜师求学。高惠珍——日后我的岳母，对我有知遇之恩，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位热心肠，常常带着我到她熟悉的名师家中补习功课。寒冬酷暑，风里来雨里去，不知疲倦。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离录取分数线仅差3分。我并未气馁，下定决心，继续挑灯夜战攻坚克难。困了用冷水洗把脸，累了站起来做上一遍广播体操。上大学求知识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以前没有机会，现在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有放弃的道理！1979年7月，第三次参加高考，我终于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如愿以偿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历史专业。

　　安徽师范大学是安徽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学校坐落在具有“徽风皖韵、千湖之城”美誉的芜湖市，濒临浩瀚长江，傍依灵秀赭山。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先生为她题写了校名。她人文底蕴深厚，以“厚德、重教、博学、笃行”为校训。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上大学，不仅圆了我多年的梦想，也培养了我追求学术的愿望和兴趣，有希望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进入高等学府求学，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一年，我已经25岁，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是这个年龄。我们那一批大学生都有这样的信念：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把逝去的青春年华找回来。我们一头扎进图书馆查资料、记笔记、读书看报，无论正常的课堂学习，还是专题讲座，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的文化程度，便有意多下苦功，凭着一股顽强毅力，很快就适应了大学学习节奏。四年之后，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毕业之时我们欢乐地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年后，全班同学如约聚会，没有太多辉煌，只有些许成功，人生阅历丰富了，人生信仰没有改变。90位同学，工作在不同岗位上，贡献各有特色，至少有6人已经被评为教授，我忝列其间。毕业之后的20多年间，我始终在安徽一所高校工作，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为下海经商所动，没有被金钱物质诱惑。甘于清贫，爬格子、吃粉笔灰从无怨言。往好里说是敬业，不客气地话就叫“一根筋”、“认死理”，穿越时空我与“许三多”神交。不求文凭，但求知识，我先后去上海和北京进修学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蒋景源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一年时间，领悟了得天独厚的海派文化风骚。9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博导彦奇教授，为国内访问学者。一年学习下来，我才真正理解“学问人生”这两个词汇的准确含义。彦奇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的指导尽心尽责，“传道、授业、解惑”毫不含糊。得益于老师的谆谆教诲，我的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大的变化。1999年，我被评聘为学院历史学专业教授、学院学术带头人。近年出任“学报”的副主编职，专事研究工作，任重道远，每每觉得力不从心，不过我会努力。

从1969年算起，到2007年为止，我已经工作了整整38年。验证了毛泽东的诗句，正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不堪回首忆当年，如果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也许我的人生不会像现在这样曲折，如果没有邓小平主政恢复高考，我今生的遗憾一定是难圆大学梦。历史不能假设，曲折也好，圆梦也罢，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只能留在记忆里。如今，经历家庭变故，亲人撒手人寰，心间充满无奈、充满惆怅、充满记忆。有朋友规劝道：人不能生活在记忆里，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很长。我和我的新朋友现在正读着96岁老人杨绛的新著《走到人生边上》，思考着人生的哲理，期望着我们的人生道路平凡顺畅。

九、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

李向前

　　作者简介：李向前，男，1954年8月生于北京。1969年8月上山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64团15连战士、农工。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学系，获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

　　唯一使大家遗憾的，是“六九届”常会被人们淡忘。当人们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时，竟无意间遗漏了紧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说起，前年访美时，我遇到一位“兵团战友”。她是一位类似《今夜有暴风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却异常坚强；为保卫连队财产，曾险些葬身暴风雪。她在深情回忆兵团生活后，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但愿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这群曾经那样幼稚却特别执著的孩子。

　　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几分沉重，这是我见到伙伴们的心情。我常想，历史的累积，也就如同一个建筑的砌造，是由一砖一石叠垒而成的。在共和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曾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对祖国的奉献。他们像一堆砖石，把自己铸造在了祖国的基础上。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我要讲的故事，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的身世经历：他们不是“老三届”，但又有别于七零届以后的各届中学生；他们是千百万同龄伙伴中的一群，却常常被人整体遗忘；他们中即使后来有人同“老三届”一起重返大学校园，但也数量稀少；他们是历史谈资的“失踪者”，却实实在在生活在人海里。我希望记录这群人，记录这个群体的生活跋涉。作为“新三级”的一员，我期待着能找回我那些特殊的伙伴们。

　　我和我的伙伴们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庞大群体。它的名字叫“六九届”。这名字概括了我们的简单履历：1953—1954年出生；1960年入学；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上山下乡；上世纪70年代末，陆续从祖国边陲的农场、农村，返回城市家园。

