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朕总决的那里不对: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的问题？

      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有一位同志提到：目前我国把早期教育和发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已经具备条件了，因为义务教育的问题大体有了眉目，可以说，在全国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已经为期不远了；而高等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职业教育正在大力发展，我们可以有精力和条件来研究早期教育和发展的问题了。另一位部门的同志则说：早期儿童发展主要是健康和卫生部门的事，而不是教育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原来就有，但是国家不够重视，现在是重视的时候了。       这两种看法，我认为都不全面，大体是在原来认识的水平上延续，没有跳跃的思维，没有看到为什么在最近几年早期儿童教育和发展问题受到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如此的重视。       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谈早期儿童发展问题，不是原有的儿童早期保健的简单延续，也不是优生优育工作的简单扩大，在近几年国际上有关国家政策和早期发展的研究文献中，都明确的提到早期教育，或早期学习的问题，而且为了提醒大家对这一新政策的注意，往往把早期教育或早期学习放在早期保健之前。这说明在今天，讨论早期儿童发展问题应该从单纯对儿童的保健，扩大到对儿童发展的全面关注，包括医疗、教育、社会支持和平等对待等各个方面。      OECD在2001年发表了它对一些成员国早期教育和发展政策的评论性报告：《强壮的起点，Starting Strong》。在这份国家政策性的评论报告中，比较和分析了1997-1999年间，12个OECD成员国在早期儿童教育和发展中主要采取的新的政策和主张，强调并推荐了一些好的改革措施和政府的决策，并从展望未来的角度，提出了作为国家决策者，在制定有成效的早期儿童教育和发展政策时需要关注的八个主要方面，并启动了早期儿童教育和健康项目（ECEC，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2001年，我到巴黎执行公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大会。因为我对OECD设立的脑和教育的研究感到兴趣，趁此机会，通过后门，访问了OECD的教育部门。那时还真的是走的后门进去的，因为正是在美国发生911事件以后，OECD不正式接待来访者。我是通过中国驻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使团一秘刘万亮同志认识的朋友，让我们从后门进入的。当时，我主要的计划是会见OECD负责脑与教育项目的人员，凑巧因为刘万亮同志认识的那位朋友是负责早期儿童教育项目的，他告诉我在瑞典刚刚开过会，中国派了一位代表参加，并给了我一本《Start Strong》报告的英文版。      我回来以后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个信息，总以为中国有代表参加了，一定会有后续工作。这几年我逐渐有较多的时间继续研究一点儿童早期情绪发展的问题，问起中国当时派谁去参加瑞典会议的，才知道，去参加会议的是一位地方的教研员，回来大概也不知道向谁汇报，所以也就难有下文了。      国际上可不会不了了之，教育可是大事。到了2006年11月OECD发表了对成员国在ECEC项目上所采取政策的第二个评论报告《Starting Strong II》。报告总结说：ECEC已经成为OECD成员国主要的教育优先项目。报告列出了自2001年以后，参与国在这个领域里的新进展。报告撰写者在介绍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十个政策领域。报告还给出了20个OECD成员国在早期儿发展上的进展概况和数据。例如在投入方面，在早期教育和保健上，一些国家的公共经费投入已经达到了2%的GDP。

     韩国在了解与其它国家的差距以后，立即采取了措施。据去年来我国访问的韩国名人代表团介绍，韩国在ECEC项目上2006年预算为1.7286万亿韩元，与2001年3609亿韩元的投入相比增加了4.8倍，与1991年919亿韩元的投入相比增加了18.8倍。实施“新苗计划”后，在2010年投入将增加到6.1590万亿韩元，比2006年再增加3.6倍。      这些新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基于科学研究的新进展，特别是关于儿童脑发展研究取得的新知识之上的。从脑科学的研究进展中我们已经知道儿童在进入学校的后的行为和成绩，甚至于在他一生中的成功与否，和他们早期的发展密切相关。而现在我国政府也好，社会也好，许多关注往往集中在高端的大学，或者是高中。实际上在那些阶段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在高中和大学形成的，特别是他们的社会情绪能力，他们的行为习惯，他们的性格和早期的经历关系是很密切的。失去了最好的时机，后来的补救十分费力，有的甚至可能不再能补救。中国有句古语说，三岁看七岁，七岁看到老，总结出的这种规律是正确的，现在只是需要用科学研究的实证来证实它、细化它，并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可以用于早期儿童教养的正确方向或有效的方法。      既然，早期儿童的发展会影响成年以后的教育、生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倾向、社会人口质量和社会公平。如果我们希望能建设一个具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的国家和一个稳定的社会，实施一项优良的早期儿童发展计划是十分关键的。而目前有一些政府部门正把儿童早期发展简单地推向市场，有些发达地区情愿普及12年教育，也不愿在早期教育上投资，这些都可能是错误的决策方向。我们需要用科学，而不是凭感觉来进行此类十分、十分重要的决策。     我想，这就是全国政协教科文体委员会，希望能会同一些部门，在11月份召开一次有关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论坛的缘由。我们在做一些努力，尽管力量甚微，困难也可能不少，但只要对孩子成长有利，我想都是值得去做的。

