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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李向阳”自述抗日真实故事

杂谈

         电影中，他在敌人面前大胆承认：“我就是李向阳！”可是胜利了，六十多年来，他却一直不愿承认是李向阳。

“我才不是李向阳呢”

访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郭兴

人民群众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就是叫他李向阳。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和新中国经典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几乎一模一样。那时，他也是双枪神枪手，那时他也是武工队，那时，他也是武工队。更重要的是，电影《平原游击队》的起源是这样的—— 1947年元旦，晋冀鲁豫军区就发表通令，嘉奖郭兴率领的武工队为“模范武工队”。新华社记者朱穆之闻讯后，立即赶到随武工队进行采访。不久，写出了长篇通讯《人民的旗帜——记太行群英会郭兴模范武工队》。解放后，作家李晓明对郭兴领导的敌后武工队的战斗事迹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创作了小说。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小说为蓝本，拍成电影《平原游击队》。

如今，在洛阳，当地老百姓为了表达对郭兴司令员的崇敬之情，特意把他家门的一段小路取名为“向阳路”

沿着这条小路，我走进了将军楼。

保姆说：“郭司令在医院呢。”

现接照保姆给的地址，我来到部队的医院，见到了传说中的李向阳。

听说是东北来采访李向阳，老将军乐了，从床上端坐起来。先是连声否认“李向阳”的称呼，然后，陷入沉思，从1938年讲起来——

我觉得那部电影不算很真实。“李向阳”使的是双枪，百发百中。我不是使双枪，我是带三支枪，左右各一支，上衣口袋一支小手枪。我从来没有用双手打过枪。那时子弹太贵，不舍得像李向阳那样打。电影里有几个地方与真正的战斗相比，其实已经简化了。比如，“李向阳”骑着高头大马，和两个队员大模大样进城袭敌这个场景。电影里就那么一个镜头就过去了，其实啊，我们是从城东门跑到城西门，穿城而过。还有烧敌人粮食的那个场景，电影里一把火就点着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是，鬼子的粮食是用草袋子装的，我们先往里面埋了好多颗手榴弹，然后才点着，这样手榴弹不断爆炸，弹片乱飞，谁也不敢来救。……
    1924年11月，我出生在河南省辉县高庄乡金章村，日本占了我的家乡，实行三光政策。在我们那一带，杀人放火十分猖狂。那时，我们天天跑呀，鬼子一来我们跑到山上去。那时候还小，对日本特别仇恨。鬼子狠着呢，像野兽一样…今天这个村被他们杀了，明天那个村被他们灭了。他们到处制造无人村。我那时就想投一支队伍，为乡亲报仇，为我们中国人报仇。

我终于等到了那一天，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41年8月的一天夜里，一支八路军队伍路过我们村。我瞒过父母，与同村的14个青年挤进了抗日队伍。挤进去不行，人家不要，嫌我小。我才15岁，个子又矮又瘦。那14个人都要了，就是不要我，因为他们比我大，也长得高。

   我那时人小鬼大，人家不要我，我得想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偷偷在后面跟着。离部队五、六十米的距离，我跟随他们走。

走了一晚上，天亮了他们都到山沟里休息了。指导员发现了我，生气地问，不让你来，你怎么又来了？我说因为你说男女老少上战场，你也没有说小孩不上战场。我当兵你不要，我跟你来。他说，不行不行，你再也不能跟我们走。你今天白天休一天，晚上我们把你送回去，你不要跟我们走，你已离开你们县了，现在开到山西了。

