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为何连续涨停:拆城墙那些事儿

　　1918~1921

　　城墙佚事

　　拆城墙启动

　　曾经在这个城市绵延的城墙，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只用了三四年时间。

　　广州的文史专家叶曙明告诉我们，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号称华南最繁华商业城市的广州，只有一条可以行车的马路，就是长堤，全城的公共交通工具，除了轿子以外，就只有100多辆人力车，所行走的路线，也只限于从大沙头至仁济路口，全程共分四段，每段收费一分二厘银。

　　在这种背景下，拆城墙就不仅仅是一项市政工程，更表达了广州追求进步的决心和勇气。城墙在当时被很多人看成是旧势力的象征，而拆城墙就是破旧，筑马路就是迎新。

　　清末岑春煊督粤的时代，拆城墙、修马路的构想第一次被提出。据说最初的设想，是把长寿寺的城墙封闭，改建成自来水塔和戏院，然后开一条马路，路两旁全是商铺。也有人提出把沿江的城墙拆掉，建成大马路。

　　不过，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思想保守等因素的制约，拆城墙的想法并没有马上被付诸实践。

　　1912年1月，辛亥革命结束，广东省署发布了《粤垣预备拆除筑路布告》，认为民国新立，“振兴商务、整顿交通、实不容缓”。当时的广东都督胡汉民采纳程天斗的建议，设立工务司，专门负责拆卸城墙、拓宽街道的事宜。革命党人的态度虽然很明确，但拆城墙也是需要钱的。当时新生的政权根基未稳，为筹军费已经焦头烂额，不可能挤出钱来搞市政建设。

　　另外，广州旧属番禺、南海两县，虽然贵为省府所在地，却没有官员或机构具体负责。于是拆城墙的事一直“预备”，这种状态持续到1918年。

　　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在育贤坊禺山关帝庙办公。市政公所成立的初衷就是开城墙修马路，其成立后发布的《第一号布告》称：“近世城垣，已如古代兵器，无存在之理由。广州老城新城，尤为天然障碍。辛亥鼎革之初，早经议拆，今当赓续实行，廓而清之。然后一切交通，方右措手。”轰轰烈烈的拆墙筑路工程，终于鸣锣开幕。

　　拆城墙遭遇“钉子户”

　　马路从原来的民居中间穿过，必然要拆掉一些房子，许多人要搬家，于是也就有了一些吵吵嚷嚷的抗议声音。拆城墙工程最先从西门开始。因为西关是商业中心，打通这里的道路，有利于扩大商业中心的范围。但工程却遭到了西关绅商强烈反对。

　　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城内是官府的地盘，而西关则是商人的地盘。商人们担心，如果城墙一拆，城内的政治势力就会长驱直入，干扰到独立的商业发展。

　　商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在那个年代，广州作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各方势力轮番登场，一会儿陈炯明当政，一会儿桂系军阀掌权，北洋政府还时不时嚷嚷着南下，社会很不安定。在这样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这些从不过问政事的商人们如临大敌，他们在文澜书院设立了抵制拆城墙的指挥部，不断开会商量对策。他们组织了很多抗议活动，但并不能打消政府的决心。很多人还没搬走，他们的房子已经被政府拍卖了。当时有人在西瓜园（今广州日报社）贴了一副对联：“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拆城明日迁。”

　　拆西城墙拆出了满天星斗，但拆东城墙却一帆风顺。

　　叶曙明告诉我们，这和当时东山一带的地理环境有关系。那个时候，沙河的农民要卖菜或购买日杂用品，都是走牛头庙、东明寺、东较场，从大东门（真正的名字叫正东门）进城的。车马往来多了，原本的羊肠小道，渐渐变成了阳关大道。据前人记载，每当春天来临之际，东沙马路上，“好作郊游者，咸趋是焉。帽影鞭丝，络绎不绝”，商人在沙河墟旁开了一家酒肆，名为“息鞭亭”，方便游人征逐。昔日士女踏青紫陌、斗草芳丛的热闹情景，那些梦幻般的欢笑，那些随风而去的倩影，就这样，留在了那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拆掉大东门就变成了附近居民的人心所向。城外的老百姓不仅不抵制拆墙，还盼望着能把这堵墙除掉，以便沾一沾城里的文明富庶之气。城墙拆除后，交通也方便起来。政府机关（咨议局，在今烈士陵园博物馆）、教会等相继来到这里买地建房，这一带开始繁华起来。

