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感生死恋百度云盘:李凌：从苏联到俄罗斯

李凌：从苏联到俄罗斯

发布时间:2012-01-13 09:44 作者:李凌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735次

　　一、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

　　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0多年历史、近两千万党员、独掌大权74年的大党轰然倒塌，苏联国家也因之瓦解。举世各界人士在震惊之余，纷纷提出猜测、进行研究：是什么原因使这种事情能够发生？

　　有的人认为，苏共的垮台，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固然，西方的宣传能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顶多只能是外因，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其内部。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说：“无法想像，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只是事态发展的一个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的腐败分子，我这里指的是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有的学者说：“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这一论断似是而非，同样经不起检验。

　　对此，需要作具体分析。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特殊条件下，苏共以强制的方式，在短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花一百多年才走完的工业化的道路，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尤其在航天和军事科学领域，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苏联的经济发展虽然落后于西方，但是生产力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猛涨，苏联属于石油出口大国，着实发了一笔大财，同时苏联人民的福利也有一定的提高。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曾提出过一个简明的公式：“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最终苏联却是：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

　　这说明，即使生产力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并非就万事大吉了。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腐败，还是会垮台的。

　　有人把苏共的垮台，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也不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几十年的暴政以及长期的腐败，像火山喷发后结成的熔岩，积累起来，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虽然发现了问题，但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即1989年前后，苏联社会科学院曾做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项调查说明苏共已严重脱离了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弃。

　　应该说，这才是使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情况，苏共历任的第一把手们当然不能辞其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应从制度上去找。

　　邓小平曾经说：“过去发生的多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论及苏联事件时也讲过：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2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承认，这些民主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制约国家领导人不能为所欲为，因而不可能发生斯大林那样的暴行。

　　那么，究竟是何种制度上的因素促使苏共遽然垮台呢？

　　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认为：苏共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这是久加诺夫根据亲身经历，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

　　何谓“三垄断”？

　　即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下面我们通过苏联的情况对此作一些分析。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或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年的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

　　由于苏联和第三国际对舆论的控制，过去人们长期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后才初步揭开了黑幕的一角，以后又陆续暴露了一些真相：

　　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列宁一起领导革命并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是托洛茨基，此外其他领导人还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而斯大林只是该领导集团中的一人。但当他一旦掌权并坐稳了江山以后，就以种种藉口，逐个地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些革命元勋。托洛茨基虽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也没放过，还是派特务去暗杀了他。同时，还在“托派”的罪名下，牵连到苏联国内外包括中共在内的许多革命者均被无辜杀害和残酷迫害。

　　其实，早在1934年前，苏共的一些老干部已经觉察到斯大林的弊病，曾经酝酿要撤换斯大林，以挽救革命。米高扬、奥拉赫拉什维里、彼得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等，找到当时在党内有极高威望、时任列宁格勒党委书记的基洛夫，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并请基洛夫出任总书记，但却被基洛夫拒绝了。不知是出于对斯大林的忠诚，还是为了讨好或恐惧，基洛夫竟将上述动向如实地报告给斯大林。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举总书记时，斯大林有三百多张反对票，而基洛夫却只有三张反对票。卡岗诺维奇向斯大林汇报了投票的结果，斯大林下令只保留三张反对票，其余的反对票就地销毁，并向全党全国隐瞒了真实情况。为此，斯大林对苏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怀恨在心，在而后的1937~1938年大清洗中，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中竟有1108名被捕，而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枪杀。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帅衔在内的陆海军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512人，占全体人数的66％，其中肃反运动开始前的六名元帅中，有四名被处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掉，220名旅长中有186名被杀掉，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一人。另外，航空国际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杀掉。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肃反运动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7年开始）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最近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有两千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维尔纳茨基院士说是1600万，而我倾向于两千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雅科夫列夫十几年一直在从事受难者的平反工作，他的说法应是权威的。1937~1938年是镇压的一个高潮。据1953年底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的这两年有134.4923万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1692万人。同时，肃反扩大化还严重毒化了社会气氛，也毒化了人的心灵。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连身任政治局委员高位的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据雅科夫列夫说，大约75~80％的人是因为告密被捕的。肃反运动只举行过三次公开审讯，其余全都是秘密逮捕、审讯、枪决，这种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做法，在全世界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严重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同时也在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共产党之间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因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造成的恶果，并频繁地大规模更换干部，但是他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领袖地位渐趋稳固后，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大树个人威望。在报刊、书籍和广播中，大量传播他的语录和指示，任意拔高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肆宣扬当前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状，掩盖和粉饰种种失误和缺点。对涉及国内外局势的重大问题也是由极少数人专断独行。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几个人作出决定。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选和任命各级领导干部时，也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现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此人长期以来受贿和滥用职权，欺压干部、群众，却一直未加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也很专断，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在各级干部身上，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也比比皆是。前苏联著名学者阿法纳西耶夫在《别无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前苏联，“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下，领导者们事实上自我宣布为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地区的'家长’，他们取得了不受任何监督、高居于法律之上和处于法律之外的权力”。3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里，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钜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4

　　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个人崇拜条件下，斯大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几乎被神化的人，党和国家的领袖不仅与人民群众之间在人身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在与其他领导人之间，他也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记述中有两段话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在个人崇拜形成之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她写道：“临到末了，他（斯大林）周围只剩下一些噤若寒蝉的、忠实的、害怕得两眼发滞的契卡们和那随时准备'不假思索就跳进火里去’的'谦虚的’同谋者们。”5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前苏联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据。斯大林周围的人是否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人周围的人物大多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当她的父亲斯大林在世时，从贝利亚到马林科夫、米高扬，“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亦步亦趋”。6三是领袖周围的干部与领袖之间有时甚至是一种人身屈辱的关系。例如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就曾经记述，自己如何受斯大林之命在众人面前跳舞出丑的情景。据前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中间，对斯大林产生了“主人”这个词。“既然这样，斯大林和贝利亚之间的关系，就是主子和听差的关系。斯大林可以凌辱他，打他的耳光，往他脸上泼茶水。”

　　“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己”是普遍现象。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表面上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实质上，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许多地方和部门未能坚持选拔干部的标准，出现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现象。斯大林对此曾指出：“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准。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7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晓业务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对缺点不肯容忍而使领导感到不舒服，结果便在各种藉口下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品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亲的人。”从而，“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8这说明，包括斯大林、马林科夫在内的领导人，对这种制度的缺陷是认识的，但他们无法也无意加以改变。就任人唯亲而言，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20封信》中则指出，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粗鲁不文明，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有的甚至还担负起向一些艺术活动家们讲授“斯大林同志的口味”的工作，并向艺术家们转达斯大林有关电影、歌剧以至建筑物造型方面的意向。9

　　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

　　这种垄断必须和前面说的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即包括了：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以及享受多种文化娱乐项目……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仆”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绝大多数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

　　应当说，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和苏联建国初期，苏共领导人还多少能保持一些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特权现象较少。斯大林本人在生活上也保持着简朴的作风，他女儿阿利卢耶娃说：“父亲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件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领大衣，革命后就穿着它，再加上那顶帽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卢耶娃去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不坐汽车上学”，甚至还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1932年她自杀去世后，女儿回忆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10
但是，领袖个人一时的朴素改变不了整个制度。因为斯大林掌握着对他的下级臣民的升降、任免、赏罚以至生杀之大权，因此许多人就千方百计巴结他、讨好他，以便自己能得到提拔和多种好处。渐渐地斯大林就习以为常，认为理应如此了。

　　斯大林手下的人为他在南方“建过好几座别墅”，斯大林有许多兼职，每个兼职每个月都会送来一袋钱，多到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开”，反正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几乎等于是他的，所以负责管理他的家庭生活的人为了讨他欢心，开支毫无节制，“犹如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个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过着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11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19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以至他们的近亲远戚，过上了豪华生活”。

　　这里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部长月薪是2.7万卢布，据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经常会得到“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曾经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二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12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作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苦奋斗的状态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攫为己有”。13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14

　　应该说明，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也不是在全国普遍存在。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上还是非常神圣美好和金光灿烂的。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在斯大林时期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成熟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之中。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分管财务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1963年10月20日的苏联《消息报》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罗斯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三百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钜。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使这个时期的部长、副部长合法地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藉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同时，由于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以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苏联的权贵阶层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加速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则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各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15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很为难。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某人一点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钜大无比”。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16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17曾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原来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成了空话，这造成前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但在高度集中体制条件下由官僚变成的总裁、经理阶层还在，他们利用前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完成。俄罗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绐权贵阶层。因为这些权贵在制度剧变时很容易由苏联时期权贵阶层直接涂上资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带着资本直接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对财产的事实私有。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本是资本领域的变革，它宣布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合法化，宣布前苏联所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变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权力异化”。

　　所谓“权力异化”，概括地讲，就是：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在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者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18

　　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特权，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靡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务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藉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个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19

　　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1970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对真理的垄断

　　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进而又发展为凡是党的领导者的思想、言论、指示都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应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

　　这种情况，在斯大林统治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斯大林极端专横、粗暴，由于他的暴政冤枉而死者以千万计，几乎涉及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它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几十年以后还能觉察到。但是当时斯大林被奉为神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对苏共、苏联，以至整个共产国际的神圣指示，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不仅对平民百姓，斯大林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斯大林周围的高级干部也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以求保全自己的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他自己当权后也培养了对自己的个人迷信。他让自己的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辑，并掌握了苏联的新闻局，以求严格地控制舆论。

　　1964年，勃列日涅夫用阴谋的手段，搞掉了赫鲁晓夫，自己登上了第一把手的宝座以后，也继续培养对自己的个人迷信。

　　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工作好像十分光荣，但是“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20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真诚坦白。但就是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所谓“领袖的文件”，却要全国官员和人民当作真理，当作教条一样顶礼膜拜，不许有半点怀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苏共也是采取垄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

　　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和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但是却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他所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奉为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其实这本书大量歪曲事实，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说成是列宁和斯大林两人领导的，列宁已死，实际上就是说斯大林一个人领导的，这就为他从肉体上消灭十月革命的其他领导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制造了“根据”。列宁去世前，曾给党中央写信说，斯大林太粗暴，他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能否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列宁建议党中央另选一人当总书记。这就是所谓“列宁的政治遗嘱”，但却被斯大林长期隐瞒起来，知道此事的许多人都被杀掉。这样他就以列宁事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控制整个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多次发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出击”，批判德波林学派，到了30年代中期，配合政治上的“大清洗”、“大屠杀”，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进行“大清洗”。到战后初期（1946~1952年），在文化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大批判、大斗争，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各种批判和打击会接踵而来。正如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所说：“战后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如反对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反对‘世界主义’，反对文学、电影、音乐、遗传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中的各种‘偏向’，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一些全然无辜的人如何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挞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经验已足以理解这些事情。许多人对这些事情深感难受，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这几乎就等于是自杀。就像这样，许多人也已懂得，当时一些荒谬的事却被当作科学来宣扬。谁要是对把无辜的人说成有罪，或对把荒谬之事说成真理表示怀疑，谁就会遭到无情的迫害。”“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只能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引用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多五六倍）的、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慎重—要审，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21

　　迫于强大的压力，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扮演“夜间人”的角色。他们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过自己的生活，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私下表达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满。19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徵兆，但苏共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他们却回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而苏共全党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的声音。随着岁月的流失，问题和“失误”愈积愈多。本来像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不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求实的态度去改正和弥补失误和矛盾，而且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说这些缺点不过是伟大胜利中的一个小挫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问题积重难返时，悲剧随之而来。

　　最有代表性的是勃列日涅夫，他不爱看文字报告，而喜欢听汇报，习惯于让秘书或写稿人把文件念给他听。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出版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小地》、《复兴》和《垦荒地》等几本书，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他极少脱离稿子讲话。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念稿，也常念错。但这样的人的“报告”，却要全国人民顶礼膜拜地学习。

