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移民悲剧：老秋的故事

　　【财新网】（记者 蓝方 特约记者 Jan Almgren Jonas Fr?berg Ola Wong）“我们就是钻了一个法律的空子。”在年届六十的中国人老秋看来，瑞典“工签门”乃是源于中介的欺诈，若不是中介误导了关于纳税额度和缴税时间等信息，中国人的做法没有伤害任何人的利益，也不违反瑞典的法律。

　　老秋在2011年3月底通过申请工作签证的方式举家移居瑞典，却卷进“中国移民工签欺诈丑闻”，而今不得不再次选择举家迁往英国。

　　2008年底，瑞典颁行新的劳动移民条例，非欧盟公民在瑞典就业者可获得工作签证，四年后可申请永久居住许可（即“绿卡”）。而后，大量中国移民通过在瑞典设立子公司，向自己发放聘书的方式来到瑞典。

　　但瑞典移民局在2010年底的一项调查却发现，这些公司大多数是空壳公司，中国移民乃是通过虚假就业的方式获得工作签证。此举被瑞典移民局视作欺诈。移民局已向第一批被查实的九个工签移民者发放遣返令，并对通过同样方式来到瑞典的将近两百个家庭展开调查，调查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而老秋，正是这两百人之一。据老秋观察，他身边有80%的工签移民者已选择回国。时刻生活在被遣返阴影下的老秋，在博客里咒骂为其办理移民服务的中介胡晓青及其合作律师，要求其退还中介费用，并公开了他们的私人信息，没想到由此反而招致二人的指控。

　　老秋一面应付着警方的审讯，一面焦急的等待着移民局的最终调查结果。　　

　　瑞典：梦想之地

　　移居瑞典之前，老秋在国内一中部城市做外贸，有两家瑜伽馆，炒过房地产，也做过黄金生意，身家上千万。近几年来，移民的念头一直在他脑海中徘徊。“吃什么都不安全。”老秋始终觉得这是在大陆生活最大的隐患。而两年前惹上的一起物业官司，以他的资产被强制执行告终，让他对当地的司法系统极为失望。“整个社会让人缺乏安全感。”

　　老秋开始物色理想的养老之地。他也先后前往加拿大、美国“调研”，但感觉不好。“华人太多，商业机会太少。”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到了关于瑞典移民的宣传。

　　在这些网站上，瑞典被描绘成了人间天堂：无需为养老、失业、医疗、住房而烦恼，孩子可以免费接受最先进的教育，自然环境优美，没有污染困扰，生活品质极高。与此对应的，还有“最宽松”的政策。无需资产证明，没有学历要求，四年后可申请“绿卡”，费用只需几十万。

　　老秋有些心动。他想象中的生活，是在瑞典买下两个农场，让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一家人富足而有尊严。

　　老秋在多家中介机构中再三选择，最后看上了胡晓青开办的“lifesweden.com”。在老秋出示的一份报价单上，中介为其计算了工签四年间，一家人可以获得包括住房津贴、大家庭津贴、孩子生活津贴等在内的各项补贴；与四年间的税费、生活支出相抵消后，一家四口四年的全部开支，不到70万克朗。

　　税费一项的支出，则不到40万。在这份报价单上，胡晓青为其申报的工资额度是两万克朗。以此为基数，老秋每月要支付的税金和社会保险金在11000瑞典克朗左右。这份报价单上显示，开办公司的第一年不需要缴纳所得税和雇主税，第二年则只用缴纳10个月。

　　中介为其提供注册公司、申请签证等一系列服务，同时在老秋一家到达瑞典后，还要提供第一次免费接机、办理定居手续、孩子入学手续等一系列服务。中介的服务费是21万元。此外老秋还需缴纳设立公司的五万元。

　　老秋最终接受了这一个方案。他以他外贸公司的名义，在瑞典注册设立了子公司。而他妻子则作为高管，被子公司聘用。随后，他妻子作为主申请人，他和孩子作为家属，举家前往瑞典。

　　巨大落差

　　到达瑞典后，老秋特意去买了一辆沃尔沃轿车，以示对瑞典工业的支持。随后，他又在斯德哥尔摩北郊的泰比地区买下了一套别墅。别墅的后院有一颗苹果树，老秋憧憬着秋天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苹果、看瑞典美女的场景。

　　不过，现实远非老秋想象中那么美好。

　　2011年4月中旬，老秋在斯德哥尔摩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见到了在瑞典马格努松律师事务所供职的中国律师钮文鹏，她也是胡晓青办理工签移民的合作伙伴。

　　就纳税和公司运营，律师向老秋提供了新的信息：老秋的妻子作为高管，参照当地同业标准，工资申报的数额在4万克朗；每月要缴纳的税费，应该是2.5万克朗；拿到签证后三个月就要开始发放工资、缴纳税费。

