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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04:36:01
【中文题名】“惟楚有材”考略 【作者】邵学海 【文献出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分类号】 【关键词】惟楚有材 贡院 学宫 林天擎 【图片】 【内容】
“惟楚有材”是表示教育兴盛、人才辈出的一种文学语言，人们常常因此想到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山门上“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楹联[1]。由于岳麓书院为人文盛地，今天“惟楚有材”几成名句。
问题的提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楹联撰于嘉庆十七至二十二（1812至1817）年间，时任山长袁名耀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下联语出《论语?泰伯》：“才难，不期难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通常认为，上联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2]。
“斯”在孔子指时间，在张中阶指区位，都是说人才聚集，文字完全借用。
“虽楚有材”之“虽”则有两义，一表假设或让步，即“纵然”或“即使”；一通“唯”，即“仅”，表“只有”。联系上下文，声子所谓“虽楚有材”的“虽”即前者，不表“唯”。他以木材为喻，说纵然楚国有人才，却是晋国实实在在地使用了他们。声子的话对楚国的时政带有批评色彩，他接下来说：“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惟楚有材”是说楚地有人才或楚地出人才，褒义是明显的。
另外，“惟楚有材”是一独立陈述句，“惟”作为语首助词引出主语“楚”。而“虽楚有材”只表达了意思的一半，不能单独使用，还须连接转折成分构成完整句子。可见，说“惟楚有材”语出《左传》并不正确，若溯典追故，《左传》的“虽楚有材”只是它的前身——后人改其义而用之。
从“虽楚有材”到“惟楚有材”仅易一字，意思与句子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一字之易是否始于山长袁名耀？意思的转换是否从长沙岳麓书院开始的呢？
无独有偶，据1948年上海《联合画报》登载的照片，湖北武昌曾有一四柱三门的木构牌楼，系清代贡院附属建筑，立于贡院街上（20世纪40年代改为楚材街）。根据影像，摄影者是在某夏日上午，由北向南拍摄的，照片上牌楼匾额题“惟楚有材”。据诸多回忆者谓：南面匾额题“辟门吁俊”[3]。牌楼于1958年（有说1955年）因大风而倾覆，此后不复重建（图一）。
长沙、武昌两地都有上题“惟楚有材”的遗物，“惟楚有材”一语始出何时、何地、何人，就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武昌贡院“惟楚有材”牌楼考
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之楹联的缘起较为清楚，武昌贡院“惟楚有材”之牌楼的历史尚在云雾中，除了历史旧影为证，迄今仅有数种并不确切的说法，主要如下。
一种见《武汉地名志》[4]。说清时每次乡试，楚地中第者少，落榜者多，于是持不平之议的学子匾书“惟楚有材”，并高悬贡院前以泄其忿。考官不悦，遂出一上联命对，结果竟被一小贩对出，于是考官对楚地人才刮目相看[5]，从此该匾悬于贡院大门。民间传说不足为证，不过，《武汉地名志》中对“惟楚有材”牌楼的描述却大体符合历史照片。可能，作者根据被采访者的记忆描绘了牌楼的模样，又羼和了民间故事，两者一并写进志书了。
一种见《武昌区教育志》[6]。说武昌贡院坐北朝南，大门系木栅构成，门柱高两丈余，门楣上自右至左题“惟楚有材”。此说显然与历史照片不符，不过，根据文中对贡院的介绍以及对三年一次乡试程序的描述，说“惟楚有材”书于门楣而非题于牌楼，似确有所本，非虚妄之言。经了解，此材料系调查所获，被调查者多为高龄人士。可能，回忆者混淆了牌楼与门楣的区别。或者，因年代久远而误记了。
另据资料，晚清秀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曾向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打听“惟楚有材”牌楼在否，王任重派员调查，反馈信息中有一条是：牌楼上“惟楚有材”系曾国藩丁忧回籍路过武昌时所书[7]。这是一条可资追踪的线索，它表明：1948年所摄“惟楚有材”牌楼系咸丰年间的遗物。