我根本不听他的，接着跟。就这样，跟着队伍走了3天，指导员没办法了，只好把我留了下来。分配我到山西省平顺县抗日政府，在当地公安局当了一名通信员。

当通讯员不是我的目的，我要去前线打鬼子呀。但目前只能这样，我心想，不管怎么说，我进来了。就说明我已经是八路了。是八路，我就有机会打鬼子。先等着。

公安局长问我，小孩你认字不？我说，我上了4年学。他说你认字就好，认字你写个画面圈，行不行？因为一个队30来个人，只有两个认字的，一个是40多岁的，还有就是我。局长说，你写个画面圈出来，我问什么叫画面圈？局长说话，就写人名，你把他们的人名一个一个都写下来。我说这个我会写。我只上4年小学，好多字还不认识，旧社会农村小学教学质量也不高。我好多人名写不出来。有一个队员姓裴，裴字我就写不好。在这个队里头，像报纸来了，抗日的小报来了，我就给大家念报。念报有时候念不通，念不通我可以越过去。

60多个队员，没有队长，局长说，小家伙你就当那个队长算了。我就在公安队当队长，带这60多个兵。

    没有想到，我的四年文化帮了我。60个人让我带得生龙活虎。不久，我当上了公安队队长。一次偶然的机会，太行军区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到山西检查工作，看到我聪颖、机敏，就把我调到了他身边工作。皮定均，你应该知道的，名将。毛主席特别为他授衔时写过一句话，叫：皮有功，少进中。于是，他成了中将。

    有一天，正吃饭的时候，皮司令叫我。他说小郭你过来。我就端着个碗到炕边上去吃了。他问我，小郭，你来了有几天了，我看你不错，很能干。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你的工作做个调动。我说往哪调啊？他说把你调到敌后去怎么样？我说敌后在哪？他说敌后在敌战区，日本鬼子的敌战区，到那去。政委说，小郭怎么样？我说敌战区多远？皮司令说，下了山往那边一走就是敌战区。我问叫我去干啥？皮司令说，当队长啊。我说，我可不会当队长。皮司令说，你不是公安局的公安队长吗？我说公安队长是他们叫我的，又不是我要当的，我可当不了那个队长。政治部施主任说，小郭你是干部，干部要服从调动。我第一次听干部两个字。我听了，问道有多少人？皮司令说，现在没有人。我说，没有人要我去当什么队长？他说你选动员兵，你公安局的兵不是动员的吗？动员兵吗？先动员。我听了，又问道，那枪呢？皮司令说，没有枪。我听了，觉得怪怪的，我问道，没有枪我们怎么打仗？他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跟敌人要。咱也没有兵工厂，哪来的枪？度不是要从敌人手里夺枪。不从敌人手里夺枪我们哪来的枪啊？你看我们一连还有好多空手背个刀，带两个手榴弹的，都是老兵了，还没有枪呢。

皮司令员决定给我调一个班长和两位战士，配合我开展工作。他说是说，可还给我们配备了两支步枪，5发子弹和8颗手榴弹。我当时有一把短枪，那是公安队的。我也没上交。直接带走了。不给我枪，我还交？我才不干呢。

临别时，皮定均司令员给我布置了三条任务：一是部队要发展到七、八十人，二要缴获100支步枪，第三要消灭105个敌人，其中包括五名日本兵。

    我问多长时间？他说，一年。我说，一年可以。他说，你可要说话算数！我说，当然算数。那时候我也知道一年到底有多长，我是小孩子，盼过年，盼一年长得很。我以为一年足够了。第二天晚，我带人下了山。

刚开始的几天，我并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只带着三名战士到处东跺西藏，最后，没有办法，班长把我们带到了他自己的家。

    我当时躺下都睡不着觉，心里害怕。到8点来钟的时候，我迷迷糊糊之中，听班长他弟弟说，哥，来了三个兵。我马上爬了起来，问，三个兵背了枪没有？他说都背了枪。

 我这时，更害怕了。但是，我很快决定夺枪。因为这也是皮司令交给我任务。害怕也得干。干完了，也许就不怕了。于是，我低声喊了一句：夺枪！

班长听我这样一喊，愣了。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先去看看他们这三个人到哪了？说着，他穿着便衣披着他父亲的大皮袄，背着他父亲拾粪的筐子，拿着拾粪的叉子，出门了。大约十几分钟的样子，他转了一圈回来了。他说队长来了三个兵。咱们这么办……按照班长的意思，我到了三个伪军吃饭的那个屋的门口。班长和一个战士把住东西两个门。河北跟河南一样，冬天都不关门。我到门口我一看，那三个人正在端着碗吃饭，我也忘了班长叫我怎么办？我就怀里的短枪一掏，大喊，举起手。那个班长在后头把枪一拔，刚要拔板机，两个队员冲过去，把枪给他下了，另外两个伪兵看到这个样子，马上把枪扔了。

