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平板相册怎么加密:踏浪寻海珠江行

    一座遥望大海的城市
    广州是属水的。
    是珠江之水，南海之水，孕育了这座充满智慧和活力的城市。许多初到广州的游人，站立于密集的高楼大厦缝隙里，在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之间，茫然四顾，只见人海、车海，却不见大海，不禁会问，广州真的和海有什么关系吗？
    是的，广州与大海血脉相连，息息相关。无论你是在西关的麻石雨巷，还是在越秀山的林荫小道，还是在北京路的繁华闹市，你随便问一位老广州，“海皮在哪里？”他都会立刻把脸转向南方，遥指着那个清风徐来的方向告诉你：“在那边！”
    海就在那边。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路的起点。现在一德路、海珠广场、天字码头、沿江路一带，老广州都叫它“海皮”，意思就是海边。太平沙以南的江面，人称“小海”。随着广州的岸线向南不断淤积伸展，历史上，海皮的位置，也一直在变。
    珠江不仅是广州与海洋联系的纽带，几千年前，它本身就是海洋的一部分。 1853年的《顺德县志》写道：“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岛，渐成乡井，民亦藩焉。”汉魏时代，广州的海边大概在中山路一线吧。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设南海、桂林、象三个郡；以任嚣为南海郡尉。这是广州行政建置之始。当任嚣病笃垂危之际，曾对他的继任人赵佗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番禺(即广州)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即中原汉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当时任嚣已经高瞻远瞩地看出，广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它曰后的发展，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清代乾隆年间，有人在元妙观(即今中六电脑城处)开垦菜地，竟挖出了一条古船，还从船舱里找到了大量成串的铜钱。由此看来，《南海百咏续集》中说，“汉魏时，此处尚属汪洋耳”，并非面壁虚构。唐代诗人高适的诗句：“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南宋诗人陈去非在题海山楼(在今北京路东横街附近)时写道：“百尺阑干横海立，一生襟抱与天开”；明代诗人区大相登临浮丘山，不见巨海，但见民居栉比，巷衢毗连而已，一时感慨万端，下笔成咏：“此丘往时在海中，三山烟雾晴濛濛。”明末清初诗人屈大钧在《广东新语》中也说：“广州背山面海，形势雄大，有偏霸之象。”
    他们所说的海，难道都是一种用来形容珠江宽阔的文学夸张手法？不是的。查中国历代诗词歌赋，极少以海形容江河，哪怕是长江、黄河，亦不敢妄称大海。但在描绘广州城外的珠江时，却大量出现“海”字。有人说，广州方言把宽阔的江称为海。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今天的广州方言并没有这种习惯叫法；而且，北方诗人在描写珠江时也常用海字，而粤籍诗人在描写北方的大江大河时，却极少用海字。由此可见，这既不是文人的矜大自夸，也不是方言的缘故，而是货真价实的大海。
    据史书所载，三国时代，由于每逢秋冬季枯水期，大海的咸潮便大举倒灌，直涌广州城下，城内百姓连饮用淡水都成问题。广州有句俗谚：“咸水清，淡水浊，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吴刺史陆胤不得不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开凿河渠，把白云山的甘溪水引入城内，百姓生活，才不至受咸潮困扰。直到宋代，苏东坡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曾提到：“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这是关于“海”的最有力佐证。