　　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阿谀奉承，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赏有奇特的癖好。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总共达两百多枚，其中包括四枚列宁勋章、四枚苏联英雄勋章。他的有些勋章是在他暗示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帅军衔就是这样获得的。他死后，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

　　在勃列日涅夫的带动和影响下，形成了苏联历史上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保持表面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机关膨胀最大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社会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党政领导机构所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在苏联，很长时期内根本谈不上什么舆论监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都要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作为官方的喉舌进行宣传。明明某些官员劣迹斑斑，但是不让揭露，说揭露了就是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抹黑；有些官员做的坏事太多，官方无法隐瞒，也只有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明明问题很多，民众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让说，媒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民众无可奈何，于是就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普遍有被欺骗的感觉。

　　因为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官员委任制，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下级官员只要取得上级官员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的好感就可以升官。因此，官员们弄虚作假，夸大虚报成绩，缩小、隐瞒工作中的缺点；任何敢于揭露问题真相的媒体记者往往受到打击。因此尽管下面贪污泛滥，人民怨声载道，而媒体上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上层的官员们满足于报刊上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律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上层官员还有他们的上级，他们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博得自己上级的欢心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3阿法纳西耶夫：《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4叶利钦：《我的自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5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年编印。

　　6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

　　7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8《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0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

　　11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

　　12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第48~51页。

　　13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叶利钦：《我的自述》。关于叶利钦反腐败请参看黄苇町着《苏共亡党十年祭》第

　　64~65页。

　　15叶利钦：《我的自述》。

　　16叶利钦：《我的自述》。

　　17叶利钦：《我的自述》。

　　18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第115页。

　　19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第117页。

　　20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21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

　　22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9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145页。

　　24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29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26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27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第122页。

　　垄断真理的后果

　　由于垄断真理，对思想的钳制，对思想文化的专制，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认为是异端邪说，就批判、就处分，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和剥夺公民权，等等，这就引起一系列灾难性恶果，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第一，思想僵化，教条盛行。苏联建立后，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进而又将它变成了宗教。以后，则把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文集》当成宗教教科书。由于领导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见解、新理论，御用学者们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以照抄教条，编造大话、空话、假话为能事；广大学者则慑于专制的恐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在十月革命后的70多年中，尽管世界上和苏联社会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在思想理论上、各个社会学科上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反映。仅就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来说，殖民主义崩溃了，发生了两次科技革命，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阶级的面貌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可是对于这一切，作为本应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老一套。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所有这

　　一切在我们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多少有一点儿能说得上是合适的反映，因此也就不可能在政策中得到应有的考虑。其后果是灾难性的。”22

　　第二，禁锢思想，毒化氛围。斯大林死后，那种动辄镇压的恶行收敛了一些，但指导思想和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没有丝毫改变，仍然实行文化专制，压制不同意见，毒化政治气氛，使文艺界、新闻界、一般知识界一切善于思考的人们本来已经感到很沉闷的氛围继续恶化。

　　对于一些不同政见者，实际上就是一些在政治上与官方持不同意见者，除了动用充当“思想文化警察”的宣传部不时地打压外，还动用专政工具克格勃，指令基层党组织和居民区的群众予以监视，鼓励“揭发、检举”，检查私人信件，窃听、监控电话。这样一来，一方面造就一些小特务、告密者，他们为一己私利，不惜昧着良心，陷害那些敢讲真话的公共事务代言人，其影响便是社会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是广大干部和群众随时提防遭人揪到辫子，害怕被监视、告密而噤若寒蝉。同事、朋友间乃至家人之间也不敢讲真话。在公开场合，大家都一起按着上面定的调子唱颂歌，说空话、套话、废话。表面上，好像风平浪静、高度一致，实际上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后面，掩盖着即将喷发的火山。邓小平说得好：“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3

　　第三，扼杀精英，庸才辈出。由于领导者拒绝逆耳之言，听不进不同意见，自然就会对各路精英和有识之士或拒之千里，或压制扼杀。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极权专制的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民智力资源的贫乏和枯竭。”24人们看到，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成员，其智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下，与他们担当的职务要求很不相称。这些人中，除个别外，可以说是“绝对平庸”。这既指他们的天赋和才能，也指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他们差不多都是些杂牌学校出来的，什么函授学校、党校训练班之类，说明他们的基本文化科学素质都十分欠缺。这样的人之所以能爬到党的领导高层，并非是有什么真才实学，或有什么显着业绩，而是由于能够紧跟上司，亦步亦趋，在多次政治风浪中能够巧避锋芒，有一套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另一方面，由于机遇，进入了党魁的视野，被安排为接班人。而领导者之所以喜欢这种平庸之辈，除了听话、能贯彻自己的意图外，还因为免除了强者对自己权力的挑战。领导者自己挑选接班人这个传统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落后的封建主义的作法。沿袭这种办法，是专制制度所必需，因而庸才辈出也正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
　　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5苏联的垮台，不正是这样的吗？由于思想僵化，生机磨灭了，社会停滞不前了。而领导者还不愿意承认这一严峻的现实，转变思路、探索改革、激活生机，而是坚持教条，掩盖矛盾、抵制改革、维持现状。社会上经济停滞、民族矛盾、生态破坏、教育和健康状况恶化、很大一部分人群陷入贫困等等，在领导者眼里似乎都不存在。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联崩溃于一旦。

　　.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使问题无法解决

　　“三垄断”使苏共获得了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共在一夜之间，从被压迫者变成了统治者。但是如何治理好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庞大国家，对于俄共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并没有做好治理国家所必须的思想、组织、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准备。由于文化和政治素养不高，许多俄共党员并不具备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观念；他们在政务活动中不断表现出了诸如专横跋扈、骄傲自满、争权夺利、腐化堕落等历代统治者常见的恶习。为此，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国际工运活动家卢森堡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党内过度的集中制和日益增长的专制因素，将使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窒息和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思想的争论，官僚政治将会横行，并使公共生活销声匿迹。出类拔萃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和精英人物，只能被‘请去开会’，为的是给领袖人物欢呼、喝彩，并为他们提出的议案举手通过。”26托洛茨基也在给党中央的一系列公开信中批评了党机关的“官僚化”、“特殊化”和“脱离群众”，并说：“官僚主义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我们的‘老近卫军’有逐渐蜕化、僵化的危险”。托洛茨基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对于上述严重情况，列宁也早有察觉。为了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列宁曾于1920年9月4日苏共九大召开的前夕，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出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几天后，此建议在苏共九大获得通过。它的主要任务是向违反党纪现象以及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它独立于中央委员会，而直接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同年，列宁又提议设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又称工农检查院，由斯大林领导），专门负责对国家机关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它虽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很快又变成一个有浓厚官僚习气的机构，因而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

　　列宁逝世后，苏共十四大在斯大林的操纵下，作出了削弱中央监察委员会（简称中央监委）职权的决定。大会规定只有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五人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且仅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央监委委员可以参加“一切”党的会议的规定。

　　1929年，苏共开展了“清党”活动，这本应是一个打击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切腐败行为的活动，但却在斯大林把持下，利用监委去打击不同意见者。许多敢说真话的党员被清除出党。27监委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因无法理解残酷的现实而被迫自杀了。

　　1934年1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对斯大林的崇拜达到空前高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撤销了以往历届《党章》中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章节，取消了监察机关监督党委会制定有关决议的规定，致使监察机构完全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再也无法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权。而且新《党章》还规定，它（中央监委）对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均无权参与和监督，而只能对这些决定的贯彻和执行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列宁所倡导和设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内监督体制已被完全“修正”。致使党内民主气息越来越少，封建家长式作风和官本位现象日益盛行，党内官僚主义极度泛滥。

　　1953年，赫鲁晓夫当选苏共第一书记后，曾为克服斯大林专制的后果，恢复正常的政治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作过一些努力。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决定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合并。但由于赫鲁晓夫逐步以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取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往往不顾别人的意见，专断地发号施令，党的监督对他本人来说，仍是空白。

　　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当权后，也曾对党和国家监察机关进行过一些形式上的变革。但由于勃列日涅夫不仅安于现状，而且实际上更热衷于旧的体制，使腐败现象更加大规模地泛滥起来。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共实行的是“老人政治”，在政治体制上没有多大的革新，尽管从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1981年各级监察机构共4600人，人民监督员达一千万人），但实际上这些监察机构已形同虚设，只是为某些人就业提供了不错的“饭碗”。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起初，人们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能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健全法制，强化党的监察体制以遏制腐败。198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七大通过决议强调：“党内不应当存在不受监督和拒绝批评的组织。”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监督不应该有禁区的原则。1988年，苏共召开了二十九次代表会议。大会指出：“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社会监督体系，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3月，苏共郑重讨论了恢复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即将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地位保持平等，并制定了《中央监察~检查委员会条例》。随后又规定，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不能同时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也不能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苏共二十八大更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并详细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

　　从表面上来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监察制度，特别在苏联解体前夕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制定的监察制度，似乎又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但监察工作从来都不是脱离整个党的工作，以及党的一贯主张和政治路线的，特别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孤立存在的。由于苏共长期削弱党的监督体制，党内民主和监督很不够，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太深的伤害，大多数党员和群众对苏共迟到的监督体制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加之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缺乏严谨的方法和步骤，致使党的队伍涣散，无政府主义泛滥，最终导致政治局势彻底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最好的监察制度，也挽救不了苏联党和国家垮台的命运。1991年9月2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长期被虚置或被扭曲的命运也随之结束。

　　纵观苏共监察机构曲折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少问题。一是党的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缺乏独立性。这违背了列宁的初衷。斯大林时期，苏共监察机构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权力不断弱化。显然，如果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督自己，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人们所期望的清明廉洁的政治就只有寄托于当政者的民主素养和道德良心，但这往往是靠不住的。二是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一度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三是监察机构本身演变成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场所和部门，让官僚主义者来反对官僚主义的腐败现象显然是不现实的，至少是不可能彻底的。

　　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苏联的官僚阶层长期以来已经通过种种不正当甚至不合法的手段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所谓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不过是使他们侵吞社会财富的事实合法化而已。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表明，最大的赢家不是“倒爷”，也不是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方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在政党领袖中占57.1％，在地方精英中占82.3％，在政府中占74.3％；这些人在前苏联时期就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绝对不会赞成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因为民主改革就会限制他们的特权和权力，他们可以用种种藉口如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藉口，顽固地阻止民主改革。于是，28本节为作者与李英合作。文中关于柏林墙的倒塌和两德统一这一部分是李英留学德国时亲历的纪录—作者注。

　　他们就彻底丧尽了人心，因此在苏联解体时，很少有群众出来支持苏共，解散苏共并没有遇到任何抵制。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了。

　　而这也就是“三垄断”的必然结果。

　　当年列宁把遏制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以为，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和执掌党权的中央委员会长期平起平坐，并监督制约它。但列宁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总书记掌握无限的权力。”正因如此，总书记（以及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可以操纵选举，使选出的代表不代表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意志，而成为总书记的驯服工具，这就是监察委员会逐渐成为总书记（以及各级党委第一把手）的“下级”的原因。苏共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不同声音和发表不同声音的人，很快被镇压下去。执政党和官员们即使犯了多大的错误和罪恶，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它，广大群众长期积压起来的愤怒一旦爆发，便会形成摧毁整个旧制度、使国家改变颜色的钜大力量！

　　苏共“三垄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及其完结

　　（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国共产党曾多次谴责苏联共产党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1968年，苏军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周总理发表谈话，谴责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行为。

　　1969年，我国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的口号，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把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列为“反对”的对象。