　　如果时间能倒流，那40余年前的我们，在镜头前留下的影像，一定是群烂漫顽皮的孩子。那时，国家吹响了向工业化进军的奏鸣曲，父母们忙得无暇顾家，于是我们大多在幼儿园里成群结伴，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960年秋，我们走进小学校门。陌生的同学和陌生的教室，很快就成了最好的玩伴和欢乐的家园。那时的功课绝没有今天这般繁重，我们似乎从未为补课发过愁。

　　记得1962年国庆，天气微阴。我们中最早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清晨就骄傲地系起红领巾，在邻居和同伴们身边“飞来飞去”。这场景的确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为写这篇记忆文字，我特地翻阅了《当代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告诉我：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恰巧诞生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之初（第一次生育高潮在1953—1958年之间，第二次为1962—1973年）。1953年、1954年两年，全国新增人口2784万，平均增长率为2.29％和2.50%。在此后6年持续高生育曲线上，我们占据了第一个“制高点”。我认为，之所以选择这两年作人生起点，我们必定受到了某种“昭示”：新中国即将从贫瘠和落后走出，向着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目标迈进。新的、充满希望的社会氛围，催生了我们；也有人这样说，是结束战乱与缔造和平的巨大转换，孕育了我们这批小公民。1945年后，西方国家曾出现生育高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生理反应”。我们比他们晚生七八年，可道理基本相同：新中国终于结束了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乱，和平鸽和橄榄枝，引导我们相约着来到这美丽的世界上。

　　从《统计年鉴》上我们还得知，在1954—1963年这十年间，又是1960年创造了一个小学入学高峰。虽然，大跃进受到重大挫折，中国人民开始经受严重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理念，仍使我们对饥饿记忆淡漠。1960年，我们数百万小伙伴一起挎上了漂亮的书包。也就是说，在父辈们忍受最大的艰难，顽强同灾害抗争的时候，我们拉起手，唱着歌，走进人生第一个课堂。

　　43年前，当我们刚刚临到小学毕业，“文革”突然爆发了。后来的历史证明，1966年这个时间断点，对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体验说来，伤害无穷。十二三岁的我们，瞬间失去教育，不仅所学知识严重不足，而且社会经验也为空白。我们被抛给了“革命”，而“革命”并没有给我们适龄的学识。我们也曾学着给老师贴大字报，但多半不知所云，只是模仿别人，在纸上打出许多大大的“红叉”。更多的时候，我们陶醉于无人管束的疯跑疯闹。因为再不必挺直身板坐在教室里朗读课本，我们从早起就裹入大人们的游行或批斗会场，跟着喊口号，也跟着驱赶“黑帮”游街。就这样，我们浑浑噩噩，在“文革”最初的一年半里，混过了将近五百天。后来，大约在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一度把我们“圈”回教室。但事实上，课并没有真的恢复。就我记忆所及，数学课好像讲了“因式分解”，而英文课则由于同学用国际音标的发音侮辱老师，便永久停在字母阶段。那时，我们的主课是学工、学农和学军。这是一种类似集体出游性质的活动。在工厂和农村生产队，我们以班为单位，参加劳动和训练。

　　大自然永远是明媚的。它衬映了我们这些“六九届”的涉世之浅、少人之忧。今天看来，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大动荡年代，我们“六九届”同真正参加“造反”、“革命”的“老三届”相比，的确存在社会性差距。这就难怪，“老三届”后来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被历史文本反复记录，而我们“六九届”，却成了他们身后的一片“流年碎影”。

　　几个星期前，一则发表在号称拥有百万知识分子读者的《南方周末》上的按语，使我感到不平。编者按是这么写的：“四十年前的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命运。被称作‘老三届’（‘文革’前高、初中各三届学生）的一代城市青年，怀抱单纯的热情理想，落籍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经各种磨难，使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广大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情状，还体会到社会人生的诸般严酷世相，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群体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独特的共名——‘知青’。尽管知青运动作为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今天已不复存在，对它的历史评价也还有待由粗到细的仔细清理，但那一代人的经历，已经在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则是毋庸置疑的。”（《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第23版）编者按先生在这里将“上山下乡”、“知青”、“共和国一代人的命运”等大词汇，同“老三届”排他性地联系起来，以至在这关涉祖国历史的重要一幕中，排除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群体——“六九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六九届”并非仅仅是“碎影”。这个巨大生命群体的命运，同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形成了紧密联系。而更准确地说，在40年前，我们是同“老三届”一起上山下乡，走到了社会底层的。这个无与伦比的社会阶层重塑运动，瞬间即融化了“老三届”、“六九届”以及所有走上“上山下乡”之路的人的年龄、社会差别。而一旦来到农村，“老三届”和“六九届”在外形上就再无法区分：我们一样晒得黧黑、炼得坚韧；我们同样在艰苦环境中长大、闯荡，经历着生活的裂变。但比较起来，我们毕竟年少、幼稚，我们的脆弱、无知，在上山下乡之初，就暴露了出来。这注定使我们要经历更多磨难和坎坷。但是，我敢断言，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并没有随波逐流。在改变命运的奋斗里，“六九届”也有一番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都可面对后人。记录这些成功与失败，以寻找我“六九届”伙伴的生活轨迹，在我说来是一种精神补偿。