    征之民间传说，这类记述，更是多不胜数。南朝梁武帝时代，达摩祖师到广州设坛传教，在绣衣坊码头登陆，留下“西来初地”的遗迹。当时海潮涌至，连光孝寺的井水都是咸的。相传达摩在光孝寺挂单，以诃树之根在井中蘸水，令泉水变淡。
    如果你真正融入了广州的生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印象之间，那么，你不难发现，广州两千年的民风习俗、起居饮食、文学音律、舟车建筑、工商经营，乃至社会价值、思维方式，无一不带着海洋的印记。
    一部引人入胜的广州史志，早已刻写在珠江两岸饱受风化与浪蚀的基岩岛丘、沙洲堤围上了。今天，海离我们已经远了。当我们乘坐游轮，在狭窄的江面上鼓浪而行，还能听见那沉滞而古邈的涛声吗？

天字第一号码头
    前不久，一个极寒冷的黄昏，我陪一位外地朋友游览珠江风光。我们是坐那种日夜游的轮船，沿着最经典的线路，从大沙头出发，先向西逆流而上，到白鹅潭掉头，然后顺流而下，直达广州大桥。那天寒风刺骨，还飘着毛毛细雨，船上游客很少，冷冷清清。
    游轮从大沙头码头启航后，首先经过天字码头。清代广州珠江沿岸有30多个码头，天字码头是历史最久的码头之一，据说有“天字第一号”的意思。外地游客第一次来到这个码头，也许会哑然失笑，它的规模看上去如此之小，怎当得起“天字第一号”的尊称？其实，天字第一，并非指它规模最大，而是指它在广州地位最尊崇，最具官家威仪。
    自从清雍正七年(1729年)天字码头建成之后，几乎每任两广总督、巡抚之类的大小朝廷命官，到广州赴任，都是从水路乘船南下，在这里登岸。北京路南端有个接官亭，就是天字码头最初的位置。每逢达官贵人驾到，天字码头便罗伞如林，冠冕如云，垂青拖紫之辈，高车大轿，旗旄导前，骑卒拥后，穆穆煌煌，尽显威势无量的气派。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奉旨到广州禁烟，就是在天字码头上岸的。庚子年(1900年)北方闹起义和拳，八国联军入侵京畿，天下大乱。慈禧太后传召两广总督李鸿章火速北上，希望借助他的外交经验，收拾北京的烂摊子。李鸿章也是从天字码头启程北上的。临行时，他眺望着滔滔江水，喟然悲叹：“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也死了。”谁也没有想到，李文忠公竟一语成谶，大清王朝在10年后便土崩瓦解，变成了历史名词。
    民国以后，虽然江山易主，但珠江潮声依旧。天字码头在潮起潮落之间，阅百岁而不改。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从南京返回广东，在天字码头登岸之曰，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从双门底至都督府，一路上张灯结彩，好像过节一样。当他从永汉路(即北京路)入城时，马路两旁，人山人海，欢腾雀跃。
    孙中山把革命带到了广州，从此，广州便不再是一个金山珠海的商业主都。革命来了。天火荡涤大地，席卷万物，轰轰烈烈，煊赫一时，把整个历史改写。
    近年有人建议，在天字码头开辟一个以明清历史为主题的文化广场，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思，但应该是清代与民国历史。因为明代的珠江岸线在太平沙一带，天字码头的现址，还是一片汪洋都不见呢。

千年明珠今何在
    游轮经过了天宇码头，继续向西前进，海珠桥便近在眼前了。几乎所有关于广州历史的书籍，都会提到这座桥，因为它是广州城区第一座跨江大桥。1933年2月落成，当年的造价是103．2万两白银。全长183米，整座大桥以钢铁和水泥为材料，外形庄严显赫，构造穷工极巧，中段桥面由电力控制起降开合，使大型轮船可以从桥下通过。烟消日出之际，临江遥瞩，长桥卧波，风帆上下，景色蔚为)壮观。1949年国民党逃离广州时，把海珠桥炸毁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海珠桥，是1950年修复的。桥北是著名的海珠广场，面积3．6万平方米，这是广州目前最大的滨江广场。当游轮在海珠桥下穿过时，站在游轮顶层，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隆隆的车声、人声，近在咫尺，仿佛是一条与珠江相交错的河流，在我们头顶喧腾而过。
