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命

　　世人都道当官好，个中辛苦谁知晓！

　　仕途艰难身心累，汲汲营营命没了。

　　世人都道当官好，个中酸楚谁知晓！

　　上命难违事不遂，委委屈屈咽下了。

　　世人都道当官好，个中辛劳谁知晓！

　　身是授命权为公，兢兢业业到站了。

　　世人都道当官好，个中风险谁知晓！

　　金银财富非本分，总有一天捉住了。

　　虽然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是做官，但放眼千年，也只他才出此诳语。况且李鸿章自己生前身后骂名不断，说明他这官做得也十分辛苦。而古今官员之苦，皆出自上。

　　当然，官员是个多棱体，此仿《好了歌》只是描述了为官者光鲜下的另一面而已。更何况做官的好与坏，苦与甜，不只是囿于个人享乐与欲望，而是应该以其价值贡献为评判。今天的人民公仆，更是如此。因此可加上一句：鞠躬尽瘁权为民，人民永远忘不了。

　　高达98.5%的官员体检异常率，超过80%官员普遍具有的心理压力，官场中隐藏着无数的健康危机……

　　当官是赔命的活

　　自古当官非易事，仕途艰难累身心。

　　现代官员面对着更为复杂的世情和更为沉重的压力，经常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严重者甚至危及性命，如近年来各地官员因种种原因而导致“非正常死亡”。尽管此类极端事件非属常态，然而仍然值得人们深思。

　　健康每况愈下 或因此“丢命”

　　2009年发布的《中国公职人员健康白皮书》披露，公职人群患脂肪肝、高血压、高血糖及血脂异常等疾病比例比普通脑力劳动者高，领导岗位的公职人员身体更差。

　　而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干部保健科医生赵辉得出了与之不谋而合的结论。他和同事在一篇与当地官员健康有关的论文中写道：“5年中，银川地区厅级干部及正高知识分子人群的健康状况逐年下降。”

　　同时，人民网、《健康时报》调查问卷数据显示，公职人员体检结果根据年龄、性别和职务不同存在着明显差异，主要表现为公职人员级别越高则健康状况越差。领导岗位公职人员的体检异常率高达98.5%。

　　据慈铭体检集团的专家分析，公职人员之所以职务级别越高健康状况越差，与该群体年龄构成层次比普通公职人员高、男性比例更高等客观因素有关，但领导岗位责任压力、事业心理负荷与家庭冲突、职业特性导致饮食睡眠不规律等因素，才是损害健康的真正原因。

　　“长期从事干部保健工作”的赵辉分析，领导干部接待任务重，应酬多、大量饮酒，可能是普遍患高血脂、脂肪肝等疾病的主要原因。而高血压，则可能是因官员们工作压力大引起的。

　　2011年8月26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相关人士提供了该院曾收治的一名县银行行长的病例。该行长的妻子称，1977年，丈夫从财政学校毕业分配到县银行计划股，很快当上了办公室主任，迎来送往要陪酒。其后在副行长、行长位置上，又干了近8年，吃喝更推不掉。47岁时，他因慢性酒精中毒造成记忆力减退，弄丢了重要的银行票据，只好下岗回家。

　　对于官员们而言，有些酒之所以难以抗拒，即使拼上性命也要喝，是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和领导、下级的关系，他们的处境、业绩和政治前途。

　　“酒桌上的表现，不仅有可能给领导加深印象，有时还能一杯抵万金。把上面的领导陪好喝好，领导一高兴，办公室谈不成的酒桌上就搞定了。”中部某县一名县办公室副主任说。还有官员认为，在官场上喝酒，官大一级压死人，能喝不能喝都要喝。该官员称自己参加酒局经常随身带药。

　　自杀事件频发 抑郁成通病

　　4月28日，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爬上自家房顶，从18楼纵身一跃身亡；9月中旬，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主任、副理事长袁卫亮溺水自杀；10月7日，安徽郎溪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朱晓辉在家中自缢，年仅32岁……截至2011年10月，在内地的自杀官员名单上，今年至少新增了13人。

