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大夫心理分析:龚英辅：中国社会大动乱最大成因：豪强兼并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朝代，如两汉、三国、两晋、唐、宋、元、明、清等，在由治到乱，直至发生改朝换代革命的过程中，各有其动乱因素和导火线。但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相同的，即在动乱发生前数年、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较大社会范围的豪强兼并。由于豪强兼并，土地或快或慢的相对集中，大批中、小地主（特别是小地主和自耕农）破产，他们沦落成为有文化、有管理经营意识的流民或其它无产阶级，大批中小地主破产的同时也导致大批雇农失业。接着，这大批的失业（流民）人口因为绝望，走向反抗和农民起义。刘邦、刘秀、张羽张角兄弟、李渊李世民父子、黄巢、杨么钟相、宋江方腊、朱元璋、洪秀全等等，虽然发动革命起义的口号不尽同，甚至宗教和身份也不相同，但在他们走到或者能够走到革命起义这一步，都是因为当时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已形成社会大势，破产失业和流民人口巨大，而上层权力圈对此危险还无动于衷。于是，他们际会风云，发动或参与反抗起义而成为历史人物。

　　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失去土地，除了出卖劳动力，即意味着失去基本发展的机会。这对于有雄心和大志的人，只有革命反抗、破坏现有体制一途了。因此，社会的稳定，除了经济需要发展，百姓生活的基本水平需要保证外，还需要有意识的压抑官商豪强的兼并趋势，并给有能力有志向的人提供其可以自我发展的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以化解整个社会走向暴力和反抗的倾向。

　　今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深化。二十多年的改革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一直在重新配置之中，这必然要冲击某些人的利益，引起某些阶层的反响和意见。这是正常的。但如果大部分人，尤其是社会各阶层中的精英分子都寻找不到自己的发展前景，则社会就可能因某事而引发动乱。现代社会，生产资料主要已不只是土地，关键生产资料是产权、资本和市场准入等。在信息化时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市场准入和资本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而这两项现在都由国家所控制，尤其市场准入是政权机构的特权。近十多年，政府有意识的在高度集中资本和市场准入权力，管理太细，并大力倾斜于效力低下、腐败层层的国营企业。近几年，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投入高达两万亿元的倾斜支持，仅仅使其亏损减到最小，还谈不上对国家财政的重大贡献，政府的包袱越背越重。同时，相当多的官商勾结以各种手段（相当部分是非法手段）兼并控制市场，形成名为国家全民、实为自己小团体的利益和势力范围的垄断格局。其结果就是：过去的十年，全国广大民营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和私营主）的利润和市场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税费则越来越重。大量中小企业的停业、破产，导致失业人口激增，两极分化严重。而国营企业很难扶起，即使都扶起来了，也只能解决就业人口的25％。全国范围出现的消费不振，失业率越来越高，商品相对过剩等现象严重，在实质上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大幅下降，形成金融、消费和市场几个方面的呆滞以及民众对市场预期的消极。这些问题正在演变成为社会动乱的因素。

　　世界发达而稳定的国家（如美、日、欧等）和一些国民经济发展又快又好的国家（如新加坡等）和地区（如台湾、香港）的经济原则均是抑制超级大企业、强有力的扶持中小企业，政府中经济部门的大量工作主要也是在扶持中小企业方面，极力保护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关键原因是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力量，中小企业主是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创办和发展中小企业的社会氛围和经济生态则为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份子提供了创业和发展的舞台。"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有恒产即不会成为流民。有恒产的阶层越壮大，社会就越稳定，这也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能保持长期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如果市场被大企业兼并垄断和控制，则经济发展的大部利益只流到了个别人和小团体一边，人民成为了流民，国家就会走向不稳定甚至动乱了。

　　面对数亿劳动力的中国，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以确保社会稳定，只有大力扶持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行政执法上要像对待大中型国有企业一样，在立法和行政上全力支持发展民营中小企业。要在资本和市场准入方面、在社会地位和法律保护方面给足政策和发展空间，各级政府应将对民营中小企业扶持放到首位，放到扶持大型国有企业之上。在第一、二、三产业中大力扶植和培育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是解决我国城镇就业问题的战略出路，也是维护中国政治长期稳定的战略措施。如果按照这个方针努力数年，将会大大缓解全社会的就业矛盾，客观上抑制了豪强兼并、压制了流民人口以及社会动乱的因素。今后，一个稳定繁荣、民心向往的中国，其脊梁就是大批的中小企业主，他们将成为中国社会中反对动乱、维护稳定的中坚力量。（20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