曾国藩曾两次丁忧，一次在咸丰二年（1852）六月，即赴江西任乡试正考官途中闻母亲逝世消息，遂折往湘乡。一次在咸丰七年（1857）二月，即在瑞州军中闻父亲逝世消息，立刻奏报开缺奔丧回籍。第一次曾国藩丢下江西考官不做了，第二次撇下湘军水师不顾了，此急迫情形下，曾国藩为武昌贡院留下墨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有可能的是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丁忧未终制即奉诏援浙之时。
武昌贡院于咸丰三年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六年，清军最终收复武昌，咸丰八年，湖北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檄府州县绅富捐资重修”，并且“因江夏县署旧址并买民基建共成一万一百间”[8]考棚。
咸丰八年对于湖北的学子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不仅当年要举行三年一度的乡试（戊午科），督抚还为增广中额奏报朝廷。正月十五日，胡林翼上奏，拟请分别为各府州增广学额，上谕谓：“……自咸丰八年为始，岁科两试，一体永远遵行……”[9]。随后，官文又为增加湖北乡试名额上疏。据上谕答复：“湖北省绅民捐资济饷，数及百万，实属踊跃急公，深堪嘉尚，加恩着照所请，准将湖北省文武乡试，永远加广中额各三名……以昭激励”，并且，增广中额从上一届的乙卯科为始[10]。当时，虽非湖北一地接受了天子的隆恩，但这圣旨仍然令湖北武昌乡绅“感诵皇恩，异口同声”。上谕于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送抵武昌。循例推算，上疏或在七月上旬或在六月下旬。
同年十一月，胡林翼在洞庭湖边对僚属谓鄂事三大忧虑，证明选拔人才确是咸丰八年湖北重要政务之一。他说可虑者有三，其中第三就是人才：“天下以盗贼为患，而乱天下者不在盗贼，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今鄂中人才安在？求贤之方略安在？”[11]
可知，咸丰八年前后，人才以及科举取仕等问题，一直萦绕在湖北乡绅与官吏的脑际，他们认识到“国之需才，尤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之则死”[12]的道理。在这历史背景下，曾国藩来到武昌。
人才与世风、时局的关系形成湖北重视人才的氛围，可能就是这氛围的影响，又适逢新贡院、新牌楼落成以及即将举行的科考盛事，曾国藩应邀写下“惟楚有材”匾额。此牌楼90年后，即1948年被拍摄下来，又十年倾覆。咸丰八年重修的贡院牌楼于世刚好一百年。
查曾国藩日记，此说大抵可得证实。咸丰八年六月二十四二更尽，曾国藩经水路抵达武昌，在武昌停留八天，七月初二正午离开武昌。八天中后五天的日记几乎都有替人书写对联、条幅、扇面、匾额的内容。其中六月二十八日记：“早，写贡院扁，至午刻毕。写对数付。申刻，至厉伯符处赴宴，更初归。作对二付送督抚，写四付。”七月初一日记：“早，会客三次。饭后写贡院扁十余块，午正毕……”[13]。
贡院匾额、楹联一般不太可能由一人包干写尽，所谓写“贡院扁十余块”或许是反复书写的笔误。但是，所写匾额是否就是牌楼上的“惟楚有材”呢？目前尚无材料可资遽断。然而，将牌楼上“惟楚有材”字迹与曾国藩所书《临江仙词》比较，两者的结体与笔意确有诸多仿佛之处。不过，曾氏平生勤写好书[14]，贡院匾额由他包干也似无不可，若果真如此，两天写的“十余块”匾中必有“惟楚有材”一块，这是由于曾国藩的身份与牌楼的显要性使然。
曾国藩曾于道光十四年受业于岳麓书院，有理由说他将岳麓书院大门的“惟楚有材”移于武昌贡院的牌楼上。由此似可推测，“惟楚有材”即为岳麓书院山长袁名耀始撰。但是，查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江夏县志》卷一所载武昌贡院图，其明远楼、至公堂、门楼、牌楼历历在目。可知，咸丰八年官文、胡林翼所立牌楼并非新建，而是依前朝规制重修。乾隆时期的牌楼在咸丰初年的战乱中不能幸免[15]，咸丰八年重修贡院时，这牌楼当然也会加以恢复。重要的是，《江夏县志》所附贡院图，不仅清楚地描绘了武昌贡院的格局以及牌楼的形貌，而且，牌楼上“辟门吁俊”四字清晰可见（图二），它间接证明乾隆年间“惟楚有材”即彰显于贡院牌楼上。
如前所述，牌楼的南北两面分题“辟门吁俊”与“惟楚有材”，这一对应关系，有历史照片和楚材街老居民的回忆证明：《联合画报》的照片再现了面北的“惟楚有材”，牌楼的南面即“辟门吁俊”。《江夏县志》贡院图所描绘的牌楼面南，其上题“辟门吁俊”，据此，牌楼的北面应该题有“惟楚有材”。而如果这一推测成立，袁名耀就不是“惟楚有材”的撰者，岳麓书院也不是“虽楚有材”到“惟楚有材”的易换之地，曾国藩在武昌只是循旧例重写了“惟楚有材”四字。
乾隆时期的牌楼建于何时，于方志无徵，根据明万历年《湖广总志》记载，明代武昌贡院的格局与乾隆年间的大致相仿：“……明远楼……南百步为龙门楼，乃二门也。门内东西为号舍……四隅皆有高台，置亭其上，以居瞭卒……二门外三十步许，折而东更五十步为大门，扁曰‘天开文运’。门之内中道为坊，一曰‘登云’，门外之为坊，一曰‘腾蛟起凤’”[16]。需要指出，《湖广总志》所描绘的贡院为面南的形貌，“腾蛟起凤”是牌楼南面匾额上的题字。