    满城烟雨，一江春水。轮船过了海珠桥和解放大桥，右边就是爱群大厦了。爱群大厦原名爱群大酒店，建于1937年夏天，全楼钢架结构，楼高15层，当时是广州最高的建筑物。它的《开业宣言》写得文情并茂，玩味再三，也许可以读出另一番深意。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广州地濒洋海，互市最先，店户之骈阗，行旅之杂嚺，建筑之雄伟，允为南中国冠。比年当局整顿市政，不遗余力，使全市规模，焕然充满西方化之色彩，其舄奕丽谯，盖骚骚乎与沪上竞衡矣。”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对广州的经济地理、文化心态，却有画龙点睛之妙。
    爱群大厦以西，沿江西路一带，是著名的羊城三石之一，海珠石的遗址。
    据说，从前有个波斯商人，在广州购得一颗明月珠，不慎失落江中，雇人潜水搜寻，竟有意外发现，潜水者声称在江底见有蛟龙盘护明珠。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神奇，最后，海珠石竟然成了这颗明珠所化，珠江亦因此而得名。当然，这类乡间掌故，娓娓动听，却不足采信。即使确有遗珠之事，恐怕也是那个潜水者因寻不着明珠，所以编造大话，聊以自解罢了。
    海珠石其实是一座屹立江心的小岛。许多关于海珠石的描述，都称该石“因长期被江水冲刷而浑圆如珠”，实在是望文生义。南汉年间，海珠石上有一座慈度寺。广东史上第一个探花李昴英及第前，就常在这里伏阁受读，后来人们就把他读书处称为“探花台”，又在慈度寺旁建文溪祠，祭祀这位以清操知名的吏部侍郎龙图学士。
    据古书记载，海珠石广袤二亩，上有“古榕十余株，四边蟠结，游人往往息舟其阴”，小商贩们则向游人兜售荔枝、蒲桃、芙蓉、素馨，随潮往来，怡然自乐。可见亦江渚胜概也，岂止一块圆滑如珠的秃石而已？
    直到民国初年，海珠石仍然耸立中流，每逢大潮，水势滃然而至，骤分左右，浪声响腾，余韵不息。1928年岛上建了一座“海珠公园”，游人更是往来不绝，红裙绿衣，白叟黄童，多如过江之鲫。海珠石与北岸之间的往来交通，全靠舟楫摆渡。 1931年，政府填海筑堤，开辟马路(即今天的沿江西路)，海珠石才从此深埋地下。多年来，对它的准确位置，一直言人人殊。
    不过，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省总工会大楼就建在海珠石上面。这幢有70年历史的大楼，原来叫永安堂，是虎标万金油总批发处。宋代羊城八景之一的“珠江秋月”，以及明代羊城八景之一的“珠江晴澜”，就是指永安堂至爱群大厦一带的珠江景色。
    2000年沿江路进行市政施工时，在沿江西路与新堤一横路交汇处，挖出一段30米长的海珠石，距离地面约三米。每逢日落风生，江水退潮之际，江岸堤下方，一段约60米宽的海珠石，便在晦冥的暮色中，悄然浮现。人世间，虽然星移物换，但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就像这块海珠石，它的名字，永远让人想及那些风月无边的老故事。消失了，又再重现眼前。

沙面，集空间与历史记忆之大成
    西堤上充满异国风情的建筑，不断在我们眼前淡入，淡出，淡入……宛如缓缓地展示着一轴水墨画卷。
    孙逸仙纪念医院就是一座有着久远历史的建筑。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新豆栏街丰泰行(今十三行路)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间西医院。1856年医院被火焚毁，1865年在现址重建，改称博济医院。重建后的医院，保留了原有的西式建筑风格，古朴典雅。1866年设立博济医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学校。后来又改称博济医院南华医学校，开始招收女生，从此中国有了女子医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曾入校学医并从事反清活动。1935年为纪念孙中山，在院内修建了“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纪念碑。
