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头突出怎么办: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特点

                                     田克俭

（一）、中国人行为倾向性特点

分析中国人行为的倾向性特点，得从平常情况下和危机时期两种情况来看。平常情况即社会处于一般的平稳运行时期，即没有战乱和大的天灾人祸，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危机时期即社会出现了较大的动乱甚至异族入侵，人民生命甚至民族存亡都受到威胁的时期。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中国人行为倾向的特点是大不相同的。

1、平常情况下中国人行为倾向的特点：

前面我们曾对中国人民族性格进行了分析，从其中我们基本上可以概括出中国人在平常情况下行为倾向的一般特点：勤劳，节俭，进取，知足，忍耐，宽容，适度，现实，务实，世俗，自私，顺从，冷漠，消极等。如果与其他民族相比较，中国人行为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忍耐，宽容，适度，现实，务实，世俗，顺从，消极。

中国人在行为中不绝对、不极端、不急躁，不把矛盾的双方看成是僵死的、绝对的。中国人认为，矛盾由对立而统一，是在双方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为存在条件的前提下，由矛盾主动方面对于被动方面的作用，从而构成新的均衡稳定的、动态和谐的统一体。由于这种特点，所以中国人言行中出现偏颇和极端的情况较之其它一些民族要少得多，可谓不偏不倚。中国人与其它民族比较起来，较少作出一些情绪化的或过激的行为来。对人类社会和人民生活伤害最大的是战争。但很少有中国人去挑起战争入侵别人。不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从来都是别人冒犯、侵略中国，而中国人则很少去哪儿惹事生非。不论是百姓生活、国家事务还是他人视为神圣的信仰，中国人都能谦让、和睦或含糊一番。所以中国传统社会能长期延续、流传。

另一方面，由于人生观的务实、现实而又实用，中国人早早就看透了生活的本质，看清了人类的归宿，看到了人生的彼岸是一片黑暗。这样中国人很少费心去想那些虚幻浮泛与现实无关的东西，绝不动手去做那些“谋虚逐妄、华而不实”的事情。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早熟了。在他们的心中，缺少了一点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甚至理想被睿智嘲弄，崇高被计算调侃，神圣被明智亵渎。由于太现实了，所以平常情况下中国人非常注重实惠、实用而缺乏精神追求，使人们容易满足于既得利益，而不探索和追求真理。在这件关系到民族和人类未来发展的事情上，我们缺少一种内在的积极动力。

由于太现实了，中国人行为中独立于传统观念、独立于君主、独立于功利、独立于个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独立思考和行为能力都被大大弱化。在第七章中我们说到，中国知识分子中缺乏独立精神、缺乏独立探索的兴趣、愿望和勇气，甘愿为臣、为奴，视野总在治国、当官的倾向从古到今几乎一以贯之，这在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中比较少见。中国知识分子讲“士为知己者死”，只要重用自己，就顾不上管什么对错是非、真理谬误、义与不义了。

    2、危机时期中国人行为倾向的特点

所谓危机时期，即社会出现了较大的动乱甚至异族入侵，人民生命甚至民族存亡都受到威胁的时期。

在危机时期，由于个人生命和民族生存受到威胁，所以原来在中国人行为中就有的进取、有为、务实等特征，得以摆脱世俗，自私，冷漠，消极的纠缠，以一种积极、奋发的，一种由于涉及到民族存亡因之表现出神圣性、崇高性的姿态出现。《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不仅仅是一句歌词、一种文学表达，它其实是一种真实的民族心声的表露。历史上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中华儿女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从古代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到近代的林则徐、关天培，他们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

在这种危机时刻，中国人人性中高尚、伟大、神圣的一面被充分激发出来。人们诀别亲人，舍弃荣华，摒弃私心杂念，弥合个人或团体间的恩仇，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中国历史上有数不清的民族英雄，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有无数令人壮怀激烈的史诗。有发誓“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以“精忠报国”的岳飞，有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慷慨取义的文天祥，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有“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在这种铁肩担道义、柔肠牵天下的精神中，我们感受到一种伟大，一种崇高，感受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在危机时期，中国人常能奇迹般地战胜自己行为倾向中的遗传缺陷，以一种完美的人格、一种理想的境界展示在世人面前。这使人们感到，在危机时期，中国人拥有了一种平时所不具备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作为民族魂光辉日月，它一方面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构成了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的强大精神力量。