　　197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题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文章，对此加以论述。什么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说：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29列宁几十年前说的话，完全符合后来的苏共的许多对外行为。

　　为什么苏共实行社会帝国主义？

　　应该说，苏共曾经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各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很大的帮助，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苏共长期以“老子党”自居，对他国的共产党，名义上说是“兄弟党”实际上常视为“儿子党”，干涉他们的内政，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照搬苏联的模式（在政治上一党专政或变相的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实行单一公有

　　制的计划经济和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要求各国的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必须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且把一些国家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与美国争霸。这就是苏联实行社会帝国主义（或称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根源，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且看一系列事实。

　　1、苏、南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7年9月，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意大利、法国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人集会，建立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南共提出“把工厂交给工人，把土地交给农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共相左。1948年3月，苏联以苏专家在南“被敌意所包围”为藉口，撤回驻南的顾问和专家。南共领导人铁托致函苏外长莫洛托夫，指出苏所得的情况“不一定都正确”，但是苏置之不理，于同年6月，情报局宣布开除南共，并号召南国内的“健康分子”起来取代南共领导人。9月，苏宣布“停止履行”苏南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同年底苏开始对南实行贸易制裁。10月，苏要求南驻苏大使离苏。11月，情报局宣布南共是“刽子手和特务当权”。1951年7月21日，莫洛托夫宣布“南的命运已落入间谍和奸细的手中”，“成了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1952年10月，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指责南共领导人“充当了美国的代理人”。

　　南共一直拒绝苏共的指责，并表示愿意同苏合作，但“这种合作必须以尊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独立，并且不干涉我国内政为基础”。

　　1952年11月3日，铁托在南共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南原来很信任苏联，但后来发现苏联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了沙皇俄国的道路，即大俄罗斯国家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用帝国主义的方法以促进苏联国家利益的道路，同时力图用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的词句来掩盖这一切”。应该说，铁托根据事实作出的分析是深刻的，完全符合列宁关于社会帝国主义的定义。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6月苏联主动向南表示了恢复正常关系的愿望，接着苏、南双方领导人互访，并发表联合宣言，苏、南关系有所好转。但1956年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镇压；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民主改革，苏联又出兵镇压；1979年，苏军侵略阿富汗，对于这些，南斯拉夫都予以谴责，表示愤慨。南共宣称：我们只是在思想上信仰社会主义，但不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1969年4月，苏军侵捷后，南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任何人对南的“监护权”，并表示将“全民防卫，对付任何想攻击南斯拉夫的人”。

　　以后苏南关系虽有不同程度的缓和，但一直到1985年3月，由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南领导人会晤，双方关系才完全恢复正常，经贸也得到发展。

　　2、华沙条约

　　1955年5月14日，苏、保、波、匈、罗、捷、民德（东德）和阿尔巴尼亚等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波兰首都华沙会晤并缔结了友好互助条约—《华沙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这些国家成立了“军事政治同盟”，名义上是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但实际上苏联成为这些国家的“保护者”。在这些国家里经常驻有大量苏军（如在民德有35万苏军），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第一副司令和参谋长以及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秘书长、各国国防部长委员会的主席等主要职务均由苏方人员担任。条约并规定，在未来的“联合作战中，各成员国组成的战役兵团”也由苏联统帅部指挥。这样实际上苏联成为华沙条约各国的“太上皇”。

　　3、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东欧六国和苏联所定的条约中，都规定“尊重各国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不以武力相威胁和使用武力”作为相互关系的准则，但实际上苏联多次出兵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如1968年苏军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5日，诺沃提尼辞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职务，杜布切克继任。3月22日，诺沃提尼又辞去总统职务，由斯沃博达继任，同时捷共中央改组，提出新党纲，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允诺给斯洛伐克以较大的自治权。这种行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但引起了苏联的疑虑。不久，捷共新的中央又通过《行动纲领》，提出打算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社会”。

　　苏联认为这就是捷的“自由化”。6月下旬，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开始在波、民德、捷等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7月中，苏召集民德、匈、保、波等国领导人在华沙举行会议，讨论所谓捷的“自由化问题”，并声称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7月22日，杜布切克拒绝苏提出的去华沙或莫斯科参加会议的“邀请”，于是苏联宣布由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组成的庞大使团将访问布拉格。7月29日，苏共使团和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双方分歧如故。8月30日，苏、民德、匈、波、保等五国领导人同杜布切克举行会议，会议后声明说“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8月20日，苏纠集上述各国部队对捷进行突袭，占领捷全境，入侵部队达65万人之多。

　　8月23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及其追随者侵捷并指出这是社会帝国主义行为。南共及世界各国也纷纷对苏进行谴责，但苏悍然不顾，于8月27日用坦克把杜布切克等押到莫斯科“会谈”。原来准备把杜布切克等秘密处死（罪名是“反革命”）并任命一个新的傀儡班子，但新的总统斯沃博达坚决反对，和勃列日涅夫争吵甚至拿出手枪准备自杀，这才使勃氏妥协，发表公报，把武装部队侵捷说成是“盟国军队暂时进入捷领土”。10月3日，苏强迫杜布切克等接受“关于苏军暂时留捷的条件”。11月中旬，勃氏在波兰工人党的会议上，提出所谓“有限主权论”。罗马尼亚总统发表声明说，限制华沙条约的某一成员国的主权的理论，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准则。

　　苏军的入侵激起捷广大的人民强烈愤怒，1969年捷克布拉克查理大学学生帕拉赫悲愤已极，在广场自焚表示抗议，捷各地数十万群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反对苏军占领。对于这些，苏联不屑一顾，不仅继续强占，而且强迫捷共解除杜布切克的第一书记职务，由比较顺从的胡萨克继任；并对捷共党员干部实行大清洗，占党员总数三分之一的50万党员被清除出党。3031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用阴谋的手段把赫鲁晓夫搞下台，勃氏担任总书记，执政18年，1982年11月去世，安德罗波夫继任，1984年2月9日，安又去世，由契尔年科继任，1985年3月10日，契又去世，由戈尔巴乔夫继任。

　　这是捷人民的不幸和悲哀，因为当时在苏主政的是勃列日涅夫，而到了1989年，在苏联主政的人换成了戈尔巴乔夫，在两德统一时，民德（东德）的人民就幸运多了。31

　　4、关于柏林墙倒塌和两德统一

　　二战结束后，根据有关协议，战败国德国被美、苏、英、法划分为四个占领区。1949年8月14日，西部美、英、法占领区合为一体，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国东部（苏占区）也组建了政府，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民德）”，两个德国就这样形成了。作为战前首都的柏林位于东德的中东部，它也被划为四个占领区，苏占区称为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美、英、法占领区称为西柏林，是西德的一个州，它如同孤岛一样处在东德的四面包围之中。

　　这个孤岛，曾经爆发过一场国际危机，把“冷战”演绎到了极致。

　　1948年，苏联切断了西柏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切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运输线，企图迫使西方国家放弃他们在西柏林的权利。于是美国和英国从这一年6月26日开始每天向西柏林空运生活必需品，持续达11个月，直到1949年5月4日苏联同意解除封锁。此后，空运又继续到9月30日，耗资共2.24亿美元，运送食物、原料、机器和其他物资共232.3738万吨。而结束封锁的原因是，西方对东德的交通运输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特别是西方禁止进口东欧集团的全部重要出口物资，使东欧集团受到钜大的压力。

　　由于东德实行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而西德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东德的经济落后于西德。战后的头五年，即1945~1950年，东德的经济只相当于1936年的73％，而西德则为117％。1960年，民主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974美元，联邦德国为1320美元，相差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而到了30年后的1990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144美元，联邦德国为23980美元，联邦德国是民主德国的5.8倍。这必然引起生活在东边的民主德国人的不满和对联邦德国富裕生活的向往。32而且西德比东德有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因此有大量的东德人不断逃向西德。尽管1957年通过的东德法律规定，未经允许逃离东德者将被处以三年的监禁，但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德，约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医生、教授、工程师和政府官员。因此东德政府千方百计予以阻止，在东西柏林之间建立了柏林墙，在东西德之间，也拉起了铁丝网和隔离地带。

　　1961年8月13日，一个阴郁的星期天。东柏林人一觉醒来，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华沙条约国请求东德政府对柏林内部和周边地区建立有效的控制。”一个小时内，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81个路口均被封锁，剩下的也随即关闭。东德与西柏林间所有的交通路线全部切断，地铁和有轨电车也不再通行。一道被称为“柏林墙”的东西一夜之间从天而降。

　　“柏林墙”是用灰色水泥预制板和砖块砌成。全长166公里，其中46公里横穿柏林市，其余为西柏林同东德波茨坦专区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的分界线，把整个西柏林环形包围，只留有九个过境通道。柏林墙并非只是一堵墙，而是东西两堵墙，均高约3.5~4米，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平均50米宽）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6~7米的军用车辆通道，在108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五米。沿着柏林墙总计有265个了望塔、137个碉堡和274个养有警犬的设施，墙上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

　　西柏林的青年人用彩笔在柏林墙上画出各种各样的斑斓图画，以此来表示无奈和愤慨。

　　在建柏林墙的同时，东德在与西德的整个边界上也拉起了铁丝网，挖掘了松土带，并逐步设立了严密的观察哨所和自动射击装置（直到80年代，在西德人的强烈抗议下，同时西德政府以两笔钜额贷款为交换条件，才使这些自动射击装置被清除）。1963年6月21日，东德国防部长签署了一条命令，对居住在距离边境线30~100米范围内的东德居民进行严密控制，任何人企图进入这一区域都需要特殊许可，否则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在东西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候，边境线一带还埋设了70多万颗地雷。

　　据说，这个柏林墙工程的代号，竟然是“中国长城第二”。

　　闻名天下的中国长城，修建在崇山峻岭和大漠戈壁，绵延万里，中国人建它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不曾想竟成为后人引以为荣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没料到会有外国人拿它说事儿，借其美名，却附加给功能涵义完全不同的另一道墙。

　　柏林墙建起之后，仍然有人不顾危险冒死翻墙逃跑，东德士兵便向逃跑者开枪，酿成了一幕幕悲剧。西德人在墙的这一侧为死难者立起了墓碑，一个十字架就是一个冤屈的灵魂，每一个十字架上都标有死难者的姓名和死亡日期，大多数是“无名氏”。根据史料，从1961~1989年的28年间，在柏林墙和两德其他边界上，共有201名“偷越国境者”被开枪打死。他们用生命实践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格言。最后一名是一个叫古埃勒夫的20岁青年。1989年2月5日晚9时，古和他的朋友高迪安试图偷渡柏林图尔托夫运河，在匍匐三个小时后，古因触动警报器被打死，高受重伤。有人叹息：“如果他们有先知，再过几个月以后就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就不会这样白白牺牲了”。

　　谁都没想到，搬动柏林墙上第一块石头的，竟然是匈牙利这个中欧小国。事情是从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人大批逃出罗马尼亚开始的。当时的罗总统齐奥塞斯库要求匈牙利交还出逃人员，匈牙利予以拒绝。1989年3月底，匈牙利总理内梅特前往苏联摸底，戈尔巴乔夫明确告诉他：“只要我坐在这个位子上，苏联就不会干预。”当时苏联在匈牙利有八万驻军。苏联的态度给匈牙利吃了定心丸。内梅特回国后，匈牙利正式加入了《日内瓦难民公约》，凭这项公约匈牙利就有权拒绝交还难民，这等于给东欧诸国送去了一个匈牙利脱离东欧集团的信号。5月，匈牙利又作出一项决议，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清除埋设在260公里长的边界的地雷，打开了东欧国家与西方的通道。6月27日，匈牙利外长久拉.霍恩和奥地利外长阿洛依斯.莫克象征性地在奥匈边界剪断第一截铁丝网后不久，一批批东德人便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的机会逃往奥地利，继而逃往西德。新一轮更大的逃亡潮开始了。