　　作为全国最大规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整届学生走进“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并未完全理解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意义”。后来在许多伙伴们的回忆里，乘火车转汽车走了几天几夜，来到天空特别晴朗，遍地铺满黄色、红色小花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队时，都以为又是一次愉快的春游。可是，当我们刚下汽车、双腿陷进没膝的泥浆，头和脸以及所有裸露的部位，瞬间被蚊虫、小咬叮起层层大包时，大家都傻了。女同学的哭声首先奏起。在满是泥浆的帐篷里，先是细小的抽泣声，后来汇成了响亮的一片。男孩子们一个个目光呆散，状若木鸡。连平时最不吝的哥们，也完全傻了眼。记得最不幸的事，是连队为我们煮的小米稀饭，被一位早来几天的上海女知青端到帐篷门口时，脚一滑连人带盆摔将下去。热粥立刻烫伤了上海女知青的脸和上身，疼得她号啕大哭。以后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电影：车老板子迅疾套好马车，男知青抱来一堆棉被，连长指导员忙得团团转，女知青被安放在马车上飞奔营部，一串马鞭的响声又脆又长。而我们，早被这一系列的变故弄得目瞪口呆。

那一夜，我是钻进一位天津男知青的被窝里度过的。“懒汉鞋”丢在了泥浆里再无法找回。满腿是泥的我，就这样盖着别人的被子，度过了北大荒的第一夜。自然，我估计所有和我同来的“六九届”，都在各自的被窝里彻底了断了“春游”梦。和我分享被窝的天津知青，是一位“老三届”。他们天津知青和哈尔滨、上海知青早我们四个月来到北大荒。那时他们已显得比我们成熟很多。后来，经过若干年的共同生活，我们成了生死之交的哥们。

　　到建设兵团的第一课，当然是劳动。那时，我们连队完全是新建，其选点考虑，主要是战备。我们是1969年9月1日抵达黑龙江省孙吴县辰清镇的。当时，珍宝岛战斗过去还不到半年，而新疆铁克列提中苏边界的军事冲突，刚刚以我军遭受损失而结束。“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成了全党全国的响亮口号。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其实身负着抗击侵略者的使命。我们连队的正式番号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15连”（后组建为1师64团）。按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个师“建设钢铁边防”的代号排列，我们独立4营称为“建字111”。独立4营共20个连队，几乎都扼守在孙（吴）—龙（镇）公路一线，因为这是一条战略要道。在近代历史上，孙吴始终为日本人所觊觎。日本关东军在孙吴曾屯驻了9.8万人，是很大的一个军事集结。为筹备北进，关东军在孙吴的沿江一带，修筑了庞大的战略工事“胜山要塞”。而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的三个主突击方向中，黑河—孙吴—龙镇正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的辅攻方向。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15连选点在大道旁的一处山冈密林里，准备着打仗。

　　仗什么时候打我们无法预料，但黑龙江北部9月中旬即开始飘落的大雪，却让我和我的同伴们始料未及。为了过冬，我们必须加紧盖房。于是连队全力以赴，赶盖宿舍。盖房三件宝：砖坯、木料和茅草。为备这些料，我们这些城市孩子，开始了大劳动量的工作。

　　脱坯和泥是最累的活。一般说来，男知青的任务是和泥和运泥。和泥要先备土然后将铡成一段段的茅草揉进泥里，用三齿耙子反复搅拌，最终形成可以脱坯的好泥。说实在话，十五六岁的我们，还真没有那么大力气一下把泥和好拌好。但力气有限，面子却不能丢。泥和不动也要拼命。有时早上泥水已经结了冰，为便利干活，我们要光脚跳进泥坑。干到日头偏中，气温高起来时，牛虻又开始来扰。被牛虻叮咬的地方，剧痛奇痒，所以只要牛虻往身上一落（气温高时我们都是脱光膀子干活），别人哪怕是手里正抓着泥，你也得忍受同伴扇过来的泥巴掌。在大伙看来，你身上留下的泥手印，实实在在表现了劳动的光荣。有一次，为同天津知青比试抬泥，我的一个同学身材瘦弱，硬撑着走在前面，结果由于泥太重，他一个趔趄栽进泥坑，成了泥人。