　　越来越多的华侨也选择在这里投资房地产。他们兴建洋楼，古朴典雅，带着浓浓的欧陆色彩，成了民国初年那批有过国外生活经验，受过西方民主思想洗礼，抱着肇创共和胸怀的革命官僚的至爱。他们纷纷迁入东山，或租楼或购楼。这里便渐渐成了广州权力的后院……此乃后话。

　　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有两个人在拆城墙的过程中，功不可没。虽然在那些反对拆城墙的人心目中，他们在当时的名声不怎么好——一个是省财政厅厅长杨永泰，另一个是省警察厅厅长魏邦平。

　　杨永泰是当时广州的“财神爷”，为了拆除城墙，他亲自出马，多方筹措经费。当时西门附近的居民以八旗人居多，民国后旗人地位十分低下，筹措拆城经费即由变卖旗产着手。当时的旗产有四种：衙署所属的马圈和马房、空地、群房（旗人吏员房屋）、旗街房产。前三种分期开投，价高者得。西瓜园后来以最高价卖出。旗街房屋是建于公产地皮上的私屋，屋主须一次性交租“捐免”，再发给地照。市政公所在两年多时间内之所以能筹齐前期工程的经费，均由变卖旗产所致，省库没有拨出一文钱。

　　警察厅长魏邦平在政治上是出了名的滑头，但在市政建设上，却旗帜鲜明，而且“心狠手辣”。他首先规定沿线住户在限期内一律迁出，否则由警察持挠钩套索督拆，敢有违抗者，即以武力弹压。按照规划，文德路要穿过万寿宫（今市一宫），也就是当时的“复礼师范”，是广州孔教会的所在地。一班遗老遗少如丧考妣，捶胸顿足地哭喊“如果拆万寿宫，誓以老命相拼”。魏邦平二话不说，亲自率领一队警察，把万寿宫包围起来，铁笔、锄头、斧子、大锤齐下，砖石横飞，墙倒柱折，顷刻之间变成通衢。那些遗老遗少们也没有以老命相拼，而是悄悄地把孔教会搬走了。

　　破城而出新广州

　　大马路上开汽车

　　对于改革派来说，拆城墙只是改造广州计划的一部分。1918年之前，在各派军阀的轮番统治下，广东经受着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桂系军阀为筹集巨额的军费，不惜开放烟赌，造成广东省“烟草遍地，赌馆满街”的局面。广州也成为全国大城市中数得着的“落后地区”，曾被郁达夫形容为“乌烟瘴气”。

　　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在拆城墙的同时，开始修马路。当时修的马路分为三等，第一等是100英尺（约合30米）宽的，第二等是80英尺宽的，第三等是70英尺宽的。很多马路都是用水泥浇筑，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很上档次的材料。到1921年城墙基本拆除完毕，广州城已经拥有汽车近200辆。

　　拆街闸装路灯

　　在拆城墙之前，广州进行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拆街闸运动。那时广州市内全是狭窄的街巷，由于治安不好，所有内街的街口都筑起街闸，入夜就关闸断路，不准通行。马路也没安装路灯，除了几个商业中心地带，入夜便漆黑一片，如同鬼城。

　　民国以后第一任警察厅长陈景华觉得大街小巷都筑街闸，是警察的耻辱，于是一方面加强警巡，另一方面勒令市民拆掉街闸，并在各个路口安装电灯。当时受到商民抵制，他们怀疑警察维持治安的能力。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举措，实属市政建设中意义深远的一步。