　　柏林墙的历史竟然与“逃亡”一词共生共灭，它因逃亡潮而建，又因逃亡潮而垮，真是匪夷所思又耐人寻味。

　　人们在德国，几乎天天从电视上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借着去匈牙利旅游的机会，越过匈奥边界，进入奥地利，然后再从奥地利奔向西德，而西德对东部的同胞兄弟敞开怀抱，来者不拒。

　　捷首都布拉格同样成为东德人逃往西德的通道，一群群东德人开车来到布拉格，他们把车扔在大街上，飞快地跑进了西德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成人们先把孩子和玩具熊举过栏杆，送进使馆内后院，然后乘警察未赶到时自己也翻墙而入。这时警察赶来了，把正在爬墙的人往下拉，院里的人则把他们拼命往里拽……天黑了，使馆内成百上千的难民轮流睡觉，大厅里搭满了双层床，后院扯起了应急帐篷。下雨了，冰冷的雨水把院子弄成了泥潭，可是仍然有更多的人想闯进来。

　　第二天，更多的人来了，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警察也多起来，把使馆围住，可是新来的难民更多，又把警察围起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回去，他们只有一个愿望：要西德政府接受他们。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兰，近两千多名东德难民汇聚在华沙的西德使馆门前，他们不愿再回东德，要求做一名西德人。

　　时间很快到了9月底，一直密切关注局势的西德外长根舍于9月30日，飞抵捷首都布拉格，在西德使馆阳台上亮相，他宣布，在那里的东德人将获准移居西德。话没有讲完，欣喜若狂的听众就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西德的一位护送者随这些东德移民一同乘车奔赴西德，当他目睹列车梦幻般地从东德通过时，他也感到两德统一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一列列专车载着成千上万的叛逆者奔向西方，这使东德局势更加动荡，人民要求开放边界自由来往、要求两德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东部各大城市不断举行游行集会，广场上的群众讲坛和教堂里的自由辩论磁石般吸引着普通市民。莱比锡市更是欲罢不能，渐渐形成每逢星期一下午人们上街游行的势头。东德民众不仅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更喊出“我们是一个民族”、“德国，统一的祖国”等新口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此时的东德政府还被顽固保守的昂纳克控制，一个镇压人民的方案在紧锣密鼓地暗中准备着。但是，今天的东德人民一改几十年来的逆来顺受，表现出荡气回肠的大无畏勇气和智慧。

　　10月9日，七万莱比锡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就在这个时候，“当局要严厉镇压”的消息也在四处流传。警察全副武装，手持手枪、冲锋枪，在卡车里待命，所有的卡车都没有熄火。群众毫不畏惧，高呼“我们是人民，我们要统一，不要暴力”的口号游行示威，东德的警察被感动了，没有开枪。11月4日，在东柏林爆发了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近百万人走上街头。警察也没有开枪，11月7日东德政府辞职了。

　　1989年11月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主持会议的民德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宣布了东德新旅行法（草案）的内容，并说“私人出国旅行今后无须说明理由”，接着又说：“按我的理解，该法从现在就生效，立即生效。”这时是下午6时53分。其实，当时新旅行法草案还没有获得通过。

　　这个时候，东德的其他领导人正在闭门开会，谁也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情，而东德的群众从电视实况转播中都清楚地听到了沙博夫斯基的话。世界各大通讯社几分钟后纷纷转发这一消息，称“民主德国开放边界，柏林墙不复存在”。

　　在西德首都波恩，联邦议院中断了会议，向媒体发表声明。社民党主席弗格尔说：“这一决定表明，柏林墙在28年之后，失去了它的作用和意义。”议员们激动地唱起了国歌。

　　当晚8时15分，第一批约80个东德人已经来到柏林墙边打探消息，到晚上11时，过境关卡上聚集了三万人。11时过后不久，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少将尼布林下令打开边界。其实，晚上9时30分左右已有数不清的人从东柏林进入了西柏林，东德的边防警察已经无法阻止他们了。通过缺口向外涌出的人越来越多，悬念变成了狂欢，西柏林人也加入到梦想变为现实的神话之中。他们冲向东柏林人涌入的入口处，给客人们抛去巧克力、石竹花和玩具熊，以示欢迎。他们甚至把客人汽车排烟的汽油味称为“自由的芬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相互拥抱，新结识的朋友痛饮香槟，人人眼里闪动着泪花。他们叫呀、笑呀、唱呀、跳呀、闹呀，一片沸腾，他们将柏林墙由一座监狱变为一个舞台，从而永久地驱散了那里的邪魔。一批人首先爬上了墙头，像马戏团里杂耍戏那样，他们把一个又一个的人也拉了上去。他们打着V型手势，齐声呼喊：“把墙推倒！把墙推倒！”并唱起“我们必胜”的歌曲！

　　甚至连东德的边防警卫和国民军部队也被卷入这一欢闹之中。他们在瞬间由看守变成同庆者。一位军官接受了插在他的步枪膛里的鲜花，又有一位军官羞答答地把自己的军帽赠给了一位姑娘，这位要军帽的姑娘给了他一个回报的吻。在勃兰登堡门前，还有一位军官起先坚守警戒线，不让群众通过，尔后在一位只想在有生之年体验一回步入另一半柏林的老太太的愤怒和痛苦的眼泪下屈服了，亲自护送这位老人到了西边。

　　此时，有些人站在这道“反法西斯的防护墙”上开始用锤子砸墙，这些彩色斑斓的柏林墙石以后成了宝贵的文物。

　　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几乎每一天都是节日。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在西柏林市政厅门前，东西柏林人几十年来首次联合聚会。西柏林市长在集会上说：德国人如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威利.勃兰特，这位在1961年柏林墙出现时的西柏林市市长、在1969年首创对东方缓和政策的前西德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老一辈政治家，发出这样的感叹：“本来就是同根同属，现在又携手共进！”

　　时任西德总理的科尔也登台亮相，他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风驰电掣般地赶回来，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敏感地意识到：创造历史的时刻到来了。

　　几十年来德国人梦寐以求的国家统一，民族团聚，竟以这样的方式拉开了序幕。以往，曾经有人评论，德国人闹过不少次革命，但是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德国人过于规范化，过于拘泥规章制度。但是1989年的秋天，东德人民却鬼使神差，没费一枪一弹就结束了一个时代。莱比锡大学的校长说：“难以置信，没有人被杀，没有人受伤，没有一块玻璃破碎，就像有位天使从这里路过洒下了鲜花。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刻。”

　　普通的东德民众半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次不用顾及威胁。他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在西德免费喝豌豆汤、喝啤酒，免费看西德的足球比赛、听摇滚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西德的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全天开业，让每个东德人领取一百西德马克的“欢迎礼”。然后东德人就去商店买随身听和牛仔装，甚至连商店在这个时候也不用遵守严格的法定营业时间。东德人乘坐西柏林地铁可以不买票，西柏林还备有城市游览图、咖啡和香蕉，全部免费提供给东德人。

　　在那段魔幻般的时间里，两边的德国人都发现他们真是同根同族。西德人过去一直粗线条地支持统一，但同时又把他们的穷亲戚当成负担，现在却认识到，他们的的确确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极为关心爱护。而东德人呢，此时被他们到处遇见的富裕和盛情弄得眼花缭乱。

　　1989年12月11日，由东德、西德边防军同时行动，在一天之内炸毁拆除了边界上的全部界障，把二战后的冷战产物一扫而光。为纪念这一天，西德电视台播出一幕幕动人的现场镜头：屏幕上出现了三姐妹，姐姐在30年前迁往西德，从此和家人隔断了联系，离别时她们风华正茂，历尽沧桑后，铁幕拆除，她们终于久别重逢，此时的三姐妹，个个飞雪染鬓，她们无言以对，相拥而泣。

　　从1990年6月13日起，三百名东德士兵和六百名西德士兵借助13台推土机、55台挖掘机、66台起重机和175辆重型卡车的力量，开始彻底铲除已被民众大面积捣毁的柏林墙。到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六段留作纪念的柏林墙，其余的全被铲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后，作为铺设道路的材料，250块柏林墙墙体分别以1~15万马克的价格被拍卖。

　　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宣布统一，10月3日被定为神圣的“统一日”。

　　苏联军队在东德土地上有35万驻军，是唯一能够阻止德国统一的力量。在以前的几十年中，苏军用坦克和刺刀维持着东欧集团的统一。50年代，苏军镇压了东德的民众起义，60年代末，坦克轧平了“布拉格之春”，这些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么，今天呢？

　　战后几十年，苏联不仅是战胜国、占领者，而且是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哥”，在双重身份的重压下，东德人只有俯首帖耳，低眉顺眼，无论是第一任党和国家领袖沃尔特.乌布利希，还是后来的铁腕人物埃里希.昂纳克，都要唯苏联马首是瞻。任何一项重大决定，没有苏联点头，就无法做出。如1961年修建柏林墙，就是经过赫鲁晓夫的批准，才开始闪电般行动的。

　　“苏联老大哥”对东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着东德，同时也牢牢地扼住了东德的经济命脉。

　　英国作家艾伦.沃森在一本书中写道：“当西德享受着马歇尔计划的各种优惠和西方不断涌入的投资时，东德正在对付苏维埃窃贼。”二战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方案》，拨款支援残破的西、北、南欧各国经济复兴，从1948~1952年共拨款131.5亿美元（约相当于现在1100亿美元），完成了支援复兴的任务。而东欧呢？经济重建终于开始了。“老大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后来又叫“经互会”）的招牌下，给东欧各国作了分工，你生产这个，他生产那个，不能不服从。东德的任务是制造船只和重型机械，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现在的原材料都只能来自东方，煤炭、钢铁都要从苏联进口，这些进口还必须以“老大哥”指定的出口产品和价格偿还。

　　“东德的计划经济被打败了”，艾伦写道。“在它最后的五年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5.5％下滑到1989年的2.8％，外债大幅度增长，烟雾和粉尘的污染使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工业中心萨克森成了贫民窟，褐煤的露天开采场在乡村的土地上撕开了几公里长的伤口，住宅楼破败不堪，像哥利茨和阿尔富特这样的古老而依旧美丽的城市已在市民眼中失去了光彩”。33

　　上点年纪的东德人或许还记得，他们曾在1953年6月对严酷的工作规范进行过抗议，很快便遭到苏联坦克的镇压，从此，他们似乎学会了驯服。

　　1985年3月起，充满“新思维”的改革领导人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一改前几任的强硬态度，给予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伙伴们更多的自由。他许诺“尊重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方式”，承认“谁也不能垄断真理”。在1988年6月的苏共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否定了苏联过去对东欧的做法，确认了自由选择的原则，并对“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或政治强加于人”的行为予以谴责。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推动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民主运动，苏联均不插手不干预。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东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两德统一的“1989年革命”。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拒绝给东德人以自由，拒绝给德国以统一机会的，但他决定不这样做。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与科尔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德国自决的权利，表明了他愿意接受德国统一的信条。从那以后通往“革命”的道路便是不可逆转的了，推倒了柏林墙，开放了边界。在1989年11月那些大事件发生时，戈尔巴乔夫虽然看到了两德统一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统一之路还很遥远，并且没有路标指引，需要摸索。然而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戈尔巴乔夫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潮流。1990年1月30日这一天，科尔提出统一计划后仅仅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认同了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7月，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举行了

　　会晤，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同时他还同意在四年之内撤离在东德的35万军队，并承认新德国应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

　　这一协议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对于科尔，这意味着统一将马上成为现实，而他将同俾斯麦一样作为一名统一的总理而名垂青史；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是他为建立共有的欧洲大厦而实行的严谨外交及缓和政策达到的顶点。在他的推动下，旧的联盟不复存在，旧的恩怨一笔勾销，一个新欧洲诞生了。世界性的冷战结束了。