由此可知，明代以来武昌贡院大门外就有牌楼，万历时南匾题“腾蛟起凤”，乾隆时题“辟门吁俊”。换一角度说：既然万历牌楼南匾非“辟门吁俊”，北匾则未必题“惟楚有材”。据此推算，明万历下移，清乾隆上溯的历史时期里，贡院匾额的题字发生了改变——南以“辟门吁俊”替换了“腾蛟起凤”；北以“惟楚有材”替换了一未知的内容。
替换牌楼匾额无疑是件大事，它或者因某一重大事件促成，或者因贡院扩建而出新。若因重大事件，明万历至清乾隆近两个世纪里，莫过于顺治六年钦定湖北黄冈刘子壮为殿试之魁以及汉阳熊伯龙得中榜眼一件。这一年是清朝首次开科取仕，第一个状元和榜眼被湖北人获得，无上荣耀可能使武昌贡院换上“惟楚有材”匾额。但可能性很小，这推测还缺乏其他材料以供支持，况且明清易祚之际，军事频繁，刘子壮夺魁在当时能否获得全社会的特别关注还有问题，历经战乱的明代贡院，“清顺治初因之”[17]的状况可为佐证。另外，清初民族矛盾深重，一批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往往隐遁而去，不为清朝统治者所用，而且对刘子壮、熊伯龙一类多持反感和敌视的态度，清初诗人黄冈杜浚对刘子壮就常作嘲讽之辞。首次开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似乎并不能激起两湖士人心中“惟楚有材”的感怀，那么，替换匾额题字应发生在贡院扩建的过程中。
查武昌贡院历史，自清同治八年（1869）上溯至明正统年间的4个多世纪里，共经历大小11次营建，乾隆以前则有5次：除去“成化七年重修，万历元年……始易瓦”两次，还有崇祯年间一次，康熙年间两次。
“崇祯十五年提学高世泰增修”不可能有很大规模，似乎武昌城内的官绅以及秀才们也不可能有好心情去替换贡院牌楼的匾额，因为，头一年张献忠攻占襄阳，进而攻应山，逼麻城，克随州，围郧阳，武昌城内人心惶惶。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挥师南下追击左良玉，左良玉寻走武昌，纵兵大肆掠夺，“财货甲于全楚”的汉阳、武昌，“不数日，荡然矣”。接着，湖北襄阳、夷陵、荆门、荆州、均州又失于李自成之手。明末战乱使湖北的文教事业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其程度在全国至深至惨，此时，恐怕不会有人关心贡院牌楼上的匾额。
武昌贡院牌楼换上“惟楚有材”四字，或许在清康熙年间，虽然此时湖北人才状况落后于江东，但总体来看，清初自道光二百年间，湖北高中一甲计九人，在全国还是居中上游的[18]。况且“康熙三十一年布政使李基和拓基增号，四十二年巡抚刘殿衡借江夏县学宫地拓号五千余”[19]，间接表明湖广赴考人数巨增，原有考棚数已不敷其用，作为社会对人才的一种召唤以及两湖知识分子对明中叶以来人才辈出的追忆，这时挂上“惟楚有材”匾额也是有可能性的。
上述推测仅勾勒出康熙以后贡院牌楼“惟楚有材”匾额的大致历史，“惟楚有材”语出何人、何时，并不能因此获得答案。看来，单循牌楼的线索，“惟楚有材”之肇殊难考证。
“惟楚有材”出自清初湖广巡抚林天擎的重修府学记中
贡院是拔擢俊秀的场所，学宫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同为教育机构，如果由贡院而学宫地扩大视野，寻找“惟楚有材”的出处，可能呈柳暗花明之势。经查，武昌府学资料中有关于“惟楚有材”的记载。
《湖北通志》载：顺治十年（1653）冬，林天擎任湖广巡抚，一年余（1655），“适有事释奠，庠生杨如杞等庭见而请曰”：武昌府学是鄂省乡学之冠，但“兹芃芃荆棘……且明伦之所，欲就倾覆，司鐸者皆僦居民间。”并尖锐地指出：这种状况“似非新朝文治之盛”。当时鄂西仍为大顺军占据，“军需浩烦，诚知公帑不给”，但诸生能体谅国家经济困难，“曷忍以咨”，愿尽捐膏火，并请林天擎号召募捐，筹集资金，以修复学宫馆舍。林天擎很感动，当即应诺“二百金为鸠工助”，而后“复请于太保祖公，捐俸相若，以及藩臬诸大夫等无不斥赀有差，饬材集匠，凡榱桷朽蠹者以易；瓦石骞穿者以更；丹垩 味者以饰。……篑土尺木，悉由创建。”修葺工程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秋，落成于十四年（1657）春。
俟新府学落成，林天擎实际已不在湖广巡抚任上，但“诸生因先期谒余，而请记之”，他作重修府学记，文中回忆了两年前诸生谒见一事，遂发感叹：“余思惟楚有材，自昔艳羡。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为之前茅者矣。后之龙攄鹏奋，何可数量？”[20]这件事在武昌府学的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康熙十六年（1677）湖广学政蒋永修，曾回忆20年前瞻仰林天擎所修新府学时的感受说：“见其风流都雅，词章郁勃……足为百邑宗”。道光十五年（1835），此事还见于提学朱兰的记录中：“顺治初中丞林公益拓其规，嗣是代有修葺”。
清初，振兴两湖教育，开发楚地人才的由衷之愿，是地方官吏的共识，非林天擎一人仅有。例如，还是宜兴蒋永修，参观新府学后，亦深怀楚才“龙攄鹏奋，何可数量”之希望，谓：“余意三四十年后，当必有远如费祎、孟宗、李太和、冯当世，近如郭明龙、吴磊石、贺对扬、熊芝冈者张楚军也”。但是，将这种共识凝结成“惟楚有材”四字，则系自林天擎。