任何精神都体现了某种超越和升华。在危机时期，中国人行为倾向发生了变化：不那么自私、不那么世俗、不那么精明地算计个人得失、不那么冷漠滑头、不那么消极了。摆脱了这些缺陷的中国人顶天立地、坚韧不拔、勇往直前。

（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国民素质之根。民族精神经久不息地潜藏于人民的思想深层，引导着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创造历史、改造现实，也将开拓未来。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民族精神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一个人有了精神才能扬起他的头颅，一个民族有了精神才能挺直他的脊梁。没有民族精神，任何民族都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无论在西方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生动的展开。一个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其民族传统、保持其民族独立、保持其竞争优势，就必然要保持、强化、并积极引导其民族精神。  

千万年来，中华民族由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目标与理想，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等，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精神。所以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古道上，虽历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厄运，却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巍然屹立。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称他们为“民族的脊梁”。这些人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就在于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精神传统。

    张岱年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基本精神为：“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应该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思想态度。”（见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10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出版。）从孔夫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积极有为的生活态度，到《易传》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信念，这种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思想态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奋勇前进。

欧阳友权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族精神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胸怀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仁民爱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头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持正不阿，“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人格气节；励志自强，修身自律，诚信谦让，见利思义的德行规范；尊老爱幼，扶危济困，乐群贵和，德洽乡里的群体合和意识；以及勤奋勇敢，质朴俭约，慎独存养，谨言笃行，务实明理的实践理性精神。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这些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卓立世界、走向未来的精神文明背景和民族血脉依托。”（欧阳友权：《国民素质论》第六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也有学者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其它的表述。有尚气节，重情操，“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有倡俭朴，重实践，讲事功；有重德育轻宗教，尚经验弃神异，不尚空谈，知行合一；有宽容，“厚德载物”，“协和万邦”；有爱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克己为人、乐于奉献的精神，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精神，注重仁义、讲求信誉的精神，同舟共济、团结奋进的精神等。这些精神，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积淀和发扬，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结晶，成为一种巨大精神力量。

无庸置疑，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确立了自己光辉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任何情况下都顽强不屈努力拼搏向前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消极的东西。

例如，中华民族历史上，我们光辉的民族精神常常受到来自极端实利主义的重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往往被淹没在极端的实利主义之中。就对人生的期待而言，绝大多数中国人可算作是既得利益者。诚如曾凡先生所言：“……为了个人爱好而失去工作，为了证明地球绕着太阳转而被烧死，这在中国人看来并非明智之举。中国人愿意获得一切使生活更有意义更美好舒适的事物，但却决不走极端。只要不损害他们已经得到的现实利益，他们什么都愿意要；只要危及他们已有的幸福生活，他们什么都可以不要。”（曾凡：《中国人的人生之道》第五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实利主义，它破坏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内在动力功能。

再如，现代社会的一股暗流是精神的失落。信仰失落了，历史传统被抛弃了，精神目标式微了，对未来的追求彻底物化了。物质主义偷换了人的精神，它也使社会成了一个怪圈：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可以坐享其成，艰苦奋斗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挥金如土，当正人君子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得势后的营营苟苟。人们只重视肉体生命或者认为生命的本质就在于肉体感受性，只关注物质生活需要及其与之适应的实用功利，只推崇人的生物本能和利己之心。这样，人的道德、审美、信仰、思想活动及其意义都在被消解，人们失去精神的丰富性、高雅性和超越性，人们的生存变得低俗而粗鄙，人们的生命体验也在变得浅薄而狭隘。人们现实世界中的不良行为只不过是内在精神世界危机的表面化。实利心的膨胀和泛滥，意味着人们把功利满足看作人生的全部意义，因而丧失了精神存在的空间。精神的丧失，必定会使得人们物质生活富丽堂皇而内心空虚寂寞，甚至引起道德操守的分崩离析，使人成为现代行尸走肉。

