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集合竞价最大可成交量:中国作家杂志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4:29:35
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论赵瑜与他的报告文学写作 赵 勇 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瑜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中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写作时间长（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新形象之诞生——马朝亮的高度》至今，赵瑜已让他的报告文学写作延续了二十五个年头。与中断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相比，这种不屈不挠的写作姿态本身就意味深长，引人深思，作品数量多（据笔者粗略统计，赵瑜笔下可称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已有19部／篇之多，这还没算他已经写就却未出版的70多万字巨著《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社会影响大（几乎每部作品问世，都会形成一种“爆炸”效果，成为专业读者思考、评论、争议的对象，成为普通读者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像《中国的要害》，《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丽》等作品，更是如此）。与此同时，赵瑜的报告文学也越写越精致，业已形成了报告文学才有的艺术魅力。比如，重读他那部近40万字的《马家军调查》，我依然能被作品紧紧抓住，仿佛初读般新鲜。而远离了当年纷争的语境之后平心静气地面对这部作品，那些思考与写法依然能够称得起大气磅礴，韵味十足，从而显示出赵瑜写作的成熟气象。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关注与解读赵瑜及其报告文学写作的重要理由。我感兴趣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赵瑜报告文学与众不同的特点？把赵瑜的报告文学置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文学场”中，我们究竟该如何为它定位？赵瑜报告文学的根在哪里？为什么赵瑜的写作能够长盛不衰？而凡此种种，我们大都可以在公共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框架中寻找到某种答案。 体制批判：文学公共性的彰显 赵瑜最早写散文，并有结集成册的《赵瑜散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行世，但他并不以散文成名。让他有了名气的是他的报告文学。而在报告文学领域，赵瑜应该成名于《中国的要害》（1986），名声大震于《强国梦——打开沉重的体育之窗》（1988）和《兵败汉城》（1988）。也就是说在80年代，赵瑜已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历史舞台。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想把赵瑜的写作还原到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之中。按照我的理解，整个80年代是文学公共性彰显的年代；经过作家与学者的共同努力，80年代业已形成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的“文学公共领域”。而所谓的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1）。从文学公共性的角度加以思考，我们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文学公共性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时期报告文学从《人妖之间》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介入社会，批判现实，揭露问题，警示世人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又通过《洪荒启示录》、《解放》、《西部在移民》、《唐山大地震》、《丐帮漂流记》、《倾斜的足球场》、《“乌托邦”祭》等作品发扬光大。与此同时，报告文学作家一方面开始关注更加具体的现实问题，形成了所谓的“问题报告文学”；另一方面，此类作品也把思考的力度从政治、社会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试图揭示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有人在概括这一时期的问题报告文学时指出：“之所以将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加以命名，是因为到了80年代中后期，这一类作品被集中地批量地推出了。这一类作品反映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交通问题（《中国的要害》）、独生子女问题（《中国的‘小皇帝’》）、婚姻问题（《阴阳大裂变》）、教育问题（《神圣忧思录》）、人才外流问题（《世界大串连》）、高考问题（《黑色的七月》）、体育问题（《强国梦》）、环境问题（《北京失去平衡》，等……这一类作品以一种规模化的强势，警示我们民族应该怀具一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2）而在我看来，问题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呈“井喷”之势，集体出击，一方面说明了80年代中国积累的问题之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80年代理想主义、启蒙主义的总体氛围造就了一批敢于直面问题、揭示问题、暴露问题、反思问题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既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又有提出问题的胆略和勇气。而他们提出的问题最终又进入到受众层面，影响到决策层面，成为改造社会、启迪民智、批判国民劣根性、提升民族素质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与这一时期的诗歌、小说等等一道，拓宽了文学公共性的空间。这就不得不涉及到报告文学作家的角色扮演问题。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写作者也是作家，但作为作家，他们与写诗、写小说、写散文的作家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小说家固然也在面向社会现实发言，但他们往往是通过虚构的形式，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通过自己营造的文学世界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来传达他们对现实人生的看法的。而报告文学作家却必须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附丽于现实问题之上，直陈其事，直抒胸臆。他们的言说不大可能借助于什么艺术伪装，也失去了种种艺术手段的保护。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言说与其说是一种作家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分子行为。这也就是说，与其他作家相比，报告文学作家更容易行使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与其他写作相比，报告文学写作也更能够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写作。