    我对欧洲古典建筑的认识不多，不知道什么是新巴洛克式，什么是新古典主义式。比方说，眼前的广州邮电大楼和海关大楼，我就分不清它们属于什么风格。只是从书上了解到，广州邮电大楼是一幢建于1896年的罗马式古典建筑，而海关大楼则是一幢建于1914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
    早在两汉时代，广州已经非常繁荣，至唐宋年间，更有天子南库之称。咸丰十年(1860年)粤海关税务司在现关址正式建立公署。1914年，由英国建筑师戴卫德·迪克设计的海关大楼，奠基兴建，历时两年完工。
    最为吸引人的，是在大楼的顶端，那座由八组塔司干双柱支撑起的穹隆顶钟楼，上有大型四面时钟，内置五个大小不一的吊钟，1915年由英国制造，每隔15分钟报时一次，播放英国乐曲《惠司特·米司脱》，乐韵雄浑悠扬。大钟楼巍巍乎于江干，历近90寒暑，看惯了暮云朝雨，潮去潮来。凭栏而望，当年正中拱券门上“粤海关”三个大字，早已改为“广州海关”了。
    在海关大楼的西面，是“广州老五桥”(广州大桥、海印桥、海珠桥、人民桥和珠江大桥)之一的人民桥。它是在1965年11月动工，1967年5月建成通车的，全长 701米，其中主桥长182米。它的名字听起来很有点岁月感，让人回想起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年代。我时常想，那一年，不仅中国，而且全世界都爆发了左派革命浪潮，毛泽东、列宁、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胡志明和格瓦拉的名字，响彻美国、法国、德国、捷克、希腊、日本、越南……到底是纯属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我百思不得其解，有时甚至想看看那年的气候是否反常。
    站在人民桥上，回望北岸，珠江岔口白鹅潭畔的沙面，一览而尽。沙面古称“拾翠洲”，清道光年间，这里是妓艇鳞集的地方，兰桡桂棹，罗列成行，小船叫紫洞花艇，大船叫横楼，装饰极尽豪华，灯彩辉煌，照耀波间，恍如漾璧浮金。“裙屐少年，冶游公子，曰集于楼船寮馆之间，庖厨精美，珍错毕备，喧闹达旦。当夫明月初升，晚潮乍起，小艇如梭，游人若市。卖花声过，素馨、茉莉之香，阵阵扑鼻，莫不往来穿插于曲港之间。十里繁灯，朗争星斗，而亭台箫鼓，画舫笙歌，锃聒杂沓之声不绝，真消金之窝，迷魂之阵也。”从前人的描述，可以想见往昔穷奢极侈的生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起，广州首当其冲，浮华春梦，一朝惊破。咸丰九年(1859年)，英、法两国凭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恢复商馆洋行”为由，强迫两广总督租借沙面，雇工修护河堤，填土筑基，形成沙面岛。沙面西边五分之四的地划为英租界，东面五分之一为法租界。原来泊于附近的紫洞花艇，全部迁移到谷埠，即今天仁济路南端的江面上。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法两国在沙面兴建了150多座欧洲风格建筑，作领事馆、教堂、银行、邮局、电报局、商行、医院、酒店、住宅，还有俱乐部、酒吧之用，其中42座属新巴洛克式、仿哥特式、券廊式、新古典式及中西合璧风格，是广州最具欧陆风情的建筑群。
    1925年6月23曰，广州各界107人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当队伍经过沙基时，沙面租界的英、法军队，突然用机关枪扫射。拥挤的街道，顿成血肉磨坊，当场死亡 52人，重伤170多人，酿成震惊全国的“沙基惨案”。1926年1月，政府将沙基改筑成马路，定名为六二三路，作为永久纪念。至今，“沙基惨案烈士纪念碑”，仍然耸立于江滨，碑上刻有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毋忘此日”。
    如今，沙面已成为市民的休闲胜地。原英、法租界的前堤花园、皇后花园，已改建成沙面公园。在这区区0.3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覆盖着158株古树，占了全广州 348株有案可查的古树总量的45.4％。在浓荫匝地的马路两旁，隐现着一间间精致幽雅的酒吧、咖啡馆、西餐厅，还有一份永远的宁静。登临白天鹅宾馆，远眺芳村、河南，碧天如水水如天，视野极为开阔，更是心旷神怡。