自林天擎后，呼唤“楚材”成了两湖地区知识分子的心愿和官吏的职责，其文字屡见于乡邦文献。
据雍正《湖广通志》载巡抚王士俊记重修武昌府学记：“雍正九年冬，余奉命抚楚……乃询于众曰：楚才号天下久矣，而学制缺如，可乎？”等到学宫修葺一新，他又说：“慨然想江汉秋阳之遗意，从此楚材辈出，如冯宋科名、张李相业，其上焉者为周程儒术，则教学之道，且将扩前言而大之。”
《再续汉口丛谈》载王士俊对武昌府参加乡试所取成绩的评价，可见其重视“楚材”的培养和选拔之事实：“先是王中丞观风湖北，拔武昌生童至四十四人，因语提学曰：‘惟楚有材，武昌尤其最者矣’”[21]。
“惟楚有材”影响深广，其观念沁入楚地士人之心，以至光绪年间武昌有《惟楚有材赋》之美文[22]。
“惟楚有材”是对明季两湖人才状况的总结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表征
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叹，非一时即兴之语。首先，它是历史的总结，不仅反映了明代以来楚地人才辈出的实际状况以及士人对这种状况的高度赞誉，还是宋元以来，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在文教方面的表征。一如李东阳说：“湖广大藩，武昌首郡，国家渐涵教育之泽余百斯年，轨文章绂之盛，不待北学于中国，而孔子之道明矣”[23]。王夫之也曾指出明季楚地文教之盛的事实，说：“洪（武）永（乐）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24]。
明季“楚材甲一时，早播大雅之口”[25]，其溢美之辞不绝于书，如《续汉口丛谈》所录：
“……当时人才甚盛之说，则王元美、朱竹垞氏亦曾言之。其为《吴明卿集序》云：‘楚于德、靖间最多才子，以梦泽为之嚆矢……’”；
“叶向高序云梦邹太仆《观光孚如集》云：‘当世论才必曰楚，京山、齐安、下雉皆翘然者，至近日而云杜、江夏二三君子，始张楚矣，亦可证也。’”[26]；
“嘉靖朝，吾楚人才最 ，因之发皇盛大，并记载楚故之书，乘之迭出，争胜一时……”[27]。
其次，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叹，是清王室治国方略改变的曲折反映。
清前期，顺、康、雍、乾诸朝多有厘革时政的志向，开始由武力转向教化，在容纳汉族知识分子和振兴文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清建元前夕，诏封了孔子六十五代孙袭衍圣公和五经博士的官爵；鼎定燕京后，立即恢复科举制度，并修缮明北监故址，立为太学；顺治三年（1646）修葺盛京孔庙；八年（1651）遣官祭祀孔子阙里；九年（1652）清世祖亲幸太学祭孔。并且，就在这年颁行《卧碑文》，要求学生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顺治十二年（1655），清世祖明确公布了治国宗旨：“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弗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28]。
第三，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叹，是对清朝首次殿试湖广所取优秀成绩的表彰。
顺治六年（1649），清朝第一次开科取士，湖北黄冈刘子壮中状元，汉阳熊伯龙中榜眼。八年后，其影响在林天擎那里并没消失，作为明代人才状况的余绪，林大人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遂有“自昔艳羡”的回顾。
结 语
第一，“惟楚有材”改变于“虽楚有材”，其变换的契机有三：1、明代楚地人才状况以及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之趋势；2、清初的基本国策；3、清首次科举，楚地即取得优异成绩等。林天擎由明入清，见武昌文庙败象，不免遥想明代两湖人文盛景，又感念莘莘学子的拳拳之心，遂发感叹而凝结为“惟楚有材”一语。
既囿于楚地，又限于科举，说“惟楚有材”语出林氏大体符合历史实际状况。19世纪初，虽然袁名耀因出此联而天下彰名，但“著作权”应归17世纪中叶的抚台大人林公所有。不过，恰是岳麓书院的盛名，“惟楚有材”得以传布天下；
第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洇润，林天擎“惟楚有材”的感叹逐渐被两湖知识分子所认同，并成为楚地人才意识的高度归纳，于是，大体在康熙年间题于武昌贡院牌楼，乾隆年因之。咸丰三年，贡院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牌楼亦不能幸免。咸丰八年，官文、胡林翼重修贡院及牌楼，并请曾国藩重写了“惟楚有材”匾额；
