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学者谈44年国军豫湘桂惨败：蒋介石应承担主责(5)

豫湘桂战役之长衡会战

    5月初，军委会所作情报分析仍误判日军在黄河北岸只是3万多人的局部攻势。2日，军令部第二厅针对4月24日汤恩伯转何柱国关于日军“此次敌调兵甚多，范围亦大，对我野战军必有一番打击”的情报，以及24日蒋鼎文关于日军有10万以上兵力、将在5月上旬发动总攻，以便打通平汉线的报告，仍不确定参加许昌会战的日军兵力是否强大，尤其是在直到29日日军仍无强大攻势的情况下。第二厅提出了以下自认合理详细的情报分析：

    （一）“黄河北敌集三师团说已证实不确，渡河攻洛企图目前尚未显著，惟敌渡河材料丰富，准备已久，可能随时实施，然此亦早在我一战区长官部注视防备中，汤副长官对当面之敌应放胆作战，勿顾虑该方面。”

    （二）何柱国与汤恩伯“所报敌此次调兵多，范围大，证以情报则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已他调（第三十五师团已在帛琉岛发现），最近在郑州附近与我作战者仅发现第一一○师团及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五独立混成旅团，第四骑兵旅团各一部，可能有第三战车师团（原在包头，前有转调讯，近因连日敌在平汉路多使用装甲车、坦克车）一部，并无新增部队番号，何（柱国）电所报似敌人反宣传刺激神经之作用”。

    （三）“证以连日战况及敌由许昌转向西南襄叶之行动观之，敌之企图似专为打击我野战军。随战况之进展，敌可能再与信阳皖中之敌呼应并进，打通我平汉路（因地形及装备均不利于我军），尔后如华中华南之敌继续蠢动，可能进攻我粤汉线，但就作战所需时间研究之，成功必须在六个月以后，敌如以今年对我决战，时间上绝不可能，即使敌完全打通平汉粤汉两路，亦不过击破我兵力一部，绝不能称为决战……因盟国军事上有连环性，亦难达其战略上之决战目的。”

    （四）“历观汤副长官迭次来电转报何柱国各项建议，颇有先入之感，在精神上似已受其理论之支配，故对当面敌情不能随时作正确之判断及了解，本部对其作战已随时指导纠正。”

    第二厅又因此前误判由东北调来开封的日军不过3万人，推论日军总兵力无法达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其目的是打击野战军。其理由如下：

    （一）现郑州附近作战者除第一一○师团全部外，其余均系由华北战场零星抽凑而来，其总兵力实不足达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惟敌军获得新郑密县一带立足地后，有继续保持作其尔后攻势准备地区之可能。

    （二）打通平汉路时使用之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最有利，现均已据报他调，另由东北抽调兵力之说虽传播甚久，惟迄无证实条件。惟国军情报机构尚未臻灵活程度，但证明以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他调之事实，目前似无打通平汉路之情理。

    （三）敌如打通平汉路，以南北对进为有利，但信阳以南敌兵据报现仅约2万，并无“行动征候”。所以，蒋鼎文所报日军5月上旬总攻的判断，“尚难符合”，“须再待情报证明方能断定其企图如何”。

    （四）蒋（鼎文）电称日军5月上旬总攻，现郑州附近已开始作战10日，如待至5月上旬再发动全部攻势，似有逐次使用兵力作战之不利，与原则违背。

    （五）衡以敌军在豫中目前态势，如继续西上攻略洛阳，适暴露其侧背于汤兵团有被侧击歼灭之虞，倭寇行动一惯慎重，必不取此，如尔后将我军压迫于登汜（登封、汜水）山地后，以一部牵制，移其主力，由平汉路正面平坦地带南窜，与信阳附近之敌呼应对进，搜寻我野战军主力，施行逐次打击，则我军因防阔兵单，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

    第二厅还针对法国军事代表团翁布朗中校4月27日当面向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所提“越南方面极可靠之情报，倭寇企图开始打通平汉、粤汉两铁路”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

    （一）倭寇打通平汉、粤汉两路，代替江运海运时，应由郑州信阳及岳阳广州等地对其所需之兵力时间与价值等……已先后作项目详细研究，并已拟具对策准备实施。

    （二）敌近在郑州一带发动攻势已10日，所用兵力不过3万人，信阳方面最近亦无兵力增加及积极行动之表现，并就敌最近抽调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他去，未增加新兵力等条件观之，目前似无即打通平汉线之征候。

    （三）广州方面最近敌军并无新增，武汉方面敌兵增集转调之讯，近来虽不一致，惟目前尚无条件可证明敌人确已增加，按目前情况研究，敌人似亦无打通粤汉路之可能。

    （四）敌寇军事行动向能保守秘密，此种重大企图决无在越南宣泄之理，就当前世界战局观察，敌寇主战场当在南洋、印、缅方面，增强兵力，尚有兼顾不及之苦，如抽兵对我作战实有本末颠倒之感，判断法人此种情报似为敌寇一种反宣传之眩惑作用，是否打通平汉、粤汉两路，须另待确实情报证明之。

