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电脑看着视频就黑屏:全面了解历史 树立正确的祖国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3:49:19
全面了解历史 树立正确的祖国观
西藏自治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是历史事实，也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西藏独立”，在二十世纪以前是没有的，那个时期藏语中就没有“西藏独立”这个说法，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归属中央政府统辖，这在那个时候是天经地义的，毋庸质疑的。所谓“西藏独立”是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产物。
●十四世达赖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支持下，把帝国主义炮制的“西藏独立”口号重新拿出来，是由他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达赖故意混淆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概念，大肆歪曲历史事实，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模糊人们的视线，为此我们要澄清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概念，全面了解历史，认清“西藏独立”的由来及其反动实质，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瓜分中国的近代社会，国际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公开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然而，达赖及其分裂集团以“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自居，到处宣称“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国家”。说什么“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后来被中国占领了，目前西藏“是当今世界被占领的一个最大国家”，并煽动为“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而奋斗。达赖故意混淆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概念，大肆歪曲历史事实，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模糊人们的视线，为此我们有必要澄清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概念，了解历史事实，认清“西藏独立”的由来及其反动实质，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
一
为了澄清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概念，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时候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这一段精辟的论述，科学地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是我们正确理解国家概念的理论依据。它说明：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不同，产生过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有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的任何国家形态，都是极少数剥削阶级压迫和剥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工具。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获得最终解放的过渡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特殊机器，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建设成果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内涵。
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不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它又是以领土划分为标志的，以民族组成的人们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也就是经过联合国国际法所确认的有固定疆域和国民（或民族），享有独立主权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都是从历史的发展中演变过来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国家的格局是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之中，特别是在古代社会，国家格局开始从千邦万国逐渐演变到今天被联合国确认的有独立主权的190多个国家。在这种演变过程中，有三种历史现象：一种历史现象，就是从一个统一的大国，逐渐演变成若干个小国。如欧洲就是从统一的罗马帝国逐渐演变成若干个小国的。也就是说从统一逐步走向分散，这种现象是在资产阶级提倡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口号下实现的。现在分散的欧洲越来越感到小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无法与大国抗衡。所以，欧洲各国的有识之士极力推进欧洲的统一，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欧洲共同体，以便在今后的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站有一席之地。正因如此，现在又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第二种历史现象，就是从分散的地方政权，逐步演变成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都是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特别是中国，在其自身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由分散的地方政权，由地方的多元一体最终形成大一统。尤其是在其自身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牢固的大一统观念，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整体。第三种历史现象，就是有些国家是从殖民地演变而来的。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是在外国侵略势力侵入以后，由大量移民与当地民族逐步结合，经过独立战争，摆脱殖民统治后而形成的新的国家。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国家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现代国家是在人类社会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最终形成的。而在近代社会以前的古代社会中，国家都是处在一个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之中。因此，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确定的基本准则，确定一个国家的历史，应该以现代国家的疆域为基础，以生活在该国家境内各民族的历史为主线（现代移民除外），以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活动的范围为依据，作为判断和确定这个现代意义国家历史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和原则，我国的历史应该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和历史上已消失的一些民族的历史。因此，在现有疆域内，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各个民族的历史也都是祖国历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是历史事实，也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我们在这里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观点牞那就是我们不能把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相类比，因为国家有一个产生、发展、形成并逐步消亡的历史进程。如果我们把古代时期各个民族建立的政权都说成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那就是混淆历史概念，偷梁换柱，别有用心。
