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秘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膺惩拳乱

• 发表于：2011-04-18 11:02:07
• 作者:一品先知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膺惩拳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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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上午11时东便门被攻破，部分美军最先攻入外城。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

    拳匪肇乱，祸害京华

    八国联军为什么要向清朝中国的首都发动进攻？原因很简单，“清君侧”，敉平义和拳匪的排外暴乱。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抗议，发布诏令维护义和拳。直隸总督裕禄本来要剿灭义和拳，一变为扶助义和拳，向拳匪发放饷银，还邀请其大师兄去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拳民涌入直隸，由天津至涿州、保定，到处有拳民屠杀教民和洋人。大学士奉命调查后回禀慈禧“拳民忠貞，神術可用，刀枪不入”，慈禧大喜，召义和团入京，图与支持光绪的洋人开战。

    义和团入京后竟然放言，要杀清政府中的“一龙，二虎，三百羊。” 所谓“一龙” 者，是心系变革的光绪皇上；“二虎”者乃李鸿章和奕(匡力)，前者是力主先安内，再对外议和的两广总督，后者是与保守派人物荣禄相抗衡并主持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部长)的庆亲王，二位也是后来奉命议和的大臣；“三百羊”指的是清廷大小官员。按照义和团有说法，清政府官员中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杀，其余皆不能留（参见《西巡回銮始末记》光绪三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

    义和团计划中的这个“非常之事”，本定于毁灭外国公使馆之后便开始实行，只是因为八国联军进兵北京之后平息了暴乱，才没有得逞。

    在此之前，拳匪将北京庄亲王府前的广场大院辟做屠场，把北京成千上万的教民宰杀干净，而且捕斩私仇，滥杀市民商贩以及富豪大贾，趁火打劫，抢掠商户。此外，他们也没有放过与之有私仇的清政府官员。

    当时北京死在义和拳匪乱刀之下的，有清廷官员、安徽提督姚氏(及其前去哭尸的他的亲属和营官)。如笔者在前所述，他是因为呵斥拳匪狂言妄语，被燃香一柱焚表 (纸)一张，灰烬不飞，定为“二毛子”给杀的。但他却不是唯一死于拳匪的清廷官员。此外还有清廷二品高官，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北京戍卫部队负责人)。他是被义和团寻仇而杀的。而他一家大小十三口也无一幸免。这样的寻私杀人，即便慈禧的亲信，载勋、载漪以及朝廷最高权利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刚毅也不敢过问(参见李希圣《庚子过变记》)。可见义和团的声势。

    正是有鉴于此，在情况紧急时，慈禧太后常命“二虎”李鸿章、奕奕(匡力)进驻宫中，以免他们遭拳匪戕害。

    此外，许多相当于现今政府部长级官员的一品大员和达官贵人包括皇亲贵族都被洗劫。如吏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部长)孙家鼐、翰林院掌院学士(相当于中国社科院院长)徐桐、王文韶中堂、工部尚书(相当于工业部长)陈学芬(芬字应为艹中分下木，下同)、钱尚书、军机大臣、武卫中军总统(相当于五大军区之一的司令员)荣禄等，还有肃亲王等几位的深宅大院也被义和团抢劫(参见资料：《义和团史料》上、)。

    时逢光绪三十寿辰，照往例在乾清宫内举行贺典。但情况于以往大为不同：“东华门不启”，气象寥落萧条，寿辰贺典“仅成朝仪”。原因是义和团“红巾满都市，服饰诡异，持刀汹汹杀人。诸臣入贺者咸有戒心。”(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引自《义和团资料》第一册，p.52)

    义和团更为祸国的事情是放火焚烧清政府各部衙门。清朝政府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确记载被焚烧的就有吏部、礼部和户部衙署。而“各衙门被焚后，诸京官纷纷出京”逃避匪乱。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北京城失控，成为义和团暴民的天下了。

    下面发生在紫禁城内的一幕，可以看出义和团气气焰的嚣张：时年先后任吏部侍郎和工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副部长和工业部部长)的陈学芬到各衙门核查每月补缺的各部地方官员，同行者有司官丁某。巡查中期间，一伙拳匪罗唣而至。陈“副部长”大人对拳匪的反应和半月前死于拳匪刀下的安徽姚提督的反应几乎相同，他当即呵斥拳匪说：“此何地？尔辈敢无状乎？”话音刚落，“匪怒以刀砍之”。刀起之际，司官丁某抱头鼠窜，而拳匪旋即追撵。出官署时，遇到清廷董军在外阻止拳匪滥杀无辜。丁某为此虽然得以解脱，但身后旋即响起了枪声：陈侍郎本人和在场等候验收的十三名“月官”中的三名，当场毙命。如果《西巡回銮始末记》的有关记载在时间上没有误差的话，陈学芬是清廷死于拳匪手中的第三位高官。

