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用唇膏好还是用口红好:张泽石讲述朝鲜战场上的战俘营生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5 18:34:17
张泽石讲述朝鲜战场上的战俘营生活 主持人：战俘集中营的准将总管反而被战俘扣押，这在战争史上可谓是一大奇观，但这却是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真实故事。那时，志愿军战士同敌人的战斗不仅发生在敌我双方接触的前沿，也同样发生在我军后方的广大地域，甚至发生在敌人设立的战俘集中营内。 
志愿军第60军180师538团宣教干事张泽石 
1949年冬，刚参军时的张泽石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就是当年的亲身经历者，他就是志愿军第60军180师538团宣教干事张泽石同志。张老您好！ 张泽石：你好。 主持人：张老，当年您在战场上是怎样不幸被俘的？ 第三条路：挣扎在牺牲与胜利的夹缝 张泽石：那场战争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激烈的，也是最艰苦的一场国际战争。我们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就是说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跟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打，我们可能两种前途，一个就是战死，光荣地马革裹尸而回；一个就是没有死，作为我们国家的功臣胜利地回国。没想到有第三条路，那就是被俘，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我们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敌人抓住了我们的规律了，它先是用一个伪军的团来吸引我们去消灭那个团，等我们把那个团包围了以后，它的外面一下子用更大的兵力把我们反包围住，敌人想把我们吃掉以后，全面地推进。所以当时情况非常紧急。 我们就奉命在北汉江的南岸去守住那条江，不让伪军渡过北汉江去追击我们的司令部，司令部已经靠的很前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阻止4倍于我们的敌人，四个师把我们围住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牵制敌人。我们知道，这要付出代价。所以最后当我们战到弹尽粮绝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战死的战死，被俘的被俘，只有极少数的同志通过封锁线回到了后方，突围出去了，我是没有突围出去，我和我的战友，那个时候是弹尽粮绝，非常饥饿，我们几天没有吃饭，就吃草、吃树叶，这样来跟敌人干，那就很困难了。最后我是在晕倒以后从山上摔到沟里，被敌人的搜山队给抓住了。 当时我确实觉得非常的痛苦，那个痛苦是什么呢？我倒不是觉得我被抓住了有危险，而是觉得我没有完成任务。 当时在我的脑子里面想过，我应当拿我最后的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消灭几个敌人，这样我才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我摔下来的时候，我的手榴弹都没有了。 
张泽石与主持人在访谈现场 弹尽粮绝，落入敌手 张泽石：那时，有个美国人喊“他还活着呢”，就叫我坐起来，我根本坐不起来，但是我听得懂他说的。我脑子哄一响，冒了金花，我就赶快去找我的手榴弹，一看在那边，就扑过去要抓手榴弹。美国鬼子就用他的带铁钉皮鞋把我的手给我踩住了。我知道完了。这一下用刺刀把我挑起来了，然后我就看见我自己带的宣传队员，本来是要突围出去的，也都没有突围出去，从山上都带下来了，心里是非常痛。走到半路上的时候我就想，我们从来都是喊敌人，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怎么我们自己变成俘虏了。所以当时我的眼泪哗哗的流，我就觉得第一是对不起自己的国家，我的任务没有完成。第二我觉得完了，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战俘是非常可耻的，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等于说我是变节了似的。怎么能够让敌人抓住呢？怎么能够当俘虏呢？所以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逃脱这个命运，就是想办法跑。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被俘人员长长的队伍出了那个山口，可以说是望不到头的，那次战役光我们这个师就4000多人被俘。望不到头，而且都是非常狼狈。因为我们打了几天几夜，又是下了大雨，身上全是泥、水，而且很多人都是带伤了，就拄着树棍，或者战友搀扶着走。我还好，我醒过来以后，我自己还能自己走。我正在想我怎么能够逃，结果突然响起一枪来，我一看是我的战友往山跟前的树林子里跑。美国鬼子就喊，就说停下来，要不然就打死你。我的战友听不懂美国兵说的话，我听懂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赶快把他的枪口往天上推了一下，我就喊，你不要打，他是拉肚子，去方便去了。 