二
在国家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民族是构成国家的主体，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由民族组成的。但是，民族也是一个历史产物，它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过程。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和历史上已消失的一些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的结果，是今天中国的缔造者。
在当代世界，从民族国家的形式上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这个国家从古代时候就形成单一民族，如韩国、朝鲜、日本等国家属于这一类；另外还有一种国家，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组成民族国家的口号下形成的，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另一种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在世界各国中占绝大多数，它们都是由多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国内的各个民族，都为缔造这个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都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成员。这些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过程中，逐步建立了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从很早的古代起，其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美丽、富饶、广阔的土地上，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吃苦耐劳，酷爱自由，富有光荣爱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创造了祖国灿烂的科学文化，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及其历史。国家是一个民族存在发展的重要条件，有了国家的统一和强大，才会有民族的兴盛和个人的幸福。只有国家安定、独立、富强，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发展、繁荣、进步；只有各民族的团结、和睦，才能使国家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条件。这是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
1988 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讲，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他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费孝通先生这一段精练的概括，实际上是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新高度来探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观的最新贡献。
从历史上看，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中，不仅奠定了我国形成大一统局面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形成了牢固的大一统观念。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为祖国的统一和形成做出过重要贡献。中原黄河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吸收了周边的夷、羌、戎、狄、苗、蛮等族成分，演化成华夏民族，汉代以后逐渐称之为汉族；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百越”，形成今日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先民；分布在黄河上游陕、甘、青一带的羌系统的民族，构成今日藏缅语族各民族的主体；东北部被称为“胡”、“狄”的肃慎、东胡、乌桓、鲜卑、挹娄、匈奴等古族，与今日北方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吐蕃、突厥、回鹘等古族是今藏族和西北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先民。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已经存在了2000 多年。各少数民族先民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少数民族先民建立了一些有影响的地方政权，如北方的渤海、契丹，西南的南诏、大理，西藏的吐蕃等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朝代，如五代十六国、北魏、辽、金、元、清，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它们或者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或者统一了全国，为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其先民不仅开发了西藏高原，而且为在政治上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科学研究充分证明，藏族与中华民族同宗同源，一脉相承。截至目前，大量考古成果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黄河流域甘、青一带的羌人和北方的其他游牧部落不断南下，向西藏高原迁徙，与这里的原土著居民共同开发西藏高原，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明遗址。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也不断向东、向北发展。新石器时代的昌都地区的卡诺遗址、拉萨北郊的曲贡村遗址和那曲、阿里一带的藏北细石器遗址，与同一时期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地的文化遗址，在文化类型上有着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考古学家认为，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原始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是藏族和祖国其他兄弟民族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历史起点。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它的孕育、发展、形成和确定，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其基本规律是先由各地区的区域性统一再到全国性统一，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发展演变格局。在区域性统一过程中，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西部农牧区，由于受到地理和人文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形成区域性统一的时间相对较晚。