　　5、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加速了苏共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阿富汗是西亚东部的一个内陆国家，面积65.23万平方公里，东部与巴基斯坦、西部与伊朗、北部与当时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为邻，东北部有一块狭长的地带与中国接壤，全国人口约两千两百多万，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包括有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在内的多民族国家。

　　二战期间，阿富汗宣布中立，1953年阿富汗的查希尔国王任命达乌德为首相，期间，阿与苏联关系密切。1963年，达乌德被解除首相职务。1973年查希尔国王到国外就医，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查希尔王朝，宣布成立共和国。1977年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民主党又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政权，成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继续亲苏。1979年9月，人民民主党内讧，塔拉基被该党另一领导人阿明杀死，阿明出任党的总书记兼总理，因不满原来亲苏倾向，逐走苏驻阿大使，苏阿关系日趋紧张。1979年11月29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联名向苏共政治局提交一份秘密报告，说“阿明的政策走向有利于华盛顿”，“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避免反革命在阿富汗获胜，防止阿明投入西方怀抱”，因此“应采取果断措施”。此报告获勃氏和契尔年科同意，政治局通过，遂于1979年12月23日开始侵阿。12月24~27日，苏军出动运输机350多架次从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派遣三个空降师和伞兵团，于27日晚抢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电信大楼、主席府、主席官邸等要害部门。整个行动迅速顺利，只经过短暂战斗，便杀死了阿明，逮捕了一批重要官员，后任命人民民主党另一个领导人卡尔迈勒组成新政府和政府军，配合苏军作战。

　　苏联后又增兵先后共动用了七个摩托化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三个空降师、一个歼击航空兵师、三个武装直升机团及后勤部队共十万多人，装备坦克两千多辆、步兵运输车和装甲车三千多辆、大炮两千门、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数百架。他们采用空陆并进的闪电战方式，仅用七天时间就占领了阿富汗所有重要城市、军事基地和战略通道，他们本以为凭藉先进武器装备和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就可以彻底消灭穆斯林反苏反政府的游击队，以确保阿富汗继续留在苏联的势力范围。

　　但是苏军的入侵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抛开过去互相之间的某些分歧，联合起来组成两百多个游击队，利用本地人熟悉山地地形的优势，采取避实就虚、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使苏军机械化大兵团的进攻收效甚微。他们还埋地雷，炸断道路、桥梁，袭击机场、袭击分散的苏军哨所和巡逻队，使苏军疲于奔命。此时，美国抓住时机，大力支持穆斯林游击队，称他们是“自由战士”，包括后来成为恐怖主义组织“基地”领导人的本.拉登的队伍，都曾得到过美国的大力援助，美国每年给他们以亿美元计的军事援助，给他们精良的现代化武器，还帮他们训练，把苏军打的焦头烂额。

　　这个时候的苏联，虽然没有像斯大林时代那样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但仍然通过克格勃等组织严格控制人民，他们把国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抓进监狱或强迫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境。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叶赛宁等都是由勃氏亲手批准驱逐出境的。

　　1968年苏军侵捷时，苏联国内人民强烈反对，但勃氏等一意孤行，把反对侵捷的人加以逮捕。如格里哥伦科是一位将军级的苏联军官，曾获列宁勋章、两次红旗勋章、一次红星勋章、卫国战争勋章，968年他反对侵捷，被逮捕，精神病专家证明他思维正常，但官方硬以患有“偏执狂型精神分裂症”为由硬把他关进精神病院，1973年，又被判决长期监押。

　　一位曾经被表扬为苏共模范党员的伊凡.雅霍伊莫维奇，因反对侵捷被取消模范党员称号、被免职，1969年被逮捕押到精神病院。

　　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院士获悉1979年苏联决定入侵阿富汗，立即表示反对。如果当时苏共中央认真考虑，停止入侵，以后的许多损失即可避免，但苏共不但不听，反而说他是“思想自由化”，于1980年1月把他逮捕入狱，剥夺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取消他国家奖金获得者的待遇。

　　其实这些人，并不是要打倒苏共，他们只是要求改变苏共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要求法治和民主。但勃氏等人，连这些都不能容忍，连苏联将军、模范党员、院士这些著名人物都遭到迫害，一般群众只能敢怒不敢言。当时在苏联，表面上鸦雀无声，实际上民怨沸腾，而当权者自以为得计，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快便使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苏军侵阿伤亡惨重。据《真理报》于1989年9月17日公布的数字，苏军阵亡1.3833万人，负伤1.1381万人，失踪和被捕330人。据西方不完全统计，苏军伤亡约五万人，损失各类飞机数百架，耗资金五百亿美元。34还应注意到，苏联所谓对外援助，有许多是要偿还的，如对我国抗美援朝，苏答应支援32个师的武器装备，但其中有不少是苏二战期间淘汰下来的二手货，先进的如反坦克炮就不给，使我志愿军遭受许多不应有的伤亡。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是要我国用大量的农副产品偿还的，还要计利息！而苏侵阿所耗费的五百亿美元，如同死亡的军人一样一去不复返。

　　入侵阿富汗是勃列日涅夫等决定的，勃氏于1982年去世，先后主持苏共中央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当年都是发动侵阿的决策者，他们虽然明知侵阿战争损失钜大，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他们是绝不会真正承认错误、不会真正同意撤军的；只有当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他考虑到包括中国、巴基斯坦、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他考虑到苏国内人民的愤怒，更知道侵阿的钜大伤亡和损失，如果战争继续拖下去，泥潭只会越陷越深。于是派出代表与有关方面谈判，1988年5月15日，阿富汗、巴基斯坦、苏联和美国达成日内瓦协议，苏军开始撤离阿富汗，1989年2月15日撤军完毕。

　　苏军侵阿惨败，不只使苏联国际地位和声誉一落千丈，而且在国内造成严重的问题，加促了苏联解体的过程。

　　（1）由于戈氏开放了报禁，使人们逐渐知道，像侵阿这样重大的问题，竟是只由苏共政治局几个寡头决定的，这就是对政权的垄断。萨哈洛夫一开始就反对却被逮捕，这就是钳制思想和对真理的垄断。人们联系斯大林时代的暴行，就更加深切的感到必须打破这种垄断，实行民主改革的必要，这种思想日益普及，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强大动力。

　　（2）战争的失败使高层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互相推卸责任，矛盾加深，军方地位下降，对下级控制乏力。

　　（3）侵阿的苏军中有许多人是中亚加盟共和国的穆斯林，而且与阿富汗的穆斯林是同族同裔，同是塔吉克人、同是乌兹别克人、同是土库曼人，这就使不少人认为这场战争，是苏共为了俄罗斯人的利益，利用穆斯林打穆斯林的“俄罗斯战争”，这就使苏联内部本来就存在的民族矛盾加深。因此，在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时，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迅速宣布独立。

　　（4）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撤退回来的苏军老兵，纷纷自发的组成许多非政府组织，成为对抗苏联政府的重要力量。

　　（5）大惨败使“苏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

　　（6）陆续透露出来的关于苏军暴行（如狂轰滥炸把阿富汗很多地方夷为平地，约一百万无辜平民死亡，大量难民无家可归，其中三百多万人逃往巴基斯坦），以及军官武装走私等丑行，使苏军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一落千丈。苏军军人也感到羞耻，他们的心灵受到钜大创伤，普遍滋生厌战、反战情绪，并同情政治改革。

　　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几乎每一天都是节日。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在西柏林市政厅门前，东西柏林人几十年来首次联合聚会。西柏林市长在集会上说：德国人如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威利.勃兰特，这位在1961年柏林墙出现时的西柏林市市长、在1969年首创对东方缓和政策的前西德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老一辈政治家，发出这样的感叹：“本来就是同根同属，现在又携手共进！”

　　时任西德总理的科尔也登台亮相，他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风驰电掣般地赶回来，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敏感地意识到：创造历史的时刻到来了。

　　几十年来德国人梦寐以求的国家统一，民族团聚，竟以这样的方式拉开了序幕。以往，曾经有人评论，德国人闹过不少次革命，但是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德国人过于规范化，过于拘泥规章制度。但是1989年的秋天，东德人民却鬼使神差，没费一枪一弹就结束了一个时代。莱比锡大学的校长说：“难以置信，没有人被杀，没有人受伤，没有一块玻璃破碎，就像有位天使从这里路过洒下了鲜花。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刻。”

　　普通的东德民众半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次不用顾及威胁。他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在西德免费喝豌豆汤、喝啤酒，免费看西德的足球比赛、听摇滚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西德的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全天开业，让每个东德人领取一百西德马克的“欢迎礼”。然后东德人就去商店买随身听和牛仔装，甚至连商店在这个时候也不用遵守严格的法定营业时间。东德人乘坐西柏林地铁可以不买票，西柏林还备有城市游览图、咖啡和香蕉，全部免费提供给东德人。

　　在那段魔幻般的时间里，两边的德国人都发现他们真是同根同族。西德人过去一直粗线条地支持统一，但同时又把他们的穷亲戚当成负担，现在却认识到，他们的的确确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极为关心爱护。而东德人呢，此时被他们到处遇见的富裕和盛情弄得眼花缭乱。

　　1989年12月11日，由东德、西德边防军同时行动，在一天之内炸毁拆除了边界上的全部界障，把二战后的冷战产物一扫而光。为纪念这一天，西德电视台播出一幕幕动人的现场镜头：屏幕上出现了三姐妹，姐姐在30年前迁往西德，从此和家人隔断了联系，离别时她们风华正茂，历尽沧桑后，铁幕拆除，她们终于久别重逢，此时的三姐妹，个个飞雪染鬓，她们无言以对，相拥而泣。

　　从1990年6月13日起，三百名东德士兵和六百名西德士兵借助13台推土机、55台挖掘机、66台起重机和175辆重型卡车的力量，开始彻底铲除已被民众大面积捣毁的柏林墙。到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六段留作纪念的柏林墙，其余的全被铲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后，作为铺设道路的材料，250块柏林墙墙体分别以1~15万马克的价格被拍卖。

　　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宣布统一，10月3日被定为神圣的“统一日”。

　　苏联军队在东德土地上有35万驻军，是唯一能够阻止德国统一的力量。在以前的几十年中，苏军用坦克和刺刀维持着东欧集团的统一。50年代，苏军镇压了东德的民众起义，60年代末，坦克轧平了“布拉格之春”，这些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么，今天呢？

　　战后几十年，苏联不仅是战胜国、占领者，而且是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哥”，在双重身份的重压下，东德人只有俯首帖耳，低眉顺眼，无论是第一任党和国家领袖沃尔特.乌布利希，还是后来的铁腕人物埃里希.昂纳克，都要唯苏联马首是瞻。任何一项重大决定，没有苏联点头，就无法做出。如1961年修建柏林墙，就是经过赫鲁晓夫的批准，才开始闪电般行动的。

　　“苏联老大哥”对东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着东德，同时也牢牢地扼住了东德的经济命脉。

　　英国作家艾伦.沃森在一本书中写道：“当西德享受着马歇尔计划的各种优惠和西方不断涌入的投资时，东德正在对付苏维埃窃贼。”二战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方案》，拨款支援残破的西、北、南欧各国经济复兴，从1948~1952年共拨款131.5亿美元（约相当于现在1100亿美元），完成了支援复兴的任务。而东欧呢？经济重建终于开始了。“老大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后来又叫“经互会”）的招牌下，给东欧各国作了分工，你生产这个，他生产那个，不能不服从。东德的任务是制造船只和重型机械，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现在的原材料都只能来自东方，煤炭、钢铁都要从苏联进口，这些进口还必须以“老大哥”指定的出口产品和价格偿还。