第三，不论长沙岳麓书院的楹联，还是武昌贡院牌楼的匾额，其“惟楚有材”之“楚”，都指湖广即两湖的范围，今天的湘、鄂均为古代的楚地。再者，“惟楚有材”的“惟”，非唯一的意思，故而不是一种夸饰的语句，有媒体解读为“唯有楚地出人才”，实是大大的误会。
“惟楚有材”是表示教育兴盛、人才辈出的一种文学语言，人们常常因此想到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山门上“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楹联[1]。由于岳麓书院为人文盛地，今天“惟楚有材”几成名句。
问题的提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楹联撰于嘉庆十七至二十二（1812至1817）年间，时任山长袁名耀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下联语出《论语?泰伯》：“才难，不期难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通常认为，上联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2]。
“斯”在孔子指时间，在张中阶指区位，都是说人才聚集，文字完全借用。
“虽楚有材”之“虽”则有两义，一表假设或让步，即“纵然”或“即使”；一通“唯”，即“仅”，表“只有”。联系上下文，声子所谓“虽楚有材”的“虽”即前者，不表“唯”。他以木材为喻，说纵然楚国有人才，却是晋国实实在在地使用了他们。声子的话对楚国的时政带有批评色彩，他接下来说：“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惟楚有材”是说楚地有人才或楚地出人才，褒义是明显的。
另外，“惟楚有材”是一独立陈述句，“惟”作为语首助词引出主语“楚”。而“虽楚有材”只表达了意思的一半，不能单独使用，还须连接转折成分构成完整句子。可见，说“惟楚有材”语出《左传》并不正确，若溯典追故，《左传》的“虽楚有材”只是它的前身——后人改其义而用之。
从“虽楚有材”到“惟楚有材”仅易一字，意思与句子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一字之易是否始于山长袁名耀？意思的转换是否从长沙岳麓书院开始的呢？
无独有偶，据1948年上海《联合画报》登载的照片，湖北武昌曾有一四柱三门的木构牌楼，系清代贡院附属建筑，立于贡院街上（20世纪40年代改为楚材街）。根据影像，摄影者是在某夏日上午，由北向南拍摄的，照片上牌楼匾额题“惟楚有材”。据诸多回忆者谓：南面匾额题“辟门吁俊”[3]。牌楼于1958年（有说1955年）因大风而倾覆，此后不复重建（图一）。
长沙、武昌两地都有上题“惟楚有材”的遗物，“惟楚有材”一语始出何时、何地、何人，就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武昌贡院“惟楚有材”牌楼考
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之楹联的缘起较为清楚，武昌贡院“惟楚有材”之牌楼的历史尚在云雾中，除了历史旧影为证，迄今仅有数种并不确切的说法，主要如下。
一种见《武汉地名志》[4]。说清时每次乡试，楚地中第者少，落榜者多，于是持不平之议的学子匾书“惟楚有材”，并高悬贡院前以泄其忿。考官不悦，遂出一上联命对，结果竟被一小贩对出，于是考官对楚地人才刮目相看[5]，从此该匾悬于贡院大门。民间传说不足为证，不过，《武汉地名志》中对“惟楚有材”牌楼的描述却大体符合历史照片。可能，作者根据被采访者的记忆描绘了牌楼的模样，又羼和了民间故事，两者一并写进志书了。
一种见《武昌区教育志》[6]。说武昌贡院坐北朝南，大门系木栅构成，门柱高两丈余，门楣上自右至左题“惟楚有材”。此说显然与历史照片不符，不过，根据文中对贡院的介绍以及对三年一次乡试程序的描述，说“惟楚有材”书于门楣而非题于牌楼，似确有所本，非虚妄之言。经了解，此材料系调查所获，被调查者多为高龄人士。可能，回忆者混淆了牌楼与门楣的区别。或者，因年代久远而误记了。
另据资料，晚清秀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曾向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打听“惟楚有材”牌楼在否，王任重派员调查，反馈信息中有一条是：牌楼上“惟楚有材”系曾国藩丁忧回籍路过武昌时所书[7]。这是一条可资追踪的线索，它表明：1948年所摄“惟楚有材”牌楼系咸丰年间的遗物。
曾国藩曾两次丁忧，一次在咸丰二年（1852）六月，即赴江西任乡试正考官途中闻母亲逝世消息，遂折往湘乡。一次在咸丰七年（1857）二月，即在瑞州军中闻父亲逝世消息，立刻奏报开缺奔丧回籍。第一次曾国藩丢下江西考官不做了，第二次撇下湘军水师不顾了，此急迫情形下，曾国藩为武昌贡院留下墨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有可能的是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丁忧未终制即奉诏援浙之时。