美国鬼子就说，你能说英文。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在战俘里面找到会说英语的战俘，找不着翻译他们就没法管理，所以他们非常着急。因此就有一个规定，押送的士兵要是发现了会说英语的战俘，就马上带到司令部。结果他们就把我带到一个吉普车上，上面有一个少尉。他让我上到汽车上，然后就跟我说你怎么会英语的，我告诉他我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我来参军来了。那个少尉说清华大学很有名的，说你不好好念书，你跑到战场上来干吗，你看落到这样的下场。我听了很不高兴，我就要走。他说你不要怕，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停战谈判了，如果战争结束了，你肯定可以被送回去，还可以跟你的父母在一起，还可以继续上你的学。我想我大概是我们那一批被俘人员里面第一个知道停战谈判的人，知道双方会遣返战俘。本来我是觉得很绝望，一直想逃跑，跑不了就自杀。但是当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又有希望了，我就有一个任务了，就是我要把我的战友们带领好，一块回到祖国去，在最艰苦的战俘营里面，我应该尽我的努力为战友们做一点服务工作。 主持人：据您所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志愿军的被俘人员一共大概有多少人？ 张泽石：总共是2万2千多人。 主持人：当时这些被俘人员被俘的过程基本上都是怎样的呢？ 张泽石：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战争的复杂情况，都是因为生病，因为负伤，因为饥饿丧失了抵抗能力，在没有被打死，没有被饿死，没有被病死之前被敌人抓住了。 主持人：进入到敌人的战俘集中营当中，最初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们能够习惯吗？ 张泽石：那段生活确实是非常难受的。我们刚开始是住在一个河滩上面，有铁丝网圈起来，每个小铁丝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我们是5月份被俘的，朝鲜的天气还是相当凉的，加上我们几天没吃饭了，衣服都烂了，而且很多战友还在生病、受伤，所以那时候非常痛苦。坐在那，前途无望。那时，敌人派了一些韩国人在那做饭，他们用豌豆、大麦、大米，做成团子，端到关我们的铁丝网的门口。大家一闻到那个味，就跑到门口堵到那，都想最先拿到那个饭团子。 上次跟我说话的那个少尉和另外一个上尉，走到门口就喊“张，你过来”，他说给我个任务，要我维持秩序，让大家排队拿食物，不要抢。就这样，我负责发食物，我们的难友排着队一个一个领。那个时候我每发一个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不能够暴露军事秘密，不能够背叛自己的国家。美国兵虽然听不懂，但是他怀疑了，问我在说什么。我说我跟他们说不要吃的太急，多少天没吃饭了，要闹胃病的。他说OK。 主持人：相当于给了您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的战友们组织起来？ 张泽石：对，而且让他们吃点定心丸，不要那么惊慌。但是被俘以后，我们的难友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 主持人：大家的心里都很复杂？ 张泽石：很复杂，又是痛苦，又是羞愧，又是绝望。从一个有组织的、有后方的、有祖国支援的温暖的部队，一个巨变，落到敌人手里，不知道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是被弄到日本去当矿工，还是弄到台湾当炮灰，心情很复杂。 我们团有一个作战股长也被俘了，他姓韩。我们一块被往后面运的时候坐一个车，在从山上往下走的时候，他说，老张，我这件棉袄你穿上，你要是有一天能够回到祖国的话，你告诉祖国人民我对得起党，对得起革命，我现在就光荣了。说着就要往汽车下面跳，下面就是一个深沟。我一把抓住他，我说老韩，你不能这样，我说你看这么多人都被俘了，都慌乱了，我们死了都很轻松，谁来带领他们去渡过这个非常艰难的战俘生活呢，我说你不能这样。他抱着哭，说真是受不了了。 我们这个车往南方开，我们就往北方看，看北斗星，看代表祖国的那颗星呀，心里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主持人：后来你们是怎样在咱们被俘人员当中建立起组织的呢？ 张泽石：那个非常艰难。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在战俘营里的生活很艰苦。我们吃不饱饭，每个人每天两顿饭，每顿就是一个饭团子，有一大桶汤，汤里面有些萝卜缨子，有些酱油，有些鱿鱼，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 一个帐篷里面睡50个人，每个人只有那一尺来长，大家都挤到一起。基本上河滩上和荒地上都开出来了，中间挖一个几十公分或者是那么一个沟，两边就算大炕了，铺上草垫子就在上面睡，很潮湿，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得了关节炎。 这种生活上的艰苦，我们倒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从艰苦里面出来的。