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
    游轮在白鹅潭掉头，开始顺流东下。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在我们的右边，就是海珠区了。《广东新语》说：“广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千百年间虽然陵迁谷变，但广州人仍然习惯地称这里为“河南”，但究其原意，并非指珠江之南，而是相传汉代议郎杨孚在河南下渡头村居住时，在宅前移植了几株河南洛阳的松柏，隆冬竟然瑞雪纷飞，成为一时的奇观异景。“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发粤王台”，从此人们便把这里称作“河南”。
    与爱群大厦隔江相对的，便是有350多年历史的海幢寺。现在，因为隔了一条滨江西路和南华中路，在船上是看不到海幢寺的，但350年前，海幢寺的北门，是面江而开的。寺内有一座高二丈的舍利塔，登览之顷，只见“郁水西来万壑奔，倒翻塔影荡云根；中间一束高腰峡，直放惊涛出海门。”——这是清初诗人沈用济的诗作《海幢寺观大水西下》，让我们可以领略到当年海幢寺雄踞江介，吞吐风水的大气势。
    海幢寺的历史，是从那个纸醉金迷的南汉时代开始的。南汉虽然祚命不长，只有短短的55年，但却兴建了无数宫苑和佛寺。在广州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建有七座寺院，共计烟雨楼台二十八寺。在南七寺中，有一座千秋寺，就在海幢寺的现址上。可惜佛祖并未能保佑南汉五世其昌，宋开宝四年(917年)，宋军攻破广州，南汉亡。当宋军攻城时，南汉末代皇帝刘银自知在劫难逃，下令举火焚城。当日风狂火猛，烟雾障天，全城直烧得四面通红，天地愁惨，千秋寺也难逃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
    人世几回伤往事，直到明代末年，有一名僧人在千秋寺原址上，搭建了一座佛堂和一座准提堂，取名海幢寺，在此潜心修习佛经。沉寂了几百年的佛门福地，又闻钟鱼梵呗之声。有人说，海幢寺的名字，源于韩愈的诗作：“番禺军府盛，欲说暂停杯。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是真是假，大概是无从考证的了。
    经过历年经营，至清康熙年间，海幢寺的规模，已经相当宏伟。香火极盛，与光孝寺、华林寺、六榕寺并称广州四大丛林。但到了清末民初，海幢寺再次衰落。1926年开辟同福中路时，马路竟从寺院中间穿过，一边变成民居，另一边的殿堂也拆毁泰半。到了1929年，政府把寺院改为公园，从此，广州便只有海幢公园，不复有海幢寺了。
　　如此又过了大半个世纪，1993年，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政府决定重修海幢寺，成立了海幢寺重修委员会，正式恢复宗教活动。海幢寺内有一株近400年树龄的鹰爪兰，至今犹存，目睹了海幢寺三盛三衰的历史。一花一叶，临风婆娑，那一份沧桑的感觉，不是言语所能传达的。
　　
大元帅府，乱流中的孤岛
    在广州市区珠江河段的众多码头中，江湾大桥南端的石涌口码头，并不起眼，但却青史标名，现在已改名为“大元帅府码头”。听名字就知道它的身世渊源，非同凡响。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后，就在江边的广东士敏土厂办公大楼设立大元帅府。这个码头几乎是士敏土厂专用的，上了码头就是厂门口，左右两边围墙上，醒目地写着“广东士敏土厂”六个大字。
    现在，大元帅府的门楼，还残存着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镌刻着“光绪丁未冬月广东士敏土厂丰润张人骏题”字样。张人骏曾任两广总督，他在广东的那段日子，正是同盟会起义此起彼伏的时期，也是全国立宪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辛亥革命，虽然三户亡秦，推翻了大清王朝，但军阀横行，民不聊生，天下又生一秦。政治舞台上，一次又一次的幕启幕落，灯暗转场，生生灭灭多少事，几度锦绣成灰。