（3）这样一种角色扮演与写作方式自然是由80年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我曾指出，80年代至今，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个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转型。因为在80年代，知识界的种种活动都带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文化特征，也非常接近于西方人对知识分子的经典定义，这就是“知识分子具有怀疑意识、介入意识和批判意识，而追求正义、守护理念、批判社会和谴责权势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还必须具有公共性，这是区分知识分子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作家的重要标志。简言之，当左拉（Emile Zola）只是埋头于自己的小说创作或萨特只是致力于自己的哲学研究时，他们只能算作单纯的作家或哲学家，而一旦左拉写出了《我控拆》并介入到德雷福斯事件中，萨特一旦在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发言、签名、请愿（比如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他们就变成了知识分子”（4）。对于80年代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来说，他们已省略了“变成”知识分子的过程。因为80年代的总体文化氛围既让知识界人士不同程度地具有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而报告文学的文体形式又对写作者提出了一种要求：只有当他“是”知识分子时，他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在此意义上，报告文学文体所形成的绝对律令与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异质同构，深刻遇合，二者结成的神圣同盟造就了80年代报告文学的辉煌。赵瑜便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的。而他一出手，就进入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阵营；他的报告文学也成为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要害》面世后，当时致力于报告文学研究的谢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作品所渗透着的“参与意识”，并认为它的出现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它对报告文学从高层次宏观展示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启示性；二是这篇报告文学的出现，正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时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这一趋向具体说就是从宏观上驾驭生活素材，直接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渗透到报告文学中，既写事件中人物的情感、性格，更偏重于对所描写的事件进行高层的评价。其独特的优势就在于能从纯经济、纯技术的圈子里跳出来，面对现实，反观历史，对事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使报告文学超越了它的新闻价值和文学价值，为决策者制定今后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侧面，也为决策者制定某些方针、政策提供参考。”（5）今天看来，这一判断依然是切中肯綮的。因为此作品既在当时引起了交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晋城市交通局从编辑部一次提走500份，并以正式通知形式，向本系统上下级做了广泛推荐；山西省公路局晋东南分局也从编辑部先后提取1400余册，发至所属部门）也应该对后来山西乃至全国公路系统的飞速发展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赵瑜的报告文学在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中的主要特点。如果说在80年代报告文学的格局中，其中的一脉更注重批判性、更疾言厉色因而也更偏激一些，那么，赵瑜则采用了一种相对平和的写作姿态和相对温和的话语策略：他既提出了问题并在问题之中融入了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又抱着一种理性建设的心态，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与决策层对话沟通，从而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于是，赵瑜既成了民意的“代言者”，同时又成了面向决策层的“进言者”。这种角色特点也延续在他的“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中。尽管赵瑜在“三部曲”之后又写有《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和《寻找巴金的黛丽》等作品，却都不及“三部曲”轰动一时，影响深远。“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强国梦》与《兵败汉城》同时发表于1988年，这一年既是学界所谓的“报告文学年”，同时也是80年代报告文学走到最后辉煌的年头，而赵瑜的重拳出击则为这辉煌涂上了绚丽的一笔。整整10年之后，赵瑜又推出了《马家军调查》，但他显然也延续了前两部的问题意识：对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强国梦》中赵瑜说：“今天体育方面的种种弊端，不是哪一些人的责任。关键在于体制。”（6）而在《马家军调查》的结尾部分，赵瑜又发出了如下感慨：“就在一九九八的春天里，种种关于机构改革的传说得到验证……这一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少在表面上有了重要内容，有了干货。真不容易啊，皇城一片震荡。”这种表白让我们意识到，揭示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三部曲”中的一个重要声部。同时，通过体育界呈现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并向高层进言，进而促进体制的转型或改革，也该是赵瑜的良苦用心和政治诉求。大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长期从事报告文学评论且一直关注赵瑜的李炳银先生才把“三部曲”直接归纳为“对中国现实体育的谏言”。尽管“三部曲”具有相同的问题意识，但我依然想指出前两部与后一部在文学／政治公共性建构上的主要区别。《强国梦》与《兵败汉城》诞生于1988年，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80年代“宏大叙事”的诸多特征。比如，它们都从问题出发，不设计主要人物，不描摹核心事件，这样，作品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多少故事情节。既然如此，为什么它们又会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果呢？应该是那种立论的气势、古今中外的征引和启人深思的论述，它们构成了作品的出彩之处，也形成了作品的艺术骨架。兹举两例，以供欣赏： 体育在中国一开始就变了形。是的，鸦片战争之后，屈辱的民族心理，低落的民族情绪，羸弱的民族体质，以至丑陋的民族外观——小脚女人，长辫阿Q，遗老遗少等等，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像浓重的阴云笼罩着世界上最大的人群。