这一场短兵相接，太痛快了。弄了三支枪，还有一百多发子弹。

这第一仗，让我的胆子大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就带着队员到村里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胜仗给伪军打傻了。他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神出鬼没的八路。

8个多月过去了，我的武工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1942年9月，队伍由起初的3人发展到60余人，消灭伪军已有100多个，并缴获步枪110多支、机枪2挺。

我是又高兴，又遗憾。高举的是战果辉煌，遗憾的是，我的战果没有日本鬼子。因为皮司令还让我打死5个鬼子呢。我一个日本鬼子也没有打死呀。

日本人比伪军厉害，不好打。他们一般都在都在城里，很少出来。一出来，都是一个连加上伪军配合出来扫荡。

   我和队员们反复研究后，认为要消灭日本兵就必须冲进城，而进入城的最佳途径是化装成日军。为了尽可能的接近日军，我们首先决定尽快学会一点日军的用语。队员们说，你有文化，你肯定学得快。你快去吧。当时，太行军区五分区有几个日语翻译，我就找到他们拜师。我起早贪黑地学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掌握了简单的日常军事用语，这使我如虎添翼。

军队语言，立正、稍息，左右，起步跑步，甚至他们的军歌我都会唱。机会来了。

1942年12月的一天，我化装成日军小队长，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两个队员出发了。

我们3点多钟吃了饭，我骑着马跑在前头，后面是两个战士骑着马在后头跟着。

一到西关那伪军在那站岗，一看日本小队长过来了，他敬礼，也不敢跟我说话，那个马就跑过去了。不一会，跑到了日本的哨兵跟前。他们俩在那里对喊口令，我一听是日，心说，我正找你们呢。就目测一下，他们离我还不到一米。我一抬手，两枪就把个日门兵打死了。打死了那边两伪军在那站岗，伪军在那愣住了，怎么这小队长带人把日本兵枪毙了。我们的队员一出枪，顺手也把两个伪军打死了。我没有跑，而是带着两个兵进城了。

我一进西门，就是西大街。我看到两个日本兵在那站岗，我明白了，那里是日本的大队部。我的马快到他们跟前了，两个日本兵也是(日语)叫敬礼，我一出枪，把那一个日本兵打死了。那个队员一出枪把那个日本兵打死了。

枪一响，整个城里就乱了，老百姓也跑，伪军也跑，日本人也跑。我们是见了日本人就打，没有日本人就打伪军。到东门口，东门口的日本兵一看…东门口的时候兵站岗一看小队长过来了，他也敬礼，(日语)他还说话。他就是问我，意思就是说小队长，怎么城里打枪。他话还没有落，我一出枪把他干掉了，一干掉那个伪军也傻了，我把伪军也打死了。一下我们就出城了，城里就乱套了。我一出来老百姓说，今天奇怪了，日本人竟然打起日本人来了。

     从那一天开始，日军一听武工队就胆颤心惊，我的名字也在豫北平原流传开来。

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有李向阳给伪军训话的细节，这是从我的故事里来的。那次，是我们打十三岩炮台那个地方。

那时，我名气大呀，只要我的队员一喊出我的名字，伪军马上就乖乖地出来。那天，我们占领炮台后，我的队员高喊：那里，谁在那里站岗，你们站出来，我们郭队长跟你们讲话。伪军的小头头就在上面队伍集中起来。我就跟他们训话，我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的小本上，给你记一个黑点就要枪毙你。要顶十个红点给你立功。我的本子上清清楚楚记着你们的帐。谁谁谁是什么村的，你抢人家老百姓的东西，抓人家两个鸡，老百姓告你，我给你点了个黑点，告诉你，你现在已有了几个黑点，再给三个黑点，我就杀你。伪军真有吓得尿裤子的。