　　伐木和抬木头，也是重体力活。我初次进山，才为森林的庞大、深远和幽暗所震慑。头上看不见天，地上是腐殖土，点点光线透过林木的间隙，撒在松软的地上，让人想起了童话世界。但干活决非童话。伐木使用的大锯，半人来高。两人要配合默契，才能按上下（有时是三面）锯口将大树顺山势放倒。如果操作不当，往往会夹锯，也就是锯因树木重心的偏移而被挤住。如果夹锯，就必须往锯口里打楔子，才能把锯拽出。

　　抡大斧也有学问。斧子抡起来要把劲运到刃上，一下两下，茬口要小而切进，讲究的是不能把树皮削去过多。先在树的一面砍出茬口，然后再在另一面稍稍上方处砍进，树的倒向就控制住了。我第一次使大斧，先是捋胳膊挽袖子，学别人的样子，往手心啐口唾沫，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没想到，出师未捷衣先毁。不知怎么回事，我一斧子把挂在旁边树上新发的军棉袄砍了个正着。棉袄袖子顿时断了半截，雪白的棉花一下从断口中涌了出来。我瞪着那半截袖子，就差哭出了声。刚满15岁的我，离家不到半月，就把过冬的棉袄砍坏了。我伤心的是，谁来为我缝上这半截袖子？那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在伐木时事故出了不少。作为新手，我们有的不小心砍了自己的脚，有的把斧头抡飞出去，差点开了别人的脑瓢，还听说有个别同学，不幸被砍倒的大树砸到或被崩起枝头击中，把生命献给了北大荒。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退却。到后来，我们个个成了伐木和砍树高手。大锯被我们“伐”（即用锉刀磨锯齿使其锐利）得锃亮飞快，斧子也在手里耍得飕飕带风，岔口砍得又低又齐。

　　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的，是抬木头。在北大荒，伐倒的大树在截去树头清理了枝杈后，被称作“楗子”或“楞”。把伐倒的“楗子”堆放起来，行话叫“归楞”。“归楞”不仅是技术活，更是大劳动量的力气活。通常，“楗子”的大小，是由小头的直径和长度决定的。小头直径乘以6米、8米或10米规格的长度，得到的就是这根“楗子”的体积。我抬过的最大单棵木材，是根整整一立米的“楗子”。如果是红松，其重量可能将近一吨。北大荒的“归楞”工具，叫“葫芦头”。这是一种两头尖中间粗的木杠。它被木匠刮得光滑无比，两个细头非常尖，为的是让“归楞”者把小手指勾在尖上。两个“葫芦头”四个人一组叫一副杠。每副杠以绳索和横杠连接“扒钩”。“扒钩”是铁制的。它通过恰到好处的弧度，将钩尖“咬”住木材。向上的力越大，抓得越牢。这就是为什么抬杠通常要哈腰起身猛使劲的道理。

　　我和同伴在城里长大，一般比较瘦弱，再加上年龄的原因，对抗巨大的“楞”，的确是力不从心。但北大荒的粗犷和野性，从来不会怜惜弱者，只有勇敢大气的人，才能得到认可和赞许。抬木头，规矩很大。只要你上了杠，就别想装孬，除非你认栽不敢接杠待在一边。一旦上了杠，无论多重的木头，也不能弯腰就合，必须咬牙挺直腰往前走。这是因为，你窝着身子晃晃悠悠，别人不仅迈不开步，而且还可能被扭伤，整个“楗子”根本走不了。此外，抬木头的诀窍，是讲究4副杠即16个人抬不起来，就减为3副杠12个人；而如果再抬不动，就再减一副，由8个人抬。这种遇重反而减人的办法，有着深刻的哲理：人越少，力越精，步调越容易统一。8个精壮汉子，胜过16个乌合之众。在以团体为单位的力量比拼中，往往是精干的队伍比臃肿的队伍更胜一筹，各行无不如此。