    除了对政府机关实行打砸枪烧杀，义和团还要干涉政府公务。最明显的例子是京城由义和团把守，平民百姓出入须验明证身，即便身为清廷大小员，无论身负使命还有家有私事，亦须义向义和团通报事项，接受检查，批准之后才能通过。

    联军攻入北京的八月之前，英国海军中将西摩曾经于六月率联军两千人试图入京。消息传来，5月20日，朝廷派出的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和袁昶二位大臣前往劝阻。两位大臣自拳乱祸起山东以来，就始终与各国公使交涉。他们这次出京，居然在途中被义和团拦截。理由是“二人此去必引洋兵入京”，应立即斩杀！许、袁二员愤怒斥责拳匪荒谬行径，却被强行拉到坛场，而且即刻为之“焚香奉表(烧香烧纸)，以别真伪”。幸亏“表已上(纸灰飞升)”，二位清廷大员才免于“二毛子”嫌疑和被斩杀的命运。然而荒唐的是，虽得赦免，仍然不放二位大员前往(一说他们的随身财物那次被抢—参见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却令他们“回朝覆命，否则杀无赦！”

    既然拳匪浩大声势在京城政坛已成气候，清廷官员在处理相关事物时就不得不让之三分。在外躲避拳乱的翰林学士黄慎之，在复回京城，将家中器具再度遍托亲友照管之后，连夜再度出京不幸遭拳匪盘查。这位学究安置家产有方，撒谎水平却不高，严查之下，说是出城探访亲友。夜晚时分，何亲何友可探？拳匪视他为逃犯欲杀之。

    打砸抢烧杀奸，无恶不作

    义和团拳众是在6月13号大量涌入北京的。而在拳众大量涌入之前的六月上旬甚至五月，他们在北京及外围的焚烧抢掠屠戮就已经开始了。仅以义和团在北京及其附近的焚烧(连带劫掠杀戮)事件为计，截至到8月14日联军破城，有明确记载的就有71起。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六月份，有50起。

    几乎所有损失最惨重的焚烧事件都是在义和团涌入并占领北京的六月份发生的。例如焚毁世界著名的中国书库翰林院，焚毁清廷吏部、礼部、户部等衙署以及数家公王府(这些劣迹都被中国简体字版的历史教科书算到了“八国联军”头上了)，焚毁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外国银行以及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国公使馆等。

    排除上述那些损失严重的焚抢杀戮以及对洋人所有产业的焚毁事件，先依据时人的记载，引证另外几起比较大的焚烧抢掠事件，以便使读者了解北京民间社会被义和团破坏的严重程度：

    1900年5月27日：北京卢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站等处铁路被焚，电杆半被拔出，各处烟焰迷天；火犹未息。(参见《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

    6月13日北京右安门内：“拳匪于右安门内火教居民。夜，火御河桥以东数百家，杀数十百人。”(引自李超琼《庚子传信录》，并见《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二)

    6 月14日北京顺治门、西城根：“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酥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烧顺治门天主堂，并烧医院两处，连四周群芳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引自仲芳氏《庚子记事》，并参见《义和团史料》上、《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二、[日]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

    6月16日北京大栅栏(今宣武区)：“ 九下钟时，火光又复大作，烟焰弊日，作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店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焚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时人评论此次焚烧事件说：“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并见《义和团史料》上、《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二、包世杰编辑的《义和团史料拳时北堂围困》、杨典浩《庚子大事记》、《义和团》二、[日]佐原笃介《拳乱记闻》、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6月21日北京西单牌楼(今西城区)：“义和团焚烧西单牌楼钟表铺，延及四邻铺户，被烧一百余家。”(引自仲芳氏《庚子记事》)

    7月3日北京正阳门(今崇文区)：“都中内城，自正阳门至崇文门三里，所有民房概行烧毁。”(引自《义和团史料》上)

    清军也没闲着，跟着义和团一起放火。7月15日北京前门内：“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引自仲芳氏《庚子记事》)

    上述不过是打砸抢烧杀奸的数种暴行中的“烧”这一项。义和团在北京城里的暴行导致京城秩序大乱，“尸积如丘，血流成渠”，满目火光烟焰，断壁残墙，北京几乎要被义和团的两个月的恣意暴行所废，夷为平地了。

    破坏国际法，围攻使馆教堂

    再看看京城里头，被围攻的公使馆内的情况。

    当今愿意在中国自己一方找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原因的国人恐怕不多；即便愿意，有足够的信息知识把“义和团暴乱”和“八国联军侵略”这两个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当作一件事情的“因”和“果”来看的人，恐怕也很少。即便联系起来，也未必能够准确。