　　一提到官员自杀，许多民众的第一反应是：贪腐东窗事发。然而，据不完全统计，在2003年至2010年自杀身亡的60名政府官员中，仅有8人被确认为因涉嫌严重违纪而畏罪自杀，其他的死因多为“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在这些“自我了断”的官员中，不乏工作出色之人。

　　今年的官员自杀事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湖北公安县纪委干部谢业新的“11刀”。官方公布法医的尸检报告称，谢业新身上多处刀伤中，除了胸骨上窝处的致命伤，其他均为“试探性自杀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认为，人在极度痛苦时，会选择几乎自虐式的自杀方式——虽然官方并未明确指出谢业新的死因，但在今年新增的13起官员自杀案中，有7起是因为抑郁症。

　　不少人提出质疑：官员衣食无忧、风光体面，何来“精神抑郁”？事实上，公务员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一项针对某部委干部职工的调查发现，压力来自五个方面：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升职困难，目睹腐败现象。

　　《人民论坛》曾对全国各地一百多名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而相关报告表明，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心理问题给官员们的影响，重则罹患心理疾病、寻短见，轻则带来生活上的许多困扰。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发现，失眠是困扰很多官员的大问题，而“失眠又是不少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此外，不少官员还有疑病倾向和强迫倾向。前者是总怀疑自己身体有病，害怕在工作中猝死，保持高度戒备的心理；而后者是要求做事万无一失，行事风格谨小慎微，事必躬亲，活得很累很辛苦。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教授经常给各级官员讲授心理方面的课程。有时，她遇到的官员会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许燕每一次讲课，总能得到热烈共鸣。她在课件中列出“心理枯竭”的六大特征，台下许多官员听了之后迫不及待地发言：“我们全都有！而且最严重！”

　　杀身之祸惊现 曝人心险恶

　　今年1月，江西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张俊因申请经费遭拒，杀害了院长李长江并焚尸肢解。据警方事后调查发现，在张俊刚毕业进入政法学院之时，李长江对其曾有过知遇之恩，两人关系一度十分密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成为平级之后关系便日渐疏远，积怨也越来越深，最终导致这一惨案的发生。

　　官场相争，尽管大多以平静之下波谲云诡的暗涌为主，但随着矛盾的加深、冲突的加剧，最终也可能演化为拳脚相加，甚至性命相搏。这样的事件虽属极端个例，但因此而丧命的官员也不乏其人。

　　发生在4年前的广东省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杀死副局长一案，经过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终于在今年4月尘埃落定。因听信传闻，担心职位被抢占而杀害副局长陈振华的局长宣雄，被判处死缓。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官场争斗而杀人案件的判决。

　　有人说，只要身在官场，便无法回避无处不在的矛盾与冲突，算计与争斗。很多时候，就算只是做好本分，也不免会牵扯到其他人的权位或利益，招来杀身之祸。

　　2009年8月，鹤岗市原交通局局长、环宇集团总经理白玉库，出资30万元指使其表弟、环宇集团副书记王剑波雇凶杀害了时任鹤岗市交通局局长的李星光。据白玉库的供述，正是由于李星光在工程招投标、人事安排、提拔任用干部等方面对其进行限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尤其在一些工作处理上影响了他的个人利益，他才恼羞成怒，雇凶杀人。

　　在这份触目惊心的名单中，有一类人特别令人扼腕。他们是官场中的反腐斗士，仗义执言，“舍得一身剐，要把贪官拉下马”；却被他们所举报的贪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如前些年，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龚远明被砍一案，震惊全国。龚远明因多次举报该县原县委书记孙南而遭报复，被砍伤致残，最终不治身亡。据媒体报道，生性耿直的龚远明爱打抱不平，曾多次举报违法犯罪，最终却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

