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罗兰口红推荐:林晰：亲历“大跃进”岁月

      《人民日报》社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共有三十二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发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同志历经二十二年的劫难，终于全部得到改正。除个别人下落不明外，全部回到报社工作，有的同志还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充分说明，当年的“反右派”完完全全搞错了。

　　我们是诚心来“脱胎换骨”的

　　同这次反右运动紧密相连的是，报社另有八十名同志在1958年年初奉命或自愿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经过“反右派”运动，知识分子被认为必须改造思想，不少人也“自觉”地认为不下放锻炼一番就很“危险”。这批同志原定全部下放延安农村，到达西安之后，一位主管《人民日报》的中央领导人改变主意，将八十人划分为六个小分队，下放到陕西、湖北、山东、广东、安徽、浙江六省的农村基层，设想使他们成为正在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中党中央在基层的耳目。

　　我同妻子贺梦珂（已故）双双下放到湖北枣阳农村，我的两个女儿林菲（四岁）、樊小叶（三岁）则委托在郑州工作的爷爷奶奶照顾。同时下放湖北农村的还有王若水、沈石、吴元英、黄岳军、黄翊明、闻天申、王小松等十余人。

　　我们一行最初都分配到枣阳县曙光大队。这里同河南省唐河县交界，属襄阳地区，后来我同梦珂分配到吉河镇吉河大队。再后来我同王若水同志又被分配到永安人民公社岗上大队，若水任党支部副书记，我任生产大队副队长，只是挂挂名而已。

　　由于我们是下放劳动锻炼的，所以大家在劳动中自觉性很强，重活、累活、脏活都咬着牙去干，真正体会到劳动的艰辛。我毕竟未干过重活，一连几天的挖土、推土、抬粪……咬着牙也不肯休息，结果把我累坏了，以致有几天卧床不起，全身肿胀、皮肤发黄、滴水难进，得了一场不轻的病，吃药，躺了几天后又主动投入了火热的劳动之中。这是“大跃进”的年代，我们又是来脱胎换骨的，哪容你言病而多休息几天呢？可见我们这些人是真心诚意来进行思想改造的啊。可是，思想改造究竟要使我们获得什么，看来谁也说不太清楚，思想改造一定要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进行吗？实质上，繁重劳动只是对某些人的一种惩罚罢了。“文革”中大量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有锻炼青年人的一面，但也有把青年人教坏了的一面，因为有些农民的思想意识也是不健康的、甚至是落后的。当然，我们身在农村就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也确实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贫穷是苦难的根源

　　曙光大队是个大村，约有三百户人家，千余口人，是一片平原，以种小麦和棉花为主；不远处是座座高山，属桐柏山区，这里正是我国南北交汇的地区，但北方的生活气息更浓一些。因为同河南交界，有不少河南人来此乞讨，更有些河南妇女（包括已婚妇女）流浪过来嫁人，有的还生下一两个孩子，然后不知去向了（有的则卷走一些财物），不知道她们是回河南老家，还是又去嫁人。总的看来，这一带农民为生活所迫，婚姻观念相当淡漠。曙光大队一位干部，一天早晨突然发现同他姘居的河南女人不知去向，全家人嚷嚷了一阵子，很快就平静下来，从此再无人提起此事。中国许多农村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缘于极度贫穷，生活太艰苦了。许多妇女不过是为了逃荒，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流落他乡，以姘居的方式混口饭吃而已，一旦饥荒过去，她们多数人还是要返回故土，回到原来亲人的身边，贫穷是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的根源。

　　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这话很有针对性，很有道理。人们如果没有必要的经济物质条件，哪会有尊严的正常的生活呢？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遭遇的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人人自危，“阶级斗争”才是“硬道理”，经济建设虽然也在进行，不是在长官意志的瞎指挥、高指标下乱折腾，就是被“政治挂帅”的大棒阻挠、干扰，颠颠簸簸，成效甚少，成果落实在民生上的更是少之又少。

　　同副区长的尖锐矛盾

　　在枣阳下放期间，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我同鹿头区张副区长的矛盾。那是在吉河大队，他是驻吉河大队的行政长官。一天，有人来告诉我，张副区长扣押、殴打一位过路的农民，打得很凶，引起不少群众的反感。我一时激动，认为这有违国家宪法，当面说他这种做法是“私设公堂，欺侮群众”，这位平时同我相当熟悉的副区长对我的指责一下子给蒙住了，显然，扫了他的威风。从此我们相互间产生严重隔阂，我在吉河大队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了。不久，报社派人来枣阳考察下放干部的表现，张副区长说了我的许多坏话，然而吉河的农民却不赞同那些说词。来考察的同志还算公道，未听片面之词，使我免除了不公正的结论。