发布于2007年08月20日 10:48 | 评论数(10) 阅读数(6746) 儿童早期发展

现在需要有关领导对我国儿童科学教育做出决策

我接触儿童科学教育最早是在1993 – 1994年。当时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应邀加入了国际科学联盟（ICSU）组织的科学能力建设委员会（CCBS）。到了2000年，中国教育部和法国科学院就儿童的科学教育签订了合作协议。2001年夏天，中国教育部和中国科协共同发起了“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项目（针对3 - 12岁中国儿童的、基于动手的探究式科学教育），至今已经六年过去了。

在这六年里，经过大家的共同奋斗，其中包括教育部门和科协的各级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包括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包括第一线的教研员、教师和家长；包括参与试验的学生；包括许多国际专家和友人等共同努力。现在可以说，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国儿童的科学教育改革应该如何进行，已经比较清楚了。在这六年里，同时培养和形成了一些能够进行研究、进行标准和教材撰写、进行教师培训以及课堂教育实践的中坚力量。

     七月初，在昌平举行了修订国家小学科学教育标准的第二次专家组会议。会上已经就小学科学教育国家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达成了共识，下面将进行标准修改稿的具体撰写、实践、讨论、再修改……等一系列工作，估计至少还需要一年时间。

大家认识到，作为国家标准，必须要让我们的儿童能够应对21世纪知识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能够具有国际的竞争力，这是我们标准制定者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们也深深感到，要实现这样的要求，下面的路还很艰难。这种估计，远不是只对目前尚处于解决基础教育有无问题的某些农村小学而言的。

       在中国，解决此类问题可以说十分困难，也可以比较快，关键在于有关领导的决策。领导重视了，问题就好办多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与会专家明确希望有关领导能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考虑和决策：1，                     将科学课列为小学的核心课程，这是发达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至迟在九十年代初做出的决策。2，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开设科学课，这样做可以连续地对3-12岁儿童进行科学教育，这是基于近代神经科学研究结果的重要的教育改革。我国原来实践了多年的自然课教育一直是从一年级开始的，不知为什么，这次新教改却逆潮流而动，把科学课的教育延迟到三年级开始。 3，                     国家必须对教师培训和有关的教育研究大大地增加投入，资金需要作数量级上的增加。现在的投入，可以不客气地说，是处于还没有找到感觉的状态。

这三条是与会专家的共识，我们愿为此而提供有关信息、依据，愿意参与讨论和辩论。我们会为之而呼吁，但是决策要靠领导。

       现在，我似乎觉得除了参与呼吁以外，我可以从儿童科学教育的领域里再退几步了，因为有许多我的同事、朋友和学生的水平已经超过我了。我经常提醒自己，即使是自认为老年痴呆症还不明显，也要自觉地从年青人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领域里退出来。。

下一步，也许我会更加关注对早期儿童发展和学习的研究进展，以及和有关朋友一起共同推进这个领域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我感兴趣的领域，当然也是一个至关重要，至关重要的，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新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实践领域。

       今年11月，由全国政协教科文体卫委员会和有关国务院的部门一起，将召开有关儿童早期发展和学习的高层研讨会。希望以论坛的形式，积聚跨学科的专家力量，唤起更多人对此领域的关注，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期望这次会议能为推动儿童早期发展和学习起一点积极的作用。我们已经在7月中旬召开了预备会议，现在会议正在积极地筹备之中。