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梅孙周是二婚吗:“人君犹盂”与“老板文化”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老板的喜好就是企业文化，老板喜欢的一定是企业倡导的，老板厌恶的一定是企业禁止的”。然而，培养健康的企业文化并不是老板随心所欲就能造就的，按照儒家“人君犹盂”的说法，那并非是按照老板之“盂”去打造企业文化之“水”，而是反过来要求管理者按照以人为本的精神检点自己。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几个小故事受到这样的启示。

　　“无心插柳”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有一次到他宠爱的李夫人那里，顺便把李夫人的玉簪拿过来，盘住了自己的发髻。李夫人身边细心的宫女们发现后就开始模仿。别人问起来，她们就讲起了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颇引以为荣。于是宫女们口口相传，大家都用玉簪绾定发髻，使得“玉价倍贵焉”。玉簪搔头，玉价倍贵，可以说是汉武帝“无心插柳”形成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形成的秘密，它就是管理者的偏好不经意间的流露所形成的惯性。管理者偏好的流露是不经意的，但是经旁观者解读，将它被认定为成功的相关环节时，这种行为便被赋予了文化的意义。在员工眼里，管理者往往就是成功者;员工也渴望成功，取得像管理者那样的地位，于是当管理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成功的相关环节时，那就是他取得成功可以做到的第一步。即使自己暂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玉簪搔头”总可以成为被管理者肯定的一种表示。管理者拥有重要资源，掌控着资源的分配，别人要想获得这种资源，取得管理者的中意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不能违背管理者中意的行为模式，于是这种行为模式的流行便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一般说来，一种行为成为时尚，是人们在可能情况下的自觉选择。簪作为古人用来绾定发髻的长针，有金属、骨头、玉石等不同的材料，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随机选择。既然玉簪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人们就不能不加以特别的考虑。但是当这种选择成为一种刻意的追求时，那就会成为一种负担。比如同是汉武帝，在他使用了以“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的豪华马鞍后，京都长安便兴起了豪华马鞍的装饰攀比之风。有钱人对自己的坐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马笼头上的装饰)，紫金为萼，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以铃镊。饰以流苏。走则如撞钟磬。若飞幡葆。”稍有些条件的家庭对马匹的饰品也是“竞加雕镂”，使得“一马之饰直百金”。汉武帝不甘落后，又“以玟□石为鞍，镂以金银□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自己被自己造成的奢靡之风束缚住了。

　　应当承认，管理者的“无心插柳”往往是一种非职务行为，如果产生了一种文化现象，那不是他在有意倡导。相反，他有意倡导的文化理念有时可能很难奏效，甚至上升为一种制度也难以“落地”，“有心栽花花不成”。这是因为，当两者有冲突的情况下，人们更重视管理者实际倡导和践行的东西。员工往往认为老板的言行背后所隐含着的价值指向更实在和更可靠，把它称之为潜规则。如此说来，管理者要想在企业中形成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就需要在自己的非职务行为中为自己的职务责任负责。比如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公众面前曝光“天价烟”，在遭到媒体的质疑后被免职。基层局长抽“天价烟”当然与公仆形象不符，更重要的是抽“天价烟”远远超出了他合理收入的支付能力，背后隐含着某种潜规则。作为负责任的组织如果对此熟视无睹，腐败文化的沉淀就成了“无心插柳”。

　　受之泰然?

　　知道了企业文化形成的“秘密”之后，也就不难从反面找到不健康文化的源头，那也与管理者的个人偏好有关。

　　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就把自己的老爹尊为太上皇，将其从老家接到京都长安皇宫。太上皇本可以从此养尊处优，不料日子长了，竟整天凄怆不乐起来。刘邦很纳闷，问老爹身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太上皇的出身并不高贵，一直和屠贩少年、酤酒卖饼的人物厮混，一起“斗鸡蹴踘”。皇宫里没有这些，他就感到很失落。刘邦为了让老爹高兴，就根据其爱好，按照老家的样子打造了一个小城，叫新丰，将老爹的那些狐朋狗友都迁了过来。有这么多故人陪着玩，太上皇是高兴了，却弄得新丰城里多是些无赖之徒，“斗鸡蹴踘”成风。