直到公元七世纪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强大的吐蕃政权，才标志着西部农牧区区域性统一的完成，为全国大一统局面的最后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吐蕃地方政权的建立，不仅是藏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藏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民族密切交往的重要时期。吐蕃地方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西藏地方在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格局中，由原始文化多元分散发展进入到区域性的多元统一。在这一发展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西藏地方与中原的关系由各民族间的分散联系，被区域性政权的统一交往和发展所代替；由单纯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被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交流与发展所代替。从而将西藏地方纳入全国统一格局的历史进程，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元代在西藏实施直接管理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松赞干布先后征服了戎羌部族建立的苏毗、羊同、附国、白兰、党项、吐谷浑等小国，完成了推进西部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此后藏民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向周边民族特别是中原汉族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同时，还向唐王朝实行政治联姻制度，于公元641年和710 年先后迎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从此使藏汉之间亲密的甥舅关系得以确立和发展。随着这种政治交往的进一步加深，大一统观念逐步强化，在政治上要求统一的愿望逐步增强。因此，这一时期，在唐蕃往来文书和会盟的碑文中牞“同为一家”、“有同一家”、“合为一家”、“社稷如一”等表达政治归一的用词频繁出现。这种现象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重复，而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多元一体历史演变进程中的真实写照，是藏汉两个民族要求政治上统一的历史佐证。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松赞干布不仅派人吊祭，献金银珠宝十五种于太宗陵前，而且还通过唐朝宰相长孙无忌向高宗上书曰：“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原勒兵赴国共讨之。”在此之际，唐高宗为表彰松赞干布在推进藏汉民族关系和政治统一进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先后册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和“躴王”，并雕刻其石像列于昭陵墓前。正是这种政治统一关系的深入发展和随后西藏分裂割据时期与宋、西夏、辽、金等各时期的密切交往，导致元朝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经过蒙古王子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洲会谈，顺利地完成了建立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历史任务。随后，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统一的中华民族逐步形成。自元朝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行使着国家主权。700多年来大量记载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档案和历史物证，就存放在北京、南京和拉萨，它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最好历史见证。
从以上大量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华民族和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历史演进过程不能随意地人为割断。中华民族是中国的构成实体，中国版图是中华民族生存活动的共同疆域。在中国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不管是处在历史演进中的哪一个阶段，也不管当时是否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不可分割的组成环节，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并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应该包括边疆及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这是我们必须树立的中国历史观和历史疆域观。那种把边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看作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国家”，这不仅是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割裂和歪曲，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三
那么“西藏独立”是怎么回事呢？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实现其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图谋，而一手炮制出来的反动口号。这个口号从一开始就浸透着帝国主义搞阴谋诡计的狼子野心，成为“分裂中国、霸占西藏”的同义语。而十四世达赖逃亡国外后，出于企图在西藏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恢复其在西藏的统治，进而分裂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把帝国主义偷偷摸摸干的勾当推向前台，演出一幕幕为世界和国人所不齿的丑剧。
1999 年11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百年西藏》图册出版座谈会上，世纪老人阿沛·阿旺晋美指出：“我是个年届90岁的老人了，二十世纪西藏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经历不少。翻看本图册，很多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又重新浮现在眼前；有些忘记了的事情，又引起了我的记忆。关于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西藏，我想要说的当然很多，现在只讲一点，就是所谓‘西藏独立’问题。‘西藏独立’在二十世纪以前是没有的，那个时期藏语中就没有‘西藏独立’这个说法，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归属中央政府统辖，这在那个时候是天经地义的，毋庸质疑的。所谓‘西藏独立’是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产物”。