    孙中山先后两次在这里设立大元帅府。码头内外，军舰和小火轮，穿梭往还，接载孙中山和其他军政要员出入。孙中山的坐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丰舰，也在附近驻守。孙中山之所以选择河南作为帅府，是因为江北老城，当时完全被军阀盘踞，根本不容他立足。而河南凭借着珠江的天然屏障，有海军游弋拱卫，至少可以偏安一时。
    孙中山以士敏土厂为大本营，几乎独力地与全中国的军阀为敌。这位性格刚毅的职业革命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且愈战愈勇，终于在南中国这片土地上，打下了一份基业。国民党从这里出发，北伐中原，进而统一天下。两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兴灭继绝，薪尽火传，孙中山功莫大焉。
    珠江两岸，有关孙中山的遗迹甚多，除天字码头、孙逸仙纪念医院和大元帅府外，还有一个闻名天下的黄埔军校。然而，此时此刻，它在东方夜色迷茫处，珠江日夜游的航程，是到不了那儿的。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族！”这首黄埔军校校歌，曾激励多少英雄少年，从五湖四海投奔广州，挺胸昂首，步入写着“升官发财，行住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军校大门，投身革命军旅。
    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时代，许多年轻人都坚信，只有枪杆子能够救中国。从晚清开始，由于科举的废除，读书不再是做官的必然途径，知识分子进入体制的传统通道被堵塞了，这一群体便开始急速分化。加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沉疴宿疾，全面暴发，被讥为“东亚病夫”，不少读书人在军国民思想的熏陶下，认为军队是国家的神明，振兴民族的希望，纷纷投笔从戎。千百年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竟被完全颠覆，“到黄埔去！”成了一句在全国热血青年中流行的口号。
    中国历史上的军队，从来都是私家军，兵由将招，军以将名，岳飞的队伍就叫岳家军，戚继光的队伍就叫戚家军。辛亥革命后，一度有过军队国家化的呼声，但终究不成气候。杨度——那个做过复辟帝制的“筹安会”会长，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的传奇人物——曾经道出个中原因：“当君主时代，当兵者之常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其有形之皇室，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对于“国家”这类抽象概念，一向不甚了了。于是到了黄埔时代，变成兵由党招，军以党名，军队效忠政党。正如军校学生的誓词所说：“服从本党命令，实行三民主义”，在黄埔军校成长起来的军队，就叫党军。
    孙中山去世后，军校门口那副老对联，便改为孙中山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到底怎样才算革命成功？一代人与一代人有着不同的理解。

康乐园中的凤凰
    游轮向东前进，过了海印桥，很快就到中山大学的北门了。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在它之前，这里是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的前身是岭南学堂；岭南学堂的前身是格致书院。其谱系可以一直追溯至清光绪十年(1884年)，最初一所由美国人开办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原址在沙基 (今六二三路)，后来搬到四牌楼(今解放路)，又从四牌楼搬到花地萃花园，然后又迁至澳门，又从澳门迁至广州的康乐村。校舍是越搬越大，知名度也越搬越高。1927年正式命名为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的校长钟荣光，是个极有趣的传奇人物。他是香山举人出身，1899年加入格致书院，任汉文教习。他的名气很大，与刘学询、江孔殷、蔡金湘并称广州文场的四大金刚。经常替人参加科举考试，临场一挥而就，几乎从未失手。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烟月作坊、高级酒楼，到处有他的身影，嫖赌饮吹，吃喝玩乐，红袖添香，旗亭画壁，大凡名士风流的事情，样样都少不了他那分。他既是举人，也是基督徒，又是兴中会员。