　　刘邦投太上皇所好，太上皇受之泰然，结果搞乱了一方民风。更严重的是，别人也会对刘邦投其所好，上行下效。刘邦小时候常在乡间的社日活动中参与社祭，乐此不疲。大臣们知道了这一点，就把他乡间的旧社整体搬迁到新丰城。经过一番经营，不仅社树下祭祀社神的供台像模像样，而且连周遭的街道、楼房、宅院都保持了原貌。据说那些被搬迁过来的人们“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为了能让刘邦重温旧梦，大臣们下足了功夫，劳民伤财。

　　应当承认，管理者无论如何位高权重，也需要正常的生活空间，包括对自己偏好的满足。问题在于，管理者对“太上皇”投其所好，别人也会对自己曲意逢迎，受之泰然，都有可能导致不健康文化的形成。在左右逢源中，我们很难分得清这是个人交往还是想对自己的职位行为施加影响，自己感性的当期满足很容易放松应有的警惕。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如果自己的偏好很容易就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定有潜在的因素在起作用，很容易导致副作用的产生，给另有所图者留下作弊的空间，对以后的发展造成隐患。如果说以后的发展是一种“潜绩”，投其所好造成的是一种“显绩”，那么，“显绩”的出现往往会以失去“潜绩”为代价。于私，留下的隐患将证明得不偿失;于公，那留有隐患的“显绩”就是一种“虚绩”。

　　其实，“虚绩”不虚，有人会在其中“务实”。比如在刘邦作新丰，移旧社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吴宽的匠人大发其财，他在整体搬迁的时候为了使“衢巷栋宇物色惟旧”而索贿受贿，一个月就“致累百金”。管理者自己以“虚绩”代替业绩，当然可以证明自己的某种诚意或者能力，在营造“虚绩”时付出的代价也许是有限的;但是由此造成的弄虚作假、长官意志等不健康文化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不健康文化的滋生将严重侵蚀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管理者对个人偏好不能不有所节制，既不能借此迎合上级，也不能对别人的迎合受之泰然。

　　修元正本!

　　管理者的言行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孔子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需要我们反过来加以解读，所谓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那是说要想形成健康的企业文化，管理者必须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在个人的喜好上修元正本!孔子的话就应当改为：“老板者，犹水也;以人为本，犹盂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

　　《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个“齐桓衣紫”的故事：齐桓公历来喜欢穿紫色衣服，他当上国君之后，紫色就成了齐国的流行色，全国的紫色绸缎都贵了起来，连紫布都脱销了。当时加工紫色绸缎比较麻烦，崇尚紫布等于崇尚奢靡之风，齐桓公为此十分愁闷，就问宰相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大王您想煞这个风并不难，可以先脱下自己的紫色服装，然后对身后侍卫说：我非常讨厌紫颜色。如果这时再有穿紫颜色服装的进来，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先回去脱掉你的紫色衣裳，我非常讨厌紫色!”齐桓公说：“好，我一定照这个办法去做。”果然，齐桓公这样做了之后，左右近臣当天就没有一个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个京城再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

　　无独有偶，邹国的国君戴帽子时喜欢佩长帽带(即长缨)，左右都跟着学，使得长缨一时很抢手。后来，邹君“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由此可以看出，韩非子说，“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并不是在鼓励君主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相反要根据国家的利益改变自己的性情，为了纠正不健康的风气要以身为令。从公好紫衣改公恶紫衣，从君服长缨到君断长缨。这就等于在“人君犹盂”的关系中，把“盂”与“水”的位置颠倒了过来，体现了一种民重君轻、修元正本的思想。

　　毫无疑问，作为有一定职位和社会影响力的人，不能把个人生活的表露仅仅当作小节，需要不断地修元正本，基层单位的“一把手”和企业高管同样如此。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里，公众人物与企业员工之间毕竟有相当的距离，而企业高管则有可能与基层员工朝夕相处，员工在高管的身上更容易看到高端政策现实的表现。当管理者为企业受不健康的文化影响而忧心时，就应当反省自己的表现，正人先正己。

　　修元正本的“修”字是与完美、精进、整治结合在一起的，体现的是管理者自我修炼的功夫。管理者不是道学先生，需要通过经营活动的效率实现效益，因而这个“本”字除了以人为本之外，还要以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立足之本，同时作为修身之本。管理者如果能够围绕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修”得祛邪扶正的元气，健康的企业文化就不难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