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半夜醒了，住在海岛上，听着外面的海浪声、风雨声，想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当时我还有一个未婚妻。心里的痛苦那就是很难说了。 所以我在被俘的第一天，就开始组织我的宣传队员。因为我是宣传干事，我带宣传队一块出来的，但是没把他们带回去，都带到战俘营了，我们一起被俘的有10来个。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知道马上就要开始停战谈判，如果停战了以后，我们是能够被交换回去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定能回到祖国去，不要有别的想法。就组成了一个爱国主义小组。根据日内瓦公约，管理当局对待战俘，应该是跟他们士兵同等待遇。敌人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另外，在战俘营里，只能派管理人员，不能够有武装人员。所以在战俘营里面，白天是美国兵在外面把我们看起来了，然后在战俘营里面有一个管理的司令部，派一个上尉或者中尉来管理我们。他手底下有好多美国兵，分管伙食、卫生、衣物这些东西，都不带枪的。晚上他们走了，就是战俘自己管自己。后来敌人弄了一个审查科，专门审查战俘里面的暴乱分子，看有没有人想逃跑，有没有想组织起来挖地洞。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务组织，他们来维持秩序。 主持人：这些所谓维持秩序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 
巨济岛战俘营一角 特务与叛徒：“战俘警卫队” 张泽石：他们叫做战俘警卫队，我们叫它狗腿子，这是美国为了统治战俘，维持内部的安全组织的，叫以俘制俘。就给了他一些权利，他们可以拿着棍子把我们拘留到拘留室去。进去的人基本上都是他们挑选的。后来我们知道了，当时是确定要谈判了，美国就要把战俘问题拿到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了。所以那个时候整个情况就变了，美国就开始策反战俘去台湾去了，把战俘当成赌博桌上的砝码。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就让国民党从台湾挑了400多个特务，装成战俘进了战俘营。这是我回国以后过了很多年才清楚的。 原来只听说有特务，但是不知道是谁。前几年在某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台湾人写的，里面非常明确地写到当年有400多个国民党特务被派到战俘营来，而且是由台湾在韩国的联络负责人亲自指挥。他们以战俘的身份到了战俘营里面，把警卫队和各个营区控制起来。他们强迫了三分之二的志愿军战俘到台湾去，难道这些战俘真是心甘情愿吗，他们愿意离开自己的亲人吗？他们不想念自己的父母吗？他不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参加建设吗？不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想要回国的难友们，大家在一起经常悄悄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们想念自己的祖国，所以说不可能三分之二的人不喜欢自己的国家，都愿意离开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敌人非常卑劣，非常残忍地强迫战俘背离自己的志愿，放弃回国的权利，背叛自己的祖国，对我们来说这是极其痛苦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发生了一个“杜德事件”，要抓杜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时候，敌人又搞了一次甄别。就是表面上要让我们自己选择是要回大陆还是去台湾，好像很民主的样子。一个一个在帐篷里面问，要是说回大陆，好，他给你的卡片上写一个G，就是GO；如果说我不回国，好，写个N，NO，从帐篷出来以后就分开了。美国兵一看是一个G，你出门上车关到另外一个战俘营里面去，如果一看是一个N，好，你留下来，就在这个帐篷。三分之二就留下来了，三分之一的回去。 胜似国民党集中营的战俘营酷刑 当时美国人是用了那么多卑劣的、残忍的手段让我们的战俘不敢说回国的。各种刑罚都有，有的你都想不出来。他们强迫我们趴在地上、跪砖头，有的头上顶一个碗，水洒出来了就要挨打。更残酷的是把衣服脱光了，放到一个汽油桶里，汽油桶里放进玻璃渣子，然后让汽油桶在地上滚，等人出来以后全身都是血。还有就是从肛门里面罐辣椒水，或者吊起来打，等等。当时战俘营里军官和战士是分开的，我们团参谋长就化装成战士，组织了一个回国小组，要让大家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自己的信念。结果被特务发现了，把他吊起来了，拿棍子打他的门牙，四个门牙都打掉了，要他说出来组织的人，他一句都没吭。就是这些老共产党员、老干部用他们自己的明确的行动，告诉我的战友，我们应当怎么做。