武昌贡院于咸丰三年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六年，清军最终收复武昌，咸丰八年，湖北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檄府州县绅富捐资重修”，并且“因江夏县署旧址并买民基建共成一万一百间”[8]考棚。
咸丰八年对于湖北的学子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不仅当年要举行三年一度的乡试（戊午科），督抚还为增广中额奏报朝廷。正月十五日，胡林翼上奏，拟请分别为各府州增广学额，上谕谓：“……自咸丰八年为始，岁科两试，一体永远遵行……”[9]。随后，官文又为增加湖北乡试名额上疏。据上谕答复：“湖北省绅民捐资济饷，数及百万，实属踊跃急公，深堪嘉尚，加恩着照所请，准将湖北省文武乡试，永远加广中额各三名……以昭激励”，并且，增广中额从上一届的乙卯科为始[10]。当时，虽非湖北一地接受了天子的隆恩，但这圣旨仍然令湖北武昌乡绅“感诵皇恩，异口同声”。上谕于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送抵武昌。循例推算，上疏或在七月上旬或在六月下旬。
同年十一月，胡林翼在洞庭湖边对僚属谓鄂事三大忧虑，证明选拔人才确是咸丰八年湖北重要政务之一。他说可虑者有三，其中第三就是人才：“天下以盗贼为患，而乱天下者不在盗贼，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今鄂中人才安在？求贤之方略安在？”[11]
可知，咸丰八年前后，人才以及科举取仕等问题，一直萦绕在湖北乡绅与官吏的脑际，他们认识到“国之需才，尤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之则死”[12]的道理。在这历史背景下，曾国藩来到武昌。
人才与世风、时局的关系形成湖北重视人才的氛围，可能就是这氛围的影响，又适逢新贡院、新牌楼落成以及即将举行的科考盛事，曾国藩应邀写下“惟楚有材”匾额。此牌楼90年后，即1948年被拍摄下来，又十年倾覆。咸丰八年重修的贡院牌楼于世刚好一百年。
查曾国藩日记，此说大抵可得证实。咸丰八年六月二十四二更尽，曾国藩经水路抵达武昌，在武昌停留八天，七月初二正午离开武昌。八天中后五天的日记几乎都有替人书写对联、条幅、扇面、匾额的内容。其中六月二十八日记：“早，写贡院扁，至午刻毕。写对数付。申刻，至厉伯符处赴宴，更初归。作对二付送督抚，写四付。”七月初一日记：“早，会客三次。饭后写贡院扁十余块，午正毕……”[13]。
贡院匾额、楹联一般不太可能由一人包干写尽，所谓写“贡院扁十余块”或许是反复书写的笔误。但是，所写匾额是否就是牌楼上的“惟楚有材”呢？目前尚无材料可资遽断。然而，将牌楼上“惟楚有材”字迹与曾国藩所书《临江仙词》比较，两者的结体与笔意确有诸多仿佛之处。不过，曾氏平生勤写好书[14]，贡院匾额由他包干也似无不可，若果真如此，两天写的“十余块”匾中必有“惟楚有材”一块，这是由于曾国藩的身份与牌楼的显要性使然。
曾国藩曾于道光十四年受业于岳麓书院，有理由说他将岳麓书院大门的“惟楚有材”移于武昌贡院的牌楼上。由此似可推测，“惟楚有材”即为岳麓书院山长袁名耀始撰。但是，查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江夏县志》卷一所载武昌贡院图，其明远楼、至公堂、门楼、牌楼历历在目。可知，咸丰八年官文、胡林翼所立牌楼并非新建，而是依前朝规制重修。乾隆时期的牌楼在咸丰初年的战乱中不能幸免[15]，咸丰八年重修贡院时，这牌楼当然也会加以恢复。重要的是，《江夏县志》所附贡院图，不仅清楚地描绘了武昌贡院的格局以及牌楼的形貌，而且，牌楼上“辟门吁俊”四字清晰可见（图二），它间接证明乾隆年间“惟楚有材”即彰显于贡院牌楼上。
如前所述，牌楼的南北两面分题“辟门吁俊”与“惟楚有材”，这一对应关系，有历史照片和楚材街老居民的回忆证明：《联合画报》的照片再现了面北的“惟楚有材”，牌楼的南面即“辟门吁俊”。《江夏县志》贡院图所描绘的牌楼面南，其上题“辟门吁俊”，据此，牌楼的北面应该题有“惟楚有材”。而如果这一推测成立，袁名耀就不是“惟楚有材”的撰者，岳麓书院也不是“虽楚有材”到“惟楚有材”的易换之地，曾国藩在武昌只是循旧例重写了“惟楚有材”四字。
乾隆时期的牌楼建于何时，于方志无徵，根据明万历年《湖广总志》记载，明代武昌贡院的格局与乾隆年间的大致相仿：“……明远楼……南百步为龙门楼，乃二门也。门内东西为号舍……四隅皆有高台，置亭其上，以居瞭卒……二门外三十步许，折而东更五十步为大门，扁曰‘天开文运’。门之内中道为坊，一曰‘登云’，门外之为坊，一曰‘腾蛟起凤’”[16]。需要指出，《湖广总志》所描绘的贡院为面南的形貌，“腾蛟起凤”是牌楼南面匾额上的题字。
由此可知，明代以来武昌贡院大门外就有牌楼，万历时南匾题“腾蛟起凤”，乾隆时题“辟门吁俊”。换一角度说：既然万历牌楼南匾非“辟门吁俊”，北匾则未必题“惟楚有材”。据此推算，明万历下移，清乾隆上溯的历史时期里，贡院匾额的题字发生了改变——南以“辟门吁俊”替换了“腾蛟起凤”；北以“惟楚有材”替换了一未知的内容。