早在1600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757年用火与剑占领印度次大陆进行殖民统治以后，就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中国。英国为了确保在南亚次大陆的长期利益，根据印度的地形特点和周边环境，提出了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第一个“缓冲区”就是妄图把中国西藏纳入英国“管理之下”。从此，英国就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活动。1898 年10月26日，英印总督寇松为实现把中国西藏纳入英国“管理之下”，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与西藏“单独来往”，以“打开和达赖喇嘛直接交往的途径”的报告。这种直接交往的性质，就在于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诱使西藏地方政府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英国卵翼下的“独立国”。于是，寇松先后两次派人送信与十三世达赖联系，但遭到了拒绝。这是英帝国主义妄图从外交上推进“西藏独立”的开始。后来十三世达赖在俄国间谍德尔智的诱惑下，派其率团访问俄国，激起了英印政府的不满。1903 年12月11日，英国再次发动了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1905 年9月7日，荣赫鹏强迫西藏地方代理摄政甘丹池巴·洛桑坚赞代表达赖在条约上盖章，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所谓《拉萨条约》。《拉萨条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是，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英在《续订藏印续约》中，英国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使英国侵占中国领土西藏的阴谋未能得逞。
1905 年，英国在中国人民英勇抗击面前认识到，光靠武力是不能完全征服西藏的。为此不得不放弃武装侵占西藏的企图，转而采取以军事为后盾，以物质利益作诱饵，培植亲英势力，大搞“西藏独立”活动。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新兴的德国在欧洲崛起，英俄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不得不放弃以往争夺霸权的政策，转而走上相互勾结共同对付德国的道路。1906 年6月，英俄两国的代表在彼得堡正式开始了有关分割亚洲势力范围的谈判。1907 年8月31日，双方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中国西藏的协定。在这份协定中，双方虽然宣布维持西藏的现状，但规定了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妄图用“宗主权”来否认中国在西藏的国家主权，露骨地干涉我国内政。列宁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1907 年：俄、英协定（8月31日），瓜分波斯、阿富汗、西藏，准备同德国作战”，这一协定表面上停止了两国对西藏的直接武装侵夺，但其实质是把“争夺西藏的斗争移到了北京的‘朝廷’”。
早在1905 年9月24日，英国曾采取拉拢九世班禅取代十三世达赖的政策，派鄂康诺率领50余名英兵，突然从江孜到达日喀则拜见班禅，以命令的语气强迫班禅于10月前赶赴印度。英帝国主义在印度多次拉拢班禅的阴谋，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造成了达赖对班禅的极度不信任，“疑札什伦布寺欲乞援英国而独立”，促成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英国拉拢九世班禅的计划失败后，转而又把注意力放到了拉萨的十三世达赖身上。1908 年，就在达赖到达北京拜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时，英国把它控制下的锡金王子派到北京专门作拉拢达赖的工作。1909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内地返回西藏，当时全国已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西藏地方的局势动荡不安。刚刚回到拉萨不久的达赖，终于在一伙亲英分子的怂恿下，逃往印度，投向了英帝国主义布下的罗网。
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认为这是实现它蓄谋已久的分裂中国西藏的大好时机。为此，一方面加紧侵略中国西藏东南的珞隅等地；另一方面利用留居印度的十三世达赖，积极策动和支持西藏亲英分子驱逐驻藏川军，掀起驱汉风波。1912 年1月，亲英分子达桑占堆从印度潜回西藏，煽动民族情绪，策动“反汉”暴动，使西藏局势迅速恶化。3月，噶厦地方政府和达桑占堆等人以达赖的名义发布公告，制造了一起旨在“西藏独立”的“驱汉事件”。 1912 年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后，英国政府为尽快推进“西藏独立”，强迫袁世凯同意派代表参加由中、英、藏三方代表举行的谈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西姆拉会议”。早在会议召开之前，英国就派伯尔前往江孜与夏扎·边觉多吉会见，授意夏扎搜罗所谓的“独立”资料，作为西藏“脱离”中国的依据，并研究对付中国代表的办法。会议开始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首先抛出了六项草案，声言西藏要“独立”，并把青海全部和四川部分藏区，都划在西藏地域范围。
1914 年2月17日，英国代表提出了一份所谓的《调解约稿》，抛出了内、外藏的反动主张，要求外藏“自治”、内藏“中藏共管”，企图以此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还背着中国代表私下和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吉会谈，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私自划出了一条规定中印东段边界的所谓“麦克马洪线”，非法地把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
西姆拉会议破裂后，英国企图用外交手段实现“西藏独立”的阴谋落空了，转而竭力帮助西藏地方当局扩充藏军，并策划藏军东犯，妄图用挑起汉藏流血冲突，来实现它在西姆拉会议上未能实现的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1942 年7月6日，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势力，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宣布成立所谓的“外交局”。英国策划的这一阴谋，其目的是想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暗示西藏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西藏地方当局中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和英帝国主义共同策划及导演的这一分裂祖国的图谋，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和西藏爱国人士的拒绝和反对，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
1947 年3月，在英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印度政府为达到分裂中国西藏的目的，特秘密邀请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参加了“泛亚洲会议”。英帝国主义在会上作了精心布置：一是在悬挂的亚洲各国国旗中把所谓“雪山狮子旗”作为西藏的国旗，与亚洲各国的国旗并列悬挂，并让西藏的参会代表坐在只有主权国家代表才能坐的主席台上；二是在会场悬挂的亚洲地图上，竟然将西藏地区划出了中国的版图。企图造成西藏已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假象，强迫中国政府默许。但经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严正抗议，会议的主持者才不得不予以纠正。
以上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交融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西藏独立”则是帝国主义一手策划出来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产物。十四世达赖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支持下，把帝国主义炮制的“西藏独立”口号重新拿出来，是由他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认识，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以实际行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西藏稳定，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执笔：许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