在战俘营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有脆弱的一面，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敌人正是看到了这样一点，他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在精神上折磨你，在身体上折磨你，在政治上陷害你。 主持人：当时面临这些情况，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张泽石：第一，我们暗中组织起来，反对敌人这么干；第二，鼓舞我们自己的战友，想一切的办法逃离这个反动统治。 1952年的10月9号，因为第二天就是10月10号，美国的牧师拿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一定要警卫队第二天早晨把它升起来，他们就想等旗子升起来后，就找很多的记者去照相，然后把相片拿到咱们那边去，说战俘们已经表示他们心向台湾，他们要到台湾去。我们知道这个阴谋以后，绝对不能让这个旗子升起来呀。所以我们就发动了我们自己的地下组织，决定要把这个旗子夺下来。10月9号晚上我们发动了200多个我们自己的战友，路灯一亮，大家从帐篷里面跑出来，拿着棍子、石头就去围攻警备队，就去抢那个旗子。这是一场捍卫自己祖国的信誉，捍卫我们革命军人的信誉这样一场战斗，也是为了能够借机把叛徒赶走。结果我们就把那个旗子抢过来了，把它烧了，就在这个时候，警报响了，美国兵一个连用装甲车开道，把大门打开以后武装进入了，这个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不能够武装进入战俘营的。美国人说你们已经开始暴动了，就进来了。警报一响，所有的人都必须原地不动，再响第二遍，必须进入帐篷，否则格杀勿论。他们来了以后，按照警备队员的指认，到各个帐篷里面，把我们这次领导这个斗争的，包括我在内都抓起来了。像这样的苦难在战俘营里简直太多了，后来我们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我们才能够回到国内。 主持人：被羁押的志愿军战俘有2万人，这些坚强的战士们，很多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热爱祖国、政治上坚定。他们在战俘营中互相鼓励、相互支撑，为争取回国不断地进行斗争，有的甚至为了祖国的荣誉牺牲了自己。 感谢张泽石同志的精彩讲述，谢谢。 张泽石：八十载南柯一梦？——耄耋之年的一点人生感悟
抗美援朝`经历者访谈
志愿军第60军180师538团宣教干事张泽石 1949年冬，刚参军时的张泽石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就是当年的亲身经历者，他就是志愿军第60军180师538团宣教干事张泽石同志。张老您好！ 张泽石：你好。 主持人：张老，当年您在战场上是怎样不幸被俘的？ 第三条路：挣扎在牺牲与胜利的夹缝 张泽石：那场战争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激烈的，也是最艰苦的一场国际战争。我们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就是说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跟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打，我们可能两种前途，一个就是战死，光荣地马革裹尸而回；一个就是没有死，作为我们国家的功臣胜利地回国。没想到有第三条路，那就是被俘，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我们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敌人抓住了我们的规律了，它先是用一个伪军的团来吸引我们去消灭那个团，等我们把那个团包围了以后，它的外面一下子用更大的兵力把我们反包围住，敌人想把我们吃掉以后，全面地推进。所以当时情况非常紧急。 我们就奉命在北汉江的南岸去守住那条江，不让伪军渡过北汉江去追击我们的司令部，司令部已经靠的很前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阻止4倍于我们的敌人，四个师把我们围住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牵制敌人。我们知道，这要付出代价。所以最后当我们战到弹尽粮绝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战死的战死，被俘的被俘，只有极少数的同志通过封锁线回到了后方，突围出去了，我是没有突围出去，我和我的战友，那个时候是弹尽粮绝，非常饥饿，我们几天没有吃饭，就吃草、吃树叶，这样来跟敌人干，那就很困难了。最后我是在晕倒以后从山上摔到沟里，被敌人的搜山队给抓住了。 当时我确实觉得非常的痛苦，那个痛苦是什么呢？我倒不是觉得我被抓住了有危险，而是觉得我没有完成任务。 当时在我的脑子里面想过，我应当拿我最后的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消灭几个敌人，这样我才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我摔下来的时候，我的手榴弹都没有了。 张泽石与主持人在访谈现场 弹尽粮绝，落入敌手 张泽石：那时，有个美国人喊“他还活着呢”，就叫我坐起来，我根本坐不起来，但是我听得懂他说的。