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姚振华 万科 解禁日期:老城纪事：惠福路，前人留下的绿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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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荣
1921年4月5日植树节,陈炯明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前植树
广州的惠福路，绿树成行，在炎热的夏天，像撑开的大伞，给行人带来阴凉。这条路，是广州的先辈留给后人的礼物，他们把阴凉留下造福子孙。
广州的建设者都知道，《国语》提出的“列树以表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开驿道规定路两旁
种树，明确了“以荫行旅”。唐代宰相张九龄，下令修驰道：由江西，过梅关直至广州，也要求“两旁植青松”。民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重视植树造林，在公元1917年（民国六年）7月，南下护法，在广州就任临时大总统，次年，提出建设中央公园（即现人民公园），首先采用英国园林对称式规划。继而建立园林队伍，据历史资料记载，有职工54人：其中工人43人；技术员2人。负责路树种植的8人。据园林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技工林岐等回忆，当时的工棚，就搭在中央公园正门内的西侧，只有一辆大板车和一些锄头、砍刀等工具，每人一顶竹帽和一件蓑衣。没有苗圃，路树的苗木，主要靠自己在古老的大榕树截下较粗的枝条，直接扦插到要种路树的道路的人行道上。这种工作，一般在每年春、夏之间进行，种完后，就到贩运出售猪鸡牲口的东堤栏口，捡他们丢弃的、用竹织的猪笼，罩在新插的树苗上，即作为树木的保护支架。
种路树在民国10年（1921年）开始的，当时的市领导认为：惠福路在城市的中间位置，两边基本没有骑楼，人行道接近5米宽，东西两端邻近大佛寺、五仙观、长寿寺等古刹，东西向道路，太阳整天直晒，应该种路树，于是惠福路成了先行点。由于苗木不足，扦插成活率不高，不断补种，持续了三四年才完成。因此，树木参差不齐，大小不一。但大叶榕这个树种粗生快长，易于管理，冠大荫浓，路面不宽（约14米），很快交柯覆盖，成为广州市较好的绿色通道，降温、遮荫效果不错。但由于路两旁的建筑物、人口不断增加，树木日长，影响通风、采光，每到梅雨季节，房屋内湿度大，居民的物品、衣物等易霉变，人们易患感冒、风湿骨疼、肺结核、皮疹等疾病；台风季节，树木的枝丫常刮坏瓦面，甚至砸塌房屋和伤人。从惠福路取得成效后，市政当局逐步向南沿珠江的长堤，到东面的白云路、大沙头、八旗二马路；向北的大东门、越秀北、长庚路（今人民北路）；西面的芳村部分堤岸等路段扩展，品种绝大多数为细叶榕，形成一片绿树婆娑的南国景观。
1932年广州曾进行路树的统计，每条马路都派人去数，不漏一棵，结果非常细致地罗列出来。如，莲塘路有110棵，全是石栗；应元路150棵，全是有加利；多宝路有461棵，其中银桦227棵；六二三路128棵，其中细叶榕58棵，石栗32棵，楹树38棵……当时广州路树的种类还有：相思、桄榔、黄槐、秋风等，种类不算多，结果在这年大规模补种，如执信路原没有树，一下补种280棵石栗……这种细致的工作态度，也为以后的绿化事业提供非常大的方便。
解放后的1951年，在全市43平方多公里的建成区普查，有较大的树木5200多株：其中路树2200多株。主要品种：大、细叶榕，其余少量石栗、合欢、桉、白桦、桐和少量榕榈共10多个品种。（据历史档案记载，1921年至1949年全市种路树5970株，成活和保存率三成多，而且还有部分路树是群众自发种植的）。到上世纪60年代初，园林部门进行了一次强修剪、整形、加固；1975年10月6日，广州经历了解放后第一次有破坏力的强大台风，全市被刮倒和严重损坏的路树达5万多株：惠福路不当风口，吹倒的不多，但大部分枝干被吹折，专业园林队伍清理了10余天，显得冷落萧索，加上是亚热带树种，板根，如生长空间容许，树冠到哪里，根系必到哪里，损坏道路路面和房屋基础，因此，曾向市领导请示：拟全路更新改种。当时主管领导林西副市长批示：数十年大树，基本成荫，应保留；死一株，换种一株，换种的苗木，要用大苗。这样，才得以把树补上。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立志把广州建成“花园都市”，在市区广施绿化，使“城市俨如一个大公园”。这个目标在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中，正逐步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