　　“东德的计划经济被打败了”，艾伦写道。“在它最后的五年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5.5％下滑到1989年的2.8％，外债大幅度增长，烟雾和粉尘的污染使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工业中心萨克森成了贫民窟，褐煤的露天开采场在乡村的土地上撕开了几公里长的伤口，住宅楼破败不堪，像哥利茨和阿尔富特这样的古老而依旧美丽的城市已在市民眼中失去了光彩”。33

　　上点年纪的东德人或许还记得，他们曾在1953年6月对严酷的工作规范进行过抗议，很快便遭到苏联坦克的镇压，从此，他们似乎学会了驯服。

　　1985年3月起，充满“新思维”的改革领导人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一改前几任的强硬态度，给予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伙伴们更多的自由。他许诺“尊重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方式”，承认“谁也不能垄断真理”。在1988年6月的苏共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否定了苏联过去对东欧的做法，确认了自由选择的原则，并对“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或政治强加于人”的行为予以谴责。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推动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民主运动，苏联均不插手不干预。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东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两德统一的“1989年革命”。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拒绝给东德人以自由，拒绝给德国以统一机会的，但他决定不这样做。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与科尔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德国自决的权利，表明了他愿意接受德国统一的信条。从那以后通往“革命”的道路便是不可逆转的了，推倒了柏林墙，开放了边界。在1989年11月那些大事件发生时，戈尔巴乔夫虽然看到了两德统一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统一之路还很遥远，并且没有路标指引，需要摸索。然而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戈尔巴乔夫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潮流。1990年1月30日这一天，科尔提出统一计划后仅仅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认同了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7月，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举行了

　　会晤，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同时他还同意在四年之内撤离在东德的35万军队，并承认新德国应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

　　这一协议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对于科尔，这意味着统一将马上成为现实，而他将同俾斯麦一样作为一名统一的总理而名垂青史；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是他为建立共有的欧洲大厦而实行的严谨外交及缓和政策达到的顶点。在他的推动下，旧的联盟不复存在，旧的恩怨一笔勾销，一个新欧洲诞生了。世界性的冷战结束了。

　　5、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加速了苏共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阿富汗是西亚东部的一个内陆国家，面积65.23万平方公里，东部与巴基斯坦、西部与伊朗、北部与当时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为邻，东北部有一块狭长的地带与中国接壤，全国人口约两千两百多万，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包括有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在内的多民族国家。

　　二战期间，阿富汗宣布中立，1953年阿富汗的查希尔国王任命达乌德为首相，期间，阿与苏联关系密切。1963年，达乌德被解除首相职务。1973年查希尔国王到国外就医，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查希尔王朝，宣布成立共和国。1977年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民主党又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政权，成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继续亲苏。1979年9月，人民民主党内讧，塔拉基被该党另一领导人阿明杀死，阿明出任党的总书记兼总理，因不满原来亲苏倾向，逐走苏驻阿大使，苏阿关系日趋紧张。1979年11月29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联名向苏共政治局提交一份秘密报告，说“阿明的政策走向有利于华盛顿”，“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避免反革命在阿富汗获胜，防止阿明投入西方怀抱”，因此“应采取果断措施”。此报告获勃氏和契尔年科同意，政治局通过，遂于1979年12月23日开始侵阿。12月24~27日，苏军出动运输机350多架次从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派遣三个空降师和伞兵团，于27日晚抢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电信大楼、主席府、主席官邸等要害部门。整个行动迅速顺利，只经过短暂战斗，便杀死了阿明，逮捕了一批重要官员，后任命人民民主党另一个领导人卡尔迈勒组成新政府和政府军，配合苏军作战。

　　苏联后又增兵先后共动用了七个摩托化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三个空降师、一个歼击航空兵师、三个武装直升机团及后勤部队共十万多人，装备坦克两千多辆、步兵运输车和装甲车三千多辆、大炮两千门、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数百架。他们采用空陆并进的闪电战方式，仅用七天时间就占领了阿富汗所有重要城市、军事基地和战略通道，他们本以为凭藉先进武器装备和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就可以彻底消灭穆斯林反苏反政府的游击队，以确保阿富汗继续留在苏联的势力范围。

　　但是苏军的入侵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抛开过去互相之间的某些分歧，联合起来组成两百多个游击队，利用本地人熟悉山地地形的优势，采取避实就虚、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使苏军机械化大兵团的进攻收效甚微。他们还埋地雷，炸断道路、桥梁，袭击机场、袭击分散的苏军哨所和巡逻队，使苏军疲于奔命。此时，美国抓住时机，大力支持穆斯林游击队，称他们是“自由战士”，包括后来成为恐怖主义组织“基地”领导人的本.拉登的队伍，都曾得到过美国的大力援助，美国每年给他们以亿美元计的军事援助，给他们精良的现代化武器，还帮他们训练，把苏军打的焦头烂额。

　　这个时候的苏联，虽然没有像斯大林时代那样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但仍然通过克格勃等组织严格控制人民，他们把国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抓进监狱或强迫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境。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叶赛宁等都是由勃氏亲手批准驱逐出境的。

　　1968年苏军侵捷时，苏联国内人民强烈反对，但勃氏等一意孤行，把反对侵捷的人加以逮捕。如格里哥伦科是一位将军级的苏联军官，曾获列宁勋章、两次红旗勋章、一次红星勋章、卫国战争勋章，968年他反对侵捷，被逮捕，精神病专家证明他思维正常，但官方硬以患有“偏执狂型精神分裂症”为由硬把他关进精神病院，1973年，又被判决长期监押。

　　一位曾经被表扬为苏共模范党员的伊凡.雅霍伊莫维奇，因反对侵捷被取消模范党员称号、被免职，1969年被逮捕押到精神病院。

　　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院士获悉1979年苏联决定入侵阿富汗，立即表示反对。如果当时苏共中央认真考虑，停止入侵，以后的许多损失即可避免，但苏共不但不听，反而说他是“思想自由化”，于1980年1月把他逮捕入狱，剥夺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取消他国家奖金获得者的待遇。

　　其实这些人，并不是要打倒苏共，他们只是要求改变苏共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要求法治和民主。但勃氏等人，连这些都不能容忍，连苏联将军、模范党员、院士这些著名人物都遭到迫害，一般群众只能敢怒不敢言。当时在苏联，表面上鸦雀无声，实际上民怨沸腾，而当权者自以为得计，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快便使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苏军侵阿伤亡惨重。据《真理报》于1989年9月17日公布的数字，苏军阵亡1.3833万人，负伤1.1381万人，失踪和被捕330人。据西方不完全统计，苏军伤亡约五万人，损失各类飞机数百架，耗资金五百亿美元。34还应注意到，苏联所谓对外援助，有许多是要偿还的，如对我国抗美援朝，苏答应支援32个师的武器装备，但其中有不少是苏二战期间淘汰下来的二手货，先进的如反坦克炮就不给，使我志愿军遭受许多不应有的伤亡。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是要我国用大量的农副产品偿还的，还要计利息！而苏侵阿所耗费的五百亿美元，如同死亡的军人一样一去不复返。

　　入侵阿富汗是勃列日涅夫等决定的，勃氏于1982年去世，先后主持苏共中央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当年都是发动侵阿的决策者，他们虽然明知侵阿战争损失钜大，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他们是绝不会真正承认错误、不会真正同意撤军的；只有当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他考虑到包括中国、巴基斯坦、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他考虑到苏国内人民的愤怒，更知道侵阿的钜大伤亡和损失，如果战争继续拖下去，泥潭只会越陷越深。于是派出代表与有关方面谈判，1988年5月15日，阿富汗、巴基斯坦、苏联和美国达成日内瓦协议，苏军开始撤离阿富汗，1989年2月15日撤军完毕。

　　苏军侵阿惨败，不只使苏联国际地位和声誉一落千丈，而且在国内造成严重的问题，加促了苏联解体的过程。

　　（1）由于戈氏开放了报禁，使人们逐渐知道，像侵阿这样重大的问题，竟是只由苏共政治局几个寡头决定的，这就是对政权的垄断。萨哈洛夫一开始就反对却被逮捕，这就是钳制思想和对真理的垄断。人们联系斯大林时代的暴行，就更加深切的感到必须打破这种垄断，实行民主改革的必要，这种思想日益普及，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强大动力。

　　（2）战争的失败使高层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互相推卸责任，矛盾加深，军方地位下降，对下级控制乏力。

　　（3）侵阿的苏军中有许多人是中亚加盟共和国的穆斯林，而且与阿富汗的穆斯林是同族同裔，同是塔吉克人、同是乌兹别克人、同是土库曼人，这就使不少人认为这场战争，是苏共为了俄罗斯人的利益，利用穆斯林打穆斯林的“俄罗斯战争”，这就使苏联内部本来就存在的民族矛盾加深。因此，在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时，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迅速宣布独立。

　　（4）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撤退回来的苏军老兵，纷纷自发的组成许多非政府组织，成为对抗苏联政府的重要力量。

　　（5）大惨败使“苏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

　　（6）陆续透露出来的关于苏军暴行（如狂轰滥炸把阿富汗很多地方夷为平地，约一百万无辜平民死亡，大量难民无家可归，其中三百多万人逃往巴基斯坦），以及军官武装走私等丑行，使苏军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一落千丈。苏军军人也感到羞耻，他们的心灵受到钜大创伤，普遍滋生厌战、反战情绪，并同情政治改革。

　　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几乎每一天都是节日。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在西柏林市政厅门前，东西柏林人几十年来首次联合聚会。西柏林市长在集会上说：德国人如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威利.勃兰特，这位在1961年柏林墙出现时的西柏林市市长、在1969年首创对东方缓和政策的前西德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老一辈政治家，发出这样的感叹：“本来就是同根同属，现在又携手共进！”

　　时任西德总理的科尔也登台亮相，他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风驰电掣般地赶回来，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敏感地意识到：创造历史的时刻到来了。

　　几十年来德国人梦寐以求的国家统一，民族团聚，竟以这样的方式拉开了序幕。以往，曾经有人评论，德国人闹过不少次革命，但是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德国人过于规范化，过于拘泥规章制度。但是1989年的秋天，东德人民却鬼使神差，没费一枪一弹就结束了一个时代。莱比锡大学的校长说：“难以置信，没有人被杀，没有人受伤，没有一块玻璃破碎，就像有位天使从这里路过洒下了鲜花。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刻。”

　　普通的东德民众半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次不用顾及威胁。他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在西德免费喝豌豆汤、喝啤酒，免费看西德的足球比赛、听摇滚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西德的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全天开业，让每个东德人领取一百西德马克的“欢迎礼”。然后东德人就去商店买随身听和牛仔装，甚至连商店在这个时候也不用遵守严格的法定营业时间。东德人乘坐西柏林地铁可以不买票，西柏林还备有城市游览图、咖啡和香蕉，全部免费提供给东德人。

　　在那段魔幻般的时间里，两边的德国人都发现他们真是同根同族。西德人过去一直粗线条地支持统一，但同时又把他们的穷亲戚当成负担，现在却认识到，他们的的确确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极为关心爱护。而东德人呢，此时被他们到处遇见的富裕和盛情弄得眼花缭乱。

　　1989年12月11日，由东德、西德边防军同时行动，在一天之内炸毁拆除了边界上的全部界障，把二战后的冷战产物一扫而光。为纪念这一天，西德电视台播出一幕幕动人的现场镜头：屏幕上出现了三姐妹，姐姐在30年前迁往西德，从此和家人隔断了联系，离别时她们风华正茂，历尽沧桑后，铁幕拆除，她们终于久别重逢，此时的三姐妹，个个飞雪染鬓，她们无言以对，相拥而泣。