我脑子哄一响，冒了金花，我就赶快去找我的手榴弹，一看在那边，就扑过去要抓手榴弹。美国鬼子就用他的带铁钉皮鞋把我的手给我踩住了。我知道完了。这一下用刺刀把我挑起来了，然后我就看见我自己带的宣传队员，本来是要突围出去的，也都没有突围出去，从山上都带下来了，心里是非常痛。走到半路上的时候我就想，我们从来都是喊敌人，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怎么我们自己变成俘虏了。所以当时我的眼泪哗哗的流，我就觉得第一是对不起自己的国家，我的任务没有完成。第二我觉得完了，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战俘是非常可耻的，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等于说我是变节了似的。怎么能够让敌人抓住呢？怎么能够当俘虏呢？所以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逃脱这个命运，就是想办法跑。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被俘人员长长的队伍出了那个山口，可以说是望不到头的，那次战役光我们这个师就4000多人被俘。望不到头，而且都是非常狼狈。因为我们打了几天几夜，又是下了大雨，身上全是泥、水，而且很多人都是带伤了，就拄着树棍，或者战友搀扶着走。我还好，我醒过来以后，我自己还能自己走。我正在想我怎么能够逃，结果突然响起一枪来，我一看是我的战友往山跟前的树林子里跑。美国鬼子就喊，就说停下来，要不然就打死你。我的战友听不懂美国兵说的话，我听懂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赶快把他的枪口往天上推了一下，我就喊，你不要打，他是拉肚子，去方便去了。 美国鬼子就说，你能说英文。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在战俘里面找到会说英语的战俘，找不着翻译他们就没法管理，所以他们非常着急。因此就有一个规定，押送的士兵要是发现了会说英语的战俘，就马上带到司令部。结果他们就把我带到一个吉普车上，上面有一个少尉。他让我上到汽车上，然后就跟我说你怎么会英语的，我告诉他我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我来参军来了。那个少尉说清华大学很有名的，说你不好好念书，你跑到战场上来干吗，你看落到这样的下场。我听了很不高兴，我就要走。他说你不要怕，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停战谈判了，如果战争结束了，你肯定可以被送回去，还可以跟你的父母在一起，还可以继续上你的学。我想我大概是我们那一批被俘人员里面第一个知道停战谈判的人，知道双方会遣返战俘。本来我是觉得很绝望，一直想逃跑，跑不了就自杀。但是当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又有希望了，我就有一个任务了，就是我要把我的战友们带领好，一块回到祖国去，在最艰苦的战俘营里面，我应该尽我的努力为战友们做一点服务工作。 主持人：据您所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志愿军的被俘人员一共大概有多少人？ 张泽石：总共是2万2千多人。 主持人：当时这些被俘人员被俘的过程基本上都是怎样的呢？ 张泽石：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战争的复杂情况，都是因为生病，因为负伤，因为饥饿丧失了抵抗能力，在没有被打死，没有被饿死，没有被病死之前被敌人抓住了。 主持人：进入到敌人的战俘集中营当中，最初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们能够习惯吗？ 张泽石：那段生活确实是非常难受的。我们刚开始是住在一个河滩上面，有铁丝网圈起来，每个小铁丝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我们是5月份被俘的，朝鲜的天气还是相当凉的，加上我们几天没吃饭了，衣服都烂了，而且很多战友还在生病、受伤，所以那时候非常痛苦。坐在那，前途无望。那时，敌人派了一些韩国人在那做饭，他们用豌豆、大麦、大米，做成团子，端到关我们的铁丝网的门口。大家一闻到那个味，就跑到门口堵到那，都想最先拿到那个饭团子。 上次跟我说话的那个少尉和另外一个上尉，走到门口就喊“张，你过来”，他说给我个任务，要我维持秩序，让大家排队拿食物，不要抢。就这样，我负责发食物，我们的难友排着队一个一个领。那个时候我每发一个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不能够暴露军事秘密，不能够背叛自己的国家。美国兵虽然听不懂，但是他怀疑了，问我在说什么。我说我跟他们说不要吃的太急，多少天没吃饭了，要闹胃病的。他说OK。 主持人：相当于给了您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的战友们组织起来？ 张泽石：对，而且让他们吃点定心丸，不要那么惊慌。但是被俘以后，我们的难友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 主持人：大家的心里都很复杂？ 张泽石：很复杂，又是痛苦，又是羞愧，又是绝望。