正是这些，整个民族在对外活动中期待着任何一种形式的胜利，不能容忍中国运动员的任何一次失败。越是屈辱的便越是脆弱的。中国运动员这一职业从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同胞们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深切的期望。于是，现代竞技运动在这样极其强烈的民族色彩的背景下，一开始就谱写着充满民族气节令人荡气回肠的“正气歌”。体坛上的胜利，极大地震撼着亿万国民的心灵。这一切，不可能不给中国体育事业在以后的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换句话说，我们对待体育运动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民族忧患意识的转移，受压抑的民族心理得到宣泄得到安慰的最便当的形式，莫过于在直接的公开的相对平等的体育大赛中取得胜利了。自从女排三连冠之后，女排就不再是一支排球队，而变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英模。奥林匹克“摒弃一切政治因素”的精神被她们超越了，“女排精神”挂在嘴上成了一句句“鼓舞亿万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政治口号。因此女排成了政治工具。这些天真无邪的姑娘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成了中国大地上最圣洁的天使，成了祖国的骄傲、民族兴旺的标志。 这样的议论在《强国梦》与《兵败汉城》中俯拾皆是，它们构成了赵瑜报告文学雄辩滔滔的气势和让人不容置疑的逻辑力量。这种文风当然是80年代的产物。陈平原在谈到80年代的文风和学风时指出：“八十年代的学人，因急于影响社会进程，多少养成了‘借经术文饰其政论’的习惯……换句话说，表面上在讨论学术问题，其实是在做政论，真正的意图在当代中国政治。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的现实关怀，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专业研究中习惯性的曲解和挪用。有好多人，八十年代出名的人，一辈子也改不了这个毛病。在专业研究中，过多地掺杂了自家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关怀，对研究对象缺乏必要的体贴、理解与同情，无论谈什么，都像在发宣言、做政论，这不好。”如果我们把陈平原论述的学人与学术置换成文人和报告文学，大体上也应该是成立的。比如赵瑜，他表面上做的是报告文学，但实际上做的却是政论文章。如此写作的好处是高屋建瓴，气魄宏大，振聋发聩，直指人心，它在理性层面能迅速作用于人的公共意识，从而拓宽言说与思考的公共空间。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理性高于情感，思想大于形象，它们能对人形成某种震惊效果却很难在艺术感染力的层面让人折服。同时，由于作品呈现出了强大的公共性，势必会对本来就不多的文学性构成某种挤压，结果，文学性便显得越发稀薄微弱。简言之，在“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的前两部中，公共性与文学性是不成比例的。直到第三部《马家军调查》问世之后，这一问题才得到了妥善解决。在以上的梳理与分析中，我一直想把赵瑜及其报告文学还原到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确认其写作的价值。现在看来，赵瑜像当时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一样，是带着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进入到问题报告文学之中的。而由于赵瑜把交通问题、体育问题做成了报告文学，由于这些问题又是关乎国计民生、民族精神的大问题，所以，赵瑜的报告文学便能在同类的报告文学中独树一帜，具有更大的轰动效应，从而也成了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中的一支特殊力量。然而，作为时代的产物，赵瑜的报告文学也带着这一时代文学写作的通病，这就是公共性有余文学性不足。 文体创新：公共性与文学性的平衡 按照笔者的判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方面是知识分子退守书斋困守学院，一方面是知道分子风生水起如火如荼。这意味着秉承80年代流风遗韵、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报告文学生产将难以为继。而根据报告文学界的研究成果，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发表数量虽依然可观，但好作品不多，问题却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躲避现实前沿、对历史题材的过度开采、作家主体意识的淡化。而“报告文学的退化甚至异化，本质上导源于知识分子本身的退化或异化。他们人文精神的流失，或出于历史的无奈，或出于自我自觉或不自觉的放逐……必然会抽空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7）这一论述显然挑明了报告文学由变异而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在这一背景下，赵瑜也进入了他的调整期。据《赵瑜文学活动简记》记载，1990年，赵瑜的一个“壮举”是组建“山西青年自行车远征团”，行程5000公里，然后留下了一篇报告文学《我们寻找什么》。除此之外，这一年他还完成了六集电视文献艺术片《赵树理》。1991年，他写出了两篇影响不算太大的报告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第二国策》。1992－1994年，他出任山西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内陆九三》总编导、总撰稿和主持人，前后历时两年半。直到1995年赴辽宁采访该省女子中长跑队并写出《马家军调查》，赵瑜似乎才走出了他的调整期，让他的报告文学写作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这一调整期，赵瑜关于报告文学一定有了许多新的想法，而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这些想法往往都能在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方面聚焦。往前追溯，其实早在80年代赵瑜刚刚出道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文学性了，只不过那时候他的想法很可能还不甚清晰，而落实到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小的困难。比如，1986年，赵瑜曾给评论家李国涛写信，信中说：“我的创作准备以及不多的实践，都没有在语言上下大工夫，花大力气！致使自己的文学作品不能征服更多的读者，继而又派生了青春短暂的急躁……几年下来，手忙脚乱，偏偏荒了语言。”赵瑜之所以会给李国涛写信，是因为他看到了后者的文章《文学不必退让》。在这篇文章中，李国涛反复论述的一个观点是“文学的优势在于语言”，面对电影电视的蚕食鲸吞，文学没必要退让自己的领地，因为再好的电视片也无法传达文学语言所描绘出来的神韵。这一观点显然给当时也在从事影视剧本写作的赵瑜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以至于让他有了反思自己的机会。如果依照严格的文学理论眼光来思考“文学性”（Literariness），从文学语言入手显然是其正道。因为自从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发明了这一概念之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往往是在文学语言的层面上展开他们对文学性的相关思考的。这也意味着，虽然1986年的赵瑜和李国涛都不一定知道俄国形式主义论述的文学性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已凭自己的审美感悟触及到了文学性的理论机密。