    因为一般国人脑子里，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有关系的事情，充其量也就是北京那个西什库教堂被义和团和各路清军所围攻。而这一历史信息之所以至今“健在”，不是教科书的功劳，却是老北京的记忆和后代们的口耳相传。

    但事实却是，外国驻华公使馆(现今的外国驻华大使馆)全部遭到围攻，是受害各国组成联军出兵中国(实行紧急解救)的直接原因。由于有时人记载，我们得以看见当时外国公使馆内部被攻击的情况：

    “ 二十四日(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西历1900年6月20日)……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夷兵才四百，四面为营，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为必死，皆奋。围攻五十余日，昼夜番战，苦相持。”(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庚子年间，有一个名叫鹿完天的中国人，在教会机构中任职。义和团与甘军围攻使馆时，他也处身在包围之中。他根据亲身见闻，写了《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一书。记述了围攻实况。

    由他的记述，我们得以直接看见使馆内里被炸的情况：“初一日(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西历1900年6月27日)早六点钟，自皇城内打来大炸弹，西花园西北隅望楼连受数弹，即倾倒矣。炸弹重十余斤，上有螺丝，中装生铁，落地开裂，方圆十余步内外撞之即成粉碎。十点钟，又将大官房脊背打崩，院中飞铁齐鸣，丁丁有声，合院惶恐，中外畏惧，妇女皆藏暗室。”

    根据《庚子北京事变纪略》的记录，“几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轰击使馆区的记录，少则一日发射十数炮，多则数面夹攻，处处崩墙倒屋”，而且“致死或受伤的，多是避难其中的教民。”(引自并参见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教民者，拳乱者之同胞手足是也。

    八国联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登陆中国，进兵北京的。

    对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深有研究的唐德刚教授曾经撰文说：“若非清军打败仗，‘八国联军’入京‘助剿’，任义和团如此发展下去，则老太后的四人帮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犹在不可定之天也”(“四人帮”指慈禧亲信，指掌握清廷最高决策权的皇族近支和宗室：载濂、载漪、载澜、载勋---引者)。

    纵观中国当时情况，联军大兵进京之前，已然是“各省风鹤频惊，商务败坏，市尘寥落，居民日夕惴惴，几无安枕之日”。(《申报》1900年10月2日社论“偿款不如割地说”)所幸后来“外兵”破城镇了“内匪”，否则所谓“庚子国难”恐怕决不止于今天史书所描述的情况。（作者：北明）

    另有史家研究说，庚子之乱围攻外国使馆的就是清军，义和团只起协助作用 。

    《庚子使馆被围记》叙述1990年6月13日情况时，只谈到义和团焚烧使馆附近教堂和洋兵攻打义和团，而未提及义和团有攻打使馆之举。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一次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夜。据窦纳乐报告，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显然，这只是少数团民的零星活动，与后来发生的规模相当大的围攻使馆事件不能混为一谈。

    对使馆的围攻是由清朝政府军发动的

    6月16日，慈禧谕令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卫”。

    窦纳乐给英政府的报告谈道：“总理衙门将这道上谕通知了各国使节，并且征求他们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驻扎荣禄所属部队的意见。”报告还谈到，清军在安排哨位时的确采纳了使馆方面的建议。荣禄以媚外著称，他对慈禧的谕旨是认真执行的。此后几天中，使馆处于清军和洋兵的双重防卫下，义和团根本无从靠近。据外国使馆人员记载，对使馆的围攻是从6月20日下午开始，由清朝政府军发动的。

    窦纳乐报告说：“（6月20日）下午四时正，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各使馆的有组织地进攻。”“他们为了要打垮及消灭我们做了三个多星期的坚决努力。……而这种努力不是利用暴徒或叛兵，而是利用中国政府有组织的部队干的。”

    比利时公使7月25日致驻天津领事密信中说：“直至本月16号，华兵尽力攻击，我等竭力抵敌。”

    美国公使致驻津领事密信中说：“华兵奋击共26日……约计施放炮弹四千有奇，枪弹数万……中国兵死约二千余名”。

    他们都只谈到清军进攻使馆，而只字未提义和团进攻使馆。

    从使馆中人员的记载来看，窦纳乐给英政府的报告和朴笛南姆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对使馆之战均有系统、详细的记述，前者近5万字，后者近4万字（均按中文译文计算）。

    其中反复谈到数千清军如何用“大炮”、“排枪”猛攻使馆，而提到义和团的进攻活动的却只有寥寥三处：其一：6月23日，“数拳匪冲入德国使馆附近的房屋打算放火，被德兵尽执而杀”。其二：6月27日，“美国特遣部队报告说：200名义和拳在中国军队的逼迫下发动进攻，攻击了街道上的工事，但被迫退却”。其三：7月初，一名“15岁之童子……直对日本防线而来，手中并无兵器，只拿引火之物及油一瓶”，意欲放火焚烧洋人房屋，途中被打死。