    恣意放纵的生活，虽然可圈可点，但钟荣光把一间基督教书院，发展成一所拥有文理科学院、农科学院、蚕丝科学院、商科学院、医科学院的综合性现代大学，证明他绝不是一个徒有江左名士习气，尸位素餐的人，他举办社会事业，不遗余力，确有其过人之处，难怪历届岭大学子，对这位校长一向尊崇备至了。
    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在岭大原址组成一所综合性大学，沿用“中山大学”校名至今。
    中大校园内外，有两个叫凤凰的地方。校内北门附近是新凤凰，南门外新港西路对面是旧凤凰。旧凤凰再往南，就到了五凤村。这里是古火山的遗迹，西北面的凤岗，东南面的漱珠岗和葫芦岗，都是火山岩五，五凤村夹在中间。据地质学家说，7000多万年前，这个火山曾经猛烈地爆发过。
    7000多万年！从地质学家口里说出来，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
    漱珠岗上有纯阳观，是广州著名的道观。以前广州人说“北到三元宫，南到纯阳观”。虽然清代朝廷信奉黄教，对道教冷眼相待，康熙年间，甚至禁止白莲、焚香、混元、龙元、洪阳、圆通等宗教组织活动，不许“聚会念经、执旗呜鼓、聚众拈香”，但道教在民间照样香火延绵。道光九年(1829年)，道士李明彻在漱珠岗上建起了纯阳观，供奉全真道派“北五祖”之一的“纯阳子”吕洞宾。
    道家宣扬的是隐世思想，因此道观通常建于深山密林或峰峦之巅，远比佛家寺庙更远离人寰，隔绝尘世。纯阳观选择在漱珠岗上，虽然不是什么绝壁悬崖，但这里是火山岩，怪石嶙岣，古木苍翠，从山门上的对联：“灵山松径古，道岸石门高”，当年的山川形胜，历历可观。
　　在漱珠岗的最高处，有一座用青色大石砌成的八米高的朝斗台，是道士昼读黄卷，夜观星宿的地方，也是广东第一座天文台，保存得相当完好。不妨想象一下，头上星汉灿烂，脚下大地苍茫，天地之间，万籁俱寂，一个羽扇纶巾的身影，在朝斗台上，仰观天象，运算乾坤。此情此景，真令人有洒然出尘的心境。
　　
三塔三关锁珠江
    也许很多人都听过“白云越秀翠城邑，三塔三关锁珠江”这句话。三关，即海珠、海印、浮丘三石；三塔，就是莲花、琶洲和赤岗三塔了。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自有一乾坤，这三塔三关，便构成了广州古城缜密而完整的风水格局，地灵人杰，端赖于此。当游轮在广州大桥掉头时，已经可以看见那座耸立在赤岗涌边的古塔了。
    赤岗塔是楼阁式青砖塔，外观九级，平面呈八角形，内分17层，高约50余米，底层塔墙厚达3．85米，塔基八角镶有中世纪晚期西方人形象的托塔力士，栩栩如生。抗战期间，日本军队从瘦狗岭炮轰赤岗，有一炮击中赤岗塔底层，造成部分坍塌，幸好墙身厚实，整体结构，依然岿然不动。
    虽然赤岗塔没有什么实用功能，但它是一座风水塔。中国人对风水学非常迷信，风水者，古代又称堪舆、形法、地理、青囊、青乌、卜宅、相宅和阴阳等，无论在帝王家还是在市井间，都十分流行。风水家一向有“未看山先看水”之说，因为“风水之法，得水为上”。水是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的。
    就广州的珠江河段来说，白鹅潭这一带是入水口，为之天门；琶洲这一带是出水口，为之地户。用风水家的话来说，“天门欲其开，地户欲其闭”。也就是说，天门要开阳，地势应稍低平，而地户则要高锁，闭塞而不见水去，这样才能藏风聚气。因此，在水的流出口，要有“捍门砂”(或称“水口砂”)锁关。