当然话说回来，具体到报告文学，其文学性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这意味着打磨语言进而提升语言的文学品位虽然思路正确，却还不能解决报告文学文学性不高的全部问题。这样，除了语言还需要让报告文学具备什么样的文体特征，便成了赵瑜后来重点琢磨的对象。于是我们看到，在1988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赵瑜虽然明确强调了文学性对于报告文学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当前的报告文学作品文学性较差”，但究竟如何让文学性变得多起来，他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办法。1991年，在回顾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时，赵瑜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由于理性色彩过重乃至后来干脆演变成一种赶时髦——从而影响了作品中反映生活原色的客观性。”而“如何在创作中解决好理性精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对将来的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化和发展是个关键。”这意味着赵瑜对80年代包括自己在内的报告文学作品已有了一个清醒的反思。而处理好主观理性精神与客观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打造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组成部分。此后，如何革除报告文学的积弊，如何对报告文学进行文体创新，也就成了赵瑜经常性的思考内容。到1998年《马家军调查》面世的时候，赵瑜关于报告文学文体创新的思路已经清晰，他说：“报告文学的前途，是往宽里走，往深里挖。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严酷前提下，认真地向小说和其他艺术取经求宝，以拿来主义，以杂交优势，以优势互补，赋予报告文学新的血液，新的面貌。”“我一直想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中。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唯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这意味着经过《马家军调查》的写作实践之后，赵瑜已明确了文体创新的方向。而到了2001年，赵瑜已能够在如下层面去总结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了： 报告文学的现实特点恰恰使作者最容易忽略了它的文学性。如果想让自己的作品有长远的价值，始终引起人们的阅读与欣赏兴趣，有几点务必注意：一、语言的文学化、个性化；二、结构的艺术化、有机性；三、主体与轴心，应以人为本。同一题材不同的作者介入，完全有不同的可能性与多样性；你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介入，你用的是文学眼光，抱着的是终极关怀的态度，你要比一般的作者思考的深得多，比如说性的因素，比如说人道主义思想，比如说人的心灵情感与爱恨情仇……包括形成作家自身的风格。一句话，好的纪实作品，更需要作家去进行文学创造。如果要讲新闻性，你肯定赶不上报纸、电视，更赶不上网络信息。⑧我之所以梳理出赵瑜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思考过程和认识过程，是想说明如下问题。从80年代报告文学界的情况看，赵瑜对文学性的认识显然处在一个先知先觉的位置，但他当时却依然写出了公共性大于文学性的作品，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在我看来，一方面是他对文学性的把握和理解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由于功力不到，即便他在文学性的某些方面（比如语言）已有所警醒，却依然会在写作中力不从心。同时，那个时代的文风也不可能不对赵瑜构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他虽然心里想着文学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可能不自觉地滑向公共性的一极，从而很难在报告文学的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90年代之后，整个知识界进入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学者不问政治，埋头学问，他们的著作文章出现了一种学术性大于思想性的倾向。整个文学界则开始“向内转”，“写什么”让位于“怎么写”，启蒙的文学开始退隐，私人写作渐成时尚。同时，当作家无法在公共性的层面有更大作为时，转而在文学性的层面上精雕细刻便成为必然之举。如何评论知识界与文学界的这种集体转型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只是想指出，90年代开始的这种时代风尚既让赵瑜有了一个收心内视的机会，也让他拥有了沉潜发力的时间。而一旦他瞄准了文学性上的努力方向，他便既能对以往的写作进行纠偏，也能让公共性与文学性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达到一种有机的统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调整和反思，从《马家军调查》开始，赵瑜已在追求公共性与文学性的最佳结合点。笔者以为，在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写作中，赵瑜这两者结合得最好的作品是《马家军调查》（1998）和《寻找巴金的黛丽》（2009）。下面我将对这两部作品的文学性略作分析。《马家军调查》问世之后之所以能够出现洛阳纸贵，争相评说的局面，固然与“马家军”造就的体育神话和引发的种种公共事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赵瑜调动了多种文学手法，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推向了一个高度，让人真正体会到了只有报告文学才有的艺术魅力——这就是“事”（真实可信）、“情”（让人五味杂陈）与“理”（启人深思）的有机结合。它既在“事”的层面从容展开，不急不躁，也在“情”的层面张弛有度，不温不火，同时还在“理”的层面娓娓道来又见好就收，不蔓不枝。它的叙述干净流畅，语言朴实自然，描写生动传神，结构也颇为讲究（全书以黄帝陵功德坛的“天鼎”、“地鼎”和“人鼎”设计全书，既有结构功能又有象征意味）。《马家军调查》写得如此出彩，甚至连文笔老辣同时也一向挑剔的宋谋瑒先生也忍不住叫好。他说：“这一期《中国作家》在晋东南师专（笔者注：这既是宋先生的工作单位也是赵瑜的母校）引起了轰动。我也很喜欢这部作品，我认为，这是近年来写得最好的长篇报告文学。赵瑜把马俊仁、王军霞、曲云霞、刘东等人都写活了，着墨不多的阎福君等人也写得很好。语言十分流畅，真有苏东坡所赞许的行云流水之慨。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这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境界，比新潮派那种做作的语言有吸引力得多！”（9）既然《马家军调查》文学性如此之高，那么它最突出的特点又体现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刻画。如前所述，在写作《强国梦》与《兵败汉城》时，赵瑜关注的重心是“问题”，支撑作品的主要元素是“宏论”。虽然那里面也写到了人物，但那种结构与文风已不可能给赵瑜留下多少塑造人物的空间。于是，那些人物也就成了作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过场人物，成了为他的政论体文章提供证据的“注释性人物”。这种报告文学读过之后，读者脑中会留有气势、论述和名言警句，却唯独不可能留下鲜活的人物。《马家军调查》解决了这一问题。虽然表面上看，这部作品也是从“是谁重创了马家军”的问题出发的，但问题却最终包裹在了事件的叙述与展开中，渗透在人物的描摹与刻画里。