　　我和我的同伴们先后上了杠，并且腰杆越挺越直，成了连里“归楞”的主力。过去在电影《锦上添花》里看到抬木头，是和着好听的号子。现在我们也开始大声地喊号子。号子的功能是指挥节奏。当抬杠的人按号子迈步前进时，节奏使“楗子”在步履中“悠”了起来，一步一悠，行走变得非常顺当，肩头也就不那么死重了。号子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侃、讥笑甚至谩骂走不好的人。比如，领号的人一边唱一边编词，说“某某杠某某人不使劲呀，想偷懒呀；某某杠的谁谁谁呀，尽装熊呀”，等等，当然还有更难听的骂人话。然而，当你认识了北大荒、亲近了北大荒之后，这些调侃和骂声，就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上杠的人被“熊”过骂过，也骂过“熊”过别人。没有了劳动号子，伐木的生命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一旦熬过了最难的关口，你就有了自信。当巨大的“楞”被抬起、码好，别人在旁边听着你嬉笑怒骂的号子，你常会有种“英雄”似的陶醉。

　　仅仅一个月，我和我的伙伴们，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变化不仅显现在改变的肤色和强壮的力量上，更构成于我们自我成长的精神里。我们不再娇嫩，不再脆弱，不再把自己当成孩子。女同学们不再有哭声。她们把辫子盘在军帽里，与男同学干几乎一样的活——脱坯、打草、盖房。而男同学同老知青已经没有了区别，几乎所有的活路都撑了起来。虽然我们还不能样样都成主力，但连队的重活、累活已经少不了我们。我记得，我自己一个最大变化，就是饭量大得惊人。原本在北京一块肥肉不吃的我，“十一”国庆会餐时，竟就着肥猪肉炖粉条子，吃掉六个二两多重的大馒头。有幸的是，我那断了半截袖子的棉袄，也被一位哈尔滨女知青修补好了。这滴水之恩，长久留在我心里。我一直怀念这位好心的大姐。

　　转眼到了1970年春天。这是我们到北大荒的第二个年头。我记得，这个春天特别漫长，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青黄不接。由于战备的原因，我们连第一年完全没有种地打粮。其实，在山林里也无地可种。开春，我们曾尝试着把坡上的树砍光，在生荒草地上开垦土地。但是，亿万年渺无人烟的草地，草皮牢牢缠结在一起，东方红75拖拉机拖着大犁，只能在它们的表皮上划一道缝。后来，我们强行用播种机把麦种撒在未翻好的草地里，其效果自然不想可知。我记得，当年规定麦种每亩30斤，而麦收下来，我们每亩地的收成，却只有28斤。这个颇为吊诡的收成，让我们15连出了名，自然也遭到领导的批评。

　　其实我们也很委屈。全连知青一个春天都在苦干，砍树、烧荒、犁田，几乎没有休息。无奈地不作美，天不假人。我们彻底失败了。而失败的结果，就是挨饿。1970年，团里粮食调拨发生了困难，记得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两粮。这对我们早已撑大的肚皮，简直不够垫底。连里规定，早餐每人一个二两的烤饼，中午两个，晚上一个。因干活在野外，必须带干粮，所以中午的两个是带在身上的。可往往我们还没出营门，中午的两个饼子，已经被吃个精光。至于中午如何对付，根本顾不上了。大多时候，我们是以喝“塔头沟”里的水来对付中午的饥肠的。实在顶不住了，就躺在草地上昏睡挨到收工。记得当时还发生过一位上海知青被饿昏的事情。

饥饿效应颇为可怕。我们偷吃过马料豆，也“搬”过整张的豆饼到宿舍。最后有一次，我们曾集体行动，偷了连里的伙房。说实在话，这有些缺德。偷了伙房，也就等于占有了别人的口粮。那一次，连长真的动了气。我们被命令紧急集合，然后由其他排的知青搜我们的被窝（偷来的饼子只能藏在被窝里），结果人赃俱获。我们不但挨了严厉批评，也在全连知青面前丢了脸。

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春天，还有一件事情可记，就是全连战友不情愿地集体吃了一次“老鼠羹”。连里伙房本是一块禁地。为第二天不误工，炊事班都是晚上把烤饼码在笼屉里，然后把大锅挑满水。每天大约四点多钟，值班的炊事员点着火，把水烧开，放进调好的面糊，等开了锅，疙瘩汤就算熬成，可以吹哨开饭了。这一天，我们饥肠辘辘等着哨声，左等不响，右等没音，早已怒气难耐，把饭盆敲得山响了。终于，哨声起了，我们各班蜂拥奔向伙房，你争我抢，总算钵满盆平地把疙瘩汤端了回来，接着就是一片铿锵带响的吸唆声。后来，集合，出工，一天无事。下工路上，大家同往常一样，哼着自编的小调：“早上的汤，迎朝阳；晚上的汤，暖洋洋……”没有谁当时动了心眼，怀疑早饭那颇为反常的晚点。东北有句嗑，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就是这样一帮“火力壮”的傻小子。

