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调色 画面缩放:中学时英语成绩最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1:59:41

中学时英语成绩最差

   1959年,我们全家搬离米德兰,来到了550英里以外的休斯敦。当时,父亲已经当上了一家石油公司的CEO,从事近海钻井。该行业在当时扩张迅猛,因此把家搬到墨西哥湾能够更便于管理海上钻井架。我们的新家坐落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经常有暴风雨光顾。这里的气候与米德兰截然不同,在米德兰,你只能看到沙尘暴。我对这次迁居感到紧张,但休斯敦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我在那里学习打高尔夫球,结交到了一群新朋友,并就读于一所叫金凯德的私立学校。当时,我觉得米德兰和休斯敦的差异巨大,但是后来的经历告诉我这真是小巫见大巫。

有一次放学后,母亲在校车到站停靠的附近接我回家。当时我已经是读九年级的大孩子了,母亲们一般都不会去校车车站附近接我们回家,只有小学生的母亲才那么做。那天她看上去兴奋异常,显然是有什么好消息。当我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她就迫不及待地叫道:“祝贺你,乔治,你被安多弗(Andover)录取啦!”这对她来说是个喜讯,但对我却不见得。

在前一年的夏天,父亲曾带我去参观他的母校——位于马萨诸塞州安多弗的菲力普斯预科学校。这所学校显然和我以前读过的学校风格迥异。大部分的宿舍楼都是大石砖建筑,围绕广场修建。这里看上去像一所大学。我非常喜欢金凯德中学,但是决定已经作出,不容更改。去安多弗上学是布什家庭的传统,我要延续这一传统。

我的第一大难题就是要向得克萨斯的朋友解释安多弗的情况。在那个时代的得克萨斯,如果有人被送往外地上高中,多半出于惩罚的目的。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准备去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只问了一个问题:“布什,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1961年秋天,我入学了。我想我的朋友也许说得没错,父母是想惩罚我才把我送到这里来的。不管是去上课,还是吃饭,还是去教堂做礼拜,我们都得打领带。安多弗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我们仿佛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作为一个来自南方的得州人,我在这里认识了四个新的季节:冰雪,新雪,融雪和灰雪。安多弗是一所男校,学校里面除了几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女性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女性。渐渐地,这些图书馆的女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眼中成了漂亮的电影明星。

这所学校治学严谨,对我来说是个巨大挑战。在安多弗读书是我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事情,其艰难程度与我40年之后竞选总统的难度有的一拼。我的学习成绩落后于其他学生,因此必须悬梁刺股,努力追赶。在上学的第一年,我们寝室晚上10点熄灯,无数个夜晚,我不得不趴在地板上借着过道上的灯复习功课到很晚。

我的英语成绩最差。在我早期的一篇作业中,我抒发了失去妹妹鲁宾的悲伤。我想我一定要用一个比“眼泪”(tears)更好的词。毕竟,我现在是在东海岸了,和粗犷的得克萨斯不一样了,我觉得应该学会使用一些更高深的词汇。于是我拿出之前母亲装进我行李里面的近义词典,查出了tear(在英语中也有“撕破”的意思,作动词)的一个近义词,然后写道:“Lacerates(撕裂)从我的脸颊流过。”

当作业批改发下来后,我看到卷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零分。这无疑是给我当头一棒,让我备感羞辱。我在得州读书总能够得高分,而这则是我第一次成绩不及格。我给父母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我多么可怜。他们鼓励我要坚持下去。于是我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比起学习上的步履维艰,我在社交生活方面则适应得快得多。在安多弗,有一小群得克萨斯州的老乡,其中一个叫克莱·约翰逊,来自沃思堡,我跟他非常谈得来,不久便成了亲密的朋友。我的交际圈扩大得很快。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和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安多弗是一个适合交友的好地方。

我发现自己拥有良好的组织天赋。在高年级的时候,我任命自己为曲棍球联盟的主席,自称为特威兹·布什此名源自于老大特威兹(Boss Tweeds),19世纪纽约臭名昭著的腐败政客。——译者注(Tweeds Bush)。我也任命了自己的助理内阁,包括一个主裁判和一个联盟心理医生。我们制定了详尽的比赛规则和加赛规则。我们不设外卡(wild card),我可是一个纯粹主义者。

我们还想出一个诡计——仿造身份识别证件的设计,印制会员识别卡。这个计划被校方发现。我被勒令立刻终止该计划,我也照做了。卸任之前,我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任命我的继任者——我的表弟凯文·拉弗蒂。

在安多弗读书的最后一年,历史课的任课老师是汤姆·里昂。他喜欢用自己的拐杖敲黑板,以抓住我们的注意力。里昂先生曾在其就读的布朗大学踢足球,之后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我把他视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他总能把历史人物讲得栩栩如生,讲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尤其如此。他非常欣赏罗斯福的政见,我猜罗斯福克服病魔的经历一定让他大受鼓舞。

里昂先生对我要求严格。他不断向我发出挑战,又时刻培养着我。他批评过我,也表扬过我。在他的鞭策激励之下,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历史的热爱伴随了我一生。几十年以后,我邀请里昂先生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那一刻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一个是正在创造历史的学生,一位是曾经讲述历史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