　　农村干部中有不少任劳任怨的好同志，但也有些人作威作福，骑在农民头上为所欲为，“大跃进”中干出了许多疯事、傻事、出格的事，与此不无关联，这位副区长的霸道行为是我直接感触到的。在“大跃进”的岁月里，鹿头区党委、政府某些人的盛气凌人，脱离群众，搞花架子，不惜民力，只知迎合上级，阿谀奉承。对于党中央后来也不得不指出要纠正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当时我们就不时有所见也有所闻。其实，“五风”的风源和“三面红旗”分得清楚吗？在中国的权力部门中，从上到下，这些不是普遍现象吗？这些东西，其实是植根于远未经过彻底改造的半封建的土壤之中。

　　省委书记要来，忙坏了基层干部

　　从县里来的消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要来鹿头公社视察，于是忙坏了鹿头的社队干部。

　　为迎接首长巡视，他们要在短短时间内搞成一个“新农村”，于是动员群众把几座村庄夷为平地，建成一条从县城可以直通公社所在地的笔直大路。在新开道路的两旁，干部们命令把远处一些百年大树栽过来，明知这些大树移动后很难成活，只是为了首长参观，竟下达了如此荒唐的命令，干出了如此荒唐的事情。

　　为了显示鹿头公社范围内人人都识字，人人会作诗作画，干部调兵遣将，把河西边村庄的“文化人”调到河东边的村里来，把河东村庄的文盲调到河西的村庄去，就在几天之内，竟然“造出”了一个“文化新村”。

　　人民群众对这些作法是很反感的，因为这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严重地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但人们只敢在下面窃窃私语，谁也不敢站出来说个“不”字，因为有不同意见就会遭到“批判”（当时批判之风盛行，称之为“辩论，辩论你”）。

　　这一年，王任重同志并没有到鹿头公社视察，人们空折腾了一番。

　　地委副书记戳破高产“秘密”

　　襄阳地委副书记焦德秀同志邀请我们小分队去随县郊区参观一块据说是亩产六万斤的高产稻田，让我们随同参观，估计他们原想在《人民日报》上放一颗高产“卫星”吧。当时“卫星”满天飞，一个比一个飞得高，那真是个产生一系列荒唐事件的年代。

　　这次参观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原来那块所谓高产田的稻子，是有人把周围几十亩未成熟的稻禾割下来集中插在这里的。我们问：这些稻子挤在一起密不透风能长好吗？放“卫星”的干部解释说：用电动吹风机吹啊！当参观者询问高产的经验时，他们笑而不答。焦德秀同志毕竟熟悉农事活动，他弯下身来拔了几棵稻禾，发现竟然没有根。“秘密”被戳破了，这场放“卫星”的把戏也只好就此收场。

　　这是典型的弄虚作假行为。地委副书记当时只是轻声细语地批判了在场的干部，他不能发怒，不好高声张扬，那样会被认为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毛主席说“气可鼓而不可泄”啊。“大跃进”究竟是什么含义，岂不是一清二楚吗？

　　我也干了一些傻事

　　在那疯狂的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口号的捉弄下，我也曾一度失去理智，跟着那股狂风起舞过。

　　为夺取农业高产，我相信使用绳牵引犁耕地可以提高效率。我建议岗上大队购置粗绳索，让木工做了固定的木架，然后用绳索牵引犁来耕地，结果绳索断了，农田耕不动，与其说想提高工效，不如说是自找麻烦。我建议采用这种办法犁田，是来自《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的报道（还有图示）。报纸还提倡深翻土地，翻地两三尺，结果把生土翻出来了，肥土翻下去了，真可谓是吃力不讨好。那时还提倡密植，越密越增产。为了多施肥，报纸介绍一些地方拆房、拆炕，用陈年老土肥田……

　　为了加快有机肥的发酵过程，我所在的生产队买来两口大铁锅，把人粪、牲畜粪倒在锅里加温煮沸，弄得全村臭气熏天。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已经把各家各户做饭的锅都砸了，食堂只好用这两口熬过粪便的大锅来煮饭，吃得人人龇牙咧嘴，这是我在岗上大队亲身经历的一件奇事。

　　这一年，因为毫无根据地虚报产量，把生产队库存粮食统统上缴了还不够数。由于高级领导人提倡“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还为了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曾经大吃大喝过几天，加上过路人“吃饭不要钱”，使得食堂很快就无以为继了。有些农民明智地看到了食堂前景不妙，在家中藏了少许粮食以应急需，而那时还认为这些人是“私藏资本主义尾巴”呢。

　　回想这些往事，真让我汗颜不已！

　　丰产的大批粮棉烂在地里

　　同全国各地一样，枣阳的干部和群众也在上级的鼓动下（应当说，也是在《人民日报》宣传报道的鼓动下）放着地里的棉花和粮食不收，却组织千军万马上山大炼钢铁，连一些小脚老太太也雄赳赳地带着被褥、炊具和孩子们，乘马车上山了。她们看上去都很兴奋，因为她们能同男人一起奔赴大炼钢铁的战场。这是幅令人难忘的“动人”画卷，使我联想到杜甫在《兵车行》一诗中描写出征的悲壮场面。他们是去炼钢铁吗？事实说明她们在一些无知者的指使和鼓动下，上山去破坏千百年生长起来的参天大树，而炼不出一克钢铁来。