　　原来，那天清晨炊事员照章办事，水烧开了就往锅里下面糊。由于天还黑，加上炊事员近视，根本没看见锅里还有东西。等到疙瘩汤烧好，烤饼也蒸热了，就准备开饭的时候，炊事班长发现不对，锅里有团黑乎乎的玩意。拿舀子一捞，竟是一只被煮散了架的大耗子。这下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后来分析，可能是这只大老鼠也饿傻了眼，不顾一切地钻进我们的笼屉，而笼屉年久失修，中间有个竹条断了，大耗子还没捞到烤饼吃，就稀里糊涂掉进锅里。而一旦掉进大锅，四壁陡斜，它是不可能逃出来的。等我们忠于职守却近视眼的炊事员，把大火烧将起来时，大耗子也立刻被煮得滚熟。它和着面疙瘩，变成一锅肉羹。这个突发变故，在炊事班面前形成了两难抉择：把疙瘩汤倒了吧，在极度缺粮的当口，简直不可想象；可要不倒，大家就得集体吃这顿“老鼠羹”了。这时连长被请到伙房。他运筹帷幄，做出一个庄重决策：把耗子的骨架和毛皮捞出去，吹哨开饭！连长极为严肃地对在场的炊事员们说，谁要透露出去，我就给谁处分！于是，嗷嗷待哺的我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喝了一锅“老鼠羹”。这故事是几天后一个在炊事班的密友透露给我的。他让我指天发誓，决不泄漏秘密。保密我是做到了，可自从品尝了这锅“老鼠羹”，我再看到任何疙瘩汤，都犯眼晕的毛病。直到今天，疙瘩汤始终是我的禁忌。可我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伙伴们，依然个个乐观。他们仍旧唱着“暖洋洋”的歌谣，盼着每天早上那盆例行的疙瘩汤。很多年后，我把这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算是对“老鼠羹”事件的解密。

　　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讲到他在云南建设兵团下乡时，带去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他说：“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他的这本《变形记》，后来终于找不见了。王小波说，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王小波是我中国人民大学七八级同学。对他的这个感受，我非常认同。书代表着知识和智慧，而处在我们年龄段的下乡知青，本就缺少学识，更应多读书和勤思考。特别是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小学刚刚上完，几乎等于半个文盲，更缺知识的补养。可这个问题，也要从不同角度去看。人们需要读书求知，可要有条件。如果条件过于严苛，读书就会变成无法应对的挑战。我承认，我和我的伙伴们是群“营养不良”的孩子。在建设兵团生活了八九年，的确没有多少人成为手不释卷的学习者，这似乎是我们六九届的一种宿命。

　　我们难以坚持读书，至少有如下几样困难。首先，我们连队没电，到晚上只能用煤油灯照明，这几乎断绝了下工后读书的可能；其次，高强度的劳动使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往往熬到晚八点“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这一集体收听的“节目”后，已经抬不起眼皮了。更重要的是，读书必须有充分理由来支撑，否则，拿什么来说服你自己，去挑战困倦翻开书本呢？客观讲，我和我的伙伴们，孩子气远多过书生气，太缺乏读书的自觉性与思想基础了。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本能的选项，首先是填饱肚子，然后才是翻书本。而如果我们有所谓思维，那第一位的也必定是想家。在梦中，我们会见到父母和兄弟姐妹，会啃起那些久违的熏鸡和烤鸭。对我和我的伙伴们说来，北大荒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它是实实在在的劳动与生存，而不是一个理性王国。

　　所以，在艰苦条件下读书并能有“像样”思维的人，在我们六九届即使有也是另类。有幸的是，我却姑可算作这另类中的一员。说不上为什么我会成为有点思维乐趣的人。这其中，可能是受家庭影响大一些。也可能，是凑巧我周围有那么一个读书的小氛围。我的几个伙伴，志同道合，虽然都是六九届，但骨子里却总想知道得更多一些。其实，当时我们的认识相当肤浅，充其量也就是知识多一点，可以在一大帮“傻小子”面前，有显摆的资本。那时，我们都在口头上作过“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承诺，因此，读书也决不存在“形而上”的功利，例如想以此上大学等等。就是凭着近乎“顽劣”的意识催动，我们在既没电又工作劳累的情况下找到了读书的理由。我记得，当时每月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几个伙伴相约着走二十多里路，到孙吴街上买蜡烛。蜡烛每捆10根，我们至少一次买两捆，这样大致可用一月。