当官是拼命的活

　　大灾袭来，是什么让他们不顾自身伤痛，十天十夜奋战在一线？主政一方，他们怎样向长治难愈的顽疾“亮剑”？拼到人生的终点，是什么让他们念念不忘？

　　当官是拼命的活

　　◎文_艾冰

　　临危不惧，舍生忘死

　　“马上疏散群众、救小孩！”

　　——王晋(时任都江堰市龙池镇党委书记)

　　刚刚与山上掉下的巨石擦身而过，汶川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尚全惊魂未定。此时，他的皮鞋不知去向，两只脚早已鲜血淋漓，脚底、脚背、小腿都被尖锐的小石块划伤。简单处理了伤口，他又跟着大队伍向罗圈湾进发了。

　　头天，2011年7月3日下午，汶川县银杏乡罗圈湾，泥石流爆发使岷江水冲向213国道，近400米路基被毁。王尚全一行人正是冒着小股泥石流去协助处理应急事务的。

　　四川地震重灾区的干部大多有与王尚全类似的遇险经历。灾难中，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争分夺秒投入救援行动中。哪里灾情最重，危险最大，困难最多，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影。

　　“5·12”大地震发生时，时任青川县木鱼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赵忠兴正在县城办事。从废墟上爬起来后，看到房倒屋塌，震情严重，他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回去。”此时，道路中断，车辆停开，他冒着强烈的余震和沿途不断的塌方、泥石流，连走带跑20多公里，终于赶回镇上，投入到抢救学生的工作中。

　　“沧海横流，显英雄本色”。千钧一发之际，干部们顶得上，扛得住，敢拼命，让灾区群众有了主心骨。

　　“马上疏散群众、救小孩！”地震后10分钟，都江堰市龙池镇党委书记王晋坚决的两句话，成为新成立的应急指挥部最早做的工作。由于疏散及时，该镇南岳小学的绝大多数师生幸免于难，群众被集中到空地后，避免了因建筑损毁、余震频发造成人员伤亡的危险。

　　当时人们不知道，王晋是忍着何等的疼痛，“豁出命来”救灾的。地震中王晋的右腿半月板断裂，腿骨严重受伤。忙完指挥搭建帐篷、集中物资后，他才挤出时间安上夹板。接下来的3天时间，他走遍了灾情较重的4个村，拄坏了两根竹竿。最后，他是拄着滑雪场的滑雪杆坚持下来的。

　　王晋一直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忙碌着，直至5月21日领导和同事以绝食相威胁，他才来到四川省骨科医院住院治疗。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他的腿留下了后遗症。

　　不论是惊心动魄的抢险救灾时期，千头万绪的过渡安置阶段，还是艰巨繁重的恢复重建历程，“拼命”二字都是灾区官员身上的名片。

　　这3年来的灾后重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干部们的工作就是“5加2”、“白加黑”、“无法无天”，几乎没有法定节假日和星期天。

　　在灾后重建的前2年多时间里，汶川县映绵片区纪工委书记何光琼每天早上5、6点钟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地震很多天过后，经领导批准，我回了一趟住处，拿上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品，又赶紧回到工作岗位，前后不超过半小时。”何光琼说。

　　“爸爸，欢迎你下次来我家玩。”汶川县漩口镇原镇长王宇还记得4岁的儿子说这句话时天真的样子。那时，他正匆匆换了衣服准备赶赴单位加班。

　　广大灾区干部们的奋不顾身，换来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任务的圆满完成。今天灾区面貌的焕然一新、欣欣向荣，就是他们最好的慰藉。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我现在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办事一路小跑生怕跟不上。”

　　——张红苹(时任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30多年前，改革开放就是靠一大批改革官员的拼劲、闯劲和韧劲搞起来的。如今，社会各类矛盾尖锐复杂、各种利益纵横交错，同样要攻坚破难啃硬骨头，同样需要那股子闯劲、拼劲、冲劲。

　　2007年12月，仇和出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他“拼命式”的工作作风立马给当地官场带来了强劲的冲击。