　　枣阳、随县一带1958年确实是个风调雨顺大丰收的年景，棉花长得像小树，果实累累，谷物也比往年长得好，只是因为大批劳力奉调参加“全民炼钢”，庄稼无人收藏而烂在地里了。现在想起来，这一切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啊！

　　1958年的“大跃进”，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不，应当说是一场大倒退，是一场闹剧，并以悲剧为结果。这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则是以几千万人饿死、绝大多数人垂头丧气求生存为代价的。

　　小分队保持了比较冷静的观察

　　我同王若水同志在永安人民公社岗上大队住的时间较长。这里是岗地，比曙光大队穷困些，我同若水共居一室，终日相处。他有独到的见解，勤于思考，遇到问题总要分析分析，他学识渊博，对我的帮助甚大，我视他为良师益友。有时深夜我们从公社开会回大队，他总是低头不语，往往走错路，总要我提醒他，原来他在路上也在不停地思考问题。下放劳动锻炼结束回到报社以后，他写了一篇杂文《蚂蚁与玉皇》，针对“大跃进”出现的大偏差，感慨良多，这大概就是他在走夜路时思考的一部分结晶。

　　下放期间，以若水同志为代表的枣阳小分队，曾将大家见闻的枣阳农村情况如实书写出来，由他定稿，并派人送到时任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缪海凌同志手中，很快就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连续刊登出来。我们反映的这些情况，在党中央当时召开的武昌会议上引起了重视。田家英、吴冷西同志还找王若水同志去武昌当面汇报情况。在我的印象中，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反“左”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由于彭德怀同志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的“万言书”惹恼了一个人，风云突然转向，在全国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刹那间，全国黑云翻滚！这时，我们已经回到报社，仍然遭到了某些人的议论，甚至攻击。枣阳县就有人要把我们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襄阳地委一位书记却出来说了话，他说：“《人民日报》的同志在枣阳待了一年，他们的意见可供参考嘛！”这是若干年之后，新华社湖北分社一位记者向我透露的内情。看来，我们小分队遇到了贵人，躲过了这场被划为“分子”的厄动。

　　饥饿袭击农村和城市

　　1959年夏秋季，各地农村开始传来大量饿死人的消息，人们心情沉重！1960—1962年连续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的后果充分暴露出来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实地调查，安徽、四川、河南等省，有一些村庄的人死绝了，真是惨绝人寰，这难道是天灾吗？实实在在是人祸！其实，三分天灾也说不上。

　　饥饿也袭击了城市，人们处于半饥饿状态，只好尽量减少体力活动，以降低人体热能的消耗。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患了肺结核病，体力很差，精神不济，夜间大量盗汗，以致被子都湿透了，缺少食物显然是导致这种疾病的主要原因。1962年，据说是按照陈云同志的建议，进口古巴蔗糖制成一大批糖果投放市场，每斤售价五元（当时人们工资收入不足百元）。一天黄昏，王府井百货大楼突然挤满了买糖果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人们几年不知糖味，而且饥饿难忍，缺少热力，买到糖块后就迫不及待往嘴里送，以致当天王府井大街上抛满了一层又一层花花绿绿的糖纸，随风飘舞。这一景象令我至今难忘，这说明人们当时是如何缺乏营养和热量啊。从1961年开始，在全国性饥荒的严峻形势下，中央（主要是周、刘、陈）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方针。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主要由刘少奇初步检讨了“大跃进”引起的问题，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更明确地强调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在政治、文教、科技、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比较合乎实际的政策。1963年以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国民经济初步恢复。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1962年夏秋之间，毛泽东就在中央的会议上突然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所做的检讨，“重提阶级斗争”，反对“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不久就又发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全民族的更巨大更深重灾难。

　　我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

　　1958年10月底，我们下放农村的八十名同志奉命回到报社，下放劳动整整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我们见证了中国大地在“大跃进”运动中“翻天覆地”的大折腾。这一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1959年，我继续留在报社农村部，被安排在夜班做版面编辑工作。当时，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尚未收场，“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即后退）远未到位，特别是“反右倾”运动以后，每天编发的稿件仍是那些虚夸的农业收成、不合经济规律的所谓“万头”猪场之类的报道，还要赞扬“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以及已经无以为炊的公共食堂。由于1959年下放农村了解到一些实事，所以我明知这些报道是虚假的，却也得硬着头皮去编稿，制作标题，甚至还要奉命写编者按语、短评、评论员文章，为这些虚假的新闻报道添油加醋。两重人格，内心冲突，这大概就是我当年的处境吧，我的心灵似乎被“左”的思潮强奸了，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困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