    这些零星活动显然不能与数千清军对使馆的长时间猛攻相提并论。此外，当时在使馆内协助洋兵作战的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一书，在记述使馆之战时也是反复谈到清军如何用枪炮进攻而只字未提及义和团有什么进攻行动。窦纳乐、朴笛南姆威尔、鹿完天都十分仇视义和团。他们对义和团烧教堂的行动有许多详细描述，在记述使馆之战时，他们连一个15岁义和团童子的无效行动也有具体记载，如果义和团真有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他们是绝不会略而不记的。

    综上所述，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始终是清军，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从清朝官方文件看：6月30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说：“今官军围攻使馆，数日不解……臣愚以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保。”7月5日御史郑炳麟奏：“连夜虽枪炮齐施而东交民巷洋兵盘踞如故，以待外援。请饬城内武卫各军，期迅奏肤功，犁庭扫穴，尽戮之以灭洋人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非我所能禁御。”

    朱祖谋主张保全使臣，“留他日转圈之机”。郑炳麟主张尽戮洋人以灭口，二人意见相反，但他们都确认进攻使馆的是清军。

    八国联军进入故宫午门

    美国在八国联军中对中国态度始终友好，光绪曾亲自请求美国保护中国和平

    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就是攻击直隶总督守卫的天津大沽炮台，以保证与天津联络的畅通无阻。虽然中国政府没有反对各国联合行动维持秩序和保卫生命财産，但很明显的是，清军正在水中布雷，而且与义和团联手拆毁了铁路。

    6月17日，清政府大沽守军首先向联军炮舰开火。停泊在大沽港的俄、德、法和英国海军七艘战舰进行反击。到清晨5时45分，俄军200人，英德两军380人，日军300人从地面占领大沽炮 台。从6月29日起，八国军队陆续开往天津，很快投入了对义和团及清军的战斗，并炮轰天津城。这次战役日军出兵2700 人，占联军兵力的一半以上。7月14 日，联军占领天津。

    在对大沽炮台的行动中，美国自始至终拒绝参战，并且表示不能够向一个一向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首先开战。当时美国莫诺卡西号是退避三 舍，还充当了联军的“汉奸”，救了一名中国苦力。美国认为，出兵只是为了解救公使馆。早在清政府对外宣战之前，英国一度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德纳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但是，美国没有支持英国的做法。英国权衡利弊，终于知难而止 。

    在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上，美国与七国利益一致。但在瓜分中国领土上，美国与七国态度全然相反。另一方面，在姑息甚至纵容乃至支持义和团滥杀无辜问题上，美国与中国政府严重分歧。但是在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和全权管理上，美国完全站在中国立场上。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光绪曾亲自请求美国出面保护中国和平。

    为了遏制列强进一步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瓜分中国的野心，美国于7月3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通碟，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这次照会，除了强调要保护美国在华生命财产，同时强调要维护与中国历来的和平、公正贸易关系的原则。同时希望帮助防止动乱与灾难扩及到这个帝国的其他省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度照会。

    与此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俄国则在7月14 日天津被联军占领之后，立即抢占海河东岸一带，划为俄国租界。同时，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遣兵二十万，于7月15日从黑龙江畔的海兰泡入境，屠杀6千中国人。7月23日，俄军攻占瑷珲，30日占齐齐哈尔，10月1日夺沈阳。后经中俄双方谈判，于次年2月，俄国名义上将满州归还中国，但却提出以维护中国铁路为名，占有在满州境内军事优势和铁路、采矿特权。

    8月4日，八国决定从天津进兵北京解救各国公使。联军15000余人向北京进逼，其中日军投入兵力7200人，约占联军总数的一半，居八国军队的第一位。此外，俄军4800人，英军（主要为锡克兵）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军50人，意军53人。 8月14日凌晨，八国（实为七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美军攻东便门。

    上午11时东便门被攻破，部分美军最先攻入外城。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宣武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8月14日，联军攻下了北京外城。

    15日，八国联军向北京内城及紫禁城进攻。当联军冲开天安门向皇城的第二道城门进攻时，“遭到城墙上、城楼上猛烈火力的攻击”。这日，炮声不绝，齐向内城轰击。黎明之时，京师内九门全为英、日、美、俄四国所得。接着，清军在各街道与联军巷战。16日，清军继续在京城各处激烈巷战。法国大主教樊国梁当日记道：“街上防垒甚多，皆以米袋为之。除拳匪及屋内官兵不计外，街上驻守之官兵其数至少也达一千五百，皆持快枪。”至晚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

    慈禧太后化装成平民，带着光绪皇帝和亲信仆臣，仓惶逃往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