　　“我现在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办事一路小跑生怕跟不上。半夜三更电话一响，又是转达书记的工作安排。”2008年，时任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红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感慨。仇和要求所有领导干部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着，他自己以身作则，并经常在凌晨一两点还打电话布置工作。一位市委常委说：“凌晨我才接到仇书记的工作安排，早晨6点半他又来电话，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敬业精神令人佩服！”

　　一连串整顿吏治的措施接踵而来，从公布领导干部办公电话和职务分工，到压缩行政审批时间，再到“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昆明官员颇有“危机感”。一名基层官员说，如今不像以前那样办事四平八稳了，加班加点，晚上经常开会，有时甚至到凌晨1时，“当官累啊，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越大”！

　　江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李连玉的行事风格也如出一辙。这名因十七大归来受到数十里“夹道欢迎”而备受争议的书记，要求下属每天工作16小时。他只要突然想起什么事情需要开会，不管白天黑夜马上就通知开会。他在任时，邳州官员没有节假日、公休日，还动辄被问责、罚款。

　　“拼命”官员的强势作风总伴随着争议，他们疾风骤雨般的行为搅乱了温吞的官场生态，实际是对潜规则的触碰和挑战。但仇和、李连玉等人也都被质疑滥用权力，这其实暴露了当前地方政府的现实法治困境。但对他们来说，“发展要只争朝夕，没时间等”。与官场议论和专家意见不同的是，民间评价这些官员“对党员干部比较狠”，但“到大街上问老百姓，说他好话的很多”。也有很多人说，欠发达地区没有这样的强势人物推动，地方经济根本无法发展，就如仇和对于宿迁、耿彦波之于大同。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不断地说，不停地咳嗽。咳出的血，他都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捏住，不让我们看到。”

　　——陈升涛(万源市委组织部干部)

　　近年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更是“拼命官员”的代表。他们中的很多人拼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2004年2月，安徽省财政厅主任科员沈浩被派到凤阳县，出任昔日以“大包干”闻名的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上任1月，他就把全村108户跑了两遍。村民杜永兰说，沈浩在小岗6个年头，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每一年春节都忙到大年三十才回家，年初三又回来一家家拜年。他租住在村民家中，床头贴着村民电话，大门从不上锁。房东说：“村里的大事小情、百姓疾苦，他都知道。”

　　沈浩夜以继日谋划着小岗村的发展，对自己身体出现的问题，他却不在意。“他有病总说忙完了之后再看，猝逝前一天，还在与三家企业洽谈投资。我们都觉得他是因为招商给累死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唏嘘不已。

　　官员中有这样一些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们不顾病魔的威胁，仍以顽强的毅力投入工作。前不久逝世的四川省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林森被群众称为“拼命三郎”。“今年4月12日，身患肝癌、肺癌的林森部长实在不能坚持在办公室上班了，就把各股室负责人召集到他的宿舍研究工作。从早晨一直到下午两点，他不断地说，不停地咳嗽。咳出的血，他都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捏住，不让我们看到。”回忆起这一幕，万源市委组织部干部陈升涛泣不成声。

　　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原南江县纪委书记王瑛在病情确诊后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日子里，除去十多次的化疗时间，都在工作第一线，有194天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和案件查处现场。她生命中打的最后一个电话说的是：“我今天到重庆治病。我们是重灾县，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不能有半点闪失……”仅仅4个多小时后，在距医院20分钟车程的地方，与癌症搏斗了两年多的她永远闭上了眼睛。

当官是苦命的活

　　当官是苦命的活

　　◎文_艾冰

　　“当官苦命？谁觉得苦就下来，让我当当试试！”这个命题一经抛出，网络上顿时一片“讨伐”之声。先别忙着否定，咱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故事，您再评论我说得合不合理。咱们不光讲故事，还试图为这些“苦主”们指一条明路。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面所反映的，也只是当今多棱官场中的一个侧面。

