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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亡灵弹奏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下达了一个特别决议：取缔《列宁格勒》杂志，并撤换《星》杂志的全部编辑人员。这两份杂志的罪咎之一就是，他们“为阿赫玛托娃空洞的和不问政治的诗歌提供篇幅”。随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两次在大会上作报告，他恶狠狠地宣布：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是一个把淫秽和祈祷混合在一起的“半修女、半荡妇”，她那些诗歌－－日丹诺夫直截了当地说： “是一堆破烂货”。日丹诺夫的话就是代表“最高指示”的。同年的9月4日，阿赫玛托娃（还有左琴科）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从此再也不准发表一行文字，并且从此开始了她更为苦难的生涯。
阿赫玛托娃与苦难的渊源并不是从1946年开始的，还可以追索得更远。她的第一个丈夫、著名阿克梅派诗人尼古拉· 古米廖夫，于1921年因反革命的罪名被秘密警察镇压。1936年，她的儿子列夫· 古米廖夫，还有她后来的丈夫、艺术史家普宁都被关进了监狱。儿子在20年中3次入狱，1956年被释放；普宁过了17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活，1953年死于狱中。
1946年对阿赫玛托娃的裁决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这不过是新政权意识形态控制中的一次淫威表演，更直接地说，就是日丹诺夫不爱看到阿赫玛托娃这类人的名字。尽管阿赫玛托娃1918年就与古米廖夫离了婚，但在当局的眼里，她永远是古米廖夫、一个被处决的布尔什维科的敌人的遗孀。对此只能这样解释：由于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残酷事实，新的国家政权便将自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暴力逻辑用到了诗人阿赫玛托娃身上，认为阿赫玛托娃会把因丈夫和儿子的死而产生的仇视他们的心情，写进了自己的诗歌中。日丹诺夫明确地说：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除了报复以外，什么也没有。
在阿赫玛托娃的全部诗作中，无论是早期的抒情诗还是后期的悼亡诗，我们的确看到了伤害、背叛、不义、罪孽、死亡……；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她那经常受到伤害的、充满恐惧和不安的灵魂的深处涌出来的。
那里寥廓的天地渺无一物。
连风也只是轻声地唱着悲歌。
那里肤色黝黑、无所企求的村姑
目光中含满着谴责。
(1913，戴聪译)
可是我竟自荐于你，抛却了原有的矫情，
因为十二月已经诞生，寒风在旷野上呼啸，
纵然处在你的禁锢之下，却是那么光明，
何况窗外有黑暗监守着我，不容我反悔逃遁。
(1921，戴聪译)
我那失去了自由的姐妹今在何处？
在西伯利亚的暴风雪中她们能梦见什么？
在月圆之夜她们又能影影绰绰幻觉什么？
我要把临别时的那份敬意给她们捎去。
(1940，楼肇明译)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她那交织着如此多苦难的胸膛传出的声音中，我们听到的不是报复性的嚎叫，而是一种比嚎叫更有力的、更令人永志不忘的声音。这声音不是小夜曲，不是恋歌，更不是进行曲，它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安魂曲。你还可以称它之为“挽歌”、 “祈祷文”。诗人不愿让伤害的毒素直接从内心涌出，而是将它融进自己的心底，并让那毒素通过伤害的过虑，最后出现的是能安抚更多人的灵魂的“祈祷”的清流。
阿赫玛托娃写于儿子被关在集中营期间的长诗《安魂曲》，看上去，的确带有自传色彩：一个妇人的儿子被捕了。她带着为儿子准备的包裹等候在监狱的大墙下。她到处探听儿子的命运。但是，阿赫玛托娃无疑不是在仅仅写自己的儿子，而是写给所有受伤母亲的，东方和西方的，白人和黑人，过去的和现在的，苏联的和中国的。并说 “我无时无刻，不论何地都要将她们回忆，在新的劫难里，我也决不忘记。”
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
眼睑下流露出凄楚惊恐的目光，
苦难怎样将粗粝的楔形文字，
一页页刻上面颊，
一绺绺乌黑的浅灰的鬈发，
霎时间怎样变成一片银白，
微笑怎样从谦和的嘴角边枯萎，
恐惧在干涩的轻笑里颤栗。
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
而是为了所有和我站在一起的人们，
无论是酷烈的寒冬，还是七月的热浪，
我扑倒在瞎了眼的红墙下。
（《安魂曲》，楼肇明译）
在普遍的苦难、恐惧、伤害面前，诗歌又有什么用呢？阿赫玛托娃说她要用不幸的话语，为曾经和正在受苦难的人们“编织一块巨大的遮羞布”。用心去聆听她的声音吧！那是安娜在用永恒的竖琴为亡灵弹奏。从她那被掐断的歌喉里哼唱出来的“安魂曲”，不但安放了诗人自己那颗不安的灵魂，更安放了众多孤苦无告的母亲们的灵魂。
《安魂曲》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更是一曲黑暗岁月里的悲歌；俄罗斯人称阿赫玛托娃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我宁愿称她为一位伟大的悲剧诗人。(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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