被媒体称为“民族英雄”的马俊仁，长跑冠军王军霞、曲云霞、刘东等，体育官员阎福君，与马俊仁合作开发“生命核能”的商人何伯权，为女儿担惊受怕的王军霞父母和曲云霞父母……这些人物一个个走向了作者叙述的笔端，又在马家军的故事中穿梭往来，他们在赵瑜的指挥调动下，共同演出了一部角色齐全的马家军大戏，也共同把赵瑜提出的那个问题演绎得更加丰富和复杂了——作者不再扮演高高在上的问题回答者和阐释者，而是让人物的言行把问题展开并让一些问题的答案潜藏于人物的言行之中，这种做法显示了赵瑜的成熟与高明。赵瑜在通过人物呈现问题的同时，也刻画出一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马俊仁刻画得最为成功。现在看来，马俊仁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之所以能成为文学人物，一方面得益于作者挖掘出来的事实：打骂队员时的残酷、与商人谈判时的精明、养猪喂猪训练猪的手段、拜梅花鹿大仙的虔诚、撕乳罩的野蛮等等，这些事实本身就富有某种传奇色彩；另一方面，赵瑜也动用了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等多种文学手段，最终让马俊仁活脱脱地站在了读者面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果说《马家军调查》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与刻画上，那么《寻找巴金的黛丽》（以下简称《寻找黛丽》，这也是它最初发表时的题目）则是通过精心结构故事，巧妙谋篇布局体现出它的文学性的。《寻找黛丽》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巴金与黛丽交往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已被历史尘封，只有巴金写给黛丽的七封书信留存于世，它正需要作者去挖掘、充实和叙述。另一条是赵瑜本人“寻找黛丽”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最近几年。由于寻找的艰难曲折，这个故事又派生出许多个小故事。于是，历史故事的打捞与现实故事的推进相互交叉，大故事与小故事又彼此嵌入。这种故事套故事，悬念跟悬念，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的写法颇似侦探小说，让人捧读在手就不忍放下。人们当然可以说是因为题材的特殊，赵瑜才采用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但在我看来，这种写法显然也体现了赵瑜文体创新的一种思路。其实早在写作《马家军调查》时，赵瑜就已经有了这种思路。因为对于这部作品，他曾有过如下表白：“在讲述客体的故事时，要严格运用真实的细节，而在马家军的故事之外，又何妨有一个充满了寻觅、求索、自省、感喟的作家故事的存在？我愿意像小说家、散文家那样，高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激扬文字。在报告中‘无我’，在文学中‘我在’，糅合而成为报告的文学或文学的报告。”（10）而实际上，《马家军调查》中也确实镶嵌着一个作家的故事。只不过是由于马家军的故事过于强大或抢眼，作家本人的故事反而被人忽略了。而在《寻找黛丽》中，赵瑜终于找到了让写作主体和叙述客体的故事平起平坐的机会，于是，那个“寻觅、求索、自省、感喟的作家故事”最终强有力地浮现在了人们面前。这种作家本人故事“在场”的叙述显然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效果，我这里只对其中的两种效果略加分析。第一，它的加入意味着作品具有了横生枝节的可能性，而枝节一多进而盘根错节，作品的内容既会变得丰富起来，叙事也会变得饱满起来。比如，《寻找黛丽》中有一节内容名为“血溅《牺牲者》”，说的是古董商老赵不明不白被人杀死在自己的店铺里，而当时《牺牲者》一书就放在老赵的身边。赵瑜是从这位古董商那里得知巴金的七封书信的，但为了把这些信件弄到手，赵瑜却颇费了些心机。起初，古董商喊出五万元的高价位，赵瑜自然嫌贵，于是两人开始长时间的斗智斗法。后来赵瑜得知古董商“文革”时是一位激进的革命战士，两人的话题遂稠密，关系渐近乎。而在此期间，适逢《牺牲者》告竣，赵瑜便“借”他一册，联络感情。古董商读之爱不释手，甚至想久借不还，昧下此书。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赵瑜把这桩买卖做成了，古董商只让赵瑜出了一万。这一节与此前几节的叙述其实是具有多重目的的，它既交待了七封书信的来历，又让人感慨书信的来之不易和差点失之交臂，同时还引出了一个与他共同寻找黛丽的人物：警官杨志强，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作者利用这一细节为他的《牺牲者》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而赵瑜与老赵你来我往的交道又为全书增加了一种趣味性和可读性。第二，从叙述学的角度看，作家本人寻找的故事进入作品之后，既延缓了客体故事的讲述时间，又能不断制造出一种悬念效果。关于悬念，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说法是“只有推迟给出答案，才能造出悬念”（11），而艾柯(Umberto Eco)则把这种叙事称作“徘徊的艺术”。他解释说：“在任何小说里，文本都会发射出悬念的信号，好像叙述放慢了，或干脆停滞不前，又好像在说：‘现在你来继续吧。’”另一方面，艾柯认为一部小说往往会出现三种时间形式：故事时间、叙事时间和阅读时间。在多数情况下，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并不一致，“时不时的大段描写、成批的叙事细节，与其说是表现手法，还不如就被看做用来放慢读者阅读速度的技巧和手段，直到读者达到了作者认为合适于充分享受文本的阅读速度”。（12）用以上两位小说大师的说法来衡量《寻找黛丽》，我们可以说作家本人的故事构成了作品的叙事时间。作者的寻找既生发出希望，又制造了希望的破灭；这一过程既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悬念，又构成了艾柯所谓的“林中徘徊”。客体的故事不断被主体的故事所打断，实际上是叙事时间干扰了故事时间，让客体故事的呈现出现了延迟、中断等现象。如此一来，读者的阅读时间也就通过文本的技巧达到了有效的控制。《寻找黛丽》的写作实践表明，赵瑜既吃透了艾柯所谓的“徘徊的艺术”，也把“用技巧诱使读者迷路的那些步法” 运用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以上我主要分析的是《马家军调查》与《寻找黛丽》在文学性上最突出的特点。话说回来，像这种文学性增强的作品，我们又该如何考量它的公共性呢？在我看来，《马家军调查》的公共性不仅是延续了80年代赵瑜对体制的批判与反思，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借助于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把对体制的批判推进到了对于人的异化的批判。在作品中，马俊仁是被“金牌战略”异化的教练，而他的整个训练手段又把全体队员逼向了异化之途。马家军的遭遇总会让我想起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相关论述：“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3）这里我们只要把工人换成运动员，把劳动换成长跑运动，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论述依然适用于马家军的训练。于是我们不妨说，赵瑜用一部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品，为马克思在1844年的论述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这一个案提醒人们注意，历史并没有走远；而政治、商业乃至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进驻人们的思想，作用于人们的行动之后，异化一方面获得了隆重的包装，一方面又变得更加诡异了。如果说《马家军调查》的公共性是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寻找黛丽》的公共性则既是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也是对伟大作家道德人格的礼赞。