替换牌楼匾额无疑是件大事，它或者因某一重大事件促成，或者因贡院扩建而出新。若因重大事件，明万历至清乾隆近两个世纪里，莫过于顺治六年钦定湖北黄冈刘子壮为殿试之魁以及汉阳熊伯龙得中榜眼一件。这一年是清朝首次开科取仕，第一个状元和榜眼被湖北人获得，无上荣耀可能使武昌贡院换上“惟楚有材”匾额。但可能性很小，这推测还缺乏其他材料以供支持，况且明清易祚之际，军事频繁，刘子壮夺魁在当时能否获得全社会的特别关注还有问题，历经战乱的明代贡院，“清顺治初因之”[17]的状况可为佐证。另外，清初民族矛盾深重，一批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往往隐遁而去，不为清朝统治者所用，而且对刘子壮、熊伯龙一类多持反感和敌视的态度，清初诗人黄冈杜浚对刘子壮就常作嘲讽之辞。首次开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似乎并不能激起两湖士人心中“惟楚有材”的感怀，那么，替换匾额题字应发生在贡院扩建的过程中。
查武昌贡院历史，自清同治八年（1869）上溯至明正统年间的4个多世纪里，共经历大小11次营建，乾隆以前则有5次：除去“成化七年重修，万历元年……始易瓦”两次，还有崇祯年间一次，康熙年间两次。
“崇祯十五年提学高世泰增修”不可能有很大规模，似乎武昌城内的官绅以及秀才们也不可能有好心情去替换贡院牌楼的匾额，因为，头一年张献忠攻占襄阳，进而攻应山，逼麻城，克随州，围郧阳，武昌城内人心惶惶。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挥师南下追击左良玉，左良玉寻走武昌，纵兵大肆掠夺，“财货甲于全楚”的汉阳、武昌，“不数日，荡然矣”。接着，湖北襄阳、夷陵、荆门、荆州、均州又失于李自成之手。明末战乱使湖北的文教事业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其程度在全国至深至惨，此时，恐怕不会有人关心贡院牌楼上的匾额。
武昌贡院牌楼换上“惟楚有材”四字，或许在清康熙年间，虽然此时湖北人才状况落后于江东，但总体来看，清初自道光二百年间，湖北高中一甲计九人，在全国还是居中上游的[18]。况且“康熙三十一年布政使李基和拓基增号，四十二年巡抚刘殿衡借江夏县学宫地拓号五千余”[19]，间接表明湖广赴考人数巨增，原有考棚数已不敷其用，作为社会对人才的一种召唤以及两湖知识分子对明中叶以来人才辈出的追忆，这时挂上“惟楚有材”匾额也是有可能性的。
上述推测仅勾勒出康熙以后贡院牌楼“惟楚有材”匾额的大致历史，“惟楚有材”语出何人、何时，并不能因此获得答案。看来，单循牌楼的线索，“惟楚有材”之肇殊难考证。
“惟楚有材”出自清初湖广巡抚林天擎的重修府学记中
贡院是拔擢俊秀的场所，学宫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同为教育机构，如果由贡院而学宫地扩大视野，寻找“惟楚有材”的出处，可能呈柳暗花明之势。经查，武昌府学资料中有关于“惟楚有材”的记载。
《湖北通志》载：顺治十年（1653）冬，林天擎任湖广巡抚，一年余（1655），“适有事释奠，庠生杨如杞等庭见而请曰”：武昌府学是鄂省乡学之冠，但“兹芃芃荆棘……且明伦之所，欲就倾覆，司鐸者皆僦居民间。”并尖锐地指出：这种状况“似非新朝文治之盛”。当时鄂西仍为大顺军占据，“军需浩烦，诚知公帑不给”，但诸生能体谅国家经济困难，“曷忍以咨”，愿尽捐膏火，并请林天擎号召募捐，筹集资金，以修复学宫馆舍。林天擎很感动，当即应诺“二百金为鸠工助”，而后“复请于太保祖公，捐俸相若，以及藩臬诸大夫等无不斥赀有差，饬材集匠，凡榱桷朽蠹者以易；瓦石骞穿者以更；丹垩 味者以饰。……篑土尺木，悉由创建。”修葺工程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秋，落成于十四年（1657）春。
俟新府学落成，林天擎实际已不在湖广巡抚任上，但“诸生因先期谒余，而请记之”，他作重修府学记，文中回忆了两年前诸生谒见一事，遂发感叹：“余思惟楚有材，自昔艳羡。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为之前茅者矣。后之龙攄鹏奋，何可数量？”[20]这件事在武昌府学的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康熙十六年（1677）湖广学政蒋永修，曾回忆20年前瞻仰林天擎所修新府学时的感受说：“见其风流都雅，词章郁勃……足为百邑宗”。道光十五年（1835），此事还见于提学朱兰的记录中：“顺治初中丞林公益拓其规，嗣是代有修葺”。
清初，振兴两湖教育，开发楚地人才的由衷之愿，是地方官吏的共识，非林天擎一人仅有。例如，还是宜兴蒋永修，参观新府学后，亦深怀楚才“龙攄鹏奋，何可数量”之希望，谓：“余意三四十年后，当必有远如费祎、孟宗、李太和、冯当世，近如郭明龙、吴磊石、贺对扬、熊芝冈者张楚军也”。但是，将这种共识凝结成“惟楚有材”四字，则系自林天擎。
自林天擎后，呼唤“楚材”成了两湖地区知识分子的心愿和官吏的职责，其文字屡见于乡邦文献。