　　领导失误下属买单

　　典型案例

　　接了一个电话以后，某镇王镇长的心情烦透了。这个上级部门打来的电话说，由于工作人员统计弄错了名额，现取消部分“两参”人员的定补发放。(“两参”人员即参加过朝鲜战争等14次局部战斗，参加过核试验的人员。)

　　“名单都出文件确认了，不少‘两参’人员都已知晓。现在要取消，不是出尔反尔吗？”

　　王镇长向上级报告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相关人员意见很大、取消发放于政府的威信有损等。上级表示了歉意之后说，理解镇上的苦衷，希望镇上妥善解决。

　　果不其然，被取消补贴的老同志十分生气。王镇长和镇干部一起说明情况，百般劝慰，还请自己的老父亲出马安抚，才将他们的不满慢慢平息下去。

　　事实上，许多官员都与王镇长一样，经受着为上级失误“买单”的痛苦和煎熬。更有甚者一度进了监狱。

　　今年5月，广东省廉江市国土局副局长何耘韬因违规为房产公司办证提供方便，被判刑半年。实际情况是，何耘韬此举属政府决策。当时因会议纪要表述不明，国土局地籍股拒绝办理，何耘韬还与常务副市长发生争执，后在清理办的协调下，请示了市纪委后，何耘韬才签了字。最终，此事以廉江市检察院撤销诉讼，何耘韬官复原职而宣告结束。

　　各方出招

　　“何耘韬式”难题，反映了法律明规则与官场潜规则的冲突——明规则强调，要依法行政；潜规则强调，要依领导指令办事。故事中的两个例子，说到底都是“对上负责”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官员缺乏对上级说“不”的底气，上级明明有错，却常常理直气壮，甚至出了事一推了之。

　　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何兵认为，下级应该遵守上级作出的决定，法律规定如果上级的命令不合理，下级可以提出意见；官员遭遇何耘韬这样的事情，如果上级的命令明显违法，下级提出异议无效，执行后出现问题，应该实行问责制，追究领导责任。

　　如何让下级官员不再“很受伤”？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的观点是，要消减上级领导对下级官员的“合法伤害权”，以制度来保障下级官员的权利。客观地说，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和阻力显而易见。

　　过度考核疲于奔命

　　典型案例

　　处理完“补贴乌龙”事件，眼见快到年终，王镇长又在为考核的事情发愁了。上级对镇主要官员的考核，涉及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扶贫攻坚、就业服务、医疗保障、公路建设、安全生产等的完成情况，细化到具体项目，更是多达100多项。

　　“我们镇的人手非常紧张，还有几人被抽调到了县上。每年完成上百个考核任务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去年，创新工作就没有搞好。”王镇长坦言。

　　而邻镇却钻了个空子。头两年考核时，他们报的创新工作就是“实行群众信访代办制度”，去年，他们又以“实行群众信访代理人制度”上报，顺利过关。

　　“考核任务那么重，人手那么少，说不定哪天我也这么做了。如此‘创新’也是一种无奈。”王镇长说。

　　“迎考”也是一件苦差事。“年终考核时，各部门的考核人员都集中在那1个多月下来，有时一天要接待好几拨，晚上还要为第二天的考核准备材料，其他事情很难兼顾。”

　　在他看来，“考核过度”使自己疲于奔命，变成了为考核而工作。就像是一个受应试教育的学生，“不停地为了应付考试而答题，却很少思考为了什么而学习”。

　　王镇长的话道出了很多基层官员的苦衷。媒体曾报道，有基层官员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了“迎考”和开会上。与此相呼应的是，2009年，《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等媒体在全国调查了105名县级、乡镇党委、政府官员，在回答“工作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时，30.5%的官员选择了“政绩考核压力大”。

　　各方出招

　　考核本是为了促进工作，但考核过多过滥之下，除了助长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外，甚至还可能滋生腐败。更有少数官员为了“政绩”不顾实际地拔苗助长，留下一屁股“民生债”。