　　从1990年6月13日起，三百名东德士兵和六百名西德士兵借助13台推土机、55台挖掘机、66台起重机和175辆重型卡车的力量，开始彻底铲除已被民众大面积捣毁的柏林墙。到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六段留作纪念的柏林墙，其余的全被铲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后，作为铺设道路的材料，250块柏林墙墙体分别以1~15万马克的价格被拍卖。

　　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宣布统一，10月3日被定为神圣的“统一日”。

　　苏联军队在东德土地上有35万驻军，是唯一能够阻止德国统一的力量。在以前的几十年中，苏军用坦克和刺刀维持着东欧集团的统一。50年代，苏军镇压了东德的民众起义，60年代末，坦克轧平了“布拉格之春”，这些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么，今天呢？

　　战后几十年，苏联不仅是战胜国、占领者，而且是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哥”，在双重身份的重压下，东德人只有俯首帖耳，低眉顺眼，无论是第一任党和国家领袖沃尔特.乌布利希，还是后来的铁腕人物埃里希.昂纳克，都要唯苏联马首是瞻。任何一项重大决定，没有苏联点头，就无法做出。如1961年修建柏林墙，就是经过赫鲁晓夫的批准，才开始闪电般行动的。

　　“苏联老大哥”对东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着东德，同时也牢牢地扼住了东德的经济命脉。

　　英国作家艾伦.沃森在一本书中写道：“当西德享受着马歇尔计划的各种优惠和西方不断涌入的投资时，东德正在对付苏维埃窃贼。”二战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方案》，拨款支援残破的西、北、南欧各国经济复兴，从1948~1952年共拨款131.5亿美元（约相当于现在1100亿美元），完成了支援复兴的任务。而东欧呢？经济重建终于开始了。“老大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后来又叫“经互会”）的招牌下，给东欧各国作了分工，你生产这个，他生产那个，不能不服从。东德的任务是制造船只和重型机械，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现在的原材料都只能来自东方，煤炭、钢铁都要从苏联进口，这些进口还必须以“老大哥”指定的出口产品和价格偿还。

　　“东德的计划经济被打败了”，艾伦写道。“在它最后的五年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5.5％下滑到1989年的2.8％，外债大幅度增长，烟雾和粉尘的污染使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工业中心萨克森成了贫民窟，褐煤的露天开采场在乡村的土地上撕开了几公里长的伤口，住宅楼破败不堪，像哥利茨和阿尔富特这样的古老而依旧美丽的城市已在市民眼中失去了光彩”。33

　　上点年纪的东德人或许还记得，他们曾在1953年6月对严酷的工作规范进行过抗议，很快便遭到苏联坦克的镇压，从此，他们似乎学会了驯服。

　　1985年3月起，充满“新思维”的改革领导人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一改前几任的强硬态度，给予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伙伴们更多的自由。他许诺“尊重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方式”，承认“谁也不能垄断真理”。在1988年6月的苏共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否定了苏联过去对东欧的做法，确认了自由选择的原则，并对“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或政治强加于人”的行为予以谴责。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推动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民主运动，苏联均不插手不干预。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东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两德统一的“1989年革命”。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拒绝给东德人以自由，拒绝给德国以统一机会的，但他决定不这样做。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与科尔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德国自决的权利，表明了他愿意接受德国统一的信条。从那以后通往“革命”的道路便是不可逆转的了，推倒了柏林墙，开放了边界。在1989年11月那些大事件发生时，戈尔巴乔夫虽然看到了两德统一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统一之路还很遥远，并且没有路标指引，需要摸索。然而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戈尔巴乔夫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潮流。1990年1月30日这一天，科尔提出统一计划后仅仅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认同了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7月，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举行了

　　会晤，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同时他还同意在四年之内撤离在东德的35万军队，并承认新德国应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

　　这一协议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对于科尔，这意味着统一将马上成为现实，而他将同俾斯麦一样作为一名统一的总理而名垂青史；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是他为建立共有的欧洲大厦而实行的严谨外交及缓和政策达到的顶点。在他的推动下，旧的联盟不复存在，旧的恩怨一笔勾销，一个新欧洲诞生了。世界性的冷战结束了。

　　5、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加速了苏共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阿富汗是西亚东部的一个内陆国家，面积65.23万平方公里，东部与巴基斯坦、西部与伊朗、北部与当时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为邻，东北部有一块狭长的地带与中国接壤，全国人口约两千两百多万，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包括有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在内的多民族国家。

　　二战期间，阿富汗宣布中立，1953年阿富汗的查希尔国王任命达乌德为首相，期间，阿与苏联关系密切。1963年，达乌德被解除首相职务。1973年查希尔国王到国外就医，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查希尔王朝，宣布成立共和国。1977年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民主党又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政权，成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继续亲苏。1979年9月，人民民主党内讧，塔拉基被该党另一领导人阿明杀死，阿明出任党的总书记兼总理，因不满原来亲苏倾向，逐走苏驻阿大使，苏阿关系日趋紧张。1979年11月29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联名向苏共政治局提交一份秘密报告，说“阿明的政策走向有利于华盛顿”，“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避免反革命在阿富汗获胜，防止阿明投入西方怀抱”，因此“应采取果断措施”。此报告获勃氏和契尔年科同意，政治局通过，遂于1979年12月23日开始侵阿。12月24~27日，苏军出动运输机350多架次从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派遣三个空降师和伞兵团，于27日晚抢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电信大楼、主席府、主席官邸等要害部门。整个行动迅速顺利，只经过短暂战斗，便杀死了阿明，逮捕了一批重要官员，后任命人民民主党另一个领导人卡尔迈勒组成新政府和政府军，配合苏军作战。

　　苏联后又增兵先后共动用了七个摩托化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三个空降师、一个歼击航空兵师、三个武装直升机团及后勤部队共十万多人，装备坦克两千多辆、步兵运输车和装甲车三千多辆、大炮两千门、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数百架。他们采用空陆并进的闪电战方式，仅用七天时间就占领了阿富汗所有重要城市、军事基地和战略通道，他们本以为凭藉先进武器装备和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就可以彻底消灭穆斯林反苏反政府的游击队，以确保阿富汗继续留在苏联的势力范围。

　　但是苏军的入侵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抛开过去互相之间的某些分歧，联合起来组成两百多个游击队，利用本地人熟悉山地地形的优势，采取避实就虚、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使苏军机械化大兵团的进攻收效甚微。他们还埋地雷，炸断道路、桥梁，袭击机场、袭击分散的苏军哨所和巡逻队，使苏军疲于奔命。此时，美国抓住时机，大力支持穆斯林游击队，称他们是“自由战士”，包括后来成为恐怖主义组织“基地”领导人的本.拉登的队伍，都曾得到过美国的大力援助，美国每年给他们以亿美元计的军事援助，给他们精良的现代化武器，还帮他们训练，把苏军打的焦头烂额。

　　这个时候的苏联，虽然没有像斯大林时代那样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但仍然通过克格勃等组织严格控制人民，他们把国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抓进监狱或强迫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境。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叶赛宁等都是由勃氏亲手批准驱逐出境的。

　　1968年苏军侵捷时，苏联国内人民强烈反对，但勃氏等一意孤行，把反对侵捷的人加以逮捕。如格里哥伦科是一位将军级的苏联军官，曾获列宁勋章、两次红旗勋章、一次红星勋章、卫国战争勋章，968年他反对侵捷，被逮捕，精神病专家证明他思维正常，但官方硬以患有“偏执狂型精神分裂症”为由硬把他关进精神病院，1973年，又被判决长期监押。

　　一位曾经被表扬为苏共模范党员的伊凡.雅霍伊莫维奇，因反对侵捷被取消模范党员称号、被免职，1969年被逮捕押到精神病院。

　　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院士获悉1979年苏联决定入侵阿富汗，立即表示反对。如果当时苏共中央认真考虑，停止入侵，以后的许多损失即可避免，但苏共不但不听，反而说他是“思想自由化”，于1980年1月把他逮捕入狱，剥夺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取消他国家奖金获得者的待遇。

　　其实这些人，并不是要打倒苏共，他们只是要求改变苏共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要求法治和民主。但勃氏等人，连这些都不能容忍，连苏联将军、模范党员、院士这些著名人物都遭到迫害，一般群众只能敢怒不敢言。当时在苏联，表面上鸦雀无声，实际上民怨沸腾，而当权者自以为得计，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快便使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苏军侵阿伤亡惨重。据《真理报》于1989年9月17日公布的数字，苏军阵亡1.3833万人，负伤1.1381万人，失踪和被捕330人。据西方不完全统计，苏军伤亡约五万人，损失各类飞机数百架，耗资金五百亿美元。34还应注意到，苏联所谓对外援助，有许多是要偿还的，如对我国抗美援朝，苏答应支援32个师的武器装备，但其中有不少是苏二战期间淘汰下来的二手货，先进的如反坦克炮就不给，使我志愿军遭受许多不应有的伤亡。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是要我国用大量的农副产品偿还的，还要计利息！而苏侵阿所耗费的五百亿美元，如同死亡的军人一样一去不复返。

　　入侵阿富汗是勃列日涅夫等决定的，勃氏于1982年去世，先后主持苏共中央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当年都是发动侵阿的决策者，他们虽然明知侵阿战争损失钜大，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他们是绝不会真正承认错误、不会真正同意撤军的；只有当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他考虑到包括中国、巴基斯坦、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他考虑到苏国内人民的愤怒，更知道侵阿的钜大伤亡和损失，如果战争继续拖下去，泥潭只会越陷越深。于是派出代表与有关方面谈判，1988年5月15日，阿富汗、巴基斯坦、苏联和美国达成日内瓦协议，苏军开始撤离阿富汗，1989年2月15日撤军完毕。

　　苏军侵阿惨败，不只使苏联国际地位和声誉一落千丈，而且在国内造成严重的问题，加促了苏联解体的过程。

　　（1）由于戈氏开放了报禁，使人们逐渐知道，像侵阿这样重大的问题，竟是只由苏共政治局几个寡头决定的，这就是对政权的垄断。萨哈洛夫一开始就反对却被逮捕，这就是钳制思想和对真理的垄断。人们联系斯大林时代的暴行，就更加深切的感到必须打破这种垄断，实行民主改革的必要，这种思想日益普及，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强大动力。

　　（2）战争的失败使高层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互相推卸责任，矛盾加深，军方地位下降，对下级控制乏力。

　　（3）侵阿的苏军中有许多人是中亚加盟共和国的穆斯林，而且与阿富汗的穆斯林是同族同裔，同是塔吉克人、同是乌兹别克人、同是土库曼人，这就使不少人认为这场战争，是苏共为了俄罗斯人的利益，利用穆斯林打穆斯林的“俄罗斯战争”，这就使苏联内部本来就存在的民族矛盾加深。因此，在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时，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迅速宣布独立。

　　（4）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撤退回来的苏军老兵，纷纷自发的组成许多非政府组织，成为对抗苏联政府的重要力量。

　　（5）大惨败使“苏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

　　（6）陆续透露出来的关于苏军暴行（如狂轰滥炸把阿富汗很多地方夷为平地，约一百万无辜平民死亡，大量难民无家可归，其中三百多万人逃往巴基斯坦），以及军官武装走私等丑行，使苏军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一落千丈。苏军军人也感到羞耻，他们的心灵受到钜大创伤，普遍滋生厌战、反战情绪，并同情政治改革。‘
　　在这种大背景下，1991年政治改革正在进行时，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发动政变，把总统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宣布戈氏领导的政治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命令苏军向要求改革的力量开枪，被苏军拒绝。