有时候，我没有子弹，我给伪军队长写过信，你给我们送点子弹。伪军队长说，我们怎么给你送？出来跟我打，朝天上发枪，把真刀真枪扔完往回抛，他出来一打把子弹一扔，往会一跑，我们就拿子弹，打到那个程度把敌人。

日本人也怕我，过去他们见着老百姓就冲过来。现在，见老百姓躲着走，他们害怕遇见武工队。

   1943年麦收之后，日伪军倾巢出动，在我们武工队所在地区搜刮了10万多斤粮食，堆放在辉县县城南关的一座大院内，准备运往新乡大本营和敌军作战前方。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不能让敌人运走一粒粮食。”

这样，我和3名队员乔装成新乡来辉县的日军宪兵，赶着一辆装满柴草的马车，柴草下藏着煤油和手榴弹，大摇大摆地进了南关街。车到粮仓门口，一个伪军跑出来，拦着不让进。我从马车上跳下来大骂，随行的两个队员，连推带拉，将伪军架到门旁的一间房子里，一刀便结果了他的性命。

　　进了大院，我对着七八个伪军叽里咕噜一通，一个队员“翻译”说：“太君让你们集合。”伪军站好队后，我又叽里咕噜一通，那个队员指着一个空屋子又“翻译”说：“太君让你们到那里休息。”伪军进去后，我马上把门锁上了。然后，我和队员们一起，飞快冲进粮仓，将手榴弹插在粮袋中间，把煤油泼在粮袋之上，将柴草堆在粮袋周围，然后将粮仓点燃。 这个细节后来被《平原游击队》写进去了，不过是变成了李向阳炸弹药库。
    我们向外撤退时，遇到了前来救火的敌人。为了不让鬼子怀疑，我让队员立即分散，看他们跑没影了，我翻墙跳入一户宅院。
    这个院里有个老头儿，看见我穿着日本人的军服，马上点头哈腰，满脸堆笑。我知道，他是伪军四大队队长秦守英的叔叔。也是个十足的汉奸。当我告诉他，我是武工队的，要和他换衣服时，他还有些不愿意。我掏出手抢，命令他把衣服脱下来，他趁我换衣服的时候，穿着裤头就往外跑，想去给敌人报信。我一枪就把他处决了。后来，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打死送信的地主老头儿杨百顺，就是用的我这个故事。

我想到了，敌人要来增援县城。我们撤出来后，迅速集合在县城外50多里的路上，因为那里有个炮楼。我想，增援的敌人肯定是这个炮楼里的。

    我们悄悄埋伏玉米地里。

不远处就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我一听就是伪军。鬼子不敢来冒然送死，所以总是先派伪军出来。我看了看不远处的炮楼，迅速制定了一个绝妙的作战方案。

战斗就按照这个方案打响了。这回我是借刀杀人和离间计套着用。

伪军从我们埋伏的地方过去后，4名武工队队员突然向炮楼的日军射击，同时3名武工队员向路上的伪军开枪。我们这一“挑拨”鬼子和伪军都上了当。炮楼上的日军以为是八路军在袭击他们，就急忙开火；伪军那边，傻乎乎地以为炮楼已经被我们端掉，也急忙还击。双方一直打到天亮才发现上当，此时被围困的伪军已经被八路军消灭。