　　一些地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为官员“减负”。2009年，广东在对全省356项面向乡镇(街道)的检查考核项目进行清理后，撤销其中的327项，只保留29项。宁夏吴忠则变“流水考核”为“综合考核”，以往由几十个部门进行的对市级部门、乡镇进行的40多天的考核，市委组织的考核组仅需半天就能完成。

　　建立科学的官员考核体系既需要精简考核名目，更需要从方式方法上进行改革，提升考核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广东省韶关市委党校副教授刘意提出，要改变以往由上级闭门造车确立指标、下级执行的状况，让下级官员根据部门工作性质、难度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等自提指标，上级逐一核实判断是否妥当，最终由双方共同敲定。确定后进行公示，无异议则据此进行考评。

　　专家认为，更重要的是，考核双方都应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只有这样，才能还原考核的初衷，以考核提升工作质量，促进长远发展。

　　维稳压力苦无处诉

　　典型案例

　　这天中午，王镇长和镇党委书记启程赴县城，准备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刚走到一半，在家镇领导就打来电话：“村里报告，刘某不见了。”

　　刘某是当地有名的“闹访专业户”。2003年，他工作的某县属企业破产。安置费是按照文件发的，可他总认为补偿标准太低，从此走上了上访之路。

　　按常理分析，刘某“失踪”应该与当地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有关。王镇长连忙向上面通报。果不其然，很快就有民警发现刘某在会场周围活动。王镇长一行赶往现场时，刘某正与几名民警僵持不下，旁边还有不少围观的群众。忽然，刘某双腿跪下，声泪俱下大声喊道：“我要给县长交封信，他不接我就跪在这里。”

　　众人拉的拉，劝的劝，费了1个多小时，才把刘某劝上了一辆面包车。那边，村组干部和“维稳责任人”已在公路分岔口等候。把刘某送回家后，还要安排人进行“贴身盯防”。

　　“我也知道这样做只顾得了一时，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我们也有苦衷。”王镇长说， “维稳是硬任务，出了事一票否决，层层追究下来，大的小的(官员)都脱不了干系。”

　　王镇长坦言，现在上访的情况复杂，有的是地方政府失误在先，有的是政策原因造成的，也有漫天要价无理闹访的，但上面往往不管那么多，只要有人去，就打我们的板子。

　　目前很多地方的信访维稳走入了一个怪圈：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只是想办法把问题按下去。最后，层层压力都堆积在基层。“盯防、截访，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让我们身心疲惫，这是一种苦。还有，有时明知很多上访户有苦衷，却无力解决，还要苦口婆心劝他们回来，这难道不是另一种苦吗？”王镇长说。

　　各方出招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做好包括信访维稳在内的维护稳定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官员维稳的同时，也要正确认识矛盾背后的深层问题。

　　有专家受访时称，大多数人上访是因为地方政府失误在先，只有改进工作，保障公民应有的权利，才能将闹访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所述，“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不久前表示：“现在一提维稳就是社会刚性维稳，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从今年开始，国家强调民生和收入分配改革，很多惠民措施基本上都在落实了。”她认为，也不必过高估计危机的发生，要以容忍的态度，用协商、妥协的方式增进共识。

　　对官员的具体维稳责任而言，也应该按照事件的性质进行清晰划分和明确界定。属于官员工作失误行政失当的，该问责的就必须严厉问责；而不属于官员本身责任的，或是超越其处理范围外的，如政策性原因，就不能乱打板子。对于个别违法闹访的，要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

　　为何挨骂的总是我？

　　典型案例

　　翻开王镇长的工作日志，简略的记录勾勒出他一天的忙碌：“早7：30，召集村“两委”和工程负责人、村民代表开会就路面污染事宜协调；11：00，处理两村争水源引发的纠纷；14：30，开镇党委常委会；16：00，到办公室修改报送县上的经验材料；17：00，到工地检查重点项目完成情况；18：00，接待老上访户；19：00，继续修改材料……”