在这一作品中，黛丽只是当年与巴金交往的众多读者中的普通一员，由于七封书信的发现，激发了作者对这位普通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于是有了作者的寻找。而寻找黛丽的过程既是作者大面积接触普通人的过程，也是后辈作家向前辈作家遥遥致意的过程。因为寻找的艰难曲折，那些平时很难进入文学作品视野的平民百姓走向了赵瑜的笔端，他们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构成了赵瑜关注的目标。在此层面上，赵瑜仿佛成了“流浪汉小说”里的主人公，他的所见所闻呈现出了人间的世态百相，而那些小人物艰辛、坎坷的人生遭际又通过赵瑜的叙述，激发了读者的道德同情。另一方面，巴金在七封书信中与黛丽谈人生理想，谈读书心得，为黛丽解疑释难，与黛丽平起平坐的事实，又构成了作家的一种精神标高和人格典范，于是寻找黛丽的过程既是赵瑜带领读者学习前辈作家的过程，也是作者与读者精神境界升华、道德感与责任感共同提升的过程。作品中，赵瑜抚今追昔，不时会发出如下感慨：“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14）这种感慨是中国当代作家与现代作家的对比之物，是让当代作家变得谦虚起来、不要盲目自大的清醒剂。而通过对前辈作家道德文章的追模与高扬，赵瑜也完成了对中国当代作家与文学的潜在批判。正是因为如上事实，我们才可以说，只是当赵瑜写出了《马家军调查》和《寻找黛丽》这种作品时，报告文学的公共性与文学性在他那里才达到了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无论是对于赵瑜还是对于当代报告文学，其意义与价值都不可低估。精神传承：赵瑜的文学之根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分析了公共性与文学性在赵瑜报告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接着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赵瑜的报告文学会如此呈现？他的文学之根究竟在哪里？若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我们大概需要涉及赵瑜与故乡、土地和山西文学传统的关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山西的文学传统是由赵树理开创并由“西李马胡孙”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继承而发扬光大的。而赵树理对于山西作家的重要性正如柳青对于陕西作家、孙犁对于河北作家的重要性一样，他不仅影响了老式的“山药蛋派”，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80年代中期崛起的“晋军”。在我看来，写报告文学的赵瑜也应该是赵树理的传人。赵瑜是通过报告文学接通了赵树理写故乡、讲真话、从问题入手等方面的实录精神。让我们从赵瑜与赵树理的关系谈起。关于赵树理，赵瑜曾有过如下说法：“赵树理是我最尊敬最热爱的作家之一。我小的时候，父亲在长治做宣传文教工作，父亲和赵树理因工作互有来往，赵树理也多次到地委家属院去，我在家中见过他几次；‘文革’之初又见过一两次。但我与他并没有直接的接触。”（15）当时的赵瑜年纪尚小，与赵树理没有直接接触实属正常。但耐人寻味的是，当赵瑜走上文坛之后却开始频繁“遭遇”赵树理，从而与他有了诸多间接“亲密接触”的机会。1985年，赵瑜的散文作品《玉峡关纪事》获首届赵树理文学奖，2005年，《革命百里洲》再获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1990年，赵瑜担任编剧，完成了6集电视文献艺术片《赵树理》，次年播出后因其形式新颖而获得好评。1991年，赵瑜又当选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首任秘书长。赵瑜的这些经历，再加上他的报告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让他家乡的人们有了如下感受：“在我们的家乡，乡亲们一直把老赵（赵树理）和小赵（赵瑜）同样都看作是家乡的骄傲的……乡亲们对老赵和小赵有一个相同的评价，说他们‘都是最有良心的作家’。” （16）这种赞誉虽然让赵瑜产生了“愧不敢当”之感，但在我看来，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赵瑜应该是熟读过赵树理的作品的，而作为电视片《赵树理》的编剧，他对赵树理的生平事迹、精神气质、人格魅力乃至写作的成就与缺陷等等也应该有过深切的体会。这样，赵树理也就不可能不成为赵瑜写作的一个参照系，从而对他构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题材选择。赵树理终其一生写农民，为农民而写，这种创作主张决定了他的题材来源——紧紧围绕着晋东南那片土地展开其小说叙事。而一旦如此叙事，他以往的记忆资源和平时的生活积累就全部调动起来，从而达到了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程度。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很可能对赵瑜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影响。赵瑜是1955年生人，30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当年赵树理所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少年时代的记忆往往会构成他写作的主要动力和重要资源，而由于这种记忆又与其故乡的人和事紧密相连，故乡的一切也就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他的写作视野。于是我们看到，赵瑜虽然以“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知名，那固然也与他当过运动员、做过篮球教练的个人经历有关，但毕竟还没有触动他的少年记忆和故乡记忆。而当赵瑜在起步阶段写出《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化大革命中》（1986），后来又写出《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2007）等作品时，他才算完成了一次与记忆和故乡的真正对接。由于这种书写牵动着自己的生命体验，作者也就把它们看得更加珍贵。2000年，赵瑜出版了自己的自选集，选的却全部是与山西有关的作品。对此，赵瑜曾有过如下解释：“如在过去，出一部自选集，我首先会把我的几部体育题材的作品或收入或节选入册，生怕没有这些东西不红火，读者不买账。现在我却不这样看。我愿意把过去在山西完成的《但悲不见九州同》、《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根据地》等一系列作品合集在一起，使自己不忘一个山西作家的本土精神，那里面有许多原创性的深刻记忆。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热点，不一定卖钱，但那又有什么关系？也说不定将来值钱的正是这些。”（17）把写故乡、写记忆的作品提到“不忘山西作家的本土精神”的高度加以认识，一方面体现着赵瑜的写作走向成熟之后的某种自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经过多年的写作历练之后，他已明白了一个道理：最有价值的作品应该是那种与自己的生命体验联系得最紧密的写作题材，只有对那种题材不断开掘（如《牺牲者》便可看作对《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展开、扩大和全景式书写），才能写出让自己心安、满意的作品。（二）调查功夫。赵树理虽然写的是小说，但许多小说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比如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里的故事便是实有其事，当年赵树理也确实对岳冬至（小二黑的原型）事件做过一番调查。