　　政变派还要追捕改革派领导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这时他跑到俄罗斯国会（白宫），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军官柯亚利别捷夫率领一个团的苏军和四辆坦克来白宫保卫叶利钦，叶站在坦克上对数万前来保卫白宫的市民发表演说，痛斥政变派的活动为非法，此演说影响钜大，震奋人心。政变派又派来十辆坦克和更多的部队，但这些苏军还是不向人民开枪，支持政治改革，于是政变失败。改革派胜利。

　　苏共、苏联的政权本来就是建立在军队暴力之上的，现在军队拒绝向人民开枪，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日子也就到来了。1991年8月25日，戈氏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呼吁苏共“自行解散”。从1991年8月22日至11月6日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作为全联盟组织的苏共中央，都停止了活动。1991年12月25日，苏联改称为俄罗斯联邦，同日苏联总统戈氏把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第二天，苏联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这一切都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几乎没有任何共产党组织或党员个人对此表示公开抗议，因为苏共已经失尽人心。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院曾以“苏共代表谁”为题进行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这说明苏共已经严重脱离群众，遭到了普遍的唾弃。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引起我国强烈震撼，有的先生们如丧考妣，他们骂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在这些先生们的心目中，只有像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那样对政权、对经济和对真理实行三垄断，对内专横残暴，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虎视眈眈，并扬言要对我国实行核打击，对外穷兵黩武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侵略阿富汗的社会主义“才是”正宗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先生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马克思说：“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为自身锻造镣铐”。恩格斯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35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两段名言，像预言一样准确地指出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正是促使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29《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8页。

　　30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第77页。

　　31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用阴谋的手段把赫鲁晓夫搞下台，勃氏担任总书记，执政18年，1982年11月去世，安德罗波夫继任，1984年2月9日，安又去世，由契尔年科继任，1985年3月10日，契又去世，由戈尔巴乔夫继任。

　　32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第79页。

　　33艾伦.沃森：《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中文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1997年印行，第196~197页。

　　34从1954~1983年的30年内苏联为40个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防，给予援助约六百多亿美元，而1979年入侵阿富汗一项即耗资五百亿美元，可见侵阿耗资之大。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586页。

　　三、俄罗斯联邦改革的阵痛和进步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的法定继承国。

　　俄罗斯联邦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出现了大规模经济下滑。据官方统计，199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1991年下降约50％。

　　（一）

　　但实际产量是否下降了这么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些需要具体的分析。

　　1、在苏联时期，GDP中，包括大量的军工厂的产品、未完成的建设项目和计划经济下的劣质产品（有人估计这些共约占当时GDP的50~70％）。因此，苏联当时GDP数字虽然很高，但居民生活消费品却很少，商店货架经常空空如也。当时的苏联政府中了美国的诡计，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消耗了大量国家资源。冷战结束后，大部分军工企业被迫停产改造，连带引起一部分重工业、化工业、电子工业也停顿或减产，引起许多工人失业。军工产品特别昂贵，一辆现代化的坦克的产值相当于几十辆汽车，更不要说飞机、导弹和核武器了。这些产业一停产或减产，必然出现整体GDP数字大幅度下降。

　　2、苏联时代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地方官员和公有制企业的经理们，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得到奖励和提拔，往往夸大产量，所报的数字有很大的水分。实行私有制后，私营企业主为了减少或偷漏税负，所报产量往往少于实际。

　　3、苏联解体后，地下经济迅速发展，不算入官方公布的GDP数字之内，但对居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有人估计，地下经济约为当时官方公布的GDP一半以上，实际如何，无法统计。

　　但必须承认，在经济改革中，主要由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某些人接受了西方学者的馊主意，1992年起实行所谓“休克疗法”，物价一下子完全放开，在当时居民日用商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引起物价数十倍、成百倍地迅速飙升，这才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由于某些人所喋喋不休地宣传的政治改革。

　　（二）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人民宁愿忍受改革的阵痛，也坚持政治改革，用一次又一次的全民公决和总统选举，表明人民宁愿抛弃什么，需要什么。

　　叶利钦是政治改革的倡导者、执行者。俄罗斯第一部宪法就是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人民群众通过一次次的全民公决表示了对他，也是对改革的支持。

　　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剧变不是靠暴力强制，而是俄罗斯民意的反映。1990年10月16日，俄罗斯公布的《全民公决法》规定：“全民公决是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重大问题进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决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进行任何批准，而且全国均需遵照执行。”全民公决解决了国家重大变革的合法性问题。

　　先是在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就是否实行总统制举行全民公决，75.3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69.85％的选民投赞成票。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总统选举中，74.7％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57.3％的选票投了叶利钦的票，只有16.8％的选民支持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

　　1993年4月25日，64.5％的选民参加了全民公决，其中58.76％的选民对叶利钦表示信任，53.04％的选民对叶利钦总统和联邦政府自1992年以来实施的政策表示赞成。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参加投票选民的58.4％赞成通过俄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

　　俄罗斯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举行了四次总统选举。1996年大选时，与1991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约50％，然而，是叶利钦而不是俄共的久加诺夫获胜。

　　1999年12月，普京代行总统职务，并于2000年3月26日当选为俄罗斯第三届总统。在2004年俄罗斯第四届总统选举中，选民共1.09亿，选民投票率超过61.18％，普京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获得71.31％的选票，远远超过2000年当选时的52.94％。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哈利托诺夫只获得14.7％的选票。这就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

　　（三）

　　他们选择宪政民主，选择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俄罗斯颁布了《政党法》，根据该法，各个政党在司法部注册后，就可进行活动，提出本党的政纲、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的名单，进行竞选。

　　自由选举。公民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总统和议员。国际观察员们对选举中媒体报道不平衡和偶尔出现的差错提出过批评，但他们对整个选举还是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把1993年和1995年的选举评为“自由和公正”。随后的代表团在评价1996年和1999年的选举时，认为“巩固了代表性的民主”；1999年和2000年选举的计票过程也被评为显示了“透明、可靠和准确，完全达到了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

　　在所有的俄罗斯选举中，投票率从来没有低于54％（1991年为最高，达到75.31％）。而在美国最近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平均只有约50％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

　　立法机关由苏维埃制改为议会制。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称联邦委员会，下院称国家杜马，议会为常设的活动机关，议员和本选区的选民有直接的联系。议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也不得参加商业活动。议会的主要职责一是立法，另一是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而过去苏维埃的代表们大部分是党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开完苏维埃会议以后回本地区就是官员、是领导。苏维埃的代表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等于自己监督自己，这样是很难有效地进行监督的。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执行的意识形态，居民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

　　新闻自由。《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保障了新闻自由，取消了新闻检查，这就有利于各种思想进行自由的交锋、辩论，有利于探索真理。马克思曾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又说：“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的光辉就越灿烂。”俄罗斯联邦立法保证新闻自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还有利于对官员们的专横暴政和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司法独立。俄罗斯联邦统一行使审判权。法官的工资待遇完全由联邦政府支付，法官统一由总统任命，实行终身制，如无违法行为不能撤换，法官不能成为任何党派成员，法官只对联邦法律负责，地方的规定不是联邦法官审理案件的依据。这些规定排除了地方官员干扰的可能，保证了司法独立。

　　宪法法院制度。它有效地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宪法法院由19名大法官组成，如无违法行为，一经任命就连任12年。宪法法院大法官的职责为：解释宪法，审理包括总统的命令在内的各项法律是否违法，审理关于公民人权是否遭受侵犯的案件，等等。

　　独立人权代表制度。人权代表由议会任命，任期五年，一经任命，就成为独立于一切权力的联邦机关，其职责就是受理公民就基本人权问题提出的申诉，并按期将全俄的人权报告书提交总统、宪法法院、联合国以及欧盟的人权委员会审议。

　　宪法规定国际法准则和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优先于国内法。俄罗斯联邦承认联合国人权宪章的优先地位。宪法规定，俄罗斯人民有权向欧洲宪法法院提出俄罗斯联邦政府侵犯人权的申诉。

　　（四）

　　俄罗斯现在还存在诸如人口减少、吸毒、车臣问题、恐怖主义横行、金融资本和政府官员勾结、分配不公平等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官员们贪污腐败问题尤为突出。为了反腐败，俄罗斯联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实行政府官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官员们在就职前必须申报个人和家属的财产和收入。叶利钦总统于1997年5月15日签署了这个总统令，并率先行动，公布了自己和家属成员收入和财产：总统夫妇的不动产价值为11.891472亿卢布；1995年买的宝马轿车700万卢布，没有有价证券；1995年购置的地块面积四公顷，上面建有别墅452平方米，位于莫斯科州；在国外没有不动产；根据租赁合同的住宅323平方米，和总统夫妇居住一起的还有小女儿夫妇，共六口人，叶利钦年收入为2.43575027亿卢布，包括工资和利息。普京就任总统后，也公布了自己和夫人的收入和财产。

　　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深知，加强对公权力的操作和政府官员们的收入和财产的透明度，是反腐倡廉的必要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败的决心的表现。有的国家以种种藉口，事事“暗箱作业”，使公民不知情，想监督也无从监督，这实际上是保护了贪官。

　　以上就是俄罗斯人民做出的重要选择，是俄罗斯人民自由意志的表现，俄罗斯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已经不可逆转。宪法的权威得到尊重。自新宪法通过之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公开地、和平地参与政治。比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哈利托诺夫在初步选举结果公布后承认自己在大选中失败。选举失败的政党和政治家都承认选举结果。权力分配和运行进入了法制轨道。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并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五）

　　在新的制度中，俄罗斯联邦总统拥有钜大的权力，以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但是这种权力是受到制约的。宪法规定，总统最多只能任两届。每届总统都必须通过竞选，由选民普选产生，这才能有合法性。总统在任内，和一切官员一样，如有违法行为，要受到国会、宪法法院、各党派和独立自由的舆论监督。

　　由于转型为市场经济，各种资源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许多原来公有制的军工企业以及为军工企业配套的重工业、化工业、电子工业等先后转变为私有制企业，从事居民消费品的生产，社会生产结构逐渐趋向合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生产也有所发展，商品丰富了，政府收入增加了，补发了以往的工资、退休金等白条欠款。从20世纪90年代末，生产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并逐渐好转，其后几年增长迅速。例如，人均居住面积从1990年的16平方米上升到2000年的19平方米。1991年每百户拥有汽车14辆，到2000年增至27辆；出国旅游的俄罗斯人从1993年的160万人已升至2000年的430万人，再升到2004年的650万人。

　　还要提一下，俄罗斯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制度。俄罗斯联邦对学龄前教育、基础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是强制性和完全免费的，大学教育也实行高额奖学金制度。

　　在医疗方面，治病免交挂号费、检查费和治疗费，药品的费用由国家控制和高额补助。

　　俄罗斯居民住房、水、电基本上是免费的，有的收费也很低。

　　（六）

　　俄罗斯联邦近年的经济情况如何呢？且看俄罗斯总统普京2004

　　年12月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们的开场白：

　　（因文本格式问题未能转录，待补。）

　　俄罗斯的经济现正在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也在不断地提高，这是我们从每天的媒体中看得出来的（这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公开报告，是经得起公众审核的）。

　　据《参考消息》报道：普京两届总统（共八年）任满时，民意调查对他的满意率为83％。

　　2011年9月，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普京为2012年总统候选人。以普京的政绩和威望，明年当选为总统应无悬念。2011年10月16日，我国《参考消息》摘要刊登了俄罗斯媒体的一篇题为〈俄罗斯人为何需要普京〉的文章，现转载如下：
　　（因文本格式问题未能转录，待补。）

　　2011年10月16日《文摘周报》摘要转载了《环球时报》发表的北京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邱莉莉所写的题为〈感受俄罗斯20年的民生改善〉一文，现将该摘要全文转载，用中国学者的亲历事实说话，作为本“系列研究”的结尾：

　　（因文本格式问题未能转录，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