　　忙完公务，王镇长回家已近晚上9点。忽然接到电话，某网站刊文报道了镇上两村的水源纠纷。他赶紧上网查看，文章最后借村民之口指责“相关部门不作为”，笔锋指向了镇政府和他本人。

　　“这是多年遗留的老问题了，我们已经拿出了引进水厂的方案，怎么能说我不作为？”王镇长很不满。和他持相近看法的不在少数——重庆去年在1000多名官员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2%的人不能接受“网民嘲讽”。

　　更让他不解的是，现在社会上但凡公务员与他人发生冲突，有些媒体和网民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就开骂，一个很寻常的民间纠纷都会因为一方的官员身份被大肆炒作。而事件曝光后，不管他们是否有错，领导往往认为影响了本地形象，也对他们施压，让他们备感憋屈。

　　“现在社会上一些人确实有‘仇官’心态，说话很难听。事实上，多数公务员权小责任大，兢兢业业安守本分，辛苦不输绝大多数人，为什么要戴有色眼镜看人呢？”王镇长说。

　　各方出招

　　不少人认为，当前官员主流是好的。网络上的一些评论之所以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才是深层原因，也反映了政府公信力亟待提升。尤其是基层官员，身在权力结构金字塔的底层，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很容易成为“出气筒”和“替罪羊”。不过，官员也需要正确看待媒体报道和公众监督。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看到很多网民骂我，把我说得一塌糊涂，当然我也看到挺我的。”汪洋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网络最大的好处就是这样，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诉求，“我们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正确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骂我们的意见”。

　　据新华社记者王甘武观察：从个案来看，媒体对官员的负面报道极少有完全违背事实的。一名知名时评人更坦言，媒体反映的问题以前早就存在，只因当时透明度低，公众不了解。现在发达的舆论，给了官员反思权力边界的机会。

　　怎样才能让官员少挨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认为，“公开”是一大良方。“政府活动越透明和公开，就能规避和解决来自社会的不公正的批评。”白智立说。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霓认为，官员应该多一点‘公仆情怀’，进而在理念和行动上，对权力存一分敬畏之心，对群众多一点服务意识，苦、累、冤的感觉也会大大减轻。

当官是授命的活

　　当官是授命的活

　　◎文_水风

　　官员权力谁给的？

　　相信但凡为官者，都有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最高大法《宪法》的明文规定。但现实却不尽然。比如在贪官忏悔时，我们就经常听到他们说，“忘记了‘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的’”。

　　这些人真的忘了吗？他们为什么会忘？只是他们忘了吗？怎么才能让所有人不能忘？

　　权力观一错，误终身

　　“我错误地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虽然是党和人民给的，但同时也是自己多年勤奋工作的结果。因此，我在用权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觉得该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点私利。加之受社会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观念的影响，认为应该抓紧时间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这段话摘自湖北恩施原市委书记吴希宁的狱中悔过书，也揭示了所有贪官的“通病”：权力观一错，误终身。因为腐败最本质的表现就是以权谋私。

　　一些官员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权力到底是如何“到手”的。所以一旦有了一官半职，就忘乎所以，云里雾里。比如，有的人觉得权力地位是自己奋斗来的，“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捞”；有的人把职位归结为上级领导的赏识提拔，上级是权力的源泉，一味唯上媚上，甚至以为不管如何胡作非为，只要上面有人就可以万事大吉；还有人不信苍生信鬼神，认为权力是因为个人的造化或者神灵庇佑，热衷于占卜算命求神拜佛。

　　错误的思想从何而来？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官本位”，在不经意间植入我们的思维深处，上述几种不过是其中“恶性曝光”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残留在社会大脑皮层的枝枝蔓蔓，影响着大众的思维习惯，虽不起眼，但有一点相同，都忘了权力的本源。