从一个有组织的、有后方的、有祖国支援的温暖的部队，一个巨变，落到敌人手里，不知道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是被弄到日本去当矿工，还是弄到台湾当炮灰，心情很复杂。 我们团有一个作战股长也被俘了，他姓韩。我们一块被往后面运的时候坐一个车，在从山上往下走的时候，他说，老张，我这件棉袄你穿上，你要是有一天能够回到祖国的话，你告诉祖国人民我对得起党，对得起革命，我现在就光荣了。说着就要往汽车下面跳，下面就是一个深沟。我一把抓住他，我说老韩，你不能这样，我说你看这么多人都被俘了，都慌乱了，我们死了都很轻松，谁来带领他们去渡过这个非常艰难的战俘生活呢，我说你不能这样。他抱着哭，说真是受不了了。 我们这个车往南方开，我们就往北方看，看北斗星，看代表祖国的那颗星呀，心里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主持人：后来你们是怎样在咱们被俘人员当中建立起组织的呢？ 张泽石：那个非常艰难。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在战俘营里的生活很艰苦。我们吃不饱饭，每个人每天两顿饭，每顿就是一个饭团子，有一大桶汤，汤里面有些萝卜缨子，有些酱油，有些鱿鱼，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 一个帐篷里面睡50个人，每个人只有那一尺来长，大家都挤到一起。基本上河滩上和荒地上都开出来了，中间挖一个几十公分或者是那么一个沟，两边就算大炕了，铺上草垫子就在上面睡，很潮湿，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得了关节炎。 这种生活上的艰苦，我们倒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从艰苦里面出来的。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半夜醒了，住在海岛上，听着外面的海浪声、风雨声，想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当时我还有一个未婚妻。心里的痛苦那就是很难说了。 所以我在被俘的第一天，就开始组织我的宣传队员。因为我是宣传干事，我带宣传队一块出来的，但是没把他们带回去，都带到战俘营了，我们一起被俘的有10来个。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知道马上就要开始停战谈判，如果停战了以后，我们是能够被交换回去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定能回到祖国去，不要有别的想法。就组成了一个爱国主义小组。根据日内瓦公约，管理当局对待战俘，应该是跟他们士兵同等待遇。敌人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另外，在战俘营里，只能派管理人员，不能够有武装人员。所以在战俘营里面，白天是美国兵在外面把我们看起来了，然后在战俘营里面有一个管理的司令部，派一个上尉或者中尉来管理我们。他手底下有好多美国兵，分管伙食、卫生、衣物这些东西，都不带枪的。晚上他们走了，就是战俘自己管自己。后来敌人弄了一个审查科，专门审查战俘里面的暴乱分子，看有没有人想逃跑，有没有想组织起来挖地洞。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务组织，他们来维持秩序。 主持人：这些所谓维持秩序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 巨济岛战俘营一角 特务与叛徒：“战俘警卫队” 张泽石：他们叫做战俘警卫队，我们叫它狗腿子，这是美国为了统治战俘，维持内部的安全组织的，叫以俘制俘。就给了他一些权利，他们可以拿着棍子把我们拘留到拘留室去。进去的人基本上都是他们挑选的。后来我们知道了，当时是确定要谈判了，美国就要把战俘问题拿到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了。所以那个时候整个情况就变了，美国就开始策反战俘去台湾去了，把战俘当成赌博桌上的砝码。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就让国民党从台湾挑了400多个特务，装成战俘进了战俘营。这是我回国以后过了很多年才清楚的。 原来只听说有特务，但是不知道是谁。前几年在某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台湾人写的，里面非常明确地写到当年有400多个国民党特务被派到战俘营来，而且是由台湾在韩国的联络负责人亲自指挥。他们以战俘的身份到了战俘营里面，把警卫队和各个营区控制起来。他们强迫了三分之二的志愿军战俘到台湾去，难道这些战俘真是心甘情愿吗，他们愿意离开自己的亲人吗？他们不想念自己的父母吗？他不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参加建设吗？不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想要回国的难友们，大家在一起经常悄悄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们想念自己的祖国，所以说不可能三分之二的人不喜欢自己的国家，都愿意离开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敌人非常卑劣，非常残忍地强迫战俘背离自己的志愿，放弃回国的权利，背叛自己的祖国，对我们来说这是极其痛苦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发生了一个“杜德事件”，要抓杜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时候，敌人又搞了一次甄别。