1944年2月，我因为这些虞功，入党了。

我们武工队把敌人打得越狠，敌人就越恨我。为此，伪军贴出告示许诺，说是谁取了郭兴的人头，赏大洋100块。

 经过打探，敌人终于知道我家就是金章村的。

敌人就把我家的村包围了。

他们到我家把我母亲，还有两个弟弟抓住，把房一下给烧了。敌人向我母亲问我的住处，我母亲不说，他们就打我母亲。我的小弟弟才9岁，他们把吊起来，拿皮鞭抽。

村里的乡亲把一消息报告给我报告，那人说，郭兴，你母亲和弟弟现在每天不让吃饭，把你母亲打了好几次。问你你在哪里，叫你母亲写信叫你投降……

我真着急呀，他们押在在城里，救也救不出来呀。

    想了半天，我带着武工队抓了四个伪军队长的所有亲属，总共12个人。

    我给敌人捎去一封信，我在上面写道，谁要叫我母亲一顿不吃饭，你们这12口子，一天都不能吃饭。再打我母亲，我就对他们不客气。谁要杀我母亲，杀我弟弟，我就把这12口子全部杀掉。敌人见了信以后，再不敢打我母亲了。我记得姓郝的伪小队队长的老婆还给我母亲送饭。因为我押了她父亲他母亲，还给我弟弟送饭吃。这样就缓解了这个矛盾，我母亲不挨打了，不受罪了在里头，

敌人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看硬的不行，又开始对我进行智取。

    他们想办法拉拢我，叫我向国民党投降。日本人不出面，就是…伪军们动员我跟他们一块，说，你下山也是抗日。给我写信…我把送信的打了……

    更可笑的是，敌人居然想起了美人计。

    劝降不行，他们不死心。过了几天，伪县长又换了个招儿，他让闺女写信给我。信是这么写的，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但是你打日本很有名，我们都是青年，我也是爱国的，但是我身不由己怎么怎么，我很佩服你，写得挺肉麻的，很佩服你，你是国家的英雄……我想你下来跟我父亲一块进行抗日。她还说，愿意跟我结婚，你也很年轻我也很年轻，我俩结婚。如果你要是怕不保险，你找地方在那先结婚，你后下山。就这么一封下流的信，她哥哥派人送来了。这个县长姓官，他姑娘叫官淑芬。我对送送信的人说，告诉你家姑娘，别这么不要脸。一个大姑娘家的，写这样下流的信。

    敌人的两计相继失败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们假借送信的名义，暗地里尾随我的表哥，找到了武工队的藏身之所。

第三次，他们让我表哥写信劝我归他们，我断然拒绝。他们又派我表哥来。我哥来是晚上，有40多个伪军跟着我哥。那时，我在孟庄住着。

我表哥来了，一进门，我说，哥，你怎么又来了？我也你写信告诉你不让你，你怎么又来了。他说，他们非让我来不行。他把信刚给我，还是那个姑娘写的信。

我信还没有看完，就看了个头，一家伙这个门口跑进来，敌人来了。一听敌人来了，我赶快拿枪，把信往口袋中一放。就出院门。我还没有出院门，敌人就把我前面的院包围了。  

我们当时不到20个人，敌人大概有一百多，有30多个日本人，有70、80个伪军。包围以后，我们队员10来个人民就打，就比较熟的后墙跳过去，他们后面没有包围，就出去。出去后，我们反包围，把他们打惨了。

那次打死日本两个，打伤伪军七、八个。我们跳墙跑了。跑了八、九十来地，跑到崔庄。到了崔庄，我就问表哥，你怎么把敌人带来了？他说我不知道，他叫我给送信，我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也不行。你把日本人带来。后来，我把他送到公安局。公安局审问他，他确实啥不知道。后来，这家伙也断了线了，敌人也不来了，也联系不到了。公安局说你哥也不知道，但是日本人跟他来了，把你包围了，你看你怎么处理吧。我一听我就生气，我就把我哥带到我的家乡，离我的家乡有三、四十里地。

这样，敌人拿我没办法，我母亲他不放，我们押的12个也没有放。就一共押了4年，日本投降，把我母亲解放了，我把他们的12口人放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妻子被敌人杀害，父亲成了残疾，母亲和弟弟被关押了4年。我自己能活到今天，都是豫北平原的老百姓救了我，没有他们就没有我郭兴。