　　但书是个神奇的东西。只要你翻开它，它就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你。我自己“像样”思维的产生，是从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苏联科学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开始的。这两部书，可以称为我的终生启蒙。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当年以拙朴文字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所谓笔记，其实就是抄书，把我认为精彩的论断大段地抄下来。有一次，屋里很冷，我戴着新买的羊绒皮帽伏在炕沿看书。一会，同屋的知青大叫，快看看，什么东西烧煳了！我一抬头，才发现是我的皮帽子被蜡烛燎了。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被燎成了光板。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刚好是大学的两门社会科学基础课。无疑，当年以我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读这样的大书，理解起来的确十分困难。但很快，我就从阅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找到了兴趣：“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历史的螺旋式上升”形态，“相对真理无限逼近绝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即绝对真理”等理论和论断，使我眼界大开。我似乎进入了一个思想和道理的王国，这些思想和道理，把我引入一座美丽的殿堂，那里漂浮着世界观、方法论、时间、空间和逻辑，每一个概念和范畴，都像一朵祥云。而由苏联科学家们编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充斥着计划经济的教条，但那些对我说来完全新鲜的概念，如“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与运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等等，让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元素和生产目的，确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两本启蒙书，引导我走向社会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本书甚至埋下了我1978年高考的种子。

　　我身边的几位读书伙伴，也在阅读各自所能找到的经典著作。他们有的啃起了《资本论》，那是像大砖头一样厚的书；有的则被文学著作吸引，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还有的人，过去就对科技读物感兴趣，比如半导体什么的。他们看的东西，大约是物理课本和《无线电》杂志。当时，我们倒没有感到书籍的匮乏。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阅读量小而慢的缘故。每啃一本大书，都要花很长时间。当然，我们所有的阅读时间，都在别人鼾声大作之后。

　　现在想起来，我们几个爱读书的人，不约而同都染上一个坏毛病，就是渐渐地自视清高。浅尝辄止地读了几本书，就看不起别人，自以为比别人懂得多、有学问。这种毛病普遍地遭到了同学们的强烈谴责。清高和傲慢，让我们付出了不轻的代价，那就是被同伴鄙视，从而在情感上与他们隔膜起来。清高和骄傲，也使我们疏远了组织，无法在政治上取得进步。我很晚才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就是因为大家说我傲慢，必须长期考验。40年后，对那种尴尬，我记忆犹新。当然，也正是这些挫折，使我懂得了读书做人的道理。

　　其实在读书过程中，我也看了一些“乱七八糟”（不系统）的书。比如讲诗歌的书（何其芳著，现在已忘记名字），讲艺术形象的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姚文元写的《论古典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形象》。这是一本讲艺术美学的书。我到今天也承认，书写得很精彩）。当然还有所谓“四大名著”等等。记得有一次，在伙伴那里看到了《西行漫记》。我执意要借，他说只许看一个晚上。于是，我整整读了一个通宵，按时把这本名著还给了他。不知道这漏夜苦读，是否与后来我误跌误撞走进历史研究行当有关？不管怎么说，斯诺所记录的那些红色传奇，非常强烈地吸引了我。

　　读书之余，我也曾蠢蠢欲动，试图结合生活，来点创作。我把所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偷偷寄给了《兵团战士报》。小说的名字现在早已忘记，但内容肯定同我们伙伴在连队的生活有关。投稿终以石沉大海而宣告失败。从此我认识到，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

　　不知不觉间，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北大荒已生活了四五年。时间改变着物，更改变着人。当“准备打仗”已成旧谈，而生活变得日渐枯燥时，我们进入了恋爱季节。开始，爱在个别同学中萌动，行为都极为隐秘。后来，像传染一样，终于在伙伴中蔓延开来。恋爱有的发生在同学之间，也有的在不同城市的知青间被建构起来。还有我的一些同伴，爱上了当地的“小芳”。每当收工后，男男女女们就迅疾打扮一番。在男知青宿舍，擦皮鞋和换干净衣服后悄然消失，是追逐另一半成功的讯号。虽然，连队没有整洁幽雅的小径，但美丽的白桦林和铺满鲜花的草甸子，却给情侣们提供了绝佳的恋爱场所。

　　正如所有恋爱故事一样，我的伙伴们同他们的另一半，也衍生出很多或悲壮或委婉的婚姻传奇。特别是爱上当地“小芳”的同学，在他们最终离开北大荒时，都面对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抉择：是一同走回城市还是生离死别。选择了前者的，必定要遇到很多在当时无法解决的生活难题，例如妻子无法落上城市户口和无法找到工作（也包括城市家庭能否接受农村姑娘这样的难题）。而选择了后者的，则一定在心灵上留下不可愈合的伤疤。