     但广州的地形，“东水空虚，灵气不属”，需要人工补救。因此，明代万历年间，广州人按照风水学上“华表捍门居水口”的原则，极虔诚地修建了赤岗、琶洲和莲花三塔，以壮“捍门砂”的形势，弥补广州风水的不足。古人深信，“吾粤列郡，以会城(广州)为冠冕。会郡壮，则全粤并壮，理势固然。”这是风水先生的一家之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赤岗、琶洲双塔，屹立江干，确实为广州添了一道迷人风景。
    赤岗的得名，是因为那儿的山岗全是红色砂砾岩，俗称“红层”，是由白垩系红色碎屑岩和震旦系变质岩经更新世长期的剥蚀，逐渐形成的红岩台地。据地质学家说，这种岩层裂隙较少，稳固坚实，最适合作建筑物的基础持力层。古代许多村落、寺庙、园林宅第都选择建在红岩山丘及台地周围，是有其道理的。
    赤岗一带可以说是地质学家的大宝库。像七星岗的海蚀遗迹、松岗和赤沙的沙堤、赤岗塔的瓯穴群，都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地理形成的重要数据库。地质学家告诉我们，有一个巨大的断层，从番禺的北亭一直延伸向北，穿过珠江，直抵天河。断层的其他部分都被第四系所覆盖，只有在石榴岗至七星岗一带的残丘台地，显露峥嵘，被称为“丹霞地形”。
    当然，普通游客不是地质学家，不必弄懂什么是“丹霞地形”，其实，那些被风化剥蚀、海浪侵蚀和堆积而成的遗迹，存在了千万年之久，历尽沧桑，自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力量，令我们思绪如海，感喟不置。
    石榴岗路对面就是七星岗。鼎鼎大名的海蚀遗迹就在这里。在七星岗周围，只要往地下挖几米，就会遇到含有大量海洋软体动物的贝壳和微体化石的淤层，证明大约7000年前，这里还是南海海岸的一部分。从七星岗向东南眺望，约100米处就是松岗，那儿有古海岸堆积的古沙堤。当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巨海吞吐潮汐，惊涛触天，日月无光。这种气势磅礴的景象，我们是无缘得见了，但大海的遗痕却是不可磨灭的，今天从古沙堤上走过时，那远古时代的风浪之声，好像仍在我们脚底深处低沉咆哮，令大地颤抖。
    琶洲是琵琶洲的简称。南宋时《南海百咏》一书，对琶洲是这样描写的：“琵琶洲，在郡东三十里，以形似名。俗传洲在水中，与水升降，盖海舶所集之地也。”我们由此而知，琶洲从前是一个江心小岛，四面都是滔滔江水，与北岸相隔达二三千米之遥，万顷烟波。溶溶漾漾。岛上有三座山冈，数十米高，形似琵琶。浮海而来的客船，透过迷蒙烟雨，看见琵琶洲上的葱秀山色，便知道已安全抵埠了。
    《南海百咏》有一首关于琶洲的诗：“仿佛琵琶海上洲，年年常与水沉浮。客船昨夜西风起，应有江头商妇愁。”不知多少广东人，为了谋生，离乡别井，漂洋过海，当萧瑟的西风把客帆送往珠江口时，琶洲便成了故乡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琵琶洲上有琶洲塔，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据说有导航的作用，但其实和赤岗塔一样，主要还是一座风水塔。相传江中常有金鳌出没，所以琶洲塔又叫“海鳌塔”。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的“琶洲砥柱”，就在这里。塔北原有北帝宫、海鳌寺，但文革期间均拆毁无存了。
    琶洲塔呈八角形，外观九层，内分17层，与赤岗塔大抵相似。塔高59米，沿着楼梯盘旋直登顶层。当初琶洲塔是临江而建，登塔放目，浩浩大江，仿佛从衣襟之下汹涌而过，拥雾翻波，鳞鸿杳绝。这一番豪气，人生能有几回？不过，如今琶洲塔已被陆地所包围，距离珠江岸边，远至600多米了。
    遥想当年舳舻相接，风帆如织的景象，不禁令人想起黑格尔曾经说过：“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从事商业与正当的利润。”滨海而居的族群，在千百年潮汐涨退之间，网耕罟耨，筑围造田，播下生命的种子。他们与生俱来有一种视野开阔，敢作敢为，勇于拓展，喜欢远游，热衷航海贸易的天性。因此，广州从东汉开始，就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乃天然所成，有自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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