      在豫北，可以说村村都有我的救命恩人。

有一次，是一个妇联主席救我。那次，连鬼子带汉奸，有30多人在后面追我。我跑到了一个叫苏名山的村。我一拐进那个村的东头，往这个村里一跑，这个村西头那个沟就是日本跑路在那个山上，顺着那个沟，20多个日本人顺着沟冲过来了。他们发现我了。可当时我并不知道日本人过来了，我就在那跑。跑到一个老百姓的门口，一个妇女，她叫李秀英。

我跑到她跟前，她一下把我抓住拖到家里，她说郭队长西边是日本人。她家另一个小媳妇带两个孩子在门里头站着。李秀英就带着我进去，她说房子上头有个吊棚，她说你赶快上吊棚…说完，她就往外走。这个时候日本人就往里头来了。李秀英突然挥起一拳，把那个妇女的鼻子打出了血。那个妇女也不知道什么事，她那个血一出来，李秀英把血往她的脸上一摸，就满脸是血了。这时，日本人就进来了，两个小孩在哭。日本人问，那个八路军呢？看见那个八路军了吗？那个妇女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媳妇，你看这个伤寒病，我什么都不知道，小孩还在哭。那个翻译就跟日本人讲，伤寒病，他们最怕伤寒病了。一听，就跑了。就把我救了。要不然的话，那次，我就完了。所以，这个李秀英是个女英雄，这老太太，前年去世了。

更让我终生难忘的是，马大嫂用自己的孩子换回我的孩子，而她的孩子被鬼子杀害了。那年，我的妻子在敌人的一次搜捕中被俘，并惨遭杀害。一位通讯员抱着我三个月大的女儿跑，日军在后边紧追。通讯员跑到一个老百姓家时，把孩子递给这家的大嫂说，这是敌后武工队郭队长的孩子，想办法把孩子保护起来。敌人追进来后，问大嫂哪个孩子是郭兴的？大嫂毫不犹豫地指了指她自己的孩子，敌人一刺刀就把她的儿子给戳死了。就这样，大嫂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保住了我的孩子……后来，我打回来时，我见到马大嫂，我扑嗵一声给她跪下，她是我的恩人哪……

    在敌后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带领武工队把敌人坦荡的平原变成了杀敌的好战场。后来，我出席了太行群英会，我的武工队被太行军区命名为“郭兴模范武工队”，我个人荣获“一级杀敌英雄”的光荣称号，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首长的通令嘉奖。

我所有的作战经验都是在战争中积累下来的，当然还有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教导怎么打，怎么游击战，我就怎么打。再加上自己的经验，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这是游击战。 

   参加八路军后，我指挥了100多次战斗，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2次。我个人也被太行军区授予“一级杀敌英雄”的光荣称号。我还荣获“抗日战争勋章”和“解放战争勋章”。

      1948年，我的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和呼和浩特大青山的剿匪斗争。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受命担任志愿军某团副团长兼参谋长，第一批奔赴朝鲜战场，指挥了朝鲜“1089·6高地”的战斗。
   
    1953年6月14日，我所在的团，在火炮的支援下，向驻守1089·6高地及其以南两个无名高地之间的南朝鲜军第20师62团1营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志愿军将南朝鲜守军大部歼灭，占领阵地。尔后，志愿军多次击退南朝鲜军的反扑。战至15日，志愿军共毙伤俘虏南朝鲜军1900余人。因为在这次战斗中的出色指挥，我获抗美援朝“独立自由勋章”的嘉奖，当时，我是副团长兼参谋长。
     回国后，我被选派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8年毕业后，我先后担任济南军区干训科长、军训科长、训练部副部长、陆军第五师副师长、师长等职。1982年后，我出任北疆军区司令员。1988年10月，我光荣离休，到新疆军区驻洛阳干休所安度晚年。

离休20年来，我到各地共做报告1300余场，听众达60余万人(次)。我要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受屈辱的历史。 （选自博主即将出版的《银屏后面的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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