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对峙四人帮：江青被迫正式检讨

　　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与“四人帮”针锋相对（资料图）

本文摘自《聚焦人民大会堂》，金圣基 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

邓小平与“四人帮”针锋相对

整顿工作初见成效。但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的货色”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舆论宣传领域。

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他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马蜂窝”。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

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定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毛泽东很重视，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发。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终于，王洪文坚持不住，做了点自我批评。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革”发动的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

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

在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时，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务虚会。他认为，前些日子一个一个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研究长远规划，通盘考虑一下。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在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严厉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战线，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对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

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灾区”。教育部长周荣鑫说：“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这时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蔑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好节目重新公演。

在农业战线，为了调整党的经济政策，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1975年夏季，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成效十分显著。

在政治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有所恢复和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有一定程度上的克服，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迅速回升。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较大改善，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等，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全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国民收入增长8.3％。在这一时期内还建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建成通车。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自1972年起陆续谈判进口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建设安装工作，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军工生产经过整顿，面貌也有改变。中央还决定压缩和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支出。对外经济援助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多一点，以后逐渐上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升到占财政总支出的6.3％。1973年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2％，主要是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以及某些非洲国家的援助，已超过了国力所能担负的程度。因此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财政总支出的5％以下。全国财政当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全面整顿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提供的又一次良机。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将会更早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