就是表面上要让我们自己选择是要回大陆还是去台湾，好像很民主的样子。一个一个在帐篷里面问，要是说回大陆，好，他给你的卡片上写一个G，就是GO；如果说我不回国，好，写个N，NO，从帐篷出来以后就分开了。美国兵一看是一个G，你出门上车关到另外一个战俘营里面去，如果一看是一个N，好，你留下来，就在这个帐篷。三分之二就留下来了，三分之一的回去。 胜似国民党集中营的战俘营酷刑 当时美国人是用了那么多卑劣的、残忍的手段让我们的战俘不敢说回国的。各种刑罚都有，有的你都想不出来。他们强迫我们趴在地上、跪砖头，有的头上顶一个碗，水洒出来了就要挨打。更残酷的是把衣服脱光了，放到一个汽油桶里，汽油桶里放进玻璃渣子，然后让汽油桶在地上滚，等人出来以后全身都是血。还有就是从肛门里面罐辣椒水，或者吊起来打，等等。当时战俘营里军官和战士是分开的，我们团参谋长就化装成战士，组织了一个回国小组，要让大家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自己的信念。结果被特务发现了，把他吊起来了，拿棍子打他的门牙，四个门牙都打掉了，要他说出来组织的人，他一句都没吭。就是这些老共产党员、老干部用他们自己的明确的行动，告诉我的战友，我们应当怎么做。在战俘营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有脆弱的一面，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敌人正是看到了这样一点，他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在精神上折磨你，在身体上折磨你，在政治上陷害你。 主持人：当时面临这些情况，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张泽石：第一，我们暗中组织起来，反对敌人这么干；第二，鼓舞我们自己的战友，想一切的办法逃离这个反动统治。 1952年的10月9号，因为第二天就是10月10号，美国的牧师拿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一定要警卫队第二天早晨把它升起来，他们就想等旗子升起来后，就找很多的记者去照相，然后把相片拿到咱们那边去，说战俘们已经表示他们心向台湾，他们要到台湾去。我们知道这个阴谋以后，绝对不能让这个旗子升起来呀。所以我们就发动了我们自己的地下组织，决定要把这个旗子夺下来。10月9号晚上我们发动了200多个我们自己的战友，路灯一亮，大家从帐篷里面跑出来，拿着棍子、石头就去围攻警备队，就去抢那个旗子。这是一场捍卫自己祖国的信誉，捍卫我们革命军人的信誉这样一场战斗，也是为了能够借机把叛徒赶走。结果我们就把那个旗子抢过来了，把它烧了，就在这个时候，警报响了，美国兵一个连用装甲车开道，把大门打开以后武装进入了，这个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不能够武装进入战俘营的。美国人说你们已经开始暴动了，就进来了。警报一响，所有的人都必须原地不动，再响第二遍，必须进入帐篷，否则格杀勿论。他们来了以后，按照警备队员的指认，到各个帐篷里面，把我们这次领导这个斗争的，包括我在内都抓起来了。像这样的苦难在战俘营里简直太多了，后来我们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我们才能够回到国内。 主持人：被羁押的志愿军战俘有2万人，这些坚强的战士们，很多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热爱祖国、政治上坚定。他们在战俘营中互相鼓励、相互支撑，为争取回国不断地进行斗争，有的甚至为了祖国的荣誉牺牲了自己。 感谢张泽石同志的精彩讲述，谢谢。 张泽石：八十载南柯一梦？——耄耋之年的一点人生感悟抗美援朝`经历者访谈
朝鲜战场上的两位特级战斗英雄是谁?
朝鲜战场上的两位特级战斗英雄是谁？
朝鲜战场上 谁是中国最高指挥官
朝鲜战场英雄事迹
上战场的士兵都有穿避弹衣吗？
《老乡，上战场》的歌词
谁能告诉我一些讲述外国孩子生活的电影
有没有讲述美国高校生活的影片
朝鲜农民生活怎样
哪位知道朝鲜现在平民百姓的生活怎么样？
《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俘营的内部事务由谁管辖？
第三战俘营
关于朝鲜近代史上的人物
我党建立的始终处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日根据地 ？
有几个关于苏德战场上中国人的问题
战场上的"打掩护"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战场上的荣誉点——5分
能介绍一些战场上的常用英语么?
MP的作用是什么?在危机时刻上战场吗?
二战中,苏德战场上德军的统帅是谁
寻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上乐谱
有没有听过“战场上的圣诞玫瑰”这首歌？
介绍一下二战苏德战场上的哈尔可夫战役
拉克西里在PVP战场上的表现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