如果把视野扩大一些，我们可以说西方人的精神可概括为求胜──为知识和真理而奋斗；印度人的精神可概括为求圣──为神秘的永恒而献身；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精神则是求生，即在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把玩生命之谜。中国人的人生追求是以在现实中生活得更好为指归的。例如“做学问”在西方被认为是人得以接近宇宙奥秘、战胜自然的手段，做学问就是掌握知识寻找真理。但古代中国人做学问却是为了极其现实的目的：“学而优则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就是把学问作为敲门砖，以达到改变个人人生处境的目的。

    历史上，中国人在平常情况下的人生总是以享受尘世的生活、接受既定的人生现实为出发点的。中国人的价值尺度常常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世俗的特点。连中国的文化英雄，包括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人间标记。一般中国人在衡量自己的人生状态时通常用两个具体的标准。一个标准是：我对得起祖宗。这种念头已日见淡漠。另一个标准是：这辈子活得值了！“值了”其实就是说“我享受了人生”，它表达的是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一切生理欲望的满足。

柏拉图早就指出人的精神生活中有这样一个规律：卑劣的肉体感受越丰富，高尚的精神生活就越贫乏，视觉、听觉、快乐、痛苦等等扰乱灵魂的宁静与专注，使人们远离真理性的认识。太讲现实功利的人会忽视精神，因为他颠倒了享乐和人生的关系。只讲现实功利的人把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当作人生目的和意义所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常常表现为市侩的短见与庸俗，无赖的贪婪与纵欲。如果缺少高层次的、内在的理性信念和精神追求，人们享乐的欲望则会强化，就不会有对生命和奋斗的长久热情，不会有对真善美的专注探索。

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讲，“超越性需要在我看来是类似本能的，这就是说，它有明显的遗传上的遍及全人种的定性。但是它们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要实现这些潜在的精神生命，文化是绝对不可少的。”（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224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人类这种超越性的需要是民族精神的基础。超越性需要应该可以使人们（至少一部分人）摆脱各种庸俗习气和低级趣味，激发起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马斯洛在分析人类需求构成的时候描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为了某一特殊使命、某一超于个人之外的事业、或比个人更为重要的事业，为了某些不夹杂私利、某种与个人无关的事业而牺牲自己或把自己奉献给圣坛。”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超越性需要──即个人对某种社会事业的不懈追求。坚定的政治家、杰出的思想家、狂热的宗教家、痴迷的艺术家，还有专注于真理探索的科学家，在他们身上都会表现出这种精神来。对他们来说，物质生活的好坏，物质财富的意义主要在于维持生活支持工作。而生命的意义则在于他们的事业。这类人无论在全世界还是在某一民族中，从人口总量上来说占的比重都较少，而人类文明的大部分是他们努力的结果。然而，在马斯洛看来是类似本能的超越性需要，在历史上的中国人心中却很少存在，尤其在社会正常运行的平常时期。

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一直缺乏某种既能在危机时期发挥作用，也能在平常时期振奋人们斗志的一以贯之的精神力量，更没有一个在这种力量支撑下的精神群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看自己，但由于救亡图存历史使命的急迫性，几代志士仁人一直无暇顾及民族精神的思考，因为民族存亡这件大事，已经赋予人们强烈的人生意义。就象我们的国歌所唱的，人们心中充溢着这样一种“万众一心”的强烈心情。但是，随着事物的发展，问题的解决，这种由现实状况赋予人们的人生意义也随之消失了。接踵而至的体验是精神的失落和消沉。在一个稳定发展的和平时期，那种刺激人生神圣意义的现实事情将会越来越少，这导致引导人们行为的高尚精神因素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讲现实功利就会使人们的行为动力越来越庸俗化。象我们历史上任何一个和平运行的时段一样，人们很难在社会生活中找到那种能赋予人生终极意义的东西。

人类社会不可以彻底世俗化。人，作为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合成体，应当有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社会彻底世俗化将使人类失掉精神支柱。如果完全世俗化，就等于彻底打开人性领域的潘多拉盒子，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就会跑出来。市场经济主要关注人的物质需求，很容易导致人们沉沦于物欲，满足于感觉层面而忽略心灵。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物欲膨胀、拜金主义、媚俗渎圣、鄙薄崇高、毁弃意义，淡化终极关怀，声称潇洒地活、游戏人生、过把瘾、黄赌毒等，都源于人的日趋世俗化。个人的世俗化对该个体来说可能并无所谓好与坏，而一个社会彻底世俗化对该社会来说却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