　　我最要好的同学许君，可以说把自己的爱情演绎到了悲壮。许君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许过愿的事他决不反悔；路见不平的他绝对会出以援手。他打架手黑也是出了名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性格和豪气，使他赢得了暗中的倾慕。在当炊事班长时，他手下一位出生在当地的女孩，向他袒露了自己的爱。女孩家长极力反对这个恋爱，一是怕许君脾气暴躁，动手伤人；二是因许君是北京知青，将来必定返城。为此，女孩的父亲曾带刀到炊事班找许君摊牌，被许君打了回去；有一次，全连正在开会，女孩的母亲当众撒泼打滚，威胁女孩必须与许君了断恋爱关系。仗义的女孩不为所动，坚决地跟着许君。这让义气至上的许君大为感动。他发了死誓，这辈子决不抛弃女孩。

　　1978年，北大荒知青开始大量返城。许君家里也给他办好了回京手续。在许君去师部盖章的前一天，他来到了女孩家。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大惊失色，以为许君要来生事。许君坦然对两位老人说，我就要回北京了，这一去不知还能不能回来。今天我把事定下来，在我盖返城章之前，先和你女儿办结婚手续。结婚手续一天办不下来，我就一天不去盖返城章，说到地老天荒，我也要带她一起走。老两口被许君的仗义深深感动，终于答应把女儿许配给许君。后来，许君带着爱人回了北京，很长时间里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养着妻子——一个北大荒的“小芳”。许君回京不久，来我家原原本本地将他的恋爱故事讲给了我。这凄婉而决绝的故事，令我感动不已。我衷心祝愿他们夫妻俩，能和和美美、顺顺利利地在北京生活，并解决妻子的工作和户口问题。以后，很多年我没有再听到许君和妻子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许君的弟弟碰见我，说哥嫂都已退休，在另外的单位返聘。嫂子的户口早已解决，他们的孩子也早大学毕业了，有了很好的工作。听了这些，我释然：人要仗义，上天都会善待他。

我于1974年“困退”回到北京。过了三四年，我的同伴们开始大批返城。他们带着疲惫，带着伤痛，也带着失落回到家园。他们大多数分配到了基层单位，有的是售货员，有的在街道工厂。大约在八九十年代，他们大多退了休，靠养老金维持生活。40年前一同前往北大荒的我的同伴们，如今再没了幼稚。他们饱经了风雨，磨炼了意志。他们为建设北大荒出了力、流了汗，也留过血。在我看来，他们平凡得几乎没有人能记起，但却是大江大流里不能缺少的颗颗水滴；他们虽没有显赫身世，但却是为自己命运拼搏而无怨无悔的人。

人把知青分作两类人。一类是将自己的经历当作乳汁不断吸吮的人；一类是把成长当作伤痛不断呻吟的人。那我的伙伴们属于哪一种呢？以我的体验，他们哪一种都不是。他们就是朴实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朴实的人。

　　上面提到的我的那篇《吃老鼠》的短文发表后，许多多年未见甚至完全失去联系的下乡伙伴们辗转打来电话，询问作者是不是我，故事是不是真的？于是就有了一次难忘的聚会。

　　出现在面前的儿时伙伴们，大多两鬓已染了霜色。大家谈得最多的，是30年前离别北京时妈妈眼中的泪花；是冒零下40度的严寒放炮开渠；是身上长了虱子、衣被破了不会缝补的尴尬。果然，对于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们的磨难，他们没有怨恨。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人生的一个际遇，一段永远有滋有味的歌。

　　我确实没有听到戚戚艾艾。大家平静地面对生活，默默做着奉献。即使已经下岗的人，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相信，国家会在改革中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会在改革中不断提升。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连儿女也不理解，但大家只怀着那颗“平常心”，去瞻望未来。

　　唯一使大家遗憾的，是“六九届”常会被人们淡忘。当人们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时，竟无意间遗漏了紧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说起，前年访美时，我遇到一位“兵团战友”。她是一位类似《今夜有暴风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却异常坚强；为保卫连队财产，曾险些葬身暴风雪。她在深情回忆兵团生活后，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但愿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这群曾经那样幼稚却特别执著的孩子。

　　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几分沉重，这是我见到伙伴们的心情。我常想，历史的累积，也就如同一个建筑的砌造，是由一砖一石叠垒而成的。在共和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曾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对祖国的奉献。他们像一堆砖石，把自己铸造在了祖国的基础上。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