    蒋介石看到上述报告后，批示“可”，并加注“似为敌之神经战”。(100)

    军委会上述情报分析中，正确判断日军从中国抽兵至海外，以及平汉路南段与粤汉路均无足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兵力，并批驳蒋鼎文关于日军将于5月5日同时发动平汉路南北对进与进攻洛阳的错误情报。不过，关键性的误判是，认为即使日军目标是打击野战军与进攻洛阳，也是人数不多的局部攻势。造成这种误判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汤恩伯部认为，蒋介石与军委会误判黄河沿岸日军兵力，是因为忽视日本对苏联妥协后从伪满抽调大量防苏兵力入关。(101)《蒋介石日记》在5月底也记载“倭俄”成立“军事秘密之协议”后，“倭寇大调东北防俄部队南下，三月以来足有五十万之众”。(102)因此，直到许昌战役前夕，由于日军战车师团与从东北来的后续部队大多未加入黄河沿岸战事，蒋介石、徐永昌与军委会均忽视了蒋鼎文与汤恩伯关于日军人数较多的情报，并质疑前线部队的情报夸大。

    其次，军委会判断已调离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不仅担任了日军17日从中牟渡河主攻的任务，渡河后又数度与国军交战，并成为30日攻击许昌的主力之一。(103)汤恩伯部前线部队在与日军作战的10多天时间内未尽到查证责任，使得军委会不知日军中有精锐的第三十七师团。

    再次，蒋介石等中央军委会要员在缺乏情报来源、怀疑前线部队的情报数字夸大的情况下，对豫中会战的日军兵力估计过低，并认为蒋鼎文、汤恩伯与何柱国等前线指挥官被“敌之神经战”所误导。故蒋介石寄希望于许昌的阵地抵抗战，配合精锐部队侧击日军，里应外合，从而挫败日军打通平汉路的战略目的。

    但是，蒋介石、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在豫中会战前均已知道日军从伪满增兵入关。作出误判的原因是蒋介石与军委会误以为调离伪满的日军数量不会很庞大，而且大部已由华北转调海外，因而认为蒋鼎文报告的较大数字，有如过去前线部队常见的夸大失真（下节将作说明）。既然华北日军兵力不足，当然不可能那么早发动大规模攻势。

    4月30日，日军以飞机配合战车部队强攻。5月1日，许昌陷落，国军伤亡惨重，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等多名中高级军官殉国。日军还强攻郏县与襄城等地，局势对国军很不利。(104)2日，蒋介石改变了原先在许昌一带与日军决战的计划：“指示河南作战方针，本拟在禹县决战，因前方军队散漫，恐不能予敌打击而反引起洛阳之危机，故决避战，将主力撤至山岳地带。如此虽不能阻止其打通平汉路之企图，但可使之不能如计修复全路，以我豫西主力正在其侧面也。”(105)蒋之所以命令将“主力移至山岳地带”，是因为许昌败仗后，就战术而言已失去了以阵地战结合机动部队侧击日军的机会。保存主力，方能有力地阻止日军打通平汉路。

    但是，蒋介石作出保存主力的决定为时已晚。许昌沦陷后，汤部“发觉敌人大规模进犯，以骤然方式对我迂回袭击之时，始频频调动部队弥补，已噬脐莫及”。此时各指挥部及部队之间在移动时已中断通讯。(106)日军配合战车与骑兵部队，进至许昌西部的禹县、临汝、登封与郏县等山区地带，捕歼第十三军等部，来不及撤退或在撤退时造成纷乱的汤部主力面临惨败。例如，郏县守军在3日凌晨撤退时，遭受重大损失。(107)蒋介石又“不明前方部队情形及其之不佳，只令其集中决战，而不知一经撤退无法收拾”(108)。包括第十三军等部在内的国军，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突击下“丧失决战意志”。以“尽量避免决战，以减少损害为原则”的国军，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惨重损失。(109)

    蒋介石与徐永昌等军委会要员及其幕僚，在3日至4日才确定日军自黄河北岸发动超出预期的大规模攻势。而在3日，徐永昌仍误判“已悉渡犯敌人第一线仍不过三万几千人”(110)。4日，蒋介石已知“形势险恶”(111)。6日的《敌情周报》确定日军的作战目的是歼灭汤恩伯部，并认为豫南日军北攻时，“豫中之敌似有与豫南之敌相呼应夹击我野战军主力”。13日的《敌情周报》确定渡河日军人数“约四个师团强”（超过8万人），更加明确“其企图似在围歼我野战军主力”。(112)此时日军围歼溃散汤部告一段落，豫中会战的重点转移至洛阳的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