　　1920年，粤军回粤，赶跑了桂系军阀。孙中山在广州重建了革命政权，并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辛亥革命后，陈炯明曾当过短期的广东都督。那时他就发大愿要拆掉全市的街闸，给马路装上路灯，并且把惠爱路（今中山四路至中山六路）修成一条60米宽的标准大道（比现在的广州大道还要宽5米）。而当时城内街道的宽度，大都在15米以下。

　　由于政治形势所迫，陈炯明后来离开了广州，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改造广州的念头，1919年在漳州时还曾探索着进行城市改造。重新主政广州后，他对市政建设方面的想法已经比较成熟，于是便开始有条不紊地推进。陈当时的市政建设思想，现在看来也不乏先进之处。后来陈济棠主粤，也是沿袭了陈炯明的建设思路。

　　全国第一个“市”

　　1921年10月，当时的社会知名人士黄炎培作为江苏省的代表，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教育会第七届联合会。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除了开会，就是探寻广州市的新发展、新变化，并将这些变化写成了《一岁之广州市》出版。书中向我们描述了广州方方面面的新风气、新举措：

　　广州于1920年成立市政厅，取代此前专门负责拆墙筑路的市政公所。而在之前，广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城内由番禺、南海两县分管，一般人们只把广州叫“省城”，文人书信中也称“省垣”。市政厅的成立，使广州成为全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市”。

　　在政府建制方面，广州向美国学习，在市政厅下设立了财政、公安、卫生等六个局和审计处。不光当时的市长孙科是美国留学生，六个局中有五个都是美国或日本的留学生，各局的课长、课员据传80%都有留洋背景。当时公布的《广州市政条例》，也是这些人在综合研究了欧美国家的城市管理制度后仿照制定的。

　　在城市建设上，市政厅不仅继续进行拆城墙、筑马路的工作，还着手整修年久淤塞的六脉渠。他们引入欧洲的建设模式，把广州的各大官署集中搬迁到新修建的行政公署中枢区，用地缩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市政厅依靠强制力量推进广州的卫生事业。政府在群众中开设卫生教育课和洁净课，设立卫生标本陈列所。他们把全市分为八个区，每区以五人管理，分别负责调查当地的卫生状况并逐日上报。当时市区内的清道夫也达到了创纪录的800人，街道的清洁程度在国内城市中位列前茅。

　　广州较早制定了《施行义务教育暂行规定》。要求每个学年开始前三个月，教育局会同公安局对市区内的学龄儿童进行调查统计，编制学龄簿。父母或监护人有义务让适龄儿童入学，老板不得阻碍受其雇佣的孩童上学。

　　在政府的扶持下，广州的公用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电力公司、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等都以商办的形式发展起来。

　　古代城墙

　　今何在

　　城墙：广州明城墙的位置，简单说来就是北至越秀山，西至人民路，东到越秀路，南达大德路、大南路、文明路一线。

　　按照这样的路线，我们开始寻找那些已经消失不见了的城墙。

　　人民路上很难找到当年城墙的影子了。转到大德路上，也没见城墙，走过大南路、文明路，从省博物馆往北拐，就来到了越秀中路上。路的东侧紧邻着东濠涌，越秀中路应该就是在原有城墙墙基上修筑的，路面到涌边有一个明显的下坡，一些略显破旧的民房就密麻麻地挤在下坡上。

　　城门：广州曾经有18座城门，它们分别是旧城8门，分别是正北、小北、正东(大东)、正西、正南(大南)、定海、文明、归德；外城5门分别是太平、五仙(明代名五羊)、靖海、油栏、竹栏；新城3门分别是永安(小东)、永靖(东便)、小南。另水门2座是东濠口的东水关和西濠口的西水关。

　　时至今日，这些城门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一些马路的路名，窥到当年城门留下的痕迹。比如靖海路原有靖海门，大南路原有大南门，文明路原有文明门。登峰路本名小北路就因原有小北门，人民南路本名太平南路就因原有太平门。北京路本名永汉路，是因原有永汉门，而永汉门本名永清门，因辛亥革命后把“清”字改为“汉”字，到辛亥革命元老胡汉民去世，把它改为汉民路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