据雍正《湖广通志》载巡抚王士俊记重修武昌府学记：“雍正九年冬，余奉命抚楚……乃询于众曰：楚才号天下久矣，而学制缺如，可乎？”等到学宫修葺一新，他又说：“慨然想江汉秋阳之遗意，从此楚材辈出，如冯宋科名、张李相业，其上焉者为周程儒术，则教学之道，且将扩前言而大之。”
《再续汉口丛谈》载王士俊对武昌府参加乡试所取成绩的评价，可见其重视“楚材”的培养和选拔之事实：“先是王中丞观风湖北，拔武昌生童至四十四人，因语提学曰：‘惟楚有材，武昌尤其最者矣’”[21]。
“惟楚有材”影响深广，其观念沁入楚地士人之心，以至光绪年间武昌有《惟楚有材赋》之美文[22]。
“惟楚有材”是对明季两湖人才状况的总结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表征
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叹，非一时即兴之语。首先，它是历史的总结，不仅反映了明代以来楚地人才辈出的实际状况以及士人对这种状况的高度赞誉，还是宋元以来，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在文教方面的表征。一如李东阳说：“湖广大藩，武昌首郡，国家渐涵教育之泽余百斯年，轨文章绂之盛，不待北学于中国，而孔子之道明矣”[23]。王夫之也曾指出明季楚地文教之盛的事实，说：“洪（武）永（乐）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24]。
明季“楚材甲一时，早播大雅之口”[25]，其溢美之辞不绝于书，如《续汉口丛谈》所录：
“……当时人才甚盛之说，则王元美、朱竹垞氏亦曾言之。其为《吴明卿集序》云：‘楚于德、靖间最多才子，以梦泽为之嚆矢……’”；
“叶向高序云梦邹太仆《观光孚如集》云：‘当世论才必曰楚，京山、齐安、下雉皆翘然者，至近日而云杜、江夏二三君子，始张楚矣，亦可证也。’”[26]；
“嘉靖朝，吾楚人才最 ，因之发皇盛大，并记载楚故之书，乘之迭出，争胜一时……”[27]。
其次，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叹，是清王室治国方略改变的曲折反映。
清前期，顺、康、雍、乾诸朝多有厘革时政的志向，开始由武力转向教化，在容纳汉族知识分子和振兴文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清建元前夕，诏封了孔子六十五代孙袭衍圣公和五经博士的官爵；鼎定燕京后，立即恢复科举制度，并修缮明北监故址，立为太学；顺治三年（1646）修葺盛京孔庙；八年（1651）遣官祭祀孔子阙里；九年（1652）清世祖亲幸太学祭孔。并且，就在这年颁行《卧碑文》，要求学生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顺治十二年（1655），清世祖明确公布了治国宗旨：“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弗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28]。
第三，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叹，是对清朝首次殿试湖广所取优秀成绩的表彰。
顺治六年（1649），清朝第一次开科取士，湖北黄冈刘子壮中状元，汉阳熊伯龙中榜眼。八年后，其影响在林天擎那里并没消失，作为明代人才状况的余绪，林大人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遂有“自昔艳羡”的回顾。
结 语
第一，“惟楚有材”改变于“虽楚有材”，其变换的契机有三：1、明代楚地人才状况以及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之趋势；2、清初的基本国策；3、清首次科举，楚地即取得优异成绩等。林天擎由明入清，见武昌文庙败象，不免遥想明代两湖人文盛景，又感念莘莘学子的拳拳之心，遂发感叹而凝结为“惟楚有材”一语。
既囿于楚地，又限于科举，说“惟楚有材”语出林氏大体符合历史实际状况。19世纪初，虽然袁名耀因出此联而天下彰名，但“著作权”应归17世纪中叶的抚台大人林公所有。不过，恰是岳麓书院的盛名，“惟楚有材”得以传布天下；
第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洇润，林天擎“惟楚有材”的感叹逐渐被两湖知识分子所认同，并成为楚地人才意识的高度归纳，于是，大体在康熙年间题于武昌贡院牌楼，乾隆年因之。咸丰三年，贡院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牌楼亦不能幸免。咸丰八年，官文、胡林翼重修贡院及牌楼，并请曾国藩重写了“惟楚有材”匾额；
第三，不论长沙岳麓书院的楹联，还是武昌贡院牌楼的匾额，其“惟楚有材”之“楚”，都指湖广即两湖的范围，今天的湘、鄂均为古代的楚地。再者，“惟楚有材”的“惟”，非唯一的意思，故而不是一种夸饰的语句，有媒体解读为“唯有楚地出人才”，实是大大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