而彭德怀当年为《小二黑结婚》写的题词也直接点明了这种写作的性质：“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1949年之后，赵树理虽然北上京城，但他仍然不断在强调长时间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每年都有几个月下乡”，以使自己与农民的联系更紧密一些。赵树理那种调查研究的功夫在赵瑜这里演变成了一种采访的功夫和能力，这同样是深入生活的一种形式。比如，为写《马家军调查》，赵瑜在大连、辽阳、鞍山、沈阳等地采访近80天。为写《革命百里洲》，赵瑜又四去湖北田野调查，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一个冬天。为写《牺牲者》，赵瑜用20年左右的时间搜集素材，又于2004年“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遍寻当年太行风云人物，突击采访了一年”（18）。这种上天入地、穷尽所有的采访既是一种功夫，也体现了作者一种超常的能力。关于赵瑜的这种能力，韩石山曾有过如下说法：“若单说文字的功夫，我自信不在赵瑜之下，但写出这样的作品，文字只是一个因素，还需要吃苦的精神，与采访对象融为一体的本事，需要一种综合的能力，奇强的素质。在我的周围，在我所认识的作家中，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就赵瑜有。”韩石山对赵瑜知根知底，他的这番赞辞，显然能丰富我们对赵瑜的理解。不过，在赵瑜本人那里，如此采访却另有解释：“我是长期采用这种办法采访的，这或者算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我觉得走马观花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写好。也许我属于比较拙的作家，也许跟山陕文学传统有关，我的前辈们为真实反映生活，在农村一扎好多年，根本不以为意。这时人们往往会把栩栩如生的最真实最有特色的故事讲给你，你会很有意思地跟大家生活在一起，而不是目的单一的采集数字，你会跟他们产生一种很近的同歌哭的情感。包括他们的口音方言，都要重视。这需要时间，需要努力。”（19）赵瑜在这里直接点明了他的这种采访与山陕文学传统的关系，显然会让我们联想到当年赵树理与柳青的所作所为。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做法又与当今那些写小说的所谓大家拉开了距离——他们住在北京或省城，已经过起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却又在靠自己的想象虚构着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故事。当他们的记忆资源已经匮乏或变形却还要充当乡村世界的代言人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打了许多折扣。这时候，像赵瑜或像当年的赵树理那样，沉入底层，贴近人物，或许才是走出写作困境的一条出路。（三）实录精神。实录的精神并非来自赵树理，而是司马迁开创的一种文学和史学的优良传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为对《史记》的最高赞辞。以这种实录精神来衡量赵树理的所作所为，或许他还不够彻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已经算是做得最好的作家之一了。正因为赵树理秉笔直书，他在1949年之后才一方面越写越少（赵树理在“文革”中曾反复讲过：“近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说），一方面又屡遭批判，最终在“文革”中被反复批斗，受伤致死。赵瑜非常看重赵树理的这种实录精神，他说：“作品敢不敢于讲真话是作品能否受到欢迎的标志，赵树理本人过去在艰辛的岁月中有讲真话的精神，我写赵树理就是要宣传讲真话，敢于直面人生，揭露生活的矛盾。”（20）把讲真话作为电视片《赵树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既体现了赵瑜对赵树理那种思想境界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这种思想境界也应该成了赵瑜追求的一个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在迄今为止赵瑜所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他差不多已把讲真话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讲真话虽依然会受到种种限制，但毕竟已与赵树理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当作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思考空间和写作自由之后，敢不敢写和想不想说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写什么和说什么又成了衡量作家思想境界的一杆标尺。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瑜的写作是值得尊敬的，因为虽然他明知道一些题材依然是禁区，但责任感与使命感去促使他秉笔直书，直逼人们被遗忘的记忆。比如，《牺牲者》就写出了1966－1969年晋东南地区武斗的血雨腥风，惨无人道。它虽然还不尽完备，却已最大限度地抢救出了这段历史。而这段地方“文革”的武斗史又是全国“文攻武卫”的一个缩影。它的写作，无疑为中国“文革”史添上了凝重的一笔，让人痛彻心扉地意识到了极权主义时代的残酷、野蛮和非理性。然而，这样一次写作既是一次守护良知的写作，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绝望的写作。赵瑜说：“我从2004年春节开始采访，到2006年夏末写起前一章，前后两年半时光，手脚不停，我没有心思做别的事。其间不断有人问我说：你这样做值得吗？这书有意义吗？写完后出版得了吗？我常常无言以答。在这里我想说，太行地区的民众，以伤亡上万人的代价，试验了一段惨痛历史，她的子弟不应该去记载吗？作家手中笔，理应努力书写我们民族备忘录的某一个章节，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章节。何况这段历史，完全是我的同胞以生命和鲜血浸染而成！把这段历史尽力写出，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暂时不能出版问世，也要写下去。”（21）这种不能出版也要写下去的执着在今天是值得提倡的，因为这种写作有可能成为一种最有价值的写作。（四）问题写作。在前面的论述中，我曾把赵瑜的作品归类于“问题报告文学”，这自然是借用了报告文学评论界的说法。如果从山西文学的传统看，这种问题式的写作路径显然也是对赵树理的继承，因为赵树理便是写作“问题小说”的高手。他说过：“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赵树理的许多小说都隐含着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套路。提出问题显示了赵树理的敏锐，但问题的想象性解决（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却往往“导向对主流意识形态权力意志的倚重”。正是在这一层面，体现了赵树理的创作局限。赵瑜在他的多数报告文学作品中也提出了问题，这一点与赵树理相似。但或许是囿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或许是为了避免落入赵树理式的窠臼，赵瑜只是铺陈问题、展示问题和分析问题，却并不去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显然要高明许多，因为问题的提出和展开是激发读者思考的过程，也是吁请读者参与解决的过程。读者因其“前理解”不同，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就呈现出了多种可能性，这样就避免了赵树理小说那种封闭式结构。同时，这种提问方式与呈现方式，也往往会引导人们超越简单的政策层面（而赵树理小说的落脚点却往往是政策），从而在政治体制、文化精神、民族素质等层面驻足沉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赵瑜既是赵树理“问题写作”的继承者，同时又是其创作局限的克服者。这样，“问题写作”在报告文学领域也就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五）人物塑造。