　　前段时间，沈阳市民送工商“不作为锦旗”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其中一个细节是，因为看漏了字会错了意，所长笑纳，表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撇开这名所长的眼神问题，其反应纯属条件反射，反映了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习惯性逻辑思维——政府(领导)为人民做了事服了务，人民来感谢政府(领导)。这种思维如此根深蒂固，以致赵作海蒙冤11年出狱后还在不停地感谢领导。这个逻辑该不该成立？

　　百年辛亥，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开启了现代民主共和的新里程，天下为公替代了天下一尊。龙椅撤掉了，官员就不再是“代天子牧民”而是授命于民，不再是为民父母而是为民公仆。既授命于民，就不应该是高高在上而应该俯首为民；既授命于民，为人民服务就不是功劳而是本分。

　　且听温家宝总理的回答。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在一次座谈中，河北一名村支部书记“代表广大农民兄弟向总理当面表示感谢”。温总理听了，“心里感到很不安”，说，“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应该对人民负责。我们做得对的、干得好的，那是我们履行职责，应该做的；我们做得不好的、不对的，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修正错误，改进工作”。

　　温总理的话说得明白，道理透彻，但如何让理念成为信念，使官员从心底认同并共奉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则是一个需要继续努力的问题。

　　授命的本质是民主

　　“我是一个县级市的基层官员。贵州瓮安、云南孟连事件后，大家骂我们不为人民服务，只为领导服务。这是实情。国家法律规定，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但问题在于，现在权力是掌握在领导手中的。我们的一切，从升迁到工资，都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得罪了百姓，他们顶多骂我们几句，得罪了上级领导，我们的前程就没有了。”

　　这一则帖子在网络流传甚广，争议很多。其实，发帖人的身份是否基层官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反映了某种客观实际，而这种客观实际与我们制度设计的初衷有一定距离。比如，我们的制度设置是，提拔一级地方行政官员由上级党委提名，经当地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对人大负责。对人民负责与对领导负责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现实中两者的交集却小得多。

　　“我们的问题是，人大的监督力度不够，我们很少听到人大弹劾官员的消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说，“现在有些政府让老百姓不满意，问题并非出在行政体制上，而是人大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刘素华则认为，“干部不能单纯由上级任命，必须要引入基层民主考核机制。上级意志不能成为官员升迁的唯一决定因素，这样官员就不会只唯上了”。

　　因此，授命的本质是民主。要让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就需要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激活，使相应的渠道变得足够畅通，让民意在官员选拔任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官员有强烈的“命运被人民所决定感”。只有当“得罪了百姓，我们的前程就没有了”成为官员们的条件反射，授权于民才算真正落地。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扩大民主选举、加强民主监督方面的积极探索。如乡镇一级的公推直选在今年地方换届中已然遍地开花，“海推”提名在四川本轮市县乡一级换届中大面积采用，江苏“公推票决”市委书记差额选拔“3∶1127”更是备受关注。这次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中央专门强调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真正体现广大党员意愿。

　　传统官员考核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层层考核如何吸纳自下而上的民意评价，也是“权为民所赋”的题中之义。南京市出台的《关于开展郊区县镇街分类考核的实施办法》，在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明确要让群众参与评价。广东创新发展评价指标和政绩考核办法，注重群众满意度，对一些定性指标的考核，积极探索建立公众评估体系。民意进入考核机制带来的最显著变化，便是引导官员树立“眼睛向下”的观念，真正让“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满意不满意”成为衡量我们的改革措施和行政行为是否正确的标杆。

　　当前，以网络问政、微博论政为代表的新媒体监督力量勃兴，推动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民主监督上了一个新台阶。还是毛泽东那句著名论断，“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官员如何对待公众的监督和批评，不仅是个人的胸襟气度，更是一种必备的政治修养和执政素质。

　　当官是授命的活。让官员的奋斗追求与人民群众的福祉紧密结合，让官员的辛苦指数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标紧密相连，让官员的命运与人民群众同进退，这就是授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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