　　如此一来，四年的税费乃是最初报价的将近三倍。老秋很快发现，瑞典的各项津贴也不是那么容易申请。不懂瑞典文，更不懂相关政策，老秋光是申请人口号和银行账户就很费周折。

　　老秋觉得自己受骗了。而且他不是个案。4月初，老秋的一个同样通过工作签证来瑞典“开公司”的朋友回国了——每月三四万的开销超过了他的预期，承担不起了。

　　事实上，每月2.5万的税费，对于一个在瑞典正常运营、有所营收的公司而言，并不是沉重的负担。不过，不少移民者最初并未真正打算要来瑞典做生意。

　　据老秋观察，他所认识的工签移民中，有一半人本人仍在国内做生意，挣了钱供妻儿在瑞典缴税费。还有一半的人，则多少会做一些生意。但由于语言不通、市场环境不同，要在瑞典经营一个可以盈利的公司，超出了绝大多数工签移民者的能力。

　　老秋认识的工签移民家庭中，有资产上亿者，更多的却是国内普通的中产阶级。为了每月交纳高额的税费，这些顶着企业高管名义来到瑞典的移民，不得不从事在国内根本不屑于做的工作。老秋统计了30个家庭，有两个家庭开餐馆，一个在外卖饺子，6家人回国了，其他人则都在彷徨，不懂瑞典语，不知道干些什么好。

　　尽管老秋声称自己是“真心”要来瑞典做生意，但他看了六家农场和工厂，也迟迟不敢下手。他本意是想开办农场搞工业化种植，却发现瑞典的农场多是休闲娱乐性质。他总结，在瑞典，一是从事餐饮、理发这类服务业——由于雇工成本太高，老板必须亲力亲为；二是进行土地、房地产的投资，但瑞典市场毕竟与中国市场不一样，投资风险很大。

　　直到现在，老秋的公司也没能真正的运营。不少无力支付高额税费的家庭，则已选择回国。　　

　　遣返悲剧

　　2010年底，由于接到举报，瑞典移民局在近年来办理的将近1000个工作签证案例中随机抽取了18个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这18个案例中，仅有两家公司是在按照最初的申请开展业务。其余的16个案例中，有七人在入境后又去了其他欧洲国家；另外九人还在瑞典，但他们的公司没有展开任何实际运营，或者活动极少；而他们给自己所发放的工资，也远远低于申请工作签证时工作邀请信里所申报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九家公司中，有五家公司是在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Invest Sweden）的帮助下设立。

　　向这九人发放遣返令后，瑞典移民局又对通过相同方式来到瑞典的将近200个家庭展开调查。目前调查过半，初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工签移民者的公司没有实际运营，这些人也没有按照申请时申报的数额为自己发放工资。

　　老秋便是其中之一。而他认为这完全是中介的责任。中介告诉他的纳税时间点有误，而之前还有工签移民被告知，可以修改实际发放的工资，以降低纳税额度。

　　尚未真正开始运营公司的老秋感到左右为难。一个选择是立刻开始做生意并缴纳高额税费，但如果最后他也被遣返的话，每个月的税费无疑打了水漂；如果不缴纳税费，无疑为移民局发放的遣返令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由。

　　老秋开始在博客上讨伐胡晓青。而胡晓青本人也开始了他的反击和澄清。针对老秋的指责，胡晓青向记者解释，他向客户的报价，会针对每个客户的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每月需要缴纳的税费都在2.3万或2.4万，极少会有总税费在40万以下的案例。

　　而他从不建议顾客成立空壳公司缴税买签证。与瑞典移民局的理解不同的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来到瑞典，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安排工作和生活，不可能立即开展业务。而且由于不熟悉瑞典市场，很多中国人会发现最初的设想无法付诸实践，也会花时间调整自己的商业方案。在业务真正开展起来之前，公司当然是“空壳”的，这并不是一种违法的状态。

　　与胡晓青的说法相佐证的，是九个收到遣返令的工签移民的上诉结果。其中有两个因为当事人主动回国而撤销上诉，四个已有判决中，三个胜诉，一个败诉。

　　败诉的正是胡晓青本人。他的公司Weexcel声称在瑞典的房地产和广告业运作大型项目，而胡晓青的职位，则是这家公司的总裁，月薪为33500克朗。但事实上，胡晓青在瑞典真正从事的工作，却是工签移民“咨询”。

　　2011年10月，胡晓青向最高法院的上诉被驳回。随后，胡晓青以他的妻子为主申请人，重新申请工作签证。知情人士透露，胡晓青妻子的申请已被被拒。为了留在瑞典，胡晓青已向移民局申请政治避难。但胡晓青本人予以否认，表示其妻的申请仍在处理中，一家人仍然合法的在瑞典居留。

　　胡晓青在瑞典的合作伙伴马格努松律师事务所也引起瑞典社会的关注。针对媒体的报道，瑞典律师协会对马格努松进行了调查。不过，除了一名中国律师因此被开除外，瑞典律师协会在2011年10月出炉的调查结论，并不认为律所本身存在违规行为。

　　与此同时，瑞典政府针对投资促进署的调查也已启动。瑞典舆论普遍认为，投资促进署也应为中国工签移民的欺诈负责——大量的公司是在他们的帮助下而设立。2011年12月21日出台的报告显示，投资促进署在2010年从中国引进了600万的投资，帮助设立了28家公司，但总共也只有23个雇员。从短期来看，这些公司对瑞典的经济没有任何帮助。尽管报告对投资促进署的评价颇低，却没有官员对中国的虚假公司负责。

　　移民局针对两百个家庭的调查报告将在二月中旬出炉，移民局方面透露，这些家庭被遣返的可能性极大。■

　　本文三位特约记者是《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