在人物塑造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而在所有的人物中，写得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又是那些老派的、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像二诸葛、三仙姑、糊涂涂、常有理、翻得高、小腿疼、吃不饱等等，既是人物的外号，又是对人物性格特点的主要概括。对于这些人物，赵树理往往几笔下去就勾勒出了他们的神态，几个事例交待过来又写活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同时，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够成为小说画廊中的一道风景，一方面在于这种人物背后拥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与赵树理的情感态度有关。对于这些人物，作者总体上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但这种批判又是一种诗意的批判。当他以同情、温情，甚至几分理解的目光去打量并处理这些人物时，这些人物也就变得复杂起来了。赵瑜的多数报告文学作品虽然不以人物塑造见长，但一旦他把写作重心调整到人物塑造那里，人物便有了文学风采。这一点我以为是颇能见出赵树理的流风遗韵的。比如，对于劳模李顺达，赵瑜既写出了他作为农民的朴实、耿直和心机，又写出了他在“大革命”面前如何变成了一个“小人物”。而作为小人物，他身不由己，被人利用，已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在与同是劳模出身的陈永贵的较量中，他已不再是这位“大人物”的对手。而对于陈永贵的所作所为，李顺达的心情应该是颇为复杂的。他想与之抗争，常常又只能无奈作罢。作品中写道，李顺达外出必更换装束，呢子大氅干部装，为的是不给农民丢人。但身边人劝他，陈永贵总是一副老农的打扮，既政治正确，说不定也更招人待见。无奈之下李顺达接受了老伴儿做的那身行头：对襟蒜疙瘩粗布小白褂一件，小布衬衣一件，中式甩裆裤一条，老布袜一双，爬山虎布鞋一对，白毛巾两块。但李顺达试穿在身，不禁哈哈大笑：“这像啥老区干部？倒像是过年串亲戚的小商小贩！脱脱脱！”（22）这一细节一下子便写活了李顺达的尴尬与无奈。以上，我从五个方面分析了赵瑜与赵树理的关系，这虽然还不是他们关系的全部，却也足以让我们看到赵瑜的文学之根究竟扎在了哪里。而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赵瑜及其报告文学写作显然不无意义。因为用今天的眼光看，赵树理当年的小说创作既有鲜明的文学特点，又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应该是那个年代把公共性与文学性结合到很高水平的一种范本。赵瑜后来追求公共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寻找二者的平衡，原因多多，但前辈作家的示范进而让他生出追模之心，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时代局限，赵树理还只是体制的修复者而不可能成为体制的反叛者，这意味着他虽有为民请命的精神和说真话的勇气，却终于无法使他的写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样一来，文学公共性的表达也就在他那里变形扭曲，打了折扣。这种写作缺陷，也正是需要赵树理的继承者加以克服的。赵瑜说过：“我痴迷于赵树理的语言，那是提炼了的民间话，生动传神，干净有味儿，但不喜欢他的非独立性立场，他很多作品是为政策而写作，当然那个时代也不能苛求于他。”（23）这说明，赵瑜既是赵树理精神的继承者，同时也是赵树理问题的审视者和批判者。而只有批判地继承，才能倚傍这一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让自己的报告文学写作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超越之姿，创新之象。如今的赵瑜依然在马不停蹄地调查着、写作着，这意味着他以后如何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闪转腾挪，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以我对他近年来作品的观察，凡是公共性与文学性结合得好的作品，大都是沉潜用功之作，而结合得差时，往往是他在“赶任务”。“赶任务”也是赵树理的一个写作传统，这个传统要不要继承，如何继承，看来赵瑜得认真琢磨一下这个问题了。 （1）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2）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3）丁晓原教授对“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之命题多有论述，他指出：“以现实报告为基本特征、以社会批判为重要价值取向的报告文学与以人类基本价值守护为使命，以人文关怀和启蒙性、批判性为基本职志的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相互契合的内在逻辑。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方式有很多，但毋庸置疑，报告文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同上，第25－26页）笔者认同这一观点。（4）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5）谢泳：《报告文学及其态势评价》，《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3期。（6）赵瑜：《中国体育三部曲》，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第481页，第3页，第71页。（7）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170，34页。（8）柴然：《赵瑜访问》，《山西青年》2001年第5期。（9）《宋谋瑒来信》，谢泳等编：《赵瑜研究资料》，山西文学院2006年印制（内部资料），第209页。（10）赵瑜：《风雨同舟》，见《赵瑜散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11） [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12） [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俞冰夏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3页，第63页，第53页。（13）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14）赵瑜：《寻找巴金的黛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15）柴然：《赵瑜访问》，《山西青年》2001年第5期。（16）张不代：《对现实的关注、正视、思考是文学的基本品格》，谢泳等编：《赵瑜研究资料》，山西文学院2006年印制（内部资料），第164页。（17）柴然：《赵瑜访问》，《山西青年》2001年第5期。（18）赵瑜：《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致读者》（征求意见稿），2007年12月。（19）《北京青年报》记者：《赵瑜：报告文学清醒才有前途》，《北京电视周刊》2001年第47期。（20）张志敏：《解放思想 直面人生——访〈赵树理〉编剧赵瑜》，《太原日报》1992年6月6日。（21）赵瑜：《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征求意见稿），2007年12月，第431－432页。（22）参见赵瑜：《赵瑜自选集》，